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土：文革，白白折腾了一场
马晓力：关于反思文革的讨论（续）
李 辉：文革五十周年，再说红卫兵
陈 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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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六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三期（zk1606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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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六月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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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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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文革，白白折腾了一场 顾 土
【抗拒遗忘】 关于反思文革的讨论（续） 马晓力
【千秋功罪】 文革五十周年，再说红卫兵 李 辉
【劫后反思】 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三） 陈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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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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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文革，白白折腾了一场
·顾 土·
如果从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整整１１年。１１年间，文革横扫全国，那么多性命致死、那么多人罹患疾病、那么多家庭妻离子散、那么多男女身陷囹圄、那么多学生没有经过必要的教育、那么多青少年背井离乡、那么多书籍被焚烧、封禁，那么多文物毁于一旦，折腾来折腾去，耗费了一个国家最宝贵的发展黄金时段、三代人生命中最珍贵的作为期，可回过头去一看，结果呢？其目的达到了吗？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年，我们不妨就此做个简单的梳理。
◇ 接班人，越换越不合格
文革是想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其中尤其要解决领袖接班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接班人，指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可是当时毛泽东认定的头等大事。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加了一段话：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语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刘少奇在文革前曾经是毛泽东心目中的领袖接班人，但１９６６年则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被打倒、被批臭，很快离世。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看来，领袖接班人问题终于又有了着落。谁料想，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与妻儿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从当年对林彪“罪行”的揭露到定性，再到后来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都可以看出，这个接班人原来比刘少奇更糟糕。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罪名以历史问题为主，而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国出逃”，都是现行的，还有一条“阴谋政变”，比刘少奇的“复辟”更吓人、罪行更严重。
由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１年，文革大张旗鼓地清除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领袖接班人，却使劲推出了另一个让全国人民喊了５年“永远健康”的更差接班人，这算什么？怨谁呢？
文革后期，邓小平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地位还超过了文革前，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再加上原来的副总理，可谓党政军集于一身。尽管没说是领袖接班人，但实权还是交给他了。然而，１９７６年初，他又变成了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中国的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看来，文革并没有改变邓小平，等到文革后，邓小平更是成为坚决否定文革、引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临终前又选定了一位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可是这位“你办事、我放心”，深受毛泽东信任的接班人，却比前几位来得更绝。毛泽东尸骨未寒，在他的主持下，立即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匆匆宣布结束文革，转入“大干快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另一条路途。从被抓捕的这些人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与文革的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出，华国锋也不是毛泽东心目中合格的接班人。而在逮捕四人帮这件事上，毛泽东特别倚重的另一些人，如汪东兴，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陈永贵、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毛泽东所器重的人物，几乎都站在了支持华国锋的队伍里，尽管他们也是文革中进入中央决策层的人物。毛泽东逝世后的结果证明，文革培育的只能是口是心非的接班人。
按照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里所言，文化大革命是以粉碎四人帮，也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的。他说：“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可事实上，这是自相矛盾的，四人帮恰恰是从文革中上升起来的，直至进入中共核心。没有文革，哪来的四人帮？更何谈十一次路线斗争！
