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國民黨統治，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統治，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
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储安平，《观察》社长和主编。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無’的问题了。”此話是在1947年3月8日說的；對他的先見之明我至今都感到不可思議。1957年因储先生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失踪，后被宣布死亡。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就是储安平。
廖信忠先生在該書中舉例说明臺灣人民沒有言論自由。
例１，剛解嚴那幾年，也是海外異議人士闯關返臺的高峰期，列入黑名單榜首的郭倍宏，當局發出12道通輯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時值大選，郭放話某地點，某時會公開現身助選演講，當局懸賞300萬抓他，郭果然準時上臺演講，現場在此時HIGH到高點，正當他講完，軍警準備抓人時，全場燈光忽然一暗，等到燈光再亮時，群眾都帶上當時流行的代表黑名單的面具，郭倍宏順利地離場。1996年3月進行了臺灣總統直接民選。該書就描寫這么多。我進一步在網上看到可能被刪掉的部分。
1989年10月，郭倍宏偷渡返台，由于郭倍宏的台独背景，引起国民党政府动用军警情治系统搜捕，当局更提出220万新台币的悬赏奖金，引起外界注目。11月22日晚上，在国民党动用军警在四周埋伏包围，通往台北市各大桥梁都有军警在把关路检下，郭倍宏公开出现于台北县中和运动场的卢修一、台湾省议员周慧瑛政见演讲会。就在简锡堦要求现场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郭倍宏现身在演讲台上召开中外记者会。郭倍宏面对上万热情群众演讲，表示这次闯关回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在演讲完后，1991年，随着台独联盟本部迁回台湾运动，郭倍宏随之返台，于机场被捕入土城看守所。1992年5月，因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修改，得到释放。（維基百科）
進一步的細節，現場燈光滅掉再亮起時，數以千計的民眾都戴上黑底反白「黑名單」面具，歡呼掩護他安全離開會場。簡錫堦設計的「黑名單面具」活動，把國民黨八大情治系統耍得人仰馬翻，郭倍宏金蟬脫殼地甩掉上千名軍警的重重包圍，幾天後再度安全返回美國。
看到此例后，我的感覺就是羨慕臺灣人比大陸人自由多了。大陸绝難發生這種事。
首先沒有人敢制造這種面具，也沒有數以千計的人敢戴這種面具，我推測「黑面具」隨着郭倍宏偷渡進台的，如果在臺灣制作，事后一定將「黑面具」設計者簡錫堦和制造商兩個都抓捕歸案。其二共產黨也絕不允許公開宣佈要“推翻国民党，建立新国家”。雖然在改革開放后有了私營經濟，生活資料已敞開供應，不吃共產黨的飯也能活下去，老百性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度已比之毛死前寬松多了，但有一條底線甚至比過去更嚴，那就是防范組織化形成的群體力量。根据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估计，中国2010年有超过18万宗如示威和骚乱的“群体性事件”，是接近10年前数量的三倍。中国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越于国防费用的5,340亿元人民币（維基百科）。其三敢於戴這種面具的人會遭殃。没有数以千计的人敢带这种面具。
例２，廖信忠先生還寫道，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宣告自1987年7月15日起解严，“名义上”白色恐怖已经结束，台湾平民不再受到严厉的军法审判，但是《惩治叛乱条例》以及《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仍然持续镇压与政府持不同政见者。1991年5月9日，法务部调查局干员未知会国立清华大学校方，于清晨五时许进入清大学生宿舍拘提历史研究所硕士生廖¬伟程，引发台湾社会与大学校园剧烈反弹。5月9日，清大学生到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静坐抗议。5月12日，抗议的教授及学生于中正纪念堂静坐，二十多名教授遭到镇暴警察以棍棒殴打。5月15日，上千名台湾各大学学生发动罢课并占领台北车站大厅静坐六天五夜，要求“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反对政治迫害”。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废除《惩治叛乱条例》，5月22日正式宣告废止。
1998年6月17日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补偿条例，成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十五年间补偿10067件，其中死刑809人，包括：二二八事件、澎湖七一三事件、孙立人部属郭廷亮案、柏杨案、李敖、雷震案、美丽岛案（除了林义雄可能因林宅血案未破坚持不领补偿金）等。但约1500名受难者未提出申请。基金会执行长希望基金会结束营运后能与二二八基金会合并成为“国家人权基金会”，继续保障未申请者的权益。
从未听说大陆有类似“补偿基金会”和“国家人权基金会”，继续保障未申请者的权益。轟動世界的1989年，海外華人聞之無不掉淚的“天安門”事件過去27年，從未道過歉，更談不上補贘。毛在世時，戴上各種帽子，甚至判過刑的“敵人”，大部分得到了平反，基本上沒有任何補贘。最侮辱人的是被搶斃的人家屬接屍時还要付子彈費。
蒋介石曾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军隊”的口号，但未能实现它；毛泽东没提出这种口号，却一个不少地实现了它。
不容否认蒋介石主政时，其党其国已开始走向专制主义道路，在政治军事领域大力围剿异己力量，既杀方志敏，又杀邓演达；在思想文化领域竭力壓制不同主张，既坚决反對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又不大容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即便如此，“国统区”里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冷嘲热讽声，有李达教授的宣讲马列声，还有民主同盟的据理力争声。
到了毛泽东执政时期，不仅体制外的叽叽喳喳声没有了，此为1957年“反右派”的杰作；而且体制内的“操娘”声也没有了，此为1959年“反右倾”的成果；最后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毛主席语录”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就和1960年“公共食堂”大饭锅里的情形一样：清汤寡水。在当年贫穷的中国大陆上，发展速度最快、普及率最广的现代工业产品，就数广播器材了。加上拥有世界上听众最多、政治控制最严密的广播网。他只要一声号令，便能于倾刻间响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激动数万万颗向着他老人家的“红心”。并被迅速塑造成执政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的政治工具。
