刘祖平：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上）
马云龙：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序言》
高峰（艳华）：文革之前有文革，文革之后仍文革
扬子浪：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
赵越胜：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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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八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一期（zk1610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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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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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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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上） 刘祖平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序言》 马云龙
【以史为鉴】 文革之前有文革，文革之后仍文革 高峰（艳华）
【劫后反思】 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 扬子浪
【学术探讨】 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吗？ 赵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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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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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上）
·刘祖平·
◇ 前言
本文是读我的朋友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以下简称“风雨中”）（见本刊ｚｋ１５０２ｃ——编者）一文而激发的回忆与感想。好像是时候了，应该把我们这代人关于文革的记忆留下来，以免某一天太晚，想这么做却做不到了。
用众人的回忆描摹文革这一场整个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有点像“盲人摸象”，毕竟每个人只接触过它的某个局部；但这些局部可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文革研究的素材，只要都基本真实，把它们拼起来，就构成文革的全景。人们的视角、感受、记忆清晰度有所不同，这并不要紧。但至少，不要让我们的后代被有些人刻意误导，以为文革是毛泽东偶尔心血来潮犯的一次错误，社会上则由一群痞子流氓式的人组成“红卫兵”或“造反派”横行霸道，本来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干部无端受到迫害，而广大群众对此从一开始便反感和抵制，直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事实不是这样的。
许多人对文革的回忆有个大体相似的模式，前面有他比较得意的阶段，可能率领或参加过某个组织，造过反，称过雄，一度轰轰烈烈，可能知道某些事件的所谓内幕，后面是他如何受到整肃。当然也有运动开始不久就以“走资派”、“假劳模”、“反动权威”等罪名受迫害的。共同点是比较强调被动性，即使是前期的积极作为，也基本是为当时的宣传所惑，或为形势所裹挟，身不由己，属于“集体的无意识”，所以虽然做过整人、抄家之类的事，应算情有可原，对自己纯属被动的挨整则痛心疾首，甚至怨恨至今难消。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有条黑线贯穿于文革始终，就是“整人”。漫漫十年，多数人往往不是在参与整人，就是在挨整。今天的年青人很难理解“整人”这个曾经每隔几年就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一番的怪物，好好的人突然被定为“阶级敌人”或者“帽子被群众拿在手上”的“准敌人”，失去自由，所有言论、行为、信件、笔记、草稿都遭到以“鸡蛋里挑骨头”和“无限上纲”的方式审查，而他做人的起码尊严和包括辩解在内的一切权利皆被剥夺，只能被批判和凌辱、甚至被毒打、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认罪，同样的压力也施于他的亲人和朋友，要求与他“划清界限”并揭发他的“罪行”……而且这种状态似乎永无尽期，许多被整的人因此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整人”对人的戕害比一般意义的“冤狱”残酷得多。
“整人”并不始于文革，它可以上溯到江西和鄂豫皖的苏区，解放后则在所谓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行其道，中共党外和党内都有许许多多人被整（本文不详述）；但是文革可谓“整人”的巅峰，不仅历时长，受害者多，而且随着运动的进程，像一张翻来覆去的大网，今天整你，明天整他，每次都有一大批人以新的罪名落网或再次落网。文革刚开始时，各地党委和工作组重施１９５７年反右“引蛇出洞”的故技，狠整给他们提意见的或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想不到，利用人民对“整人”的不满，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毛泽东突然出来支持造反与“夺权”，于是第一批挨整者成为造反派的核心甚至新的当权者，也用整人的伎俩对付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和整过他们的人，包括大批连声惊呼“不理解”、“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各级干部；更想不到，目的基本达到后，毛泽东掉转枪口，因各地情势不同，造反派们或分而治之式（先利用这派整那派，再反过来整这派）、或一网打尽式，纷纷又受到更惨痛的整肃。而且，整人的名目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比如批封资修，批反动学术权威，清算１７年（从１９４９算起）黑帮黑线及代表人物，清查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５１６”、各地的某些发明如“内人党”和“里通外国”的分子，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称为现行反革命的文革活跃分子），加上与高层人事异动有关的，如打倒“变色龙”、揪出“小爬虫”，清算某某在某地的代理人，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批回潮，批宋江式的投降派，批右倾翻案风，总之，不要说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人说起来还心有余悸，没经过的人只要看看这些名目，就能想象：远至几十年前投身抗战或参加革命的爱国者，近到刚刚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广及从事学问、艺术乃至平凡劳动有成就的各行各业人士，凡是表现有点突出的中国人，除了四人帮的亲信之类和极少数“保护对象”以外，差不多“总有一款适合你”，落网挨整，在劫难逃。
我自己的文革经历大致也分两段：前期相对自由，有所作为，后期挨整，听候发落。但我称之为“非典型”的经历，主要是因为：一，我做的事都是自觉的，或主动的，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希望推动形势向我认为好的方向转变；二，除了游行时跟着喊喊“打倒刘少奇”之类的口号，我从未参加“整人”，我的作为都是对挨整者的（往往不合时宜的）同情或声援，直到后来自己也被整；三，我在文革期间的言行当然不能说都是对的，有些在今天看来甚至荒唐可笑，但我对所有言行负责，没有什么可向外界推卸，而且无怨无悔。这么说有个前提，文革是毛泽东加到全国人民头上的一场特大灾难，一定程度上是文革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整人之风盛行的必然结果，我已把它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不当作“怨”的对象。当这场灾难势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们身边时，表现为影响国家未来命运的大动荡，从小就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我，不能想象自己怎么可能不投身进去，就算因此而淋湿，而摔倒，也无可懊悔。
事后回顾，自文革初期批判工作组“整人”并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一直不满形形色色的“整人”，认为是反动路线的“借尸还魂”，如果有可能，我会和它斗争。可庆幸的是，正因为有这么一点与“整人”斗争的意识和迟早会整到我头上的预感，才能在挨整前注意“自我保护”，挨整时保持清醒，尽量正确应对，甚至如当年狱中的地下工作者一样与“狱外”建立了联系（这一点我相信很少见）。正因此，挨整后的我在精神上虽受伤但没有重伤致残，好比虽在战场上受挫，仍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我在这里指保留了能用学到的知识做工作的机会，和我基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写这篇回忆的时候，我最感欣慰的是，那种大规模（据说会定下各单位要整够百分之几的指标）的“整人”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不可逆地走进历史。尽管还有“因言获罪”，尽管还会有冤假错案，但即使刑事犯罪的嫌疑人，也要保障其为自己辩护的基本人权，不仅写进了法律，而且深入人心。我希望，以后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除了颂扬共和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光荣征程，也能用些篇幅记录建国后历次“整人”运动造成的悲剧，包括“整人”如何在文革达到顶点，然后走向灭亡，剖析从中应汲取的教训，评述主要领导人的功过。例如现在人们谈到邓小平，常说到的只是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业；而我觉得，从他开始，确定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即便高层有变动，也不搞“批倒批臭”，不到基层抓追随者，直到此后几届中共领导逐步将“整人”摒弃，也是件了不起的功绩。
该言归正传了。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祖平，１９４５年生于上海，１９６２年从南京的南师附中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近代物理系，学制五年，文革开始时在四年级。仿照忻鼎亮“风雨中”的路子，先从家庭背景和文革前说起。
一，我的家庭和少年时期
我的祖父和外公为我的家庭奠定了基础。祖父名叫刘骥，字菊村，湖北武昌人，生于１８８８年，是我从小最敬重也很亲近的人。外公名叫周作民，江苏淮安人，比祖父稍年长，性格较寡言而有威严，我对他大抵算“敬而远之”。
