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井离乡来到大洋彼岸谋生，因着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两地在生活习惯上有不少差别，特别体会到西方人对生日的重视。从咿呀学语的周岁小儿、口不离甜心宝贝的情侣夫妻，直到满头银发的耄耋，无不将生日视为头等大事，礼物、蛋糕、蜡烛、生日party更是要一应俱全。在单位上，由关系好的同事发起，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聚餐为寿星贺寿。一些六、七岁到十二、三岁的在学孩子，家长要送蛋糕或糖果到班上，请大家分享庆贺，还要为其举办各种名目的party，邀请发小、朋友、同学，规模可有几人到十数人。地点可选特殊主题的游乐场、体育、健身所、文化艺术作坊（陶瓷烧造、玻璃绘画）、各种孩子们有兴趣、专为孩子们量身定做的科技项目等场所，在美国专为孩子们过生日，竟成就了一个兴旺、庞大的行业。除此之外，在生日的当晚，还要邀约五人左右关系最密切的小伙伴到家sleepover,孩子们挤睡在小寿星的卧室，叽叽喳喳、欢声笑语，一起度过生日夜晚。
我们在国内时，除了给最长辈的老人祝寿过生日外，对其他人好像没有这个概念。一般兰州人称老人的生日为“好日子”，并不直呼“生日”。间或，如果没有忘了也会提及孩子们的生日，只是不当一回事，不知何原因，也不知有何历史、文化渊源，会戏谑地称小孩子“生日”为“长尾巴”，当然仅限于小孩子。我家有个亲戚，长我两、三岁特别顽皮，一次他爸过生日，他当着众贺客的面说他大大今天“长尾巴”，并在他爸的屁股上摸索，非要找长出来的尾巴不可，引得满堂哄笑。
遇到大人心情好，“长尾巴”的那天或许也会做一顿长面，碰巧家里还有鸡蛋，偶尔也会煮颗以示庆贺，仅此而已，不会再有更多的表示。在单位也不会有人去为朋友、同事庆生，都会认为生日是个人私密之事，自己都常忘了，由外人介入更是匪夷所思。这些年来，听说国内什么都和国际接轨，过生日的势头也日趋兴盛，尤其是年轻的父母给其“小皇帝”、“小公主”们庆生日的风头已不输国外，攀比、炫富之风尤盛。如何看待这种蔓延着的与时俱进的风气，也只能见仁见智了。
二
自打我记事起，我们家每年都要给老祖母过生日。祖母的“好日子”是阴历六月二十六，大约在阳历的七月底、八月初，正值盛夏蔬菜、瓜果最齐全的时节。祖母的人缘非常好，无论在我们家族，还是在娘家崔氏家族，都有极高的威望，可谓德高望重。每当生日那天，各路亲友们都会齐来拜寿，从上午十点多，直到晚上七、八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把一个不大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除了饥荒的那两三年因着实在无力接待承办而停了外，即便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和“文革”的年代，亲友们也照来不误。
作为主家，面对如此诚意的来客，总想把寿宴办得体面一些，可在那物质匮乏，食品极缺的年代，让来客们能吃饱尚可勉而为之、可要吃好则有些捉襟见肘确实不易。那时肉食品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一斤，全家一个月的肉票合起来不过七、八斤。如果碰巧买来质量好、肥廋相宜、骨头较少的，还勉强凑合，如买的是皮包骨的糟货，那就抓瞎了。在那个年月，买肉时跟本不容顾客挑选，排队轮到哪个部位就给剁哪一块。而且那些营业员往往会把臀肩、腿部等肉厚骨少的好部位提前砍下放在一旁，专留给他们熟识的人，如遇上一个刁钻的“刀斧手”，甚至会往你的眼里活插柴。有一次排队买肉，轮到我时，碰上一块质量上乘的部位，我正在沾沾自喜地庆幸今天运气好，可买到一块好肉。不料那个满脸横肉的肥婆却将它扔到柜台下，又从旁边拖过一块，连皮带骨还不到一寸厚、瘦似狗肉，剔除了皮和骨，几乎就没有什么肉了。气得我两眼直冒火星，恨不得夺过她的刀砍她几下。
因着食品的筹措非常不易，常让祖母犯难，多次想取消庆生，阻挡来客。可亲友们哪听劝，他们说就是吃一顿白水面、甚至就喝一杯水我们也要来，是要来表达对祖母的崇敬和祝贺，要为她祈福增寿。要招待三、四十个甚至更多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来客，虽然只是炒几个半荤半素的时鲜菜肴，煮制二十多斤机制面条的臊子面，蒸几笼屉花卷，其工作量也是很可观的。祖母的生日很难碰到正逢周末，这就需要提前准备。那时没有冰箱，又正值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提前准备就有诸多限制。最早只能在头天买好肉、菜蒸好花卷，而且要在买来的当晚，将肉施以重盐炒成臊子和肉片，以防隔夜后变质。机制面条若当日买最好，有时怕当日来不及误事，也须头天买妥，买来的当晚就要小心的摊晾开来，既怕因热霉变，又不能被风干成挂面影响口感。
