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匯達人与沙鸥先生的对话整理。】
匯達人(以下简称“匯”)：什么是民粹主义？
沙鷗(以下简称“沙”)：全球学术界至今没有对民粹主义提出过标准定义，但其公认的特点是：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宣扬草根性、群众性和平均主义。
具体到当今中国，民粹主义表现为仇富、仇官、大锅饭、群众运动、反市场经济、反改革开放……
近年来中国进入民粹事件高发期。路上发生车祸，居民哄抢货物，当警方介入，居民则以武力对抗。发生地震水灾，公众会逼迫富人捐款——似乎富人的财富一定来路不明、富人都为富不仁，所以露财的都是活该被宰；盗版猖獗、抄袭成风，毫无知识产权意识——抄你是瞧得起你，我给你捧场你居然还要收费？
……
这些无视契约精神的民粹思维，秉承的都是“我穷我有理”、“我们人多我怕谁”的强盗逻辑。
民粹主义所追求的“平等”，更多的是“不患寡患不均”的结果平等，而不是“人人有权追求自由幸福”的机会平等。
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何关系？
沙：民粹主义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为了获得“政治正确”，仇富情节需要批上“爱国主义”的外衣。
数年前的反日游行，爱国者上街狂砸日系车，西安青年蔡洋甚至砸穿了车主的头盖骨。“因为仇恨日本，所以要毁坏同胞的财产”——如此荒唐的逻辑，隐含的其实是一种卑劣的民粹思维：你有钱买洋货，而我只用得起国产，所以我砸得很爽，你被砸是活该；法不责众，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民粹主义往往和民族主义勾搭成奸，这并非中国的特例。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伊朗狂飙突进。愤怒的民众冲进美国大使馆，绑架了使馆人员。霍梅尼政权高度赞扬这一侵犯人权和他国领土的行为。伊朗人民为这个强硬而“善解民意”的领袖狂热。然而霍梅尼接下来实施了面纱令和大屠杀，伊朗滑向了彻底的神权专制。（我认为专制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回潮，应该更多地归咎于阿拉伯帝国没落后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受害者多为当地的华人企业家。大量华人商铺被打砸、抢劫，大批华人被强奸、残杀。暴徒们行凶时高喊的口号是“杀死中国人”。这种谋财害命的手法与当年纳粹残害犹太人如出一辙。
匯：民粹主义真的很“政治正确”么？
沙：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当然是“爱党爱国者爱社会主义”。然而爱国者们的言行总是处于精神分裂状态。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伪，可以从某些事例看出端倪。
这些天如果你上街高喊“抵制日货美货”、“打倒汉奸卖国贼”，你是很安全的，因为政治很正确。但如果你胆敢发动群众问责毒疫苗事件，或是要求俄国归还领土，就很难有人响应了。大概是因为毒食假药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被“自己人”屠杀就不算是罪恶。
昨天读到一个帖子：五四学生领袖、北大学生梅思平，火烧赵家楼时放了头把火。中日战事一起就堕为汉奸，先后出任汪伪政权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人放火都成了“正义”，做汉奸更是得心应手…
社科院的朱继东发微博号召反美，用的手机却是正宗的美国货。袁木、李肇星等人民公仆将抨击美帝国主义作为终身事业，最后却都随家人移民去了美国。公仆们大概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洒下革命火种——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着实令人敬羡。
计划生育已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政策。但就在其即将被废止之时，导演张艺谋因“超生”被江苏省计生委开出750万的天价罚单。很多底层民众本身就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此时却为计生部门的抢劫罪行开脱：“罚的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计生部门的罚款没有上缴国库，计划生育是一条谋财害命的产业链——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就是要幸灾乐祸。这里的民粹逻辑是一种“向下拉齐式的冲动”：我一直被政府压榨，而你平常过得那么舒服，现在该轮到你也来尝尝滋味儿。
即使“富人活该倒霉”的混账逻辑成立，受害者真的都是富人吗？
那个被蔡洋砸穿头盖骨的车主李建利，仅仅因为省吃俭用买了部性价比较高的日系车，就要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20岁的蔡洋将在牢狱里度过十年青春，而伴随李建利余生的则是五级伤残。
长途货车司机本已遭受油企、路政等有关部门的重重盘剥，不幸出了车祸却还要被路人哄抢——这些趁火打劫的强盗们可曾想过，司机可能就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匯：民粹主义的根源何在？
沙：专制体制是民粹主义的根源和归宿。
专制是民粹的根源。
专制意味着权大于法、权力私授——立法不透明、司法不独立、执法不公正。
中国有句老话叫“官贪民刁”。由于守法成本高企，丛林法则就会盛行，国民就会习惯以法律外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例如“法不责众”。于是底层民众常常盼着天下大乱，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
昨天我读到一篇报道，说的就是官员到湖北救灾，遭到灾民的各种刁难和敲诈。
民粹是加强独裁权力的最佳手段。
每逢极权体制出现统治危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就会被高举。几乎每一次民粹事件背后都有独裁者的鼓励、引导乃至操纵。