文革，打倒、消灭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接班人，造就了林彪等一批又一批接班人，让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渐行渐远，越来越不对路，最终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谁也不合格，谁也不可能合格。
◇ 造就了一批批文革殉葬品
如果没有文革，华国锋大概也到不了那个位置，假如不是文革，四人帮根本成不了气候。不过，华国锋是文革后失势的，四人帮是毛泽东逝世后被捕的，可以说，这未必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但早在毛泽东在世时，一茬接一茬支持文革、拥护文革、因文革而声名鹊起的人，却接二连三地被捕、被关押、被批判，就属于文革自身的问题了。没有文革，他们起不来，没有文革，他们也不可能倒大霉。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文革也是瞎忙乎了半天。
林彪最典型，没有文革，就不会空前绝后地将他这位接班人写进党章，可他却因此成为文革后期大批判的主要靶子，可见，如果没有林彪这位因文革而成为第二号的人物，文革的后一半内容就是空白，起码应该完全改写。换句话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地位，没有林彪的地位，就没有批林，没有席卷全国的批林，文革的后半部分又从何谈起？林彪事件，彻底颠覆了文革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为文革敲响了丧钟。如此这般，文革岂不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给自己制造事端、自己给自己添堵么？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因文革而成为政治明星。１９６６年，在文革的进军大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９６９年，在文革的庆功大会—中共九大上，他更位列第四，显赫一时。但好景不长，１９７０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顷刻间成为反面人物，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审查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在全国如火如荼，他竟成了“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文革明明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因此还永远开除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可却把另一个更老牌的“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捧上了天，还当上领导文革的小组组长，你说文革是不是瞎忙乎？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文革，才让这样的人暴露出来。可没有文革，他哪来的那么大的本事？既当不上常委，也不会任什么组长，批陈整风这一文革的重要内容也就不存在了。批判一个部长、笔杆子、政治秘书，何需动用那么大规模的力量？
王力、关锋、戚本禹，所谓王关戚反党集团，都是中央文革的要员，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文革前，王力只是个副部长、关锋只在那里舞文弄墨、戚本禹只是个小干部，最多也就因当了笔杆子而受到青睐而已。戚本禹正是因文革而高升的，比王力、关锋的风头还劲还足。他们为文革摇旗呐喊，为文革不惜鞍前马后，但正因为文革才被投入大牢，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已落马，成为文革最初的一拨替罪羊。没有文革，王关戚从何而来？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文革初期号称“五大学生领袖”，叱咤风云，为文革的星火燎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完全是文革造就的一拨人马。尤其聂元梓，根本不是什么学生，而是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老革命，她写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文革的进军号角，是文革的大功臣。既然如此，文革本该厚待他们，但早在林彪事件之前，他们就相继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随后便销声匿迹了。他们因文革而起，但在文革风头正健时却被文革的巨浪所无情吞没。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出文革为哪般？为了造反？他们带头造了，却因此倒了大霉！为了培养接班人？他们红得发紫，紧跟时代潮流，领袖挥手他们前进，却因而成为阶下囚！为了教育革命？他们还没轮上，就被彻底抛弃了！为了夺走资派的权？他们夺了，可刚掌了几天权，就连普通人都做不成了。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文革瞎折腾的最好证明。
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名作《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从此，一个波及全国各地各单位的“五一六”分子的罪名出台，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大规模地深入清查“五一六”运动。在这场文革运动中的运动里，大量的人被揪出、大量的人被关押、大量的人被批判，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受了又一次痛苦和灾难，而这些人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运动积极分子。最吊诡的是，最早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组长是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却被指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后台，孰真孰假？
从王、关、戚到“五大学生领袖”一直到“五一六”分子，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红色闯将们，是身体力行的文革理念的实践者、诠释者，却一一遭到文革的清洗，远不如那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所谓走资派在林彪事件后相继复出，不是官复原职，就是更升一级，邓小平最典型，连罗瑞卿都被解放，连贺龙都被平反，但文革的马前卒们在文革期间却一直被关押、被劳改、被审查，始终无翻身之日。可见，文革在造就培育红色人才方面也是一笔糊涂账，一无所获。而四人帮、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等等，在华国锋当政后也以文革胜利的标志将他们一并拿获，最终做了文革的殉葬品。记住，华国锋可不是邓小平，他也是因文革而发达的，以他出面粉碎这些人，只能证明这并非文革前政治势力的反扑，而是文革的自我否定，白白闹腾了一场。