祖父和外公都有资格进入“民国名人传”。祖父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曾任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总参谋长。外公是银行家，创建金城银行并任总经理，后来同时任董事长，兼任过上海“北四行”等联营银行、永久化工公司、民生航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
两人性格相异，文武殊途，但他们的经历却有些共同点：都生于民族忧患最深重的年代（稍晚于蒋介石，早于毛泽东），都出身相对清贫，都从幼年起矢志救国，都从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起步，以不同的方式有所作为，既尽最大可能为国家出力（有时很冒险），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最后，他们都从爱国与“反蒋”过渡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外公还为新中国的成立做过贡献（帮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十一”前由港抵津），并终生受到中共政府的礼遇。
从他们和我其他亲属的叙述，我相信，中共用三年多时间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或者说是因为蒋介石彻底失掉了民心。解放后，祖父先后任职湖北、江苏省政府参事，一直对国家的建设成就、积弊治理、国际地位提高持赞颂态度，是真诚的。外公率先实现银行公私合营，又留下遗愿，１９５５年病逝后将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如将许多收藏捐给故宫博物院）而不留给子女，也是真诚的。
父亲名叫刘宅仁，是祖父的独生子，无兄弟姐妹，中学毕业后赴德留学，抗战期间回国，主要在高校任教，因为第一次求职的关系成为海港工程学著名教授，１９５２年从上海同济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母亲名叫周芳远，有兄弟姐妹各一人，以前帮外公打理社会交际（因为外婆文化低），解放后才（主要凭借自学）先后在中学和大学教外语，先教俄语，后改教英语，到退休仍是中级职称。
我们家兄妹五人，大哥相貌俊秀，但不太自信，二哥才思敏捷，四弟倔强而自立，最小的妹妹最受宠，有点娇气。他们四人的名字分别是桓、伟、弘、芳（弟妹不用祖字排行），似乎都比我的“平”字更“高大上”。我从小在家地位不高，第三个男孩，从小笨手笨脚（学不会正确地用筷子、用毛笔、跳绳、踢毽子，什么球都玩不好），与别的孩子闹矛盾永远被父母批评（如果与弟妹——大的不知道让小的！如果与哥哥，尽管动手吃了亏——都是大的，一个也不懂事！），但书柜里有几乎无穷多的书，这种环境使我在家尽量多看书，少做其他活动，一般沉默寡言；但在学校，因看书多而似乎博古通今的我很受同学欢迎，面对人群高谈阔论、获得喝彩是我的一大乐趣。这促成了我“能内向，也能外向”的双重性格，我自己颇为欣赏并有意加强，形容为“喜欢热闹，享受孤独”。当然，考上科大后，我在家的地位有所改观，闲谈中父母常会说，“小三的话蛮有道理”。
我也有青春叛逆期，加上学校教育鼓励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摆脱家庭影响，当学生时我颇不以父母的意见为然，常有意反其道而行，比如他们一向出言谨慎，怕沾政治的边，我却非常关心政治时事，好发议论。但是，多年后愕然醒悟，父母亲才是对我性格影响最大、常使我有意无意在模仿的人。父亲和他的朋友圈都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当时算为数甚少的精英，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并以此为报国之途，对有迷信封建色彩的种种陈规陋习坚决不认同。只要不合道理，越有人说这是风俗，是习惯成自然，越说明不随波逐流、进而改变之是他们的责任。父亲一生做事认真细致，不论事大小，力求每一件都做得科学合理，写书或译书每个字都用得准确精当，至于对自己有无好处，旁人如何评价，他不很在意。母亲最令我敬佩的是她永远平等待人的态度，不管什么情况，她总是满面春风，不卑不亢，在真诚尊重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同时散发着她自己的尊严和教养。
与在家里相比，我在学校的地位有些怪异。小学和初中浑浑噩噩，高中开始，我才逐渐有感觉。一方面，我学习成绩优秀（也是到高中才意识到），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同学关系极好，而且要求进步，早就交了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另一方面，偏偏入不了团。老师大多对我的印象不错，但团干部不喜欢我，其中原因我后来才懂。一般人靠拢组织、汇报思想时姿态很低，总是好些事想不通，很苦闷，渴求帮助，团干稍加点拨，于是茅塞顿开；我却从不需要谁指点迷津，所谈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往往还引经据典，言之成理，虽与流行观点或上级意志不完全一致，也不准备轻易改变看法（其中包括当时未完全公开的中苏论战，祖父视力不好，我为他读《参考消息》，所以比那些团干多了解些背景情况）。事后回想，我那些看法其实谈不上正确，有些也“左”得很荒谬，但是总要讲出点道理来，不肯人云亦云，不肯当“驯服工具”。对我讲的道理，团干既不愿接受，又反驳不动，别扭之余，结论是我“骄傲”，居然没有思想问题，让他们无法帮助。我各方面越努力做，甚至做得越好，越证明我骄傲。“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当时算个毛病，不是什么大事，但他们认为正是骄傲的根源。偏偏还有些同学信服我的道理，高三时的团支书曾因此说，我们班最大的问题是“对刘某某的个人崇拜”。这种情况从高中延续到大学，我一直游离在团组织之外，直到全年级５０多人只剩下两三个人没入团。经过思考，大三时，我曾对校文工团一位积极开朗、但也入不了团的朋友说过：世上与我有关的事无非两类，第一类取决于我的努力；第二类由他人决定，比如入团。我只想集中精力做好第一类，并相信人生的意义全在其中，我可以活得快乐充实，有尊严，有价值。第二类嘛，随它去了，该有的，会有的。
以上种种因素，铸成我的性格，大概也决定了我的人生，包括文革中和其后的遭遇。
曾想过这种性格用什么话描述。小时听大人说，有种孩子当大人训斥时并不反驳，但基本不听，我行我素，称为“蔫犟”，似较接近（我头顶有两个“旋”，常有人说这表明我很“犟”）。青年时酷爱读书，所幸封、资、修还都不禁，我都喜欢，尤爱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籍，很欣赏孔二先生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性格有对这种“只求内心满意，不求他人理解”的境界的向往。文革中批判电影《早春二月》，说萧涧秋是“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个人主义者，我不理解也不喜欢萧先生拒绝陶岚女士爱情的行为，却不反感这个称谓，好像可以用来说我。最后一种说法有个故事。本来，受父亲影响，我们兄妹从小都不信甚至鄙视占卜算卦、求神问佛、风水看相之类；但１９５８年我一个人到武汉看望病重的祖母，祖父的朋友带我到汉阳归元寺玩，说那里求签很灵，怂恿我去求一根，我大步上前，既没有像别人那样下跪磕头或合十施礼，也没有先叨念一下有何疑难向佛请教，便抽了根签。签是“上上吉”，有四句诗，后两句是“青白黑黄君自觉，何劳问我决融通”。这两句说的似乎就是后来的我。一切事该不该做全靠自己判断，服从良心呼唤，无论神佛、长辈、老师、上级还是众人议论，一概事先不问，事后也不在意反响如何，觉得对，就做了。“至于成败利钝”，连诸葛亮都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我怎么能预料。好在这个签说，尽管持“何劳问佛”的态度，佛并不计较，结果将基本“融通”，放心吧。这当然是个笑话，呵呵。
二，参加四清运动
我一直庆幸，在文革前参加过一年四清，否则我的命运大概将截然不同。
１９６５年暑假，大三结束，我们６２４（近代物理系６２级）学生先把宿舍从玉泉路搬到中关村（靠近蓝旗营）的一个小院，然后到北京市顺义县马坊公社，成为市委领导下的四清工作队队员，我被分配到大胡营村第一生产队。
许多人谈到当年的支农劳动、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等十分不屑，斥之为浪费青春。四清运动的内涵或许不怎么样，但对于我这样一直住在城市、只进出家门和校门的学生，这却是我接触普通而朴实的中国农民、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细胞的第一个机会。这一年我学了很多，成熟了很多。比如说（这和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大胡营一队有三位农民被我看作让我受益一生的老师，尽管他们各有各的缺点，几乎都是文盲：一位是工作方法机智、有古大将风范、既能应付上级、也颇受群众拥护的生产队长，我后来负点责任时，有难处常想起他；一位是小时被炸伤、右手只有一根半手指头却凡事自立要强、年年冬天出工修水库必当劳动模范、小家庭很幸福的残疾青年，是我励志的榜样；第三位是我的房东李大爷，一个鳏居的木匠，日子过得滋润，爱喝两盅，乐于助人，村里大事小情爱帮着张罗，半夜下雨了，他总最先跑到场上去遮盖粮食，工作队有意培养他入党，要我跟他谈谈。他说，“我一把年纪了，儿子不在一起住，没人要我养活，人一辈子图什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我蹬腿以后，有一天，有一件事，有一个人说，要是老李头还在，这事他准给大伙办了，我这辈子就不算白活”。他入党的事后来没有下文，但我常在各种境遇下想起他这番话。
回到正题吧。搞过四清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动员农民忆苦思甜，一定要小心引导，否则农民忆苦时很容易把话题拐到６０年以后的挨饿和５８年的干部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上。先以为这是因为农民政治素质低，当笑话传说。后来从也参加四清的亲属、中学同学、同学的同学那里不断听到，类似的故事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忽然意识到这并不可笑。这是场全国性的灾难。忆苦者往往明确说，这场灾难比过去的天灾、地主老财剥削压迫更厉害。更糟的是，除了没文化的农民，谁都不这么说。从农民口里，我听到５８年大跃进深耕、密植、高产田、炼钢铁、吃食堂不要钱是怎样的闹剧，听到农民对公社化后“一平二调”有多么反感，也知道了“三年自然灾害”是个弥天大谎。总之，我知道了报纸、广播、政治课讲的不全是真的，为了安全，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些真话不能说。
四清期间，全国开展学习好县委书记焦裕禄，我们奉命给农民读报，引导学习。读到一半，有的大婶大叔哭了。他们说，我们县崔书记（或县长？名叫崔旭东？）就是焦书记这样的人，他自己打过长工，了解我们农民，和我们可贴心了。在场的人相互补充，都抹眼泪。说下去我才知道，因为不赞成５８年的胡闹作法，这位崔书记５９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了。从科大同学处听说，这样的场景在全顺义县各村都有发生。这位能在离职六年后让全县农民为他落泪的干部赢得我极大的敬仰。大跃进和随之的反右倾在我心里的颜色完全改变，从此我对彭德怀元帅和所有“右倾分子”怀有好感。
生活赐给我一个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的机会。上级忽然下令，每个村必须写一部围绕土改、合作化、公社化直到四清的“村史”，否则运动不能“验收”。部分是因为在该如何民主选举生产队干部的问题上与工作队负责人有过争论（这事不细说了），我奉命退出日常工作，专门写村史。因此我获得特权，可随意“采访”任何村民，特别是当年的土改或合作化的积极分子。有些此时作为“四不清干部”、正遭受打击的“阶下囚”有机会大谈“当年勇”，他们和我聊了很多。从解放前算起，至少对大胡营村，我基本看清了近二十年来历史发展的脉络：土改确实为共产党赢得了农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持，虽然很多违反政策的劣行令人难以接受；早期的互助组与初级社基本贯彻自愿原则，与不入组入社的人相比，也确实表现了优越性；从很快转为高级社并突然宣布，入社的土地牲畜不再分红（似为首次严重失信于农民）开始，上级意志越来越强，农民积极性急转直下；公社化则根本谈不上农民拥护。那些曾经的功臣说起互助组和初级社时眉飞色舞，讲到后来则摇头叹息，有人坦承曾在强迫命令成风时毒打群众致伤致残，但又诉说处于上级压力之下，实属不得已。我从不打断被采访者。
