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明纬被迫害致死
10月31日早晨6点零5分，有人看见明纬在井边刷牙，说明他思维，情绪很正常，与他前几天自残时的神志不清完全是两个状态。
6点35分，放牛的队友亲眼见到专案组长吴全福经过大树边，脸色阴沉，急匆匆地向场部走去。
6点30分刚过时，九队队友们在大桥下发现受了致命伤的明纬，就把他送往场部医院。
场部电话总机听到九队报告明纬的事，去找徐兆福时，看到吴全福正在徐家里向他汇报。
10点多，有二个队友为了保护现场去到桥基边，遇到专案组组长吴全福带着几个便衣警察在有血迹的石块上走来走去，随意破坏现场，然后5分钟不到就走了。
下午，全队不出工，连部又召开大会。会上听到各班组汇报到会人数缺了几个人时，专案组组长吴全福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骂:“还有几个人为什么不到?我们这个连部还没有烂掉！”缺席的人都是同情曹明纬的人。
迫害者故伎重演，会上对明纬再加批判，说他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等于先定下了自杀的调子，排除一切其他可能性。
真正令人发指。人快死了还要批判，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一方面就怕他不死；一方面咬定他是自杀。
场部医院将明纬转送太平县医院抢救时，有一个积极份子居然以停止开车即停止救治为要胁的绝招，来阻止仅仅与她看法不同的知青上车。由此拖延了20分钟。
同时，有同情明纬的队友在去场部的路上，被场部保卫科民兵拦住，阻止他们去通 知刘浩德。
受了致命伤的明纬到了太平县医院后，场部派人来，说明纬是坏人，不让医生全力抢救。
据明纬最后在医院见过他的队友说，明纬的最后遗言是: 。。。我没错。。。我是不会认错的。。。
这是他的最后心声。
明纬没错！
下午3点半左右，明纬在太平医院死亡。
我的哥哥曹明纬，在他满怀豪情“自愿”进入“广阔天地”仅仅14个月，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他朝气蓬勃的，21岁的年青生命。
那时，我的父母仍然关在牛棚，我的二哥仍然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活，我仍然在黑龙江农村插队。
明纬死后
当天晚上，全队一片寂静，大部分队员早早就回到寝室，紧闭室门，没有人像平时那样，在各个寝室跑来跑去。几天后，渐渐透露出来，当天有好几个队友，老队员、新队员都有，为明纬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后来几天，有关明纬死前的活动也传开了：
有人说，明纬在6点左右就起床了；
有人说，6点零5分看到曹明纬在井边刷牙；
有人说，亲眼看到吴全福在6点35分到了大树边，脸色阴沉，急匆匆地朝场部走去；
有人说明纬一出事，就去找吴全福，找遍全队也找不到他。
有场部的人说：场部电话总机听到九队报告的事情，去找徐兆福时，看到吴全福正在徐兆福家里向他汇报。。。
由此可见，在众人发现在大桥下的明纬之前，吴全福已经知道明纬堕桥，已经在汇报了。
好几个队友说，不能排除吴全福害死明纬的可能。
然后，远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我二哥的领导，很快就接到了茶林场的组织来函，说明纬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畏罪自杀，要他同明纬划清界限。
畏罪自杀?明纬有什么罪?
就算在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里，明纬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不过公开给领导提了些意见。在66至69年那三年时间里，明纬这种意见在文革风起云涌的大字报中，根本算不了什么。
为什么泯灭人性的迫害者丧尽天良地定要整死他?
为什么这个社会容不下一个21岁的知识青年?