我们都要上学、上班不便请假，生日当天的大部分工作只能由祖母自己打理。通常精明能干、厨艺精湛的祖母都会有条不紊地按时归置妥当，有时也会遇到不顺或少这缺那，而使她焦心烦躁。每当此时，祖母都会苦笑着自嘲地感叹，人家过寿都是儿孙们筹划张罗，寿星端坐厅堂等客拜贺，我这样费心费力却是何苦呢？可为了不致拂了亲友们的一片情谊，也只好尽力为之，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生日那天，通常祖母娘家近郊崔家崖的舅爷、表叔约五、六家，作为第一拨客人会在早晨十点多陆续到达，大多由女眷带一两个孩子，偶然也会有男人们来。他们每家必备的寿礼是一盘“花馍馍”，这是由精白面粉蒸制成的长条形花卷，一盘六个，每个约半斤。因卷了油和姜黄，又外饰红印，其色泽鲜艳靓丽，造型端庄、粗犷、喜庆，是兰州近郊农村喜、寿庆上最流行的贺礼。另外还会抱一个大西瓜，或自产的时鲜菜蔬、果品。近郊农村小坪山的四、五家族内叔公们也会在中午前赶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不是每年都来的。中午时分，其他亲友们，特别是上班的才能陆续到达。城里亲友们的标准寿礼就是一包糕点，或鸡蛋糕、蛋条，或点心、萨其马，到午饭时分，堆在桌子上的糕点高高的，甚是壮观。
说是寿宴、贺寿，却没有中国传统的寿帐、寿联和正规的拜寿礼仪，更没有西洋的时髦蛋糕、鲜花和生日颂歌，实际上不过是亲友们的一次简单的家庭聚餐而已。就是操办一个如此简陋的一顿饭，在那个年代对一个普通百姓家来说，也是几乎倾其全力了。充作寿宴的仅是一碗象征长寿、吉祥的臊子面，外加几个炒菜，没有太多的肉，更没有海味和其他山珍，可来客们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桌子旁吃得很香，很投入。大家聊的话题天南海北，可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衷心地祝愿祖母健康长寿，盼望能一年接一年地吃到祖母的长寿面。面对亲友们热情洋溢的笑脸，这一天祖母的心情特别好，满面红光，满面笑容，仿佛越活越年轻了，真是一个“好日子”。祖母一生中过了许多个生日，尽管社会在不断地变化，家人、亲友们也有诸多变化，但其程序、其形式却都大同小异，只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宴的规格也在逐渐提高而已。但有三个生日却很特殊，过得极不平常，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三
在我的记忆中，祖母六零年的那个生日过得她和我们都终生难忘。那年初，由于市委修建豪华办公楼，我出生和度过欢乐童年的家园源元仓被强占、夷为平地，春节前在寒风凛冽中，我们家被撵到城南、皋兰山脉下近百米高的台地伏龙坪。到了春上，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狂热的毛太祖，昏了头脑、失去理智地又在全国抽起了一阵全民吃食堂的狂癫风。城市工人以所在工厂、职工干部以就业部门、居民以街道，农村以生产队、组为单位，纷纷办起各种不同规模的集体食堂。据说，这是通向共产主义最便捷的道路。作为五个当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之一，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更是一马当先，在省内迅速强令推广，将城乡居民、农户各家的锅、笼屉等炊具统统收走，粮食关系不容分说，强制迁到集体食堂。这对已在饥饿边缘的民众来说，失去了自己做饭、管理自己粮食定量的权利，无疑是雪上加霜。经食堂各级炊管人员的层层克扣和盘剥，本来就不多的定量，能吃到嘴里的就更少了。可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血腥运动的民众，无人敢说个不字，遑论抵制、反对，只能任其随意折腾，逆来顺受。
我们家也被分散到各自所属单位的食堂，我们几个上小学和学前的，和祖母一起就餐于居所对面伏龙坪小学的食堂。家里断了炊火，像宿舍一样纯粹成了睡觉的地方，非但无“隔夜之米”，过了吃饭时间，连一粒米、一捧面、一块馒头都没有，确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每天巴兮兮地等着两顿开饭的时间，拿着大瓷缸子、饭盆去打那份清汤寡水的吊命饭。