◇ “三观”教育彻底失败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其实，文革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早在１９５０年代就已经开始，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不断加码，１９６０年代前半段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强化更是深入人心，到了文革，登峰造极。
按照文革的思路，这场革命应该是思想教育、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彻底改造，但文革后的历史足以证明，这种改造，有多少作用？有什么成果？有哪些成就？
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申维辰、刘志军、金道铭、陈安众、倪发科、李崇禧、令政策、杜善学、赵智勇、蒋洁敏、郭永祥、李东生、李春城、刘铁男、季建业……近些年，一个个贪官被相继查处，在他们的履历中，你会发现，都在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７０年代入党或是参加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成人的起点是在文革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鼎盛期、政治的起点也是在文革式政治运动的高峰期，而且在文革中接受过基本教育，形成了最牢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文革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像样的结果。其中文革期间的著名楷模唐若昕更为典型。
唐若昕是杂文家唐弢的公子，由于鲁迅的缘故，唐弢在文革中依然是个知名人物，课文里的鲁迅杂文注释里时常会出现这个名字，他的儿子自然也让大家格外羡慕。我在读高中时，唐若昕就是北京中学生里面的活跃分子，经常登台作报告、写大批判文章、发表决心书，还带领几个红色小将立下誓言，要去农村扎根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炼一颗红心，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是那时我们这些中学应届毕业生学习的榜样。在北京平谷农村，他没干几天农活，就上升到大队、公社、县里当了干部，文革后，又几乎赶上了所有潮流、读大学、留洋、进入仕途，最后出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位至副部级。２０１２年２月，因受贿、滥用职权两项罪名，唐若昕获刑１４年。从他的身上，文革的思想教育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文革式“三观”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别看个个天天都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熔炉里反复淬炼，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不断训练，在斗私批修的疾风暴雨里一再经受考验，有人还入了党，在文革的火线上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算是那个时代的出类拔萃者，可一遇市场经济、一进入宽松的环境、一碰上人欲物欲，立即崩溃，毫无抵御能力，而且远比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更变本加厉、欲壑更深更大更难填。这样的现实只能说明，文革的思想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是何等的不堪一击！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都不忘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铺张浪费，但即使如文革这样的残酷运动，也未能遏制住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文革期间，走资派被打倒，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可是，社会中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之风并没有因此改变。当执政者重新洗牌，那些经过文革洗礼、被认为“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派及其组成的政权，上台以后却一切照旧，因为制度没有改变，还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没有监督，而且比文革前更为专权。
１９７０年，文革不足４年，刚刚经历的还是文革中最残酷的一段岁月，可在２月５日下发的有关文件里却披露了这类现象：
西安市革委会办公驻地内，原旧市委一砖到顶的二十余间平房已经被拆掉，建成了新的办公大楼。
河北省革委会在宁晋县大曹庄筹建一所“五·七”干校，规模庞大，已修建一千一百多间校舍，计划再建两千五百间左右，用于建房、运输、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元，校舍求大、求好。新盖的饭厅兼礼堂浪费极大，把原省直机关的家俱，不管适用的不适用的全部拉来，包括沙发、地毯、弹簧床等，共装了五十九节火车皮。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供应处修复总站，职工不到三百人，为了防原子弹，修筑了四个大掩蔽部，耗费惊人。
四川江北县和荣昌县很多基层单位借成立革命委员会之机，讲阔气，摆排场，大摆筵席，大吃大喝。江北县静观区五个商业单位办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镇五个商业单位设宴三天，办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龙公社和十个大队联合举办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该公社的新民大队为庆祝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还单独办酒席三十九桌。荣昌县多数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摆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几十桌。如该县搬运公司竟办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联升公社一大队办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宾地区东风矿区、宜宾纸厂在成立革委会时，铺张浪费比上述单位更为严重。
乐山地区革委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乐山的七八六一部队与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队换防时，大摆筵席迎送，为了设宴欢送七八六一部队，事先派人选购特产和高级烟茶。宴会当天，各县革委会成员都出席相陪，从下午二时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多。零零四四部队来乐山，也同样大摆筵席欢迎。这次迎送活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办酒席，招待看戏，共花了一万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队除各团分别举行告别会外，师部在乐山举行了三次告别会，办酒席几十桌。结果，上行下效，该地区不少有支左人员的基层单位都设宴欢送。如乐山地区运输公司只有一个军代表，就办了五桌酒席欢送。