后来
明纬不明不白地死后，又有二名新队员(1968年来场的知青)自杀，其中一人身亡，一人被救；后来又有一名知青自杀；由此可见知青在九队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
有几个九队知青联名写信给上海市革会。
明纬之死表明，有许多知青支持的刘朱与场党委其他委员的矛盾无法在茶林场自行解决，上海市革会通过有关方面工作，使原来的军代表由所在二炮121部队召回，改由上海警备区和工总司联合组成军工宣团进驻黄山茶林场。由原来的嘉定县委书记牟登高任军工宣团团长、上海警备区的一名师长，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任军工宣团政委，原来的松江县委副书记李锡九任军工宣团副政委。
进场后没几天，一位陈教导员带了几名军代表进驻九队，蹲点了解情况，组织学习策，扭转干部、群众的观念。
1970年夏天，李锡九到九队蹲点。
一开始，军工宣队表态支持知青，后又怕与野战军搞坏关系，就软化了态度，随即作出了大事化小的结论：
对曹明纬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是错误的。场党委犯了错误，曹明纬也有错误。
李锡九在秋天一次全队大会上定下结论：曹明纬是自杀身亡，因为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随后，把原来一队的指导员张永祥调到九队任指导员。
1971年，我父母从牛棚放出后，得知明纬死讯，悲痛欲绝。
后来在父母不断的强烈要求下，1975年，茶林场同意将我从插队的北大荒农村调到茶林场三八队，算作平反的一部分。
至于后来刘浩德被牵连进四人帮的案子，那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
1980年，罪恶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全体知青的一致反对和抵制下被全面终止。
1986年，原先改造罪犯，后来改造知青的黄山茶林场结束了历史使命，将自1955年从集体和农民手里平调的三万亩山场和土地还给了周边三个行政村和农民。
明纬死因不明
专案组组长吴全福，对明纬用尽一切逼供手段，包括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无限精神摧残的各种毒辣手段无不出于他的创造或首肯。
两次自残行为，何曾换来专案组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
明纬受了致命伤后，急需救治，有个积极份子竟然能以停止开车，也即停止救治的绝招，来阻止仅仅与她看法不同的人上车。
是谁布置了民兵阻止九队队员出去通知明纬受了重伤的消息?
是谁指使人到医院不让医生全力抢救的?
是谁如此之快就通知了明纬在兵团的弟弟?目的何在?
有队员肯定，明纬死的当天，吴全福同他有过接触；接触的时间就在早晨6点十分至6点30分这短短的20分钟内。
这一切有序的布置，显示出有一只黑手在动作着，定要将明纬置于死地。
明明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岂能轻描淡写地以一句“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来否定他杀可能?
明纬死得不明不白。
有九队队友指出，由于明纬死的时候，报公安局的身份是由掌权的迫害方提供的，死因没有经过公安局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就连病理死因也不知道，只能说死因未定。
明纬自杀身亡依据不足，逻辑不通。
i) 刘浩德即将回场，曹明纬面临局势反转的大好机遇，这点从10月29日他的同学送营养品慰问以后，一大批原来敢怒不敢言的群众纷纷表露出反对迫害曹明纬的态度，即使是普通队友也清楚，两种意见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0月30日下午，三个队友与他交谈时，明确地告诉他这点，他也表示要揭发某些人的意愿。在这样的形势下自杀完全不符合逻辑。
ii) 伤口部位以跳桥自杀解释不通。有个队友仔细观察到，明纬脸上血肉模糊，他的鼻凹处、下颚都有伤口，头上和后脑也有伤口，牙齿不知掉了几颗，神志已经不清，嘴里喃喃有词，但是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他以为，一般来讲，决心要死的话，从大桥上跳下去，头部着地，应该是脸的上半部或头额，头顶有致命伤。而明纬的伤口有好几处:额头上有一些，口鼻三角区有一处很深的伤口，牙齿掉了几颗，嘴唇外面血肉模糊；下颌部内侧也有伤，伤口的深度不清，而这个伤口不可能是高空堕落造成的。这些伤不可能是一次撞击形成的。
九队队友推断，明纬死因的几种可能从明纬上午6点零5分在井边刷牙，到6点半左右有路人到队里呼救，这短短的半小时发生的事情是明纬死因的关键。
有一点是肯定的，明纬死的当天，吴全福与他有过接触。
可以推理:
刘浩德作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场党委委员，刚从上海参加过市革委会的会议回场，听到他的支持者被迫害，肯定要干涉。如果专案组的工作还不能结束，作为场部特派员和专案组首领的吴全福必然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他肯定想要尽快结束专案组的工作，也就是要摆平明纬。
