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有了自我认知，便有了独立人格，有了独立人格，便有了个性行为，但那个时代普遍的自我认知，是泯灭个性，融入集体。《雷锋日记》便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个性不被接受，甚至还是禁忌。王学泰《监狱琐记》云：“那时代最倒霉的，不是好人，更非坏人，而是‘怪人’。如果一个人身上稍稍有些异于大多数人的东西，不论好坏，就易于成为被吞噬的诱因。”1968年4月27日的上海，陆洪恩、柳友新等六人因“反动言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天后林昭也被枪决，次年“五一”又集中枪决51人。此后京沪等地大规模公开宣判枪决一批反革命以示威慑，至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全国被枪决的思想犯、言论犯逾15万人，其中包括遇罗克、王佩英等。政审当先年代，背后的批评，会在关键时刻，招致要命作用。
“夹着尾巴作人”的实质，即弱化特征，不能自我。起初的隐忍，为的是避免一路的疼痛，此路即通往奴役之路。如何隐忍行为，隐匿自己，纪德《访苏联归来》云：“每天早上，《真理报》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想些什么，相信什么。”久而久之，追求平庸竟成境界，人云亦云已然习惯。一个时代的逻辑，无论如何荒唐，在当时却是合理的。
将自己归队，隐匿于众人之间，不是我的城府，而是一代人无需提醒的自觉，也即集体无意识。大家穿同样款式、同样颜色的服装，写同样言词、同样结构的作文。走在街上，一片灰蓝色的死水，区别只在于新旧的程度，在于补丁的位置，我至今不习惯着新装，无法合理性解释，盖残存意识矣。但我自以为从同类中脱离了出来，不是突围，而是掉队。掉队后，就成了孤独的自我。孤独有时是虚无的感觉，有时是恐惧的存在。李洞《赠唐山人》云：“垂须长似发，七十色如黳。醉眼青天小，吟情太华低。千年松绕屋，半夜雨连溪。邛蜀路无限，往来琴独携。”好一个独携琴的垂须人，至老犹踽踽。
谎言盛行时，历史便是禁忌，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说：“人从出生到他变成成年，被灌满了各种谎言，进入成年的第一件事是呕吐，把这些谎言吐出来，自己思考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谎言中的辨言，禁忌中的无忌，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反叛。历史如家教，幼时灌输易，中年改弦难，一个真相，便是一次蜕皮，每每令人痛苦。
无病之病，是幅字迹整齐的馆阁体，是篇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是条历久不变的街景线，是个随声附和的小职员。我之为我，在于非他，无病之病，是为大病，康德“有个性才是个人”之所指，阐明了个性之于人的重要。非长发披肩，即可鉴光头，张狂外表与强大内心，各自一端，不可同语。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云：“我从来不认为人的自由是在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恰恰相反，我认为人的自由是在于它可以不干他不想干的事：我所追求的和想保有的自由，是后一种自由。”
北大教授郑也夫曾言：“在中国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即使进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也不会获诺贝尔奖，因为12年的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得已没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一个考试机器。”陈丹青也说：“我的父辈，全被糟蹋了。在他们的壮年，二十几岁到将近五十岁，都在挨整，或者整人，都在荒谬的岁月中，荒废一生。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仍在被糟蹋，他们还在考政治，考外语，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糟蹋。无可自救，只有熬。若干家伙可能会脱颖而出，大部分都给废了。”
从一种模式倒向另一种模式，从一种主流转为另一种主流，自我认识，独立人格，依旧难以树立。“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呐喊自序》中的这句话，是一剂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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