ⅩⅠ.1988年蒋经国开创民主宪政新局面 立地成佛
抗日之外，蒋介石剿共不谓不烈。蒋介石率领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5次大“围剿”，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总计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杀害。整个苏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最优秀的基层干部几乎被打光。“围剿”以如此结局告终，蒋介石心有不甘，他慨叹道“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如“长征”结束时，“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馀者仅为八份之一。1934年初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八万人马仅渡三万，……
这个党里能够从20年代活到1949年的元勋，大多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彭德怀闹“平江起义”时的十几位亲密战友，也是红三军团初创时的中坚份子，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全部牺牲。彭的参谋长邓萍就是其间最后牺牲的一位，殉於1935年2月遵义城下。彭的两个胞弟全遭杀害，留下一群孤儿。毛泽东兄弟三人，两死一生；其元配夫人所生三子，一死一疯一丢失。
槍杆子里出政權，人民遭殃——失去生命，延续了几千年。都是利用传统流氓精神加上对三十六计的熟练应用！暴虐加上陰谋權術，身受其害的是老百性，可以用貧窮、饑餓、血腥、恐怖概括。都没有成功走向和平与进步。
慘烈的8年抗戰，國軍犧牲380萬人，解放战争，国军伤亡171.1万，解放军121万。共计292.1万。以上数据但每一个“1”代表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家无隔夜粮的穷苦孩子的生命，在这里累积成可以运算的数据。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292.1万人如能换得（1949年人口）4.2億人的“幸福”，即一个人可以换取将近44人的“幸福”。但“幸福”与否要得到人的认同；如认为“幸福”，1：44当然太划算了。余下一个问题，谁来当这个“一”呢？你愿意吗？穷苦孩子当，公平、正义何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认为“不幸福”，就毫无价值，292.1万人岂不白死。
据维基百科报道的对蒋经国负面评价：……高玉树认为，蒋经国必须对台湾1950年代初期的残酷镇压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指出，“高压活动”明显增加，引起台湾“民心转为反对政府” 。王作荣在自传《壮志未酬》指出，“在1950年至1960年代，可说是政府的高压威权时代，而主控这一段时期权力的便是经国先生，这可说是人尽皆知的事。……迁台早期，简直是恐怖统治，以后虽稍放松，仍是绝对威权统治，毫无民主气息。而且为求将来能继承大位，不着痕迹地、但无情地、不择手段地整肃对自己有妨碍者，甚至一再用冤狱罗织入罪，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佳。”
但他最后还是按孙中山所倡议的，经过军政、训政、实行了宪政。开创了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人民能当家作主的新局面。
蒋经国立地成佛。第一首功是打斷了中国几千年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推翻了满清，中国也没走上宪政之路。推翻了民国，中国也没走上民主之路。不好的东西传进来能坏得变本加厉，好的东西传进来也能变得面目全非，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无法打破愚昧体系做出理性选择，不断从一个疯狂走向下一个疯狂。这个惡性循環被蒋经国打断了。
我们这拨五零后从小被灌输，被牢记在心的 “黑暗的旧中国，万恶的旧社会”，原来竟是一个无比辉煌的年代。中华民国，本是民主共和政体在整个亚洲广袤的土地上，头一次成功的尝试。甚至北洋军阀，都比五十年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拥有振兴民族的远见卓识。在西风东渐中诞生的各行各业的大师，更是一直到今天都凌空地耸立在我们面前。那些真正的，不朽的大师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们不但已经无法超越，还在无形中变成了五十年代以降，直至今日，一切伪大师们的照妖镜。我们纵情讴歌的一切 “后三十年” 所谓 “改革开放” 的伟大历史功勋，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着，重新回到“民国时代”。
如果说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要选“帅”，这个“帅”必须是“理性”，即以人為本，把人當人；而不是“政治挂帅”；尤其不能是毛列斯氏的社会主义。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时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打江山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张国涛、王明每个人都自以为比毛有学问，但毛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唉，但后来，他也以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化身和发展。其实，他跟我一样，凡夫俗子一个。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我看到此话中“毛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建国之前也许做到了，否则打不下江山；但建国之后，种种举措，根本就没有“实事求是”的影子。荒唐到死。为什么执政党打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旗号，却根本不懂社会主义，直到最近我才从看了著名经济学家（华盛顿任世界银行顾问）的朗咸平“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的视屏中才搞明白。
朗咸平先生说，资本论第一卷比较好读，第2第3卷数学是多变量微积分，非常高深，当年连朗先生在内的全体研究生都考不及格，恩格斯写的，非常难读，使当时只有20岁的朗先生大开眼界，“我没有想到西方各国不但在科技方面领先我们，甚至在马克思研究方面，也领先我们不下300年，那么当时给我极大的震撼” （注：括号内根据原话笔录）。
