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盘名为《八九点钟的太阳───文化大革命始末》光盘是如何买到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看完了这盘记录片还是让我内心中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经历和看到过的那些，影片中的那些“显赫”人物的纷纷登场，用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对曾经抱有巨大期望的大革命，随着对大革命的不断的感悟，不断地发现，革命理想的泡沫最终破灭了。难怪这部片子拍摄公映之后，被美国历史学会评为“最佳历史纪录片奖”。
这部片子自己可以肯定地讲这是在国外发行，因为这里面的大多数人物都已经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而侨居海外，他们对执政党的那种不满与失望直白地作了阐述，我在网络里查阅了一下，在影片中依次亮相的这些人有：朱学勤，男，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至1991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 朱学勤是中国自由派的旗手之一。
李锐，水电专家，20世纪50年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获罪，20年间先后被放逐到“北大荒”、秦城监狱、安徽等地；1979年平反后曾任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晚年治中共党史，著有《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等书。
李南央，曾用名范茁，李锐长女。现居旧金山。编著包括《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父母昨日书》等。
刘亭，原名刘婷婷， 1952年4月1日出生。刘少奇之女。现任联亚集团董事长、总裁、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等…
叶维丽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均为北京的中学生。1968年她们分别赴山西和云南插队。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二人先后赴美留学，并均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叶维丽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 徐友渔在本学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最近出版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维特根斯坦文集第6卷：《论数学的基础》。 1995年其研究发生了明显转移，他开始就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喧嚣的作用发言，并写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学术性论著，并于1999年出版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他是中国学术界对给现代思潮在中国的负面作用发出最早、最有力抨击的人之一。 1997年他开始梳理90年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并主张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应大大加强。在中国知识分子出现思想分化和对立，在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主要问题，以及有关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等问题方面出现分歧和争论时，他积极地投入论战。在启蒙和理性遭到质疑时，他毫无含糊地表明捍卫的立场。
朱大年，男，1949年10月生， 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课程负责人。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理事，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生理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生理通讯” 编委。
遇罗文，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到陕北、东北插队落户的一系列经历。当木匠时被工具挫伤，返乡探亲的途中遇劫，第一个孩子因环境所迫送了人……一场接一场的磨难考验着遇罗文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去当木匠、照相、放排、开办电焊厂，坚强而真实地生活着。
那是一个“革命”掩盖一切、埋没一切的年代：迷信“革命”，迷信“动荡”，尊严被践踏，性情被扼杀，生命只能在口号的海洋中随波逐流才可能卑贱地存在。但《我家》却告诉人们，始终有人在用睿智的头脑和坚实的脊梁在坚持着。
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1968年她被江青等人诬指为专事打砸抢的“联动”头目受审，革命干部的父亲被打倒后，到内蒙古草原做牧民。多年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到东北一大学学习地质专业，又重返北京，来到中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八十年代中期，宋彬彬来到美国波士顿读书，取得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现和丈夫、儿子相依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王力雄：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寓言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亞洲週刊》)，至今仍在港臺以及海外暢銷，大量盜版更流傳於中國大陸。
就是这样一帮子在文化大革命最初，官宦或资本家的子女们，满怀一腔热血学，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的人，回忆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投入的这场“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希望破灭，带给他们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他们对执政的高层内的尔虞我诈，卑鄙龌龊，让他们彻底地心灰意冷，彻底了解了他们成为党同伐异的牺牲品这一残酷的现实。
整个纪录片氛围了七个段落，分别为“大跃进”、“自我否定”、“大风大浪”、“红八月”、“新长征”、“从打乱到大治”、“天壤之见”、“革命万岁，革命死了”。导演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的历史原因，追述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得那场天灾人祸上，正因为大跃进的“冒进和浮夸”全国饿死了多少百姓，刘少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讲到，这场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作用，并主动提出让出主席的位置，由刘少奇主持工作。