我相信这些口述历史基本真实，而且这个真实是不难发现的。我想起，小时候学过党中央某决议，说要用十五年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却只用两三年就完成了；人们曾惊叹工作推进神速，似乎共产主义已近在眼前。当然，也想起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式干部的批评和对人民公社的赞扬。那时的我不可能怀疑毛泽东的伟大，只是隐约觉得这里似乎有些下情未能上达。我知道这个村史不好交差，要在不说假话和不惹麻烦之间找平衡。好在后来四清被文革打断，这个任务不了了之。
感谢四清给我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机会，给我一把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尺。等到文革中叙述毛泽东与刘少奇（及彭德怀等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抛洒得铺天盖地时，我不会再信那些把毛的主张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吹得天花乱坠的鬼话。另一件要感谢四清的是它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从幕布后面看看“整人”的戏法是怎么回事，当它那可怕的魔爪向我伸来时，我不至于惊慌失措，俯首就擒。
工作队有责任调查“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和一些人的历史问题。有经验的干部教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审讯“犯人”，无非几招：一是“诈”（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二是“挑拨”（某某已经交代了，还揭发你……），三是“攻心”（要是从严，你的妻儿会……），目的就一个，诱迫被整对象争取“坦白从宽”。说穿了，要是被审者这几招都不吃，整他的人弄不到新材料，往往黔驴技穷。
当时马坊公社的工作队由三群人组成，科大学生之外，还有音乐出版社和北京市东城区委的干部。出版社的知识分子比较文弱，在大胡营的头是位社级领导，在延安鲁艺工作过的老革命，据说因为思想比较“右”屡屡挨整，有位刚进社的大学毕业生和我们很好，说过这位老干部被整的故事。这从另一侧面告诉我，假如挨整，书生气、秀才遇见兵是不行的。东城区的人政策水平不高，道德底线很低，整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常常说得吐沫横飞。教会我怎么对付“整人”，主要归功于他们。记得他们的头在跟我争论该如何安排选举时，大叫：你懂不懂，民主不过是一种手段！潜台词分明是，骗骗人就可以了，不是真做的。我有时想，浮夸吹牛、欺上压下、强迫命令等之所以成风，大约与这样的干部人数很多有关。
四清还在进行，文革的风已吹起来了。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还有上海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陆续见于报端，可能因为彭真的干预，也登过被批判者检讨、解释的文字。类似的批判见得多了，当时我没太当回事。但在感情上，我不大喜欢气势汹汹“打棍子”的文章，对被批判者（貌似几位比较有学问、有修养的领导干部）并无恶感。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风云突变，主要媒体高分贝播发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点燃了人们心中为革命冲锋陷阵的火焰，把整个国家带进一场特大灾难的深渊。很快听说，北京城里，特别各高校，全乱了。
焦躁地等到６月中旬某一天，我们告别大胡营村牵手依依的村民和洒泪涟涟的青年，回到玉泉路科大校本部，暂住在教学大楼五层的教室里。
三，我在文革中的活动
这些活动以我成为挨整对象结束。在批我的会上，一位同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你刘某某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就是想用你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这种上纲的话不用辩解。我低着头，面无表情，心里说：小子，你说对了。
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时，科大已面貌大变。中科院以与“彭真黑帮”有关系为名停了校党委书记刘达的职，派出以院秘书长、前任校党委书记郁文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掌权。我们连忙去看大字报，批刘达的有一些，似乎不痛不痒，反而是对工作组表达不满的比较尖锐。
刘达到科大任职时间不长，比郁文短得多。对于学生，刘达做的事主要是教育改革，虽然不少举措在我们四清时才实施，我们听说过，如试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自主选课、单科升级，很多人包括我有好感。文化大革命显然不该只整彭真或与他共过事的人的问题。我们马上想起关于四清工作队的一个文件，其中说在某地任过职的人要“回避”，不回该地去当工作队员。被大学生都应积极参加运动的号召驱动，稍作交流，意见统一，于是一张大字报贴了出去，声称郁文不宜担任驻科大工作组组长，我班团支书领衔，我和很多人签了名。这张大字报其实没产生什么影响。
科大学生对工作组的反感与怀疑日渐上升，６月下旬，也刚结束四清回校的６２６（无线电系６２级）学生组织了反工作组的游行。几天后风向陡变，在李雪峰担任书记的北京新市委领导下，工作组发起反击，许多人被“抓游鱼”，在各系被批判，被斗争，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整人的群众运动。昨天还在一起聊天说笑的同学，转眼失去自由，成为“反革命”，变成批斗的箭靶子。有人跳楼致残。恐怖笼罩着科大和北京市所有高校。
在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的人都受到压力。几乎所有人立刻转变立场，承认“客观上帮助了阶级敌人”（既然不是主观上，似无大碍），深表悔恨，大概谁也没料到，当初并非领头人的我却是例外。我无意收回观点。因为工作组要组织同学“帮助”我，我写了个书面意见让转交工作组，大意是：我并没说郁文有问题或工作组有错误，只认为他应该回避；“回避”写在党的文件里，是一条原则，并不是说应回避的人在原单位必有问题；如果中科院党组认为郁文不必回避，我服从工作组的领导，参加运动，但保留个人意见。因为被问到如何看待正进行的批斗活动，我回答：被批判者中，物理系贾志斌是教员，情况恐较复杂；那些学生，特别是我认识的６３４（我们系６３级）王国政和６２６一些同学，尽管观点有错误，应该不是反革命。意见交上去，没人再来找我，大概在工作组看来６２４的大字报本是小case，不值得大动干戈，或者我说的话符合组织原则，没有明显的辫子好抓。
恐怖气氛还是有的，有些人与我保持距离。后来知道，工作组要给群众划分“左中右”，６２４共５０多学生，管我们的人比较慈悲，只有二人算“右”（５％的比例？），我占其一。看文化大革命竟变成以整学生为主的运动，我十分不满，对被整的人很同情，但就个人来说，大概因为从来就不是领导眼中的“左派”或红人，我安之若素，并没觉得受到迫害或者这将严重影响前途。那时有“三过主义”一说，“业务过得硬，政治过得去，生活过得好”，与我对未来的希冀大体相符，在这样的问题上保留点不同的声音，不受领导待见，好像并没越过“政治过得去”的底线。想不到的是，这种状态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７月底，先是听人传说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的讲话，然后中央领导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高校学生代表（我班有“左派”同学参加），工作组撤走了，整学生的活动戛然而止。随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和“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中央《十六条》，运动以出人意外的方式突然转身并加大马力，更大的动荡席卷全国。
科大没人管了，曾经的“游鱼”组成造反派，和声称要专心批斗刘达的“筹委会”对立，其他人一盘散沙。我不大关心校内运动，因为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
我们成立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批判李雪峰联络站”，为首的是我的同班同学纪世瀛，他善于看准时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才能得到展现。四清中断后，他曾联络若干高校的一些人共同批判旧市委在四清中的作为，此时正好转身，将矛头指向新市委及其派往各校的工作组，批判整学生的恶行。这时，北京各高校党委靠边，工作组撤离，一批自称造反派的组织群雄竞起，有的人数众多；共有二三十所高校的组织参加我们的联络站，其中表现积极的有北大、政法学院、人大、北京工大等。联络站的主要业绩是组织了两次李雪峰本人到场的全市性批判会，一次在８月下旬，北京展览馆剧场，场内满座（各组织分票），应该有几千人；第二次大概在９月份，北京工人体育场，据说超过十万人。
那一个多月我很兴奋，有时很忙，第一次批判会前曾因会议准备工作彻夜未眠。科大只有十几人参加联络站工作，没有组织的名号和声势，不客气地说，却牢牢掌握着联络站的领导权，靠的是我们的思想素养，团结不同人群与严密组织的能力，还有勤奋的工作。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的努力在文革的疯狂浪潮中几乎没留下痕迹，但当时的我曾付出极大的热情，希望把工作组整人的罪恶路线彻底批倒，学生整学生的惨景不再重演。另一方面，那时的运动犹如野马脱缰，无法无天的体罚、虐待、人格污辱像传染病一样流行，我们的努力的另一个侧重点是提倡理性，强调政策。两次组织批判会都与北京市委（此时由刘建勋等人负责）有协调，比如由我另一位同学张建通与市公交公司一起安排大量与会人员的车辆交通，李雪峰的安全交接更是重中之重。每次批判会，李雪峰都在主席台侧前方（与主席团的坐席稍分开）专设的小桌后就座，备有纸笔、热水瓶和水杯，让他听批判和控诉，愿意的话可以记录；进出会场时，有十多名强壮的小伙子保证没有一根手指头触碰到他。
周恩来总理注意到有这么一个联络站，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来看望，并表示嘉许。另一个注意到我们的人物是正红极一时的大左派聂元梓，曾邀我们去北大夜谈，我也去了。聂暗示她背后有来头，希望我们关心中央上层斗争，扩大批判面，特别把矛头指向当时尚未被点名的邓小平。事后讨论，我们不信任聂，觉得她是想利用我们，没有再联系。
这段工作对我的思想很有影响。我享受到积极有为的价值感。更多地了解一些可说是沾满血泪的事实，我对整人路线更加憎恨。记得看过一张小报，好像说的是西安某大学，一位品学兼优的女生被工作组整成反革命，过去似众星捧月一样待她的人突然都恶脸相向，秽言相加，她从高楼跃下，香消玉殒。小报的一段话触动了我：假如曾听到一句同情的话语，看到一个温暖的眼神，她或许还有生的愿望。我后来常想起这段话。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引发了全国大串连。北京的学生往外走，各高校几乎走空，到处拥挤着外地来京的学生。《红旗》１０月初发社论，工作组整人路线被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运动打击的重点，代表人物显然不是区区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批李不再吸引人了，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我对挂着“首都红卫兵”的名号跑到全国各地“炮轰”、“火烧”省市委的做法兴趣不高，不是“红五类”出身，我当不了红卫兵，如此自称有冒充之嫌，何况那时各地已轰得差不多了。１０月，响应中央“步行串连”的号召，我们五个科大学生历时６０天，行程２０００多华里，背着行李，从北京一步步走到延安。我珍视这次锻炼体能和毅力、饱览祖国河山、接触普通民众的机会。途中，我们拜访了耿长锁、王玉坤、陈永贵等农民劳动模范，看望了刘胡兰烈士的继母、当时正受红卫兵冲击的胡文秀和她们全家；在向管理者充分说明我们对文化古迹的崇敬保护之情后，获准瞻仰了因怕遭受冲击而封门的晋祠；还到处听老乡讲革命故事，比如在窑洞的炕头上讲青化砭伏击战，讲老乡对从陕北出去的许多干部如习仲勋后来的遭遇的惋惜与同情。当然这些与我在文革中的其他活动没有关联。