相信许多人都还记得南海撞机事件和大使馆被炸事件。当年我所在的小学接到通知，停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学生被组织起来上街游行。
再看看最近发生的“抵制肯德基”和“赵薇更换演员”事件，其权力运作的痕迹也很明显。赵薇被迫更换演员，真的是屈服于汹涌“民意”吗？想想广电总局对“不爱国”的明星是如何封杀的，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历史上一系列最典型的民粹事件也都遵循这一规律。慈禧、希特勒、毛泽东等人都是善于利用民粹的专制暴君。
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为利用义和团“抵御外辱”，给义和团发放粮饷。义和团打的是“扶清灭洋”、“保国保种保教”的旗号，干的却是拔电杆、扒铁路、毁轮船、杀害十几万无辜民众（几乎都是中国人）。义和团杀十种“毛子”：大毛子是洋人，二毛子是中国基督徒，三毛子是念洋学堂的，以此类推，到最后竟然连家里存着一盒“洋火”的人家都要斩尽杀绝。义和拳的几个大师兄靠着杀人越货都发了横财。11国联军攻入北京，大师兄们远遁而走。待到慈禧流亡归来，义和团的首领又都被缴械杀头。(秦晖《走出帝制》）
1933年，由于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伟大光荣正确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凭着三个代表，成为德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伟大领袖希特勒带领德国人民走出了经济危机，撕毁了一战后强加给德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随着一党专制的成型和爱国教育的推进，勤劳勇敢的日耳曼民族满怀革命热情，开始了对大批同胞在内的大屠杀。
1959~1961三年人祸大饥荒，毛泽东的威严遭受挑战，以至于原先紧跟其“反右”和“跃进”步伐的邓，也误认为毛大势已去，与刘一同公开批评毛。但毛借着文化大革命，鼓励红卫兵造反夺权、彻底砸烂公检法、发动群众斗群众、打倒了党内走资派，以民粹手法将党内外异己逐一整肃清洗，使自己的权势达到空前。穷困和粗鄙被视为美德，国务院出现了边抽旱烟、边接见外宾的文盲总理。当年的著名造反派头目，其路径通常是：根正苗红>民粹夺权>被毛赏识>火箭式提拔>失去利用价值>被毛抛弃。
中国的帝王术向来对“以民治民”玩得很溜。《商君书》在“弱民”一节如是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意即：用有德行的人来管理奸民，天下必然大乱，国家就会削弱；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驾驭国民，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用到极致，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天下就秩序井然，国家就会强盛——这是独裁者一贯践行的专制逻辑。
因此，独裁者需要顺民，更需要刁民；只要刁民为其所用，顺民就会更顺；一旦刁民干不了脏活，就让他做替死鬼。
匯：专制为何必须仰仗民粹？
沙：专制极权政府不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每一层级都只对上层负责。为了维持独裁统治的稳固，专制体制必须实现“上智下愚”、“强国弱民”。这就需要倚靠剥夺私产、户籍、谎言等手段，造成上下层在“财产、自由、信息上的不对称”——而民粹主义能将这三者推向顶峰。
公有制经济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全部归掌权者支配。极权主义标榜人人平等，实质却是谁掌握了对“平等”的阐释权，谁就可以垄断生存权。再加上持续地暴力镇压和奴化教育，独裁者得以实现最彻底的专制。
简言之：独裁和民粹，是专制体制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是很微妙的关系。没有独裁者的刻意培育，民粹主义很难壮大；没有民粹主义的“民意”假象，独裁者“苟利国家生死以”的面具就无法牢固。
中供当年为夺取政权，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惑成功发动了底层民众。以暴力手段剥夺了精英阶层的财产之后，又全部收归国有。即使到了所谓“改革”时期，仍反复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国进民退”。27年前的风波过后，当局对知识分子执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威逼利诱之下，学术界迅速败坏，犬儒主义盛行，批判性丧失殆尽。
匯：民粹和民主有何区别？
沙：民粹和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治和法治、无序和规则。
民粹和民主在某些形式上有共通之处。例如两者都自称是“人民做主”，都要求对官员有所限制。以至于很多人将民粹称为“大民主”、“直接民主”。
在中供的辩证法意识形态中，更是将民主与民粹混为一谈——“阶级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对一部分人实行民主，就必然要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对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是毛发明的混帐逻辑——“人民民主专政”。
专政即有系统地使用暴力。阶级斗争理论即是公然剥夺公民的生存权——这本身就与人权、自由的法治精神天然抵触。
因此，民粹的实质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以民粹主义的人治思维无法认清制度之恶，所以它“只反贪官不反体制”，不会寻求体制变革或法治原则解决问题。
而民主必须仰仗法治。一套合格的民主体制，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任何人事物都必须置于法治规则之下，政府（掌权者）尤其被宪政契约所辖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要相互制衡——这是实现法治的制度基础。