怎样摆平?再来硬的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完全可能用软的态度，叫明纬出来谈谈，这时应该是6点零7分左右，以单独谈话的名义带他到大桥。谈的过程中发生明纬堕桥后，吴全福一个人悄悄地回场部。
这时，队里大部分人还没有注意到明纬的失踪。应该在6点27分左右，吴全福经过九队外面的公路去场部而没有人看见他。从九队队部到大树，一般步行8分钟。6点35分，吴全福经过大树，正好被牛棚放早牛的队友看到。这么早回场部，显然是十分罕见的。
这时候队里刚刚知道明纬堕桥的消息，去人把明纬抬到队部，指导员到处找吴全福，当然找不到。 吴全福不在，再向场部打电话。场部总机接到电话，一般人员还没有上班，就直接到徐兆福家里找他。这么早从九队回到场部，还没有到正常上班时间，就到徐兆福家里汇报；如果不是发生了重大事情，就是反常的。那么汇报九队发生的重大事情是什么?应该就是明纬堕桥。
这样的假设，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情理上也合乎逻辑。
那么吴全福与明纬在大桥谈话的大约10分钟左右内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只有吴全福最清楚。但是他是不可能开口的。队友把可能性列出来。
第一种可能:
谈话由于明纬的强硬态度而不能继续。而且明纬表示要揭发吴全福搞逼供信时的出格言论，因而激怒了吴全福，他顿起杀心，连续推搡明纬。明纬没有防备，倒退不慎堕落桥下。吴全福再下到大桥下，检查明纬的伤势后，再加上致命几击，再上桥避开九队回到场部。
第二种可能:
谈话时，明纬情绪激动起来，在桥边来回走动，不小心滑了一跤，堕下大桥，摔到大石块上，头脸受到伤而昏迷过去。吴全福看到明纬摔下大桥，心中暗喜，反正不能让明纬开口，下去再加上几击，然后再离开。
上面二种可能都没有排除吴全福的“加工”。因为明纬没有正式的病理死亡报告。
否则，他的伤势无法解释。
因此，只能得出明纬死因不明的结论。
明纬坚持的是什么?
明纬已经不能说话，我在这里代他说几句。
这里需要澄清对人还是对事的问题:先说对人。
来茶林场前，明纬与刘浩德素昧平生，从不相识。
到茶林场后，因为明纬是66届高中毕业生，刘是67届大学生，又来自同一个城市，便自然而然地比较谈得来，本不足为奇。况且当时场里同刘接触较多的知青不在少数。至今，仍然有知青重回茶林场怀旧时，去刘那里聊天。
朱菊英是上海农垦系统标兵，也是来自上海的知青。当时刘和朱都是场党委委员，同原来的安徽本地干部，及原劳改农场的“老管教”干部们的共同语言不多，而与刚下乡的上海知青更谈得来，本在常理之中。
黄山茶林场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农场，许多规章制度被一直沿袭下来。
原场队领导更倾向于把下乡知青当作劳改犯，至少是“二劳改”一样管理，知青一来就称呼他们为“造粪机器”这类侮辱人的绰号，不尊重人，只强调知青下乡接受改造的一面；而刘朱比较尊重知青，更强调知青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方面。后者的观点当然更得到知青的认同。
对人，明纬仅仅与1969年黄山茶林场里的刘朱观点相同。
再说对事，明纬坚持的是理念，至死也没认错，更遑论认罪。
组织反革命小集团?
在迫害者眼里，知青是不许说，不许听，不许看，不许思想，更不许有朋友聚会的，仅仅长着人头人身的奴性螺钉。人类正常的交友需求，也是不被允许的。
不许知青看“坏书”，却把抄抢来的“坏书”据为己有，暴露了迫害者虚伪无耻的真面目。
篡夺连队领导权?
在宁当科学家不当外交官的明纬面前，显得多么愚蠢可笑！这种罪名不过暴露了权欲熏心的迫害者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的真面目罢了。
偷听敌台?
迫害者既低能又恶毒，想害人时，看到被害者有收音机，便立即联想到这一可致对方死命的杀人利器。
明纬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是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从矿石收音机起步，一直玩到半导体收音机。知青生活单调乏味，劳动之余，回归兴趣爱好，对他而言，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为什么明纬玩无线电多年，玩成了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共青团员? 玩成了一个自觉自愿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革命青年；而到茶林场才玩了几天，就玩成了“偷听敌台”的反革命?迫害者制造反革命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
到茶林场务农，明纬带去了在五年制高中就开始学习的高等数学课本，普通物理课本，还带去了玩无线电的一些电子元件，准备在工余时间继续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什么错?