中央又号召“回校闹革命”。６７年１月，我坐火车回到北京，仍满怀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雄心。科大形势再次大变，以贾志斌为首的“东方红公社”（以下简称东社）声称已经夺权。工作组时期未见有何表现的几个人自称是我班的造反派，正批判政治辅导员，批判团干部。我不屑于其所为，无意与他们为伍。
一件轰动消息是科大“雄师”战斗队给中央文革贴了大字报。详情可见忻鼎亮写的《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以下简称“雄师和……”），我刚回校时好像还看到过这张大字报。第一感觉是略有同感，中央文革到处支持炮轰火烧、却容不得别人批评半句的“手电筒”主义明显不合逻辑，更不合我们对“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的理想式解读，江青不时的撒泼与顺嘴胡说尤其离谱；但那个时间点，炮打中央文革的声音大多来自曾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行不法、恶迹昭彰而此时只稍受惩戒的“联动红卫兵”，雄师大字报要求“正确对待”他们，这令我不喜欢。当时没觉得此事与我有多大关系。
若干天后，雄师被抓。共抓５人：周平、冯正永、朱栋培（文革时改名朱军）、江明德（文革时改名江晓东）、黄晓光。“雄师和……”对此有描述。我印象中，此事的性质属于东社扭送，可能是应东社强烈要求，公安部门派了警车来，不是公安部门主动要到科大来抓人；另外，江、黄二人与雄师并无关系，不过是各自暴露过某种“反动观点”，被东社的“镇反组”报材料时捎带上的。几人中，朱、冯与我同系而且熟识，朱本是６０级学长，因学习特别好，曾来我班介绍学习经验，此时已是教员，冯是６４级学弟，所在的小班与我们班有过联谊活动；周、冯、朱在运动前期都有过造反的“功绩”。我理解和同情他们为什么想“劝说（不应该叫炮打）中央文革”，对学生挨整的事以这样的方式变本加厉，尤其东社向昔日战友背后捅刀子的行为深感愤怒。这个时候，我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然后有了科大“井冈山”。这是个完全因思想一致而聚到一起的团体，６２５（近代力学系６２级）有个７人的“红炮班”战斗队基本上集体加入，其他人是不同系不同年级的“散兵游勇”。除我之外，主要成员有６２５的陈玉龙、倪诗茂、范雪玲等，６４５的何毓宁，６３６的赵婉如，６３１（数学系）的萧杰，６４３（化学系）的陆宗伟，６４３的陈孝原等，陆是周平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但没参加雄师，应该是不很赞同雄师贴那张大字报。“雄师和……”对井冈山也有介绍。这些人结识的详细过程记不清了，大体上是两三个人先谈得投机，说起某系还有某人似也持这种观点，于是有一两人去找他，从文革开始谈到当下，常常谈得终日不倦，大有知音难得、相见恨晚之感。科大井冈山存在的时间虽短，我们之间的友谊延续了很长。“雄师和……”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实际上，陈玉龙无疑是井冈山的一号召集人；组织小，不存在“领导班子”或者第二三位的排序，但我承认，我在井冈山里很积极，也有些影响。
科大井冈山的命名有明知身陷重围、我自岿然不动的寓意，对将受到压力有精神准备，它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要说宗旨，就是四个字：“不平则鸣”。成立之初，我们用大字报宣布了井冈山的主要观点，其中最扎眼的一条是（大意）：“雄师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
关于这一条，我跟不少主要成员说过，如遇到争辩，可以从很多角度阐述后半句，前半句则决不展开来讨论，决不正面回答“雄师错在哪里”或“哪些意见是合理的”之类的挑衅性问题，以免被人家套出来你与雄师观点类似。这对保护自己很有必要。不管他们怎么给雄师的行为上纲，我们的罪名至多叫做“为雄师鸣冤叫屈”，定不成“暗藏的雄师分子”。在更小的范围里，我曾说，关于雄师错在哪里，各人见仁见智，心里有数，不必讨论，时间不合适、对象不合适，都是错误。弦外之音是，他们错就错在居然给肯定不接受意见的人提意见。对这一点，记得陆宗伟曾报以会心的微笑。
这时候的学生已不可能像文革开始时那么天真。正如与雄师一起被抓去的江、黄二人，各大学甚至中学都有些学生因为思想特异、被称为观点反动而受到残酷打击，甚至被捕判刑。我所在的６２４，同学边贺泉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加批注，勾起他几年前向团干部汇报的骇人的“活思想”被人透露，遭到全校批斗，扭送公安局；同学吴庭芳６６年１０月写过一张大字报，质疑运动方向是否犯了根本性的“左倾”错误，又收藏刘少奇的绣像和著作，受到批判并限制自由。在酝酿成立井冈山的时候，我们曾访问也不大以东社为然的数学系总支书记吕竞，他关于“延安整风”其实怎么回事的一番话令人毛骨悚然，原来整人之风不是近期才有的现象，自我保护是做人必备的本领。
除了雄师问题，井冈山批评东社其他种种唯我独革、践踏民主、压制群众的行为，特别是对干部、对所谓保守派的无休止的排斥，这也是“不平则鸣”。我执笔写过一篇大字报，名为“贾志斌纲领批判”，讥讽东社掌权者是“我革命了，不准你革命”的假洋鬼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得志小人。后来与东社分庭抗礼的科大“延安”中有人与我说起，曾觉得井冈山的观点很为他们出气。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组织，井冈山没走多远。当时我们正与东社大字报论战，一般群众总觉得我们与雄师沾边，不敢靠近，部分出自我们对群众组织该如何行事的理想主义观念和自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我们想搞一次面对面的回答疑问或观点交锋，起名为“开门整风”。为保安全，我们在事先的内部会上相互问过，有没有什么辫子被人抓在手上，尤其是陈玉龙，他有点口没遮拦，东社攻击的矛头似乎也针对他。回答都是没问题。事实说明，我们太幼稚了，低估了对手“镇反”的能力。
３月底或４月初，一间大教室，我、何毓宁、赵婉如三个人坐在讲台上准备回答询问或批评，井冈山主要成员都在，到场群众不算少，东社头头之一、６２６的陈思轩带着一帮人显然有备而来。我们刚答复了几个很一般的问题，这帮人就对着陈玉龙发难。具体什么事记不得了，好像是陈玉龙跟一位女生（他的女朋友？不是井冈山成员，名字不说了）说过很犯忌讳、我们也不赞同的观点，那位女生对外扩散了，糟糕的是人家证据确凿，陈玉龙只好嗫嚅着认罪，灰头土脸地坐在上面的我们措手不及，无法帮他辩解，东社很容易就控制了会场，好像还押走了陈玉龙，抄了井冈山的日常活动地点。
此后，不再有以科大井冈山为名义的言论或活动。相当一部分“井冈山人”仍频繁交往，保持友情，什么都谈，包括文革运动。陈玉龙是个例外，虽然并未被长期关押，可能因政治压力或愧对大家，基本没再与我们往来。５月，大概收集的罪证实在够不上按“反革命罪”论处，“雄师”从公安局放回来了。我们分别组合，当天去看望了周平、冯正永、朱栋培等人，让他们知道在科大他们不缺少同情和理解，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还有件小事，范雪玲用不少心血编辑了《鲁迅语录》，我们（出劳动力）帮她实现了印刷出版的愿望。
今天看来，科大井冈山垮台的原因还是在内部，以思想会友听来美好，组织力太脆弱了，纯属“秀才造反”；何况那时候思想越活跃，危险越大，好像聚一群人走钢丝，走的人多了，难免有人摔下去。有一点我不同意“雄师和……”，井冈山大多数主要成员后来并没被整肃，陈玉龙被弄成“反动学生”和我挨整与井冈山没有直接关系。它实现了我们向被整的人表达同情的初衷，付出的代价不大，毕竟“雄师不是反革命”这个看似有风险的观点后来根本构不成罪名。要是愿付这点代价的人都没有，世界一定变得更坏。
文革在继续。东社的短视政策自食其果，４月下旬，由几位有造反光荣史的人率领，反对东社的各种人组成“延安公社”（延社），科大从一家独大变为两派对立。在外地，随着军队“支左”，对群众组织有打有拉，两派争斗成了各省市和许多部门的运动的通用模式。北京高校最有势力的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也矛盾不断，天、地两大派逐渐成形。
既然还能活动，能讲话，我没打算袖手旁观。在科大有件值得做的事：保刘达。前文提到，运动初期刘达就被中科院“抛”出来，但他文革前推行的教育改革似在科大颇得人心，尤其得好学生与好教师之心。而让我开始真心钦佩和想进一步了解刘达的，是工作组刚撤走时，“筹委会”组织的刘达批斗会。面对主持者喝问，“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你在家这些天都干了什么？”刘达不慌不忙掏出一个小日记本，每天几点到几点，读毛选哪篇文章、报纸哪个社论，逐条道来；无奈的主持者打断他，宣布禁闭刘达并“勒令劳改，打扫厕所”，话音刚落，刘达一步抢上前来，靠近话筒，大声说道：“让我劳动可以，但把劳动作为惩罚人的手段是错误的！”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令我肃然起敬。
此后我更关心刘达，两种信息使我对他的好感有增无已。其一是刘达在禁闭劳改期间写的“思想汇报”，它经过有些“看守”之手，在同学中当笑话流传。他毫无卑躬屈膝之媚态，而是结合具体事例，谈自己深入基层、参加打扫厕所劳动的“收获”，比如一楼厕所总是最脏，越往上越干净，他建议设计楼房时应该底层的厕所最大，高层可以减小。“虎倒不失威”，他保留着做人的尊严。其二是一些人去黑龙江“外调”后写的大字报，揭发刘达１９５９年在该省任职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对“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的看法已如前述，刘达当年怒斥“大炼钢铁”、“浮夸风”的生动语言极有个性，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和敬佩。我一直喜欢韩愈的话，得谤者“名亦随之”，认为符合辩证法，这些批判材料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个例证。
１９６７年春，正无事可做时，有人（萧杰？）建议去卫生所楼上看看仍关在那里的刘达，几个井冈山的人和他连聊了几晚上。我们对刘达的了解越来越多，关系从彼此略有戒心到友好亲近，对他的敬爱之情与日俱增。此时，《红旗》社论已有“解放干部”的说法，校园里出现了呼吁解放刘达的大字报，为表明立场，这样的大字报都有点刺眼地称刘达为“刘达同志”；我们参加了这个行列，记得我写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欢喜漫天雪”。同时，我们开始积极串联这些“刘达的同志”，６２６的张腊狗等人就是那时结交的朋友。
愿意站出来保刘达的人心很齐。一番策划后，大约６７年６月，“干部问题联络站”正式登场。“雄师和…”说，雄师和井冈山代表了科大的一小段“背离文革主旋律”、“不应被忘记”的历史，我认为干联站也是。正如后来批干联站的人所言，它所说的干部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中心任务：联络所有志同道合者，保刘达。而且这个“保”不是“革命小将解放犯错误、被罢官的干部，让他们工作”，不是一种施舍或利用，在其核心成员心目中，刘达是所有干部的楷模，也是自己愿一生效法的榜样。后来干联站受到很大压力时我说过一番话，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刘达不是一般可保可不保的干部。为了保他，付什么代价都值。即使你我今后别无所成，有幸认识这样的人，曾在这场风浪中与他站在一起，我们这一辈子不算白过。”正当“造反有理”的时候，没听说别的高校有这种以铁杆保某位干部为宗旨的组织。科大之所以有干联站，当然有刘达的人格魅力因素，也反映了组织者追求真理、不图功利的品格。当时科大东延两社对立，干联站从成立之初就明确不与任何一派挂钩，固然因为想保刘达的人两派都有，更因为不愿沦为某一派争权夺利的工具。客观上，干联站的普通学生里曾反对过工作组、抵制过“筹委会”的人偏多，他们大多属于东社，这为后来延社猛攻刘达的种种“问题”，并力图将干联站抹上东社色彩埋下了伏笔。其实，东社主要头目如贾志斌从来没表态保刘达，他的亲信一直将干联站视为异类；这与延社头目决定对刘达死攻不舍一样，都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这种考虑正是我鄙视他们的地方。