在近郊小坪山务农的三位叔公只是听说我们家老宅被拆搬到了伏龙坪，却还没有来过，于是他们约定在六月二十六祖母生日那天来认新家门，头一天三人还专门剃了头，修了面。进城拜客穿戴不可马虎，三人都换上崭新的中式白布衬衫、乌黑的布裤、新布鞋，平日里舍不得戴的茶镜，在酷暑天气里也正好派上用场，这是近郊农人进城的经典行头和扮相。尽管是饥荒年月，物质匮乏，几乎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可给城里的大嫂拜寿总要带一份礼的。刚好，队里分了些金黄色的番茄，他们舍不得自己吃，每人装了一桃筐作为寿礼。他们早饭后出发，等了许久好不容易挤上了下城的公交车，到城里时已快到晌午时分。他们从西关十字一路打听着、找着，找到家里时午饭已过了个把小时。
二十六那天，忙完了家务，祖母才记起今天是自己的“好日子”。自打去年饥荒开始，亲友各家也都在饥饿中煎熬着，每家都在为吃饭发愁，一家人为吃，为你吃得多、我吃得少尚且闹出矛盾、纠纷来，亲友之间也就几乎绝了来往。偶然造访，主人即便有心却也无力留客进餐，客人也会知趣地在饭前离去，于是祖母持续了多年的寿宴传统，从去年就已自动终止了。今年的生日又到了，想着艰难的生活，望着孙儿们饥饿难耐的眼神，祖母心里泛过一阵酸楚，不知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何时才是个头。她经过满清、民国两个朝代，也遇到过多次饥荒和天灾人祸，可日子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难过、揪心，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饥饿。
反正也不会有亲友们来访，对于自己生日之事也就没有放到心上，只是心里觉得凉凉的，其实就是想放到心里又能怎样。吃完半瓷缸子清汤面的午饭后，无聊得实在无事可做，像往日一样，祖母躺在床上小憩片刻。可今日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午饭后才不大的功夫，又隐隐地觉得开始饿了。于是她联想到自己一个花甲老妪，整日几乎不怎么活动竟会如此不耐饿，正值风华、一时也闲不住的孙儿们会饿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忽然外面传来路人打探的声音，仔细一听竟如此熟悉，是子齐叔公的声音。祖母慌忙下床，踮着小脚、顺着声音急速地迎了出去，将满头大汗的三位叔公迎进了家门。还好，午饭时从食堂打了两暖水瓶开水，家里也还有些茶叶，叔公们落座后，祖母给他们泡上了茶。稍缓一口气后，叔公们急切地打量着我们的新居，不过是两间十几平米的套间外加一间同样大小的厨房，与我们源元仓五号的老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的老宅是典型的兰州四合院，上房座北向南五间，东西各七间厢房，屋深丈许，整个宽大的庭院铺着一色的一尺见方的青砖，典雅、古朴。居于如此宽大、幽静的环境里一家人其乐融融，本身就是一种享乐。可眼下的处境却如此憋屈，叔公们叹着气，寻思着这样窄逼的空间，如何住下这一大家子人。
祖母心里开始七上八下，她也估摸出叔公们是早饭后出发的，一路鞍马劳顿，此时必是饥肠辘辘了，可如何让他们吃上一顿哪怕最简单的便饭，实在想不出办法。食堂已关门，炊管人员们早已散去，从食堂打饭显然无门，下一顿要等到六点才会开饭。求借于邻舍，隔壁邻居也都和我们一样在食堂入伙，每顿的定量都吃不饱，没有那家饭后还会留有吃食的。为了应急，祖母的口袋里还揣有几斤粮票，这可是那个年代最金贵的东西，可拿上粮票一时半会也买不来面，就算买来面，又到哪里去做饭呢。伏龙坪上唯一的那个商店里，除糕点外再也没有任何食品，哪怕一块水果糖，可本月的糕点供应又还不到时间。伏龙坪远离市区，根本就没有什么餐馆，而城里的餐馆，按当时的规定，仅有钱、有粮票还不行，还必须要持盖有公章的单位介绍信，证明此人因公出差需要就餐，餐馆方可接待。请他们下到城里餐馆去吃，显然也行不通。祖母局促不安地搓着手，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祖母一生坎坷不少，也有囊中羞涩、拮据之时，可无论如何，只要来客，通常都会到肉架子上去割一条肉，一碗臊子面、炸酱面还是能端出来的，还从来没有过管不起来客一顿饭的宭境。昔日，即便那些吃了上顿无下顿、家里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紧急时还可向四邻借贷，哪怕去借对半利的高利贷。再不济拉下脸皮来去讨要，一碗剩饭、一块馒头还是能要得到的。