對比之下，國民黨還多少做了一些值得老百性懷念的好事。民国最值得称道的是，继承和维护了中华文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东部高校仓促内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乃迁至湖南长沙，同年10月开学。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其中有200余位师生从湖南步行至昆明，行程数千里，被誉为“文军长征”。1938年4月，学校定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约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教师79人，学生92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共产党统治67年，没出一个大师。
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人文学科领域基本上没有培养出大师级学者，相反倒培养出不少擅长打棍子、扣帽子、甚至出卖师长的学品不端者。
事情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按理说，新中国既然培养不出新的学术大师，那就应该更加珍重老的学术大师，以充份发挥他们已有的学识才智–这是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学术大师们在这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没被整肃过，几乎没有人没被要求去写那些使他们蒙受耻辱的自我批判材料或揭发别人材料。这些大师们过去个个熠熠闪光，此时大都黯然失色，大都出现学术退化情况，很少再写出传世佳作来。
其中，最典型者要数老舍先生了。这位已具有问鼎诺贝尔奖实力的中国文豪，创作最鼎盛期在三十年代，人生最黑暗期在六十年代，投河自尽于这一时期。据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曾投了他荣获桂冠的票，可他所在的国家却投了他应该死去的票
臺灣多少還有選舉的架勢。書中也寫道，臺灣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開始了地方選舉，延續到國民黨來臺后，大家也都知道“國民黨不賄選就不會選”。一直到1977年的“中坜事件”仍繼續賄選，萬民群眾包圍和燒了警察局，警察為驅散民眾而開槍的，流彈打死了兩個人，最后，許信良還是高票當選。
Ⅲ.槍杆子里出政權，槍杆子里出不了人权
1927年毛泽东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掌握武装力量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传统看，唯有暴力才能取得政权也是事实。关键是为谁夺权？为人民还是为共产党？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人民是共党奴役对相，毛一直凌驾於全党之上。毛为党，实质为自已夺权。为夺权，不惜勾结日本和汉奸汪精卫。
文革中批判彭德怀的最大罪状之一就是百团大战，当时我觉得很纳闷，取胜了为何反而犯错？来美国后才知道，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背离了毛的战略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国民党政府军），一分抗日”。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 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
见敌则避，如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遂忘寇患之亟，指的是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余杰：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中共壮大之谜》）
共党执政后，出了无数歌颂共党抗日的英勇事迹的电视剧，实际上，国民党是主力。国民党抗日，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了268位，共产党仅有一位左权（上）将军。“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的对敌战争“三原则”。毛勾结日本和大汉奸“理、节”都没做到，只做到牺牲数千万生命，只对他一人有利。其结果，毛泽东至死都不让出军委主席一职。在毛之后的邓小平，迟至85岁才让出这一职务，已经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军事统帅，创下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後無来者的记录。
根據1969年1月10日，北京衛戌區調動使用權限的八條規定，林彪曾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及1970年宪法草案，林只有調動2個連兵力的權力，一個連大約120人左右。我第一次在有關林彪事件相關文章看到這個數據，就明白沒有一個高官有造毛澤東反的實力；也是毛無法無天，禍害全國，毫髪無損的壽終正寢的原因所在。
毛在夺权后，继续槍杆子里维政權，紧接着1950年爆发的关于“抗美援朝”的这场战争，志愿军“先后出动的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朝鲜反而丧失近三千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 将近一百万志愿军战士的冤魂，那也就是一百万个不幸的家庭呀 甚至毛泽东本人，也就是因为那场误判误打的战争，而最终断子绝孙的。(战争的亲历者何方的长文《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
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就应该“预知”面積是大陸的167分之一，人口是大陸的600分之一的台湾是不可能光复大陆的，1987年才宣布“反攻大陸”無望，經歷了長達38年的戒嚴期。挟持了200萬隨軍來臺老兵，在臺灣經濟進步的過程中，他們仍然被牺牲了，大部分都晚景凄凉。特别是农民在大陆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同样被牺牲了。
該書描述蔣介敗退臺灣后痛定思痛；其實毛澤東和其它倖存者也在痛定思痛，其結果就是變本加利，為什么中國人就如此不幸。中國人始終在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中打轉。我也久思不得其解，从易中天：枪杆子可以出政权 却永远出不了人权一文中找到了答案。
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71工程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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