干联站的一号召集人是张腊狗，井冈山的赵婉如、陆宗伟等是“班子”成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积极参加了干联站策划过程，包括最早的与各战斗队分别接洽，参加联席筹备会，以及对王震的一次访问。刘达与王震的友谊始于在晋北的抗战，因为性格相投，历久弥坚，那年“五一”毛泽东上天安门，据传讲了一句话：“王大胡子是好同志”，使王震刚刚摆脱了农口造反派组织的围攻，我们带了一张刘达写的条子，到王震在麟阁路的家去拜访他，受到诚挚的欢迎。王震对刘达的评价，还有他谈及刘达的“右倾错误”时痛斥黑龙江、河南等地“大跃进”诸多恶迹的快人快语，更坚定了我们保刘达的信心。但是，在干联站正式成立后，我基本没有参加它的运作，原因主要是：这边的事已经有人做了，而在校外，更具体地说在北京大学，我又发现了值得努力去做的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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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序言》
·马云龙·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多年萧条的文坛突然热闹起来。一大批曾经当过红卫兵，后来又上山下乡过的所谓“老三届”中学生们纷纷提笔发声，讲述自己的文革遭遇，控诉那场浩劫中的罪行。这批举着“伤痕文学”之旗登上文坛的“知青作家”，与比他们大了整整一代的“复出右派作家”联手，很快就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如今成了几乎已被社会淡忘的文革记忆的稀有版本。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复出的“右派作家”和后来崛起的“知青作家”中间何以会有一个断代？“右派”由于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被划为“黑五类”，根本无权参加文革——那时他们唯一的位置是在“斗鬼台”上；“老三届”的中学生们虽然最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八一八”以后不长的日子里风光了一时，但那时他们毕竟年龄太小，始终是在运动的底层和边沿，他们对文革的发言权是很有限的。
文革运动的中心当然始终是在中南海，而与这个中心最接近的是大学，是当时在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们，这些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们在文革中曾经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群众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夫人的直接冲突发生在清华大学；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几乎都是从各个大学的校园开始的；已经成为文革符号的“五大领袖”以及全国各地“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也几乎都产生在大学里。可是，从文革结束以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和批判中，偏偏少有“老五届”的声音，这个当年曾在文革中心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群体，这些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追索和揭露文革历史真相的一代，却成了沉默无声的一代和集体失踪的一代。这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
第一是其中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介入最深、最了解情况的人，早就失去了话语权。在审判“四人帮”和清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不少人身陷囹圄，更多的人被打入另册，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禁声，失去了谈论文革或发表文革回忆的权利。其实不仅是他们，由于文网日严，禁区扩大，在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时曾一度允许的文革研究很快就成为禁区，任何媒体和出版物上有关文革的议论都被严格控制，直到彻底消失。当然，禁令再严，总还有人试图突破，例如，“五大领袖”中聂元梓、蒯大富和王大宾都写了文革回忆录，但是只能在海外出版，在大陆上很少有人能够读到，因此影响有限。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预示着到海外去出版禁书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在国内，对出版和言论的管制也在日益加强，在高校课堂上正在厉行的“七不准”中有一条“不准讲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这条禁令又给文革这段曾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历史贴上了一道新的封条。而关于“两个三十年并不互相否定”的新说法则让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坠入五里云雾中。在这一片萧条和混乱中，人们只能感到恐惧和茫然，曾经饱尝过苦头的“老五届”们多数选择了闭嘴。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五届”中一些已经融入体制的人，早就自动地放弃了对文革的记忆、回顾和反思。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成了选拔干部优先考虑的群体，于是，一大批“老五届”在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的重点是“文革中的表现”）后纷纷走进了官场。到胡锦涛当政的时代，厅局级、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高官几乎被“老五届”包了。但是，这些高官虽然当年都在大学里亲历过文革，却很少有人出来回忆、反思和批判文革，如今他们都七十多岁了，都退位了，但仍然鲜见有人出来谈论文革。究其原因，那是因为长期在体制内生存，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格式化”，记忆也被严格筛选淘汰，甚至连语言也被规范成了标准的“新华体”，指望这些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能力的人站出来反思文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除此之外，“老五届”中的大多数，虽然都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介入过文革，但是，不管是被威武所屈，还是被富贵所淫，或者是被贫贱所移，他们大都失去了回忆和反思的热情与胆量，其中有些人早被当年和后来的血雨腥风吓破了胆。发誓再也不问政治了，文革成了他们记忆中永远不愿翻开的一页；还有些人，说起文革来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当年打派仗时的水平，一张口还是我对你错，我是你非，恩恩怨怨那些老话，失去了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反思文革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把文革与上山下乡中的一些片段记忆涂上玫瑰色，当成血污和废墟中的鲜花，唱起了“青春无悔”的赞歌……。每当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深深为那些已经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人感到遗憾。说到底这些怪象，都是当年没有彻底反思和批判文革，反而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所造成的恶果。
当然，最近几年情况有了点变化。年过古稀的“老五届”同学中开始有人试图书写文革回忆了。也有些北大校友写出了回忆文革的片段。这些一片片的“碎片”都很珍贵，有利于拼接、还原历史原貌。但史料有些零碎。去年四月，十几个文革时期的北大校友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畔聚会，王复兴发出一个宏愿：他要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到来之前，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记忆写下来。时间还不到一年，他果然兑现了这个诺言。必竟是学历史的，复兴友果然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的《文革回忆录》提供了较多北大文革史的“碎片”，并对个人和收集到的历史“碎片”进行了拼接和梳理。
五十年了，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都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这些记忆如果不抢救下来，就要永远失去了。他干了件有意义的大好事——而且他写的是他对北京大学文革的记忆。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中南海红墙内走向社会的起点。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６月１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掀起了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血腥狂澜这件事似乎谁都知道，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把发生在未名湖畔的这场运动的始末弄明白，说清楚。文革结束后，曾有一些北大人控诉了自己以及一些党的干部和教授们在文革中的苦难，例如季羡林、郝斌等，为北大的文革史留下了重要的史料。但是这些回忆文章主要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其目的不是系统地理清北大文革的过程和脉络。王复兴这份回忆录虽然还是个人视角，但视野却涵盖了北大文革的全貌，这是我以前所未见到过的（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例外，但她的身份特殊）。
而且，北大的文革史还有其它学校和地方不能相比的特殊性。由于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北大问题表了态，北大又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北大的思想分野和阵线组合并不充分，这与清华大学形成鲜明对照。后来北大分裂成两派，斗得一塌糊涂，甚至兵戎相见，在这所“最高学府”上演了一场披甲戴盔的中世纪式冷兵器热战，但是究其实际，两派在下对党委、工作组的否定，在上对毛泽东路线的拥护方面，没有分歧。双方都是被政治煽动所欺骗，被领袖崇拜的狂热所裹胁，被高层权斗所利用的工具。事过将近半个世纪了，如果有人现在还要争论当时谁对谁错，谁是谁非，那就不仅是太无聊，而且可笑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应该追索当年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高智商“精英”们，何以会沦落到那样可悲的境地，其中应记取的教训是什么。