可如今面对饥渴多时、不辞劳顿来给自己拜寿的族里兄弟，竟筹措不到一口吃食，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任何法子来，祖母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和悲伤之中，不知如何对兄弟们开口。实在无计可施的她，只好极不情愿地覥着脸皮，当着客人的面掀开了他们提来的桃筐，如果里面是糕点之类的吃食，借花献佛也可解燃眉之急。当看到里面是硕大的、金灿灿的番茄时，祖母眼睛一亮。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是叔公们硬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她很感动、也很感激，心底不由地涌起一股暖流。可仅有番茄也不能当饭吃啊，最后的一丝指望也没有了，祖母的眼圈发红、鼻子一酸，泪水便哗哗地流了下来。她哽咽着向三个叔公表达了深深的歉意，说实在没办法让他们吃上一口饭，又掏出了三斤粮票和五块钱，要他们在回程的路上在城里吃上一顿。按当时的物价，这些钱和粮票在餐馆里还是可以叫上好几个像样的菜，三个人都不一定能吃完。
同是饥荒时节的人，三位叔公自然明白也理解祖母的处境，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劝着祖母，要她不要过于伤心，并拍着肚皮说他们早晨吃得很饱，还不饿。他们越说不饿，祖母心里越是难受，她知道他们早晨不过吃了一顿稀馓饭而已，几十里路的劳顿，又五、六个小时过去了，怎能不饿。他们给祖母宽着心，说能找到我们的新家，看到她、给她拜寿就很知足了，又以没有介绍信为由，决断地谢绝了祖母的钱和粮票。他们空着肚子，谈笑风生地和祖母聊了几个小时后，又饿着肚子去赶回西固的公交车。就这样祖母过了她一生中最寒碜、凄凉和伤心的一个生日，并深深地刻印在心田终生难忘，日后每每提及此事，还都会伤感、唏嘘不已。
四
从六二年起，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食品供应虽仍紧张，但开放自由市场后，物资流通渠道有所通畅，在国家严控的定量外有所松动，人们可通过不同途径买到一些定量供应外的食品，民众的生活开始改善。农村放宽了一些限制，又给农民划分了自留地，在集体经济之外，农民有了少许经营的自主权。就这一点自主权，农民的经济状况就有很大的改变。祖母娘家侄儿们手头稍有宽裕，便极力倡议，要恢复祖母停办了三年的生日，为表示支持，他们还提前送来了面粉、油和时鲜蔬菜。在亲友们的“纵容”和“劝进”下，祖母的心也热了，于是半推半就地就又张罗了起来。这年的生日和三年前及以后若干年的，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依旧是人来人往，几个荤素搭配的炒菜和经典臊子面。
几年没有聚了，这次又是我们家从伏龙坪搬到城区中街子后的首次，亲友们来得很齐全，大家兴致很高。子惠五叔公因病于五九年，就从就职的四川南充石油管理局来兰州调养治疗，前一段沉疴卧床许久，近半月精神似有好转，也可出门在周边溜达一会。于是他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来给祖母拜寿，在五奶的陪伴下，拿着小板凳走一小段歇一下，用了近两小时才从伏龙坪走到中街子，三个月后，五叔公因肝癌病逝。小坪山的三位叔公也在晌午前到了，他们和祖母不约而同地提起了两年前的那个生日。一向风趣幽默的子晋叔公笑着对祖母说，大嫂，我们今天可要把上次的补上呢，祖母满脸堆着笑大声地说，管够!管够！你们今天可要放开肚皮吃啊，随后就抹起了眼泪，她还在为两年前的事在难过呢。
桌上的菜肴上齐了，虽说不过是一顿便饭可也是寿宴，来客们纷纷上前，准备就餐。这时五叔公将祖母请到桌旁的太师椅上后发话了，他说今天是大嫂的寿辰，大嫂德高望重，是我们家族的功臣，既然大家来拜寿就一定要拜。站在旁边的子晋叔公也附和着说，五哥说得在理，我们早就想拜大嫂了。说完五叔公和三位叔公四个大男人便齐排排地扑倒在地，咚、咚、咚连磕三个响头，并大声祝福祖母“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上座的祖母慌忙起身说，使不得，使不得，现在不讲究这个了，再说，我也承担不起呀，并示意我们赶快拉起诸叔公们。子晋叔公笑着大声说，我们家族只有大嫂你受之无愧。见几位长者行如此大礼，在场者无不动容，此情此景，深憾人心。惊愕的其他的来客也都开始效法，无奈，房间太小，容不下如此多的人一齐叩拜，只好分批一一给祖母叩头拜寿。小孩子们从来没有叩过头，在大人的示意下模仿得倒也像模像样。于是现场一片噪杂，欢声笑语充满房间。