独裁即暴政，民粹即暴民。民主既反暴政，又反暴民，靠什么来实现？宪政！法治！
没有宪政，就没有负责制政府。没有法治，公权和私权的分界就会被打破，“公民权力”之矛就会戳穿“公民自由”之盾。
在民主体制中，选票是必不可少的。但缺乏法治精神的选票，必定产生民粹大灾难，例如苏格拉底就是被投票判死的。苏格拉底之死能说明什么？它正好说明当时希腊的公民大会已经滑向民粹主义。这也正好佐证了“直接民主”的危害和代议制民主的必要性。
生命、财产、自由是天赋人权，在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下，任何个人或团体无权任意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哪怕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应该在接受公正的审判后方可定罪量刑，而不是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名义行私刑。
匯：民粹主义有什么危害？
沙：民粹主义破坏契约精神，践踏法治规则，使人类重回丛林法则；撕裂各阶层，使社会长期动荡；挫伤精英的创造积极性，造成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
法治缺失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
十几年前发生过一件荒唐事：一个农民改革后发家致富，遭村人嫉恨。于是村领导带领村民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开除了他一家三口的“村籍”，瓜分了他的私人财产。
李承鹏笔下有个周狗屎，本来是个穷雇工，靠着捡狗屎培育花肥发家致富，又解决了很多流浪儿童的生活问题。土改一开始，周就定性为资本家、大地主、剥削童工，于是被枪毙。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类，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吗？
每一次民粹胜利，都是人民大难临头、权贵人肉盛宴开席的前奏。
“土改”期间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手段剥夺了地主的基本人权和世代积累的财产。农民没高兴几年，土地又被政府夺走。农村进入彻底的农奴制——人民公社。大饥荒期间多地出现人吃人，而1959年“国庆”的国宴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和血茅台。（杨继绳《墓碑》）
从“三大改造”到“反右”再到“蚊格”，民粹反智主义达到空前。无数优秀企业家被谋财害命，无数知识精英含冤而死，无数珍贵文物被彻底毁灭，致使今日之中国经济质量低劣、文脉断绝。这一后果，可以参考当今大陆政府的治理无能，以及当代汉语语言的粗鄙空洞。
委内瑞拉的毛粉总统查韦斯，当年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赢得底层民众一片欢呼。试问当初的委国人民，可曾料到今日经济崩盘的报应？
数年前重庆的唱红风潮引领全国，薄王主导“打黑”令国民频频叫好。直至使馆事发、薄王倒台，重庆当局践踏人权法治、残害无辜企业家的罪行才大白天下。
因此，我想强调两点：
1.与民族主义一样，民粹主义是把双刃剑。独裁者手握“民意”、“民心”利剑可以巩固专制权力，但极有可能失控而伤及自身。
每一个践踏法治的独裁者，在失去权力后都渴望得到公正的审判，但诸多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中供执政初期，刘邵骑多次公开反对宪政。当民主党派人士手拿《宪法》向刘要民主权利时，遭刘耻笑。后来刘被红卫兵揪斗折磨，他手拿《宪法》要求合法待遇。红卫兵高喊“宪法算个屁，毛主席最大”，将其打翻在地。
卡炸飞和齐奥晒尸酷，生前都以“人民领袖”自居，肆无忌惮地残害同胞，结果卡炸飞未经审判就被刺刀爆菊，齐奥晒尸酷夫妇经草草审判就被打成筛子。
隔壁的天降伪人金三胖，从逮捕到枪毙亲姑父，仅仅用了三天。我相信再过不久我们将会亲眼目睹他的下场——只会比卡齐二人更惨。
2.由于民粹主义“大民主”、“直接民主”、“无限自由”的强大伪装，使得某些犬儒和蠢货持续以民粹抹黑民主，以各种“暴民事件”迷惑、恫吓公众，为极权站台。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断绝了和平转型的希望。
在民主化和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我们亲眼见证了此国在互联网时代的闭关锁国。网络防火墙和奴化教育体系，是谎言帝国母体上最强大的存在。它们使得国民对史实和公民权混沌无知。
近年来中共更以“网络主权”的名义，积极为独裁伙伴提供网络封锁服务，这是很危险的征兆。
欧美日本等国的民主权利已经发展到女权、动物权的细枝末节，而中国人还在为公民常识争论不休。当今中国人仍然急需“开眼看世界”。
——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说：一百多年过去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未来的中国如要脱出治乱循环，实现转型正义，就必须对过往的罪行进行清算，并且这清算必须是在宪政原则下的依法审判，而不是民粹式的私刑狂欢。
匯：如何提防民粹主义？
沙：结束专制，施行宪政，尊重私产。
归根结底，专制体制必然导致大面积的贫困、愚昧、暴戾和信仰缺失，而法治的废弛又使人民缺乏安全感，于是人民掠夺的欲望远远大于创造，仇富心理、平均主义就应运而生。
只有施行宪政，司法独立公正，建立负责制政府，实现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人民才不必担心“怀璧其罪”，才能理解并渴望法治，才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才不至于仇富仇官，独裁投机者的民粹蛊惑也就自然会失去魔力。
2016.7.26
来源：匯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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