朗咸平先生又说，马克斯真正想讲的就是民主与法制；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通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利腐败的阶级斗争史；马克思通过民主与法制，亚当•斯密司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目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我第二次被醍醐灌顶——“资本论”是本“天书”，可是早期革命家是法国留学生啊！我上网查，1909年至1911年间第一次凭借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共三批学生，一九一一年初，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此后十多年间，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有一千多人。老一代的革命家，最长的朱德出身于1886，其它都在十九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根本不可能学过高等数学，然后去看懂资本论。发稿之前，我才看到齐邦媛著的，在获得多项奖的《巨流河》中说到，抗日时期，她在流亡中上中学，那时的微积分数学课是中国最早施教的高等数学，以此估计，在当时的文化程度上，老一辈革命家看“资本论”，就是看“天书”，列宁看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澤東一生曾圈点閱讀《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 “一十七遍” 他的秘書李锐说，建国以后毛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在这本天书中看出了“造反有理”（原话“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出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啊，可以组织看得懂的人深入探讨啊，何至于又让西方在马克思研究方面，也领先我们不下300年。拒绝学习被共产党作为精神原子弹的马克思，迄今为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早在1966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当时因为还未实践过，追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是世界性潮流，吸引全世界的有志优秀青年。邓小平在共和国“30”而立之年告別了共產主義，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应该说还是有头脑的。特别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应该实事求是告知老百性，全世界共产党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因為還來不及經過實踐檢驗，不知道是“烏托邦”。
在此重点引用唐德刚教授（下加横线）等权威人士的有关论述，可以说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社會主義都是有專家發明的——專家們發明了社會主義，然後交給信徒們去實行。據孫中山在六十年前的估計，那時的社會主義已多至57種——今日更當在百種以上，所以在這百餘種社會主義中，評其優劣，從中選擇一種來加以“實行”，的確也是個天大的難題。
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科學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無一項不是出於“實踐知識”，也無一項是“脫離實踐”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原是社會主義之母。
馬克思是位智者。他所“概念化”的“具體事實”都是他所熟悉的（白種人）人類歷史上千真萬確的。但他沒有想到這個“概念化”法則是有時間性、區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馬氏於1883年仙逝之後，已時移勢異。不幸有許多信徒不明此理，最後終於搞出個“不斗行嗎？”的毛澤東思想。一斗30年，我們就沒有褲子穿了。
对共党执政前30年，可以按“不知者不为过”推脱责任；但到现在仍然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做着种种事倍功“零”的粉饰，如何自圆其说？
理性要求，不能採用口号、运动、斗争治国，要建立一整套博採众长的制度。
第一，只怪“人”，不怪“制度”，是我們的國貨，老傳統。共產黨人最喜歡談舶來哲學，其實滿肚皮中國垃圾。第二，他們總想換換花樣，但是六十年自我關閉，肚皮里也沒有太多洋學可放。除掉馬恩列斯——那套西洋正統文化中的旁門——他們所知也實在有限。
沒有“制度”，則要靠“人事”，靠“人事”則給人以“鑚營”的機會。搞“鑚營”則名利市場就變成貨幣市場。在貨幣市場中，劣幣總是驅逐良幣。在名利市場中，則壞人就要擠掉好人。
“人民政府”這部大機器自從出廠以後，始終就未照章駕駛過。自動化部門，也從未試過車。
孫中山說得好：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上軌道，它就是為眾人服務的牛馬。不上軌道，那它就是一頭老虎。一個國家，不論它怎么封建、落後，總得有個制度。制度是繭，政客是蠶。蠶又為什么要作繭自縛呢?無他，你如想死，那就不要作繭，你如想化為飛蛾，傳宗接班，你就非如此不可啊！壞法律雖不如好法律，但卻遠甚于無法律！壞制度不如好制度，壞制度畢竟比無制度好。
通俗地說來，“法”就是這部萬能的“國家機器”的“駕駛須知”。要開動這部大機器，便要絲毫不茍地執行這“須知”上的各項各款。不嚴格執行，則機器不能開動；開動了也故障滋多，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理性要求，要积思广益，三人之中必有我师，民主法制是必不可少的。
唐德剛教授又曰：西哲曰：“制度者，智慧與機會交配所生之寵兒也”。若想搞民主法制，則蔣毛二公縱有此“智慧”，也無此“機會”。打麻將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四位牌有“民主平等”。如果在財政部里找幾位科長陪孔庸老打麻將，這麻將就不是普通輸贏了。第二，這四位牌友一定要有“健康的個人主義”，個體之間要特立獨行，自有判斷力。如果上家是老伴，下家是馬弁，這位老太爺的家庭麻將也就無輸贏可言了。蔣中正、毛澤東這兩位老太爺晚年所打的就是這種麻將！他兩位縱想摸點真麻將，馬弁和老伴也不是麻將搭子。這壞就壞在我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謂“士大夫”）“上拍、下壓、中搗鬼”的亡國奴劣根性。
一個國家可以無食、無兵、但不可無信。在毛澤東這個大獨裁者的死前二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全黨上下，真是鬼話連篇。全國都在說瞎話——“毛澤東思想”的字典裡，可說沒有個“信”字了。上下相率而為偽。舉國無信，還成什么“國家”呢？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話可隨便講，事要認真做，這原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中重要的一面啊！
亚里士多德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法律的统治优于个人的统治”。反之，“让某一个人来统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份，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
理性要求我们，国家要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是主人，政府必须为百姓的利益进行服务，
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
民主不一定选出最优秀的领袖。但至少能淘汰最坏的人。
蒋经国的第二大功劳为炎黄子孙和亚洲，树立了第一个宪政体制。值得后来者借鉴。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1993年7月2日，台湾公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同年9月实施，2008年有过一次修正。在宪政体制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中国改革开放已近40年，未见“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1954年公布的宪法至今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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