广西柳州电机厂把自治区拨作该厂恢复生产资金三十一万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于修建礼堂、厨房和宿舍。柳州铁路分局贪大求洋，将原车站站房推倒重建，并扩大建筑面积三倍多，为装饰门面，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五个大吊灯，超过原计划三十余万元。柳州农械厂挪用生产资金七万三千元修建礼堂。市工人俱乐部乘修缮礼堂之机进行扩建，花了八万多元。柳州电机厂革委会主任阎洪明，对生产上急需修建的车间、仓库不优先安排施工，却假借修建“厨房”“食堂”为名上报预算，欺骗领导，兴建礼堂。柳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林乐伦，在负责扩建站房工程中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国庆献礼为名，要承建单位突击施工，加大混凝土标号，增加模板等，多用了水泥五百吨，木材四百立方。
从这些新干部、新机构的所作所为中暴露出，文革中天天高喊的“狠斗私心一闪念”“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毫无意义，连一点约束力都没有，无非是一堆空话、大话而已。而且，当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生产得到飞跃发展，政府财政富足了，豪华奢靡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与文革期间的这些风气可谓一脉相承。
文革期间天天讲的就是阶级斗争，最强调的就是阶级感情，最猛烈的火力对准的就是“剥削阶级”思想，阶级斗争思想教育贯穿了整个１９６０年代和１９７０年代。可是，文革结束没几年，在文革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个个急速抛弃了所有阶级斗争意识，争先恐后地争当起了“剥削阶级”。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劳动人民、那些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转型之后，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远比老牌的地主、资本家，更苛刻、更残酷、更无情，土豪、黑窑主是他们，盘剥、欺压、欠薪而且雇佣童工的，也是他们；在大街、在宾馆、在饭馆、在社区，在各种公共场合，最不尊重保洁员、服务员劳动的，大多数也是他们。而那些在文革中被当作学习对象的群体，要求知识青年接受他们再教育的人们，还成了有害食品、伪劣商品的制造者，心不慈手不软，在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到什么可贵的品质。看来，阶级斗争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对多数人来讲，根本没啥用，还不如现实生活来得最实惠。
反对浪费，早已脱离了经济的范畴，而作为政治运动，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就已经不断在中国大地上反复进行。但在物质生活极其困窘的年代，中国人的本性里究竟是好浪费还是喜节俭已经根本察觉不出了，因为不节俭也必须节俭，想浪费都没门。可一进入改革开放，生活刚刚好转，物质一富裕，浪费就迅速遍及全国，不但公款消费浪费惊人，即使是私款挥霍，浪费也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尤其那些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们，在各种形式的吃喝中，浪费一点都不逊色，无论官民，暴殄天物成为全国餐桌上的一景，连自助餐，这种在世界上因节约而出现的餐饮形式，一传到中国大陆，竟然也成了浪费的好去处。
◇ 该荡涤的没有荡涤，不该扫除的一扫而光
文革后的３０多年，从那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身上，你几乎看不出接受过任何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们的道德水准，与前代比远远不如，与后代比也不怎么样。为老不尊，成了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社会特征，而他们还言传身教，将自己身上的那些落后、封闭、自私、缺少文明底线的思想传染给下一代，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当文革结束，我们打开国门走了出去，外国人大量涌入进来，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反动统治下”的台湾，其道德水平，尤其是公德水平，竟然高于我们，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见义勇为、勤俭节约，在世界很多国家十分普遍，尤其在大灾大难的时刻，奋不顾身、舍己为人、临危不惧的人也远远多于我们，而在我们这里，则成了宣传的榜样、学习的模范。那些被我们誉为“洋雷锋”的人，并没有学过雷锋，也没有接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可与我们相比，却做得一点都不逊色，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后却马上默默无闻。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义举，在他们生长的环境里并不稀罕。
文革曾经大破四旧，连清明节都被认定为鬼节而遭否定，但经过文革大洗礼之后，就在优秀传统文化恢复无望时，千百年来的所有陋习，却飞速回转，迅猛普及到所有角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红白喜事到人际交往，什么落后，什么与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格格不入，就复原什么，夸张什么。可见，文革对有价值有修养有底蕴的传统文化确实来了个彻底革命，根本铲除，而对那些没价值、没意义、没水平的旧习俗却毫无革命能力，环境一变，立即死灰复燃，还借着商品经济而呈燎原之势。因为这种习俗不需要文化底蕴、不需要文化知识，只要互相传染、互相攀比、你学我效即可。
文革以后，你会发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赤膊出行、口吐脏话，未见减少，反而日益增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文革扫荡的不是粗鄙行为，而是阶级敌人，而粗鄙行为又被当作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在那里热情歌颂，文明言行却被当作封资修而加以扫荡。然而，不讲公共秩序、无视公共道德、你争我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行为，在文革这个“狠斗私心一闪念”“斗私批修”，天天高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时代，也同样没有被荡涤、被遏制。由此可证，文革之无效且无用。