我和王复兴不是一个系的学生，他在历史系，我在中文系，是在那场大混乱中走到一起的。当年我就觉得这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低年级同学喜欢独立思考，敢于逆潮流而行，并且从不发狂热，走极端。在两派斗争激化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理性而并不激进的中间立场——“新北大公社”中的“鸽派”，谁都知道，在所谓群众运动的高潮期，越是激进的声音得到的掌声越多，而当年这种中间立场并不讨人喜欢，会遭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反对，可以说是左右逢敌，里外不是人。由于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他当时并没有站到运动的第一线。但是，作为运动中理性中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北大还是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１９６８年３月下旬，北大两派矛盾激化，大规模武斗开始时，我公开辞去了“新北大公社”在首都红代会中的代表职务，并退出了红卫兵组织和文革运动，就是受到他和几个好朋友影响的结果。为此我终生感谢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到来时，王复兴作为北大文革的一个深度介入者和见证人，从自己的记忆中打捞出了这样一份记录，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拼图。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你还掌握了一些他没有提到的史料，那你就发出自己的声音吧。每个当年的北大文革亲历者都有责任回忆、书写自己的文革记忆，为拼接一份更真实、完整的北大文革史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王复兴的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
北大中文系６３（２）班毕业生马云龙
写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８日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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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文革之前有文革，文革之后仍文革
——认识和建立批判极左路线的文化自觉
·高峰（艳华）·
读了王复兴的回忆录《抢救记忆》，令我震撼和猛醒。
复兴的回忆录像是翔实的历史大事记，又像纪实文学，又像和我们在当面交谈的口述历史，纵横交错，宏观叙述历史脉络，微观白描人物事件，时空交叉，历史与现实融汇，探究错综关系，叩问人性本质，处处彰显忧患意识，呼唤社会良心和文化自觉。
我和复兴既是中学校友，又是大学校友，甚至在香港还有过共事经历。但当他把回忆录首稿给我看的时候，我被他的回忆震惊了。我对文革的记忆只有“困惑”二字。那样的社会疯狂，那样的颠三倒四，那样的无法无天，普通群众能知道什么？只能被裹夹着，茫然四顾看世界。就像聂元梓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也是在风头正劲时，要偷渡香港、逃离疯狂吗？可见人性在那时是遭受了多大的压制和压抑。文革挟持了亿万人民，跟着一个人疯癫。复兴的抢救记忆，居然能把５０年的荒诞梳理清楚，抽丝剥茧，找出真相，促人警醒。这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意志？我看《抢救记忆》，是一本启蒙和启示录。
◇ 我的震撼和警醒一：文革之前有文革，极左路线一线承
复兴《抢救记忆》的第一章，回到了中学时代——文革前夜考大学之前的那一年在北京四中经历的一场“小四清”、“小社教”——那完全是一场早于北大文革的小文革！运动的发生是突然的，激烈的，触及学校所有领导、老师和学生。形式与内容和文革中发生的一样，受害的同学被批、被斗、被打成反动学生、被抄家，被不能上大学或被不能上自己想上的大学（虽然成绩优秀）。有的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和精神枷锁一辈子忍辱负重，只想沉默和平静。直到复兴去抢救记忆时，他们出于对那个时代的诅咒和对现实极左的愤怒，才将心中的块垒托出。而当我们看到５０年前的荒诞时，才清清楚楚看到，那一切都是毛的极左意识形态造成。都是毛的洗脑教育造成。
北京四中是一间很特殊的中学，她和北大一样，高干子弟云集，通天。四中闹事，大的背景和北大是极相似的。正合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环境、正合了天庭毛泽东要称霸世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帝王野心。而毛的意志正是以革命的名义，洗脑的方式，深深地灌输给青年一代。复兴追访了运动中整人的和被整的同学，追根溯源当时运动的全过程和全景观。加插了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整人的有的已经觉醒，有深刻的历史反思，他们中间有不少都是高干子弟，如苏承德；被整的都有一段辛酸屈辱的历史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如Ｌ同学。他至今不肯以公开身份，揭示当年被屈辱被伤害的真相，他不想那整他的人难堪，但他也为这样的同学至今不醒悟，不忏悔，仍然充当极左意识的打手而深感遗憾和担忧。Ｌ同学揭发了他被无端批斗的真实背景，在当时就有特权阶层人物的介入和迫害。他也揭发了当时整他的同学，在文革中又怎样落入他的手（进驻清华的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成员），而他却为了保护这位曾经整过他的同学奔走周旋，而这位老左同学至今是毫不知情的。从这个情节，我们看到的是在那种年代，人性未泯，那人性，恰恰来自被整的Ｌ同学的父母亲的教导和熏陶。Ｌ同学坚决不允复兴编入他提供的这些原始素材，我因参与共同回忆与讨论四中往事，看到了L同学的原始素材，受到极大震撼。在这篇读后感中且做一备注，留待我们当时那代人对那场风波的回忆与思考，也为后来的年轻人把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读，了解苦难的中国人，是在怎样的政治枷锁和思想禁锢中，寻求现代社会的开放意识和普世价值。
文革之前有文革，其实并不单指四中的那场运动，而是指毛掌权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和文革一样，是极左路线的整人运动，治国驭民方略。复兴在叙述自己由祖父辈开始的家世时，已经清楚地看到毛的极左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极左路线害死了多少知识精英和无辜百姓。
◇ 我的震撼和警醒二：文革之后仍文革，极左路线没止停
上面讲到四中，那些当年整人的极左份子，个别人至今不但没有任何反省，反而在今日反省历史的时候，仍然蛮横霸道，颐指气使，不准妄议国事，不准批毛，不准批极左，甚至在自媒体微信组群，采用专制手段，随便剥夺老同学发表意见的权利，任意把老同学“开除”出组群。何等笑话？这种极左言行令人沉思？
这到底是为什么？有老同学一针见血指出，这些知识层面的左派人物，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揣着明白装胡涂。稍微一问，确乎如此。他们今天的表演，和５０年前小文革时的表演如出一辙。无非作秀，表现自己也和当今权贵脸上的色彩一致，狐假虎威，得意忘形。
再看北大，在文革的几个转折关头，几次说要结束运动的时候，又是什么左右了运动方向？继续危害百姓，危害社会？我们且不去说８３４１、工人宣传队进校之后，他们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聂元梓主政学校时期的死伤人数。而且他们整死的人物甚至是已有御令保护的知名大知识分子，如翦伯赞。我们只是看一看文革真正结束之后，北大又是如何收场的？有多少人又蒙受不白之冤，冤死、屈死、凄凉死？
王复兴的《抢救记忆》，正本清源，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为聂元梓喊冤，为孙蓬一叫屈，为成千上万的“５１６”分子平反。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正义。把聂孙打成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份子，把他们判反革命刑事罪，投入监狱受身心煎熬。这些在毛死后由中共元老一锤定音，司法机关作出判决的案件，充份暴露了毛的极左路线杀人不眨眼的残忍。
前面说过，王复兴的回忆录很像大事记。文革在北大发生、发展的过程，聂元梓和孙鹏一、高云鹏等人的表现，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中都有清楚的文字记录。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聂、孙是极左路线的反叛者、抵制者，特别在反对打砸抢、反对吴传启、反对王关戚、反对谢富治等极左行为的事件中，聂的表现是清醒的、自觉的、有力的。也可以说是有功的。当然他们作为毛的枪弹或马前卒来说，用之即弃，并不奇怪。但匪夷所思的是，当那场毛直接发动和指挥的荒诞戏结束的时候，怎么又演绎出更荒唐的历史悲剧？把这些当年跟着毛干革命的骨干，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毫不讲道理，更不讲人性！
文革之后有文革，说的就是历朝新贵，仍然执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他们的整人术，丝毫不逊于他们的导师毛，不要讲对聂元梓这样的为毛作过贡献的领袖人物可以任意践踏，、对胡耀邦、对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领袖，也是决不手软。又何论对支持邓出山的青年学生们大开杀戒呢？文革之后仍是文革，极左的核心是党同伐异。
◇ 我的震撼和警醒三：极左的核心是政权——为圆帝王梦，坑死老百姓
复兴只是回忆了文革之前的四中小文革，又梳理清楚了北京大学纷繁复杂的文革十年。但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止十年，甚至不止５０年。我想文革当中的老三届（中学高中的６３、６４、６５）和老五届（大学当中的６１－６５届）看到此书，会感到模糊而渐清晰，会不自觉地让时光倒流，把自己代入那疯狂的年代，会有不同的感想、感叹和感慨。
人生苦短，转眼百年。从我们最美好的青少年时代起，我们接受着理想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会背诵革命烈士诗抄，慷慨激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相信青少年的单纯和激情。我也相信先烈的诗歌激发了年轻一代对主义、生命、爱情、自由的追求，这就是现在我们才深刻理解的普世价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生命。但是在那个时代，毛的一以贯之的极左帝王思想却以偷梁换柱的方法对青年学生进行洗脑教育，一切都被扭曲了：“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就这样，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在革命领袖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变成了举拳头，挥皮带，凶神恶煞的革命造反派。十年浩劫，生灵涂炭、人性尽失、一直贻害到今天。