茶林场地处群山间，接收得到的短波台比中波台多，不是什么秘密。频道稍稍漂移一些，不想听也会漂进来。这种浅显的道理，迫害者是装不懂呢还是真不懂?况且，不断地调试收音机，在低能恶毒的迫害者眼里，是“迫不及待”欲同敌方联系的“证据”；而在无线电爱好者手里，不过只是一种检验自己收音机灵敏度的手段。
众所周知，明纬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调试半导体，人人都听得到，光明磊落。
听了“敌台”后，明纬按照敌台的指示搞了什么破坏活动?
如果没有，还要硬赖明纬“偷听敌台”罪，明明就是迫害者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欲加之罪，故意陷害！
如果说，采用极端残酷手段迫害明纬，是徐兆福等场党委委员为了收集刘浩德的错误言论，以备日后向其发难。那么我只好认为，迫害者是一群怯懦卑劣的人渣。
1969年的刘是场党委委员，副场长，朱菊英也是场党委委员，农垦系统标兵，可说是同迫害者在权势方面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迫害者，有种就去同对手面对面交锋啊！
它们没种。它们不敢与对手当面叫板，当面摊牌。
一帮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中年人，欺软怕硬，只敢教唆挑动一些为了入党入团向上爬的极端自私功利的“积极份子”，围攻欺负迫害摧残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无权无势的普通知青；满心以为只要动用无耻下流的批斗手段，再教唆利诱小人诬告揭发，就可逼供出想要的材料。
却料不到明纬天生正直，做人光明磊落，是堂堂中华男儿，不会无中生有地诬陷别人，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编也编不出来。
无论怎样残忍逼供，对他进行身心两方面的摧残，硬要他承认待刘上台后，会给他和其他某某人各封什么什么官等等，这种编造的口供，因为根本不是事实，他当然不会承认。
曹明纬就是曹明纬，曹明纬就是他自己。他不会从属于任何人，更不可能听命于任何人；他始终坚持的是自己的理念。
场队领导用旧时管理劳改犯的模式来对待知青，对还是错?
如果用当时的政治标准上纲上线，这不是在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吗?而用现在更清醒的眼光看，好端端的中学生，自由人，被强制被哄骗进封闭的农场后，被当作奴工对待，这迫害者倒还有理了?
领导压制不同意见，就是在当时也是在公然对抗最高指示“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在实际上，就是不把知青当人待。凡是个人，就要讲话。难道非得管控得人人口是心非，虚伪透顶，权势者才满意?
场里几乎每个连队都有知青自杀，都有知青被批斗，把知青当成了什么！年青人在家里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到了农场，就不想活了呢?
那地方难道是人呆的地方吗?
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也许在原劳改农场干部眼里，上述状况都是常态；可在知青眼里，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前者以“管教”者自居，后者以正常社会普通人心态来感受。明纬不过说出了众知青的心里话: 知青不是犯人，不是被“管教”的对象；知青要有起码的人身自由。
明纬至死都认为自己没错。
他提出的这些意见，只不过试图想要改善知青的生存环境而已。
1969年，上海市所属农场还没有让知青“轮流改造”的上调政策，当时的口号是强调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
作为当时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66届高中毕业生，作为从小就准备从事科学事业的年轻人，能够自觉自愿响应国家号召，到农场贡献自己的青春，已属非常难能可贵。他怎么会想得通，一心响应号召来到农村改天换地的自己，却居然要陷在这个处处限制人生自由的地方，被人“管教”一辈子?
作为人，不愿被奴役，不愿被奴化被脱智被改造为人头畜，有什么错?只要是个人，谁愿作奴隶?谁愿作马牛?！明纬作为知青，作为人的合理抗争当然没错。
文革企图毁灭的不但有中华传统文明，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知识分子，还有中华科技文化的继承人，以及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
套上虚伪骗人光环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浩劫中极其丑陋的一部分；它已经在事实上摧毁了无数人的青春年华，消灭了无数青年在生命的关键时期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可叹直到今天还要骗人，说上山下乡是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是一个就业问题。
而据统计，从1963年7月至1977年底，上山下乡人数超过1800万。但同期全国职工人数从3425万增加到9102万，共增加就业5677万个，是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倍以上。
况且，如此多的有半吊知识或甚少知识的年青人的去处本应在学校。就业问题，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在和平时期蛮横无理地中断国民教育多年，拆散人的家庭，剥夺人的自由，驱赶人去“改造”，伤天害理！
明纬何其不幸，陷入了那样的时代！
呜呼！我的哥哥曹明纬已逝，精魂长存。
2016年5月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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