如今，有很多一把年纪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那种粗鄙、那种不堪、那种不知美丑荣辱，按理说，在这个社会早就该销声匿迹了，可依然满大街都是，在街坊邻居里也不少见。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为什么连最基本的礼貌、教养都看不见？一遇纠葛，活像青皮的有，好像流氓的有，近似土匪的也有。其实，他们都经历过文革，在他们最需要接受知识和道德教育的年代，却被遣往最没有知识、最缺少公德的地方，向那些道德水平并不高的群体学习；在他们最需要家教的时候，父母并没有提供给他们良好的家教。那个时代还鼓励学生批斗老师、孩子批判家长，和家庭划清界限，这些，都已经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而且在文革中，他们接受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大公无私式的道德教育，灌输的是残酷的、你死我活式的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熏染的是说假话得益、讲真话倒霉的社会教育，体味的是儒雅吃亏、刁蛮获利的现实教育。这样的教育，最终的结果就是缺乏人性、没有人道。
文革非但没有达到革命的目标，相反，还带来了激烈且巨大的反弹。文革反的是人欲、物欲，可文革后没多少年，人欲泛滥、物欲横流。文革破的就是“四旧”，毁坏文物毫不留情，可文革后，文物成了抢手货，人人最爱的就是文物，连仿造文物都成为家庭陈设的最爱。文革批的是钱，可文革后见钱眼开、一切向钱看是社会风尚。文革中天天喊学习工农兵，可文革后最没人学的就是工农兵。文革中谁也不敢拥有私有财产，过去有的还被没收，还主动充公，可文革后人人争购私有财产，唯恐“私有”不足，全社会都以私有财产多少论英雄。文革中最怕和“封资修”沾边，可文革后却无不以欣赏、珍藏、出产“封资修”作品为荣。文革中最恐惧与海外沾上关系，“海外关系”曾经是个大罪名，入党、工作、上学，一辈子受牵连，留学、出国都被当作“特嫌”对待；可文革后，谁都想拥有“海外关系”，留学趋之若鹜，移民竞相前往，旅游、度假首选海外。文革中最怕与“剥削阶级”挂上钩，可文革后，谁不想当“剥削阶级”？连普通农民都雇工，都出租土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无不与文革背道而驰，是文革理念最不容许，也最不想看到的，但正是文革将人们的理想都引向极端、虚幻，于是不得不另选一个方向，才带来了改革开放后的突飞猛进，否则，现在的中国大陆，说不定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条路上晃荡呢。可以说，文革是白白折腾了一场，啥也没成，而且结果适得其反！
□ 原载《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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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遗忘】
关于反思文革的讨论（续）
·马晓力·
〔编者按：上接罗点点：《献给这个伟大日子——答马晓力》，见本刊zk１６０２a〕
点点，
这两日在外有恙在身，迟复为歉。我对反思文革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尽管我的心理准备不及你充分，所思不及你深刻。我知道你是所谓红二代（其实你最不喜欢这个称谓）中最早开始反思的几个人之一，在你所写的书中早已多有体现。的确，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我们定义为反思文革，但是确实不仅仅局限于文革，促使文革发生的因素波澜横生，一波一波连连不断。较为明显的是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到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党内压制不同意见，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到六二年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将习仲勋等人以言、以文治罪，打成利用小说反党的反党集团，以及从五九年开展的在国际上以极左反左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我们党在左的以至极左思想主导下一路走来，而且越走越急、越走越猛、越走越远，最后终于被党的主要领导人发动为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的发生是有雄厚基础的，有理论武装，有阶级斗为纲的斗哲学思想的长久熏陶，有一系列一个接一个的以斗人整人为实践的反人性的运动为铺垫等等，必然会产生这个文革。它与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有关，是一脉相承的。这其中自然包括我们的父辈们的参与，有时甚至是积极的参与，这是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认账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的父辈们不能不承担的历史过错。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父辈难道没有责任吗？
我无意与德国纳粹时期相比，但死了这么多人，不管是残酷被杀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被饿死，对此总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沉痛思责思过、向人民有所交代吧！我也不纠缠具体死了多少数字的人才算罪过，难道死几十万，一两千万人就可以免责、就可以不认账吗？死的都是同样生就平等的人，死两千万与死三千七百万就有本质区别吗？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毫无自责吗？历史上饿死这么多人是要上书的，在我们的父辈手上死这么多人难道能逃得过良心的追讨问责吗？虽然我们没有资格为父辈们承担这个罪责，但是我们的良心不容我们故意回避和刻意遗忘这历史的惨剧！这份良心债我们应该认！必须认！否则我们还有什么人性可言！我们替我们的父辈应有负债感、负罪感！既然掌了权就应为人民掌好权，因为这个党和每个党员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这公仆不仅没有服务好，还把自己的服务对象——主人给饿死了，这难道不是过失不是有违自己的宗旨吗？有位西北老干部说的好，他说：江山是人民的！人民才是江山！这么多年了我们党从来没有正式向人民认过这个错，向人民有所交代，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党内乃至高层出了那么多贪官，他们是在为谁坐江山？！他们的执政理念是什么？不言自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犯了错不反思，不认账，他有可能重犯，一个政党犯了错误没什么，承认并主动纠错并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纠错机制就好。就如同一个人生了病讳疾忌医，是要犯大病的。任何政党都难免犯错，但主动认错、纠错相信人民是会原谅的。一个国家走向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德国整个民族的忏悔迎来了他今日的辉煌。诚如石原莞尔九四年前考察德国时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他们从二战以后纠结了２０多年才开始从回避、迷茫中走向反思，最终于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德国投降纪念日走出了法西