王复兴以平实低调地笔触，叙述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在近代史中和国共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他们为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堪称老一辈知识分子，”为革命“作出不一般的贡献，但王的父亲在五七年的反右中被无端打成右派，家中所有人为此受牵连，文革中又遭受无尽的批判和折磨。而祖父居然在文革中突然被投入秦城监狱，历史功绩霎那间变成罪过。看他们的遭遇，会令人看到毛的极左如此荒唐，如此不仁不义，如此坑害忠良！本来好端端一个家庭，竟被迫害的六亲不认，七零八落。复兴的一个弟弟，怀着投身革命的理想去了边岛农村，竟然因为制止武斗而被那里农场的民兵队长射杀身亡。复兴为这个弟弟的被害痛心不已，常为自己鼓励弟弟去农村革命而懊悔，但这件事的本质难道不是毛的极左知青政策造成吗？
王复兴的回忆录，忆及的是四中、北大、自己、同学、家庭、小、大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但我们却从这种局部的叙事中，几乎看到了全国１０年文革的混乱和荒诞。看到了由湖南农民痞子造反运动起家的毛泽东，为着自己的帝王梦，在他的一生中，用极左路线和手法如何玩弄政治，祸害了全民族，全中华。极左的核心就是一个权字。毛泽东在他的生涯中念兹在兹地宣讲一个”权“字，文革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两杆子轮、专政论、继续革命论、人头落地论……。就是这一切政策、策略成了毛的生命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顺昌逆亡，给全中国带来的灾难超过历朝历代，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
◇ 我的震撼和警醒四：认识极左危害，建立文化自觉
复兴忆述的半个世纪前的四中和北大文革的发生，是紧接着五七年反右、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三年大饥荒、反修防修、学雷锋、四清、社教等这些运动之后或之中发生的。运动到底如何引发，中间的事件和人物，复兴的追忆中已见脉络。但其实，对群众中个别人物当时在运动中的臧否并不是今天追忆的目的。找出祸根端源，对过去的历史再认识、警醒我们个人和民族的蒙昧，改变我们被僵化的思维模式，认识毛泽东的极左帝王观、认识极左思潮、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霸权梦想、无法无天的严重危害，认识过去所受一整套的洗脑教育，认识我们被片面化地接受革命、斗争、专政、民族、国家、政党、集体等政治概念的教育，认识和了解人、人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民主、法制等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概念，建立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公民意识，这才是我们今天抢救记忆的最终目的。
２０１６－０８－０２香港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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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
——读王复兴的《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扬子浪·
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狂飙，影响深远弥久。文革的发动者利用思想控制和个人崇拜，居然用一些极其破碎，不合逻辑，并且相互矛盾的口号蛊惑并驱使了千万青年学生，为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妄想而冲锋陷阵。什么“二十世纪的巴黎公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些口号，用起码的语言学和政治学教科书审视，都属荒诞不经。和一百五十年前洪秀全歪传基督教，创立“拜上帝教”有得一比。
但只有一句文革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看来没错，而且颇为灵验。为了以后行文简洁，且称它是文革魔咒，或者文革法力。本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虽有联系，但还是各有领域，有所区隔。但文革这场急风骤雨，台上是令人目眩的高速走马灯，台下是一次又一次站队，半夜里敲锣打鼓的大游行，无数次辩论，互贴大字报，抄家和被抄家，进牛棚和管牛棚等等；以各种形式直接进屋入室，深入了每个人最私密的精神空间。特别是以虚妄的梦境，极端的政治待遇反差，空前的高压加上蓄意的放纵，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正在成长中的大中学生。
这场风暴的确触及了所有文革亲历者的灵魂并打上了印记，无论正面反面，他们都难逃这个历史劫数，从此或多或少，生活在它带给灵魂的法力中。
王复兴是我在北大文革时期认识的历史系校友。我那时是数力系四年级的，他因为在北京游泳队训练了三年，后因伤转回北京四中并考上北大，因此当时是历史系一年级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红卫兵团“横扫千军”战斗队开会时。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身体健硕，气宇轩昂，讲话谦虚沉稳，又不乏主见。我在发表的文革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与他的互动，并称他“是一个思想深刻，兴趣广泛的人”。因为观点相同，性格投合，从认识起，王复兴和我在北大文革风风雨雨中，几乎都走在一起。我们，都曾经全心身地投入文革，因此自然都一辈子难逃它的法力。
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随北美校友团回京参加庆典。复兴当时在香港经商，也回校参加盛典。他做东，请我们北大文革时一些熟悉的朋友吃饭，记得有李文，马云龙，索世晖、黄虹坚，马西沙，孟关霖，徐森，陈双基、张文虎、王冠英、王兰亭、陈振民、黄诗云等人。他当时就数次提到要研究文革，要出回忆录。二零一五年初，经复兴，任瑚琏和笔者三人商议，提议我们当年这些文革时的好友应该乘还能走动的时候再聚会一次，谈古论今，重叙旧谊。后来由在京的校友徐森，陈双基的组织安排，我们当年四月在北京雁栖湖一个宾馆欢聚了三天。那个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文革日记在《华夏文摘增刊》上公布；算堆了一座精神坟墓，把文革的魔咒已经埋葬了一些，因此稍感解脱。但复兴，似乎还被那法力所缠绕。我记得他正在到处购买、收集已出版的各式文革回忆录，约谈北大文革时的各种人物，他告诉我他要写一部北大文革的回忆录。我对此完全理解，他参加北大文革，比我即广又深；他又是学历史的，自有他史家的责任和坚守。
一年后，我收到了他二十五万字的《回忆录》。全书涵盖很广，从他不寻常的家史，到对北大文革史的第一次全景式的描绘和个人的回忆。读后，感慨良多。而那个文革魔咒居然在我脑中复活，让我数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反复思忖我们青春的灵魂何以能被深深触及，蛊惑，扭曲成这个样子。
在《回忆录》中王复兴继承了中国史家的传统，敢于直面历史，哪怕是不太光彩的往事，都能秉笔直书。他在回忆中记录了文革初期批评反动学术权威高潮期，他作为全班学生的一员在工作组领导下参加了对北大历史系著名的史学家汪篯的登门批判。后来汪先生在文革的全面高压下，服毒自杀。他在回忆中对此有详细叙述，并表示了最诚挚的道歉。希望汪先生在天之灵能听到他真正的忏悔。他还多次提到因为他的革命意见和鼓励，他的弟弟王复光放弃了北京工厂的工人名额，上山下乡远赴海南岛农场务农。后来在文革中，因制止武斗而不幸被人开枪射杀。这是他终生的巨创和懊悔，在他的回忆中有多次泪崩和泣血的记录。所有这些道歉和忏悔，是被文革损伤灵魂修复重生的硕果，是强大和自信的表现。
王复兴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叙的许许多多北大文革往事，有些我以前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上心。但有一件事我认为很值得文革史家大书特书。北大校文革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建立的全国为数不多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选举制”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毛泽东朝令夕改，《十六条》公布后基本无效，很快就被他掀起的大串联大造反狂潮所冲垮。所以全国没有几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北大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个特例，称得上是文化革命的“奇葩”。后来北大社教左派分裂，各派学生各持己见，纷争不休。但各式精英，各路意见领袖，怎么会没有一个想到要用“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选举制”来改选校文革的呢？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就有规定：“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当然，即使有人提出，在那个氛围下也不可能实现。但问题是没有人提出呀。我们居然这么快就忘掉了那个当初用来忽悠我们的理想主义口号了！看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实在深入了我们的骨髓。我们反思北大文革，应该反思我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忘掉“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的，而选择了无限上纲的文斗和长矛弹弓的武斗。
我们如果还是仅仅停留并局限在保聂反聂，天派地派的是非对错上，我们就可能在三个方面迷失了反思的方向。一是夸大了聂元梓的作用，这点其实是毛泽东的天纵创意。当年他为发动文革，不惜封聂元梓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份大字报，不过是党争的产物。它讲过北京公社的ABC吗？又算得上哪门子宣言呀？二是开脱了毛泽东，北大文革时期的乱局，有哪一点没有和我们这位前图书管理员校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三是忽略了造成文革狂乱的深层次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专制统治，造成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新的阶级壁垒和压迫。对暴力的崇拜和无限上纲使政治协商和妥协变得不再可能。
复兴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哲学系学生吴丽珍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军工宣队进校后写的一张大字报《校文革就是派文革、武斗文革》。我和吴丽珍也熟，她是一位话语不多十分文静的上海女生，原来也是属于支持校文革的“公社”一派。在谢静宜的有关毛泽东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毛泽东批评北大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通过王复兴的回忆录才知道：吴丽珍批评本派的话语被迟群引用并上报中央，而后又被毛泽东引用来指责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但原创出处是吴丽珍的大字报。北大校文革的确没有如毛泽东梦想的那样演化成新生的红色政权，是一个“派文革”，“武斗文革”。但毛泽东自己似乎脱不了干系。八十年代作家谌容在《人到中年》中创造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生动文学形像。这个老太太，开口闭口都是马列主义，但是像手电筒一样照人不照已，自觉或下意识地谋的全是个人的私利。我们这位马列主义的登顶者，不也有一样的毛病吗？他那个中央肯定更有资格被称为“派中央”，“武斗中央”。