也许政治斗争的积怨与我们百姓的积怨别无二致，个性的差异，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都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表现出来，片子的第二部分“自我否定”写了两个人的自我否定，一个是毛泽东对自己检查的自我否定，一个是刘少奇对自己曾经批评大跃进冒进的讲话的自我否定，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庐山会议揪出了以彭德怀为首的担当集团，而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因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大跃进浮夸问题被牵连到彭德怀反党集团之中。文化大革命从那个时候（1964年中旬）便有了清晰的苗头，大形歌舞史诗剧《东方红》的公演，在导演的感觉里已经是毛个人崇拜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在不同场景下那些官宦和有地位的曾经的意气风发年轻人的解说，他们用自己亲身的感悟谈论着自己在这场“浩劫”中的亲身感受，在他们中有当时与家人划清界限的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到粉粹四人帮以后才恢复，这一个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这位革命家的后代不无感触地说道：整个运动没有真实，全是骗人的东西，我父亲恢复名誉以后，我对这个执政党再也没有了感觉。朱学勤说得更直白，他们在最初的时候的那种激情洋溢，热血沸腾现在来看就是青春期的冲动，他说当时假如不是执政党的召唤，而是某一个宗教的召唤，他们同样也会这样地去奉献。影片列举了《牛氓》这部影响中国青年的片子，牛氓就是文革初期年轻人的写照。
影片从文革的开始，毛接见红卫兵，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红卫兵这个词的来历，正是在影片里演到的那个名为骆小海的人，在文革初期一直扮演着理论家和携手的角色，这个人感觉很有来头，整个影片演到他的时候，都会用技术处理将他的面部表情给处理掉，看不到他本人的真实情况。而这些人的纷纷登场，为我们注意了解了那场“大革命”真正的内幕。听到他们对这场大革命的那种信仰的破灭，我自然想起来了前些日子看的瞿秋白写的那本名为《多余的话》一书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影片最后的那段对白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脑海，旁白是这样地说道：乌托邦已死，革命正以其它的面目再现，千千万万的人心中，革命已死，乌托邦的许诺正以各种新的形式再现，然而毛的幽灵仍在徘徊，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毛的幽灵就可能会化为一种希望，再次召唤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片子非常的有意思，整个的段落是在大型史诗《东方红》的节奏下进行，最初的开幕呈现了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东方红的乐曲也随着响彻，预示着一个造神的开始，但是到了最后的结尾处，将八个样板戏其中的一个名为《海港》戏剧，作为结束时的剧目，解说不无调侃地在那里说：历史变得越来越黑暗，舞台却变得越来越明亮。也就是说让观众看明白了是什么了。电视画面里的独白说完以后，最初那高昂的曲调变的异常的低沉和混杂，我们细细听取有很多变奏以后的那些革命歌曲，包括向东方红和国际歌等等曲目的变调。我知道这是导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认识，他在告诉我们这场浩劫像是一出闹剧，最终的结果就是演出的结束。
很遗憾的是关于这场大革命的历史材料尚未解密，很多最详实的资料依然是一个谜，在执政团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我们先知道的情况去揣摩，而这些官宦子弟们的现在，与当初他们的那些想法，是不是同样是一种投机，这要让时间去评说，但是对于我来说，能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也算是受益匪浅了。
维基百科关于《八九点钟的太阳》介绍
《八九点钟的太阳》（英语：Morning Sun）是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商业性质纪录片。曾经在美国上映期间，在当地华人社区轰动一时。本片是继《天安门》之后，卡玛拍摄的另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纪录片。该片主要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
影片内容
本片采访了多名当年的红卫兵、干部子女，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一场在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并以《东方红》和电影《牛虻》为线索，表达了当时的红卫兵希望向长辈们一样，解救那些被压迫的人，以及对于革命理想的渴望与疯狂的追求。本片以客观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那代人“由最初满怀红色激情地憧憬乌托邦，理想破灭、幡然猛醒的心路历程”。
该片以时间发展的顺序记叙，将文革向前延伸到“延安整风”，下至八十年代审判江青四人帮集团，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较全面探讨文革动乱的起因经过、发生背景和深远影响。
关于导演卡玛
卡玛于1949年生于北京，在北京长大，以中文为母语，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谊。卡玛称：“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人类追求乌托邦的历史。各个民族、种族，各种文化，都会有。有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可能对人性中不可爱的一面能有一些抑制，恶性发展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特定条件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某一些人群，在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时候、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宽容、对他人的敌对，同时压制自己阵营内部的异见。而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着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帜。”因此，她是站在全世界人的立场上拍这部片子的。她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将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人们的思想历程再现出来，并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一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