我们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也曾给祖母叩头拜年，不知从哪一年起惧于形势，这种被批判为“封建残余”的礼仪悄然地中止了。叩拜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也是最高、最隆重的礼拜规格。自古就有叩拜“天地君亲师”的传统，充分地表现出儒教民众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民众的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俗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意即男人是不可随意跪拜他人的，历史上许多英雄好汉宁可掉脑袋也不屈跪于权势。作为大嫂，虽说“长嫂为母”，可毕竟不是母，四个小叔子发自内心的敬仰和感恩的肺腑之情，齐刷刷地跪在面前叩拜，必有其受之无愧的原因。叔公们说祖母德高望重、是我们家族的功臣绝非泛泛恭维，浪得虚名，是祖母为家族 “鞠躬尽瘁”、实至名归的。
祖母十七岁嫁入我家，贤惠、睿智、勤俭、大度，敬老爱幼，恪守妇道。虽其一生坎坷、多舛，却刚毅、坚韧，处变不惊，尤于先太祖母突亡、先祖父英年早逝，家门不幸，天塌、深陷危机之际，祖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不畏艰险，力撑家门，以一己之薄力艰育年方七岁的父亲；长嫂为母，视年少姑祖母如己出，勇担重任，抚育其成人，姑嫂亲若母女，于族内传为佳话；以德报怨，委曲求全，以其仁厚之心境、高尚之品德，折服诸叔公。祖母于族内，情、义当先，尊重、团结族人。因其亲躬、表率并与族人共同努力，遂奠定基础，致族内大吉、来吉两支后世虽已进五服，至今仍相亲相敬，和睦相处。因祖母数十年孜孜不息，为家族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有我辈后人之今日，其恩泽上、下五代，丰功厚德无量。
从六三年起，“阶级斗争”的血雨又肆虐神州，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叠起，直至六六年开始的“文化革命”疯狂到极点。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唯恐意想不到的灾难会随时降临头上，“叩头”、“拜寿”这些封资修的礼仪自然没有人再敢提及。
五
一九七八年是祖母的八十寿辰，想不到这竟是老人家的最后一个生日，且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在那年的春节，探亲回家的父亲就和全家人商量着要给祖母隆重地庆祝一下八十大寿，父亲还计划到时专门请假回家亲自张罗。不期天不遂人愿，在我的记忆里从来不生病的祖母竟从五月份起因脑血栓而卧病不起。
实际上此前的一、二十年中就早有端倪，祖母曾有几次间歇性头晕，不过事后稍事休息几小时就基本恢复了，血压、心律等指标都很正常，似乎并无大碍，大家也就没有太去追根刨底，只是以为年纪大了，劳累后的正常反应，常督促她多休息，不要去干过多的活。记得七零年初，祖母陪我在小坪山插队务农时，曾头晕过一次，经大队诊所大夫检查也没有发现大的毛病，休息一天后已能正常起居。闻讯后的父亲随即专门寄来一百元要祖母好好调养，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了。此时我的收入足够我们祖孙生活，大部分东西又都依然定量凭证供应，尤其在郊区山上也没有什么额外可买的东西，就让老人家留做私房钱吧。
七一年九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了兰州大学的入学通知，插队务农三年，总算有了个好归宿。我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从西固赶回家中报喜。不料那天祖母突然又晕了，而且持续几个小时仍不清醒，家人们急忙将她送到兰医二院急诊。经检查仍然是血压、心律、血常规化验正常，输液后情况迅速好转。得知老祖母急病入院，我心急如焚，不顾刚骑了几十里路的疲劳，又赶到医院，看到祖母已清醒，这才稍有安心。当她得知我被兰大录取的喜讯后，心情特好，笑着对我说，老天爷还不收我的命，我要看着你大学毕业、结婚，还要抱重孙呢。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CT、核磁共振等设备，如有现今的设备，做个脑部CT或核磁定能发现血栓的踪迹。