迟群，谢静宜曾经用这样的调子批评北大的聂元梓和孙蓬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如此关切，你们都搞不好，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罪莫大焉。其实中央关怀是真，北大文革没搞好，更是真。但这里的因果关系，却不是毛泽东那些中南海的大内秘书和警卫说的那样。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中央如此关怀，毛泽东朝令夕改，北大无论是谁，聂元梓孙蓬一也罢，孔繁杨克明也罢，都是搞不好的。笔者仅寄望有那么一天，文革档案全面开放，自由的学者写文革史，能以北大文革作典型，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描绘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历史轨迹，和它给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留下的深痛巨创。
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当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逆几百年的历史潮流而动，鼓吹和推行自然经济。现在的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笔者相信，当年北大文革的大多数亲历者，已有了足够的阅历，知识和现代化的世界视野，完全可以超越当年的小是非，小恩怨。直面真实的也许让自己难堪的史实，写出自己的回忆，为将来这部真正的厚重深邃的北大文革史积累资料。
王复兴的《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在这个方向上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希望更多的校友，抓住上苍留给我们不多的时间，拿起笔为北大文革留下回忆和记录。一是借以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二也要为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留下经得起后人考验的历史交代。
于美国旧金山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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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吗？
·赵越胜·
在“文革五十周年专题”第二集里，法广特约专栏作者赵越胜从语源学，历史和哲学等角度，探讨是否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问：你今天想谈的题目：真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事儿吗？有些特别，我们这个专题的主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为什么对这个事件的存在你又要置疑呢？
答：毫无疑问，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这场历史事变是存在的，有无数死难者的鲜血为证。我这问题是想对这个事件的名称作一些分析。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对不起，我有点咬文嚼字。但先人之见是有道理的。你用一个名称确定一个事件，必须名实相符，否则一大篇文章立于一个伪概念上，怎么能够说明事件的本质呢？所以孔老夫子再三强调，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语源学上花点功夫。
问：有意思，但别离题太远，免得让听众觉得枯燥。
答：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来自“五一六通知”。当时中间没有大字，只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兴许后来毛越玩越高兴，就加了个“大”字。这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三个子概念组成，１）无产阶级，这是指事件的主动者。事件是由他发起的。２）文化，这是事件的对象，为受动者。３）革命，这是事件的性质。所以从字面上看，这个事件是由无产阶级对文化进行了革命。你看这对不对？
问：应该是。
答：不，我倒不敢肯定，请听我分析。首先什么是无产阶级？我们还是用马克思的定义，就是那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主要就是指工厂的工人。那么这个事件是由他们发动的吗？我想不是，五一六通知中说明是由共产党发动的，实际上是由毛本人发动的。当然，毛可能认为自己就是无产阶级，他要做的事就是无产阶级要做的。但这只能当作个人妄想，历史不做这种判断。从事实上看，首先被煽动起来去打家劫舍的是青少年学生。在武斗不可收拾时，派工宣队救火，而各地工人组织夺权、停产，武斗愈演愈烈时，中共是急于扑灭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急忙让工人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可见工人并不是发动者，只是被号召裹挟、操纵而参加其中。因而他们并不是这个事件的发动者和主导者。我们可以看看法国大革命，它可以说是由第三等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西耶哀斯作《第三等级》，书中问：“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也就是说，运动的发动者要在国家中获得发言权和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有三级会议和网球场宣誓，他们才是革命的动因。可文革中工人们可曾获得了他们的利益？批经济主义妖风，不就是剥夺工人么。那些不知轻重的工人造反派也被镇压得很惨。虽然文革后期也弄了几个工人放在政治局里，吴桂贤好像是个纺织女工，但谁都知道那是摆设而已，哪有他们的发言权。
问：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工人阶级确实不是文革的发动者和主导者，而且许多工人师傅，非常反感造反派，他们自己就是旧党委的拥护者，保皇派。
答：好，我们再看一下“革命”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革命指实施变革以顺应天命大道，《易经》革卦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我们祖先对革命一词最经典的用法。夏桀无道，残害百姓，汤推翻他，史称汤武革命，在我们先人看来，革命要顺乎天而应乎人，它的目的一定是让社会的运行更合乎天道人性，使百姓安居乐业。这里包含着根本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善政的原则。夏桀乱施虐政，使百姓无法好好种田，百姓痛恨，作歌诅咒夏桀：“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死啊，我恨不能跟你一块死了”（“是日何时丧，予及汝偕亡”）。汤是很人性的君王，他看到下属把捕野兽的网四面八方围严了，不忍，说，“这样岂不斩尽杀绝”，所以要人网开三面，给禽兽留下生路。结果四方诸侯都赞扬他仁德慈善，施及禽兽。由此我们便可推知，在我们先人心目中，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问：这样解释很受启发，在人们心目中，革命就是杀人夺权，血流成河很正常。
答：这正是红朝教育的结果，国内人称“喝狼奶”，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可惜我们不得不承认，毛的革命观就是如此，他那些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之类的，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了。但我们切要记住，革命会有暴力，但暴力不是革命的目的，一味强调暴力一定会走上法西斯道路。乔治－索雷尔作《暴力论》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是靠暴力。他为列宁的暴力辩护，他本人最后成了墨索里尼的崇拜对象和精神导师。我们上次说过，毛的思想体系是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的山寨版，他对苏联清算斯大林极不满，甚至害怕，所以他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痛恨赫鲁晓夫丢了这两把刀。刀是干什么的？杀人的。这套革命观正是血腥的文革的思想来源。
问：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在我们祖先那里就含有“施仁政”的意思，那么在西方，revolution 这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答：问的好，我正想和你谈这点。西方思想家谈论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法国文学大师夏多布里昂有部《论古今革命》，汉娜－阿伦特有《论革命》。夏多布里昂的著作是想搞清法国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从古希腊开始苦苦思索，但终不得要领。阿伦特的著作，在我看来是抓住了要害。在书中，她也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革命这个字的拉丁词根，指出，革命原本是一个天文学词汇，表示星体周而复始的运转。它的原始意义竟然不是破坏、改变，而是“保持平衡”，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意思。你可以读一下《法语文化大辞典》，这个词的第一意项就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这里有和我们先人所讲“顺乎天”暗合之处。随后，在分析革命一词的近代意义时，她引了孔多塞的名言：“‘革命’一词仅能用来指称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阿伦特分析革命必然会带来新时代的开端和新的体验。但是“对任何现代革命的理解，至关重要的是，“自由的理念应当和这种新开端的体验相一致”。她反复强调，革命不只是暴力，权力易手，派系得胜，新朝确立，这些都是革命的外部表现。只有当革命以人的自由，以人的解放，以人的尊严为内在目的时，“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革命”。这也和我们先人所论革命最终要“应乎人”相通。
问：鉴于你的分析，“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似乎和革命的本意不大相符。
答：岂止不相符，简直是南辕北辙。它弃仁爱而求残忍，弃智慧而求蒙昧，弃忠诚而求背叛。从根本上说，它剥夺人的自由，让暴力和压迫成为社会的主导信条。这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分析文化大革命这个表述的实质。
□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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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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