祖母脑血栓的诱因是源于她的一次西固之行，七八年五月中旬，二姐怀沈慧已几月了，祖母放心不下执意要去西固探望。大概汽车一路的颠簸，到二姐家不久即感头晕有些不适，大家都以为是路途的劳累，和以往一样稍事休息即可恢复。不料几天后仍不见好转，且开始有语言和行动上的障碍，这才觉得不妙。同居于西固的姑祖母闻之，将祖母接到自己家中，精心护理、照料，后经大夫诊断才知为脑血栓所致，亦即通常所说的“中风”。当时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疗法和药物，况且对耄耋老人，也只能保守地护理，幸运的话看血栓可否自行消退。岂知仅月余的时间，病情急速恶化，大小便开始失禁，心智思维能力逐渐销蚀。
病初，怕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担心，并未直告详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祖母眩晕，正在休息调养中，父亲以为和往常一样无大碍，并未往他处去想。直到病况恶化、眼看瞒不住了，才将实情告之父亲，接信后的父亲当即请假返兰，此时已到七月中旬。父亲埋怨我们没有及时向他告知祖母病况，其实他自己也完全明白“脑中风”对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意味着什么，纵是当时就赶回来，也只是能多尽几天孝而已，与病情的疗效不会有直接的关系。
到兰州的第二天，父亲便把祖母从西固的姑祖母家接回家中，见父亲来接，姑祖母才放心地放行了。此前我们也曾几次要接祖母回家，姑祖母总是用各种理由婉拒，她是在等父亲，父亲不在她怕祖母会受委屈，她们姑嫂间用一生的时光，铸就的这种“亦姑嫂亦母女”的深情厚意实很罕见，却也是很真挚感人的，这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热心的二姐夫经多方打听，得知设在穴崖子的建工部七局职工医院在试用“低分子右旋糖酐”治疗脑血栓，且有好的结果，极力主张将祖母送去医治。其实，此药仅可扩充血容量，降低血液粘滞性，改善微循环，用于失血、创伤、烧伤、中毒等引起的休克有一定效果，但对血栓性疾病并没有正规、充足的临床数据表明有效。按国内的传统，没有“双盲对照”和“大样本”数据，仅凭一、两例孤证，甚至夸大、篡改、造假，就敢宣布有效，且在媒体上大肆渲染。结果是大批轻信的病人纷沓而至，以为找到了救星，虽劳命伤财，却不能医好一人，随后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对此我们早有预感，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既然有可能，去试一试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万一侥幸对祖母有帮助呢，哪怕是能有所缓解也好，其实也就是“有病乱投医”吧。
住院的头三天由我来陪伴照顾，因离崔家崖不过一、半里路，祖母的娘家侄子、兄弟们闻讯纷纷前来探视，他们热心地带来粥饭，而且就要趁热喂食。其实病中的祖母食量极其有限，且早已吃过我们精心调配的饭食，乱食对病人只能有害无益。可无论如何劝阻，他们也不肯听，还以为我们是在客气，坚拒又怕拂了他们的心意。幸好祖母已意识不甚清，喂食很费周折，他们这才不甘心地住手了。
住院一周后，病情并无任何起色，主治大夫以病人年事已高，恐难有回天之力为由建议回家静养，刚好我们也有此愿。住院治疗完全无效，花钱不算，还给病人和家人带来诸多不便，医院嘈杂的环境也使祖母无法安心休息。幸亏那时看病住院不似今日天价，一周的住院治疗仅几十元而已。回到家后，我们都意识到这是祖母的最后时光了，父亲和我们都难掩内心之悲痛，家中弥漫着浓浓的忧伤，就在这种气氛中迎来了祖母的八十寿辰。祖母静卧病榻，逐渐没有了思维和意识，只是用最后的一点精力在艰难地硬撑着微弱的生命，父亲哪有心思再去张罗寿宴。为了不引起大的惊扰，亲友们也在祖母寿辰前后陆续来探视、祝寿，和祖母做最后的告别。祖母的八十大寿，也是最后一个生日就这样默默地过去了。
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里，祖母的病情经缓解—加重—再缓解—更重两轮的循环，直到她撑不起疲惫的身体，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闭上双眼、恋恋不舍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华夏文摘第一三三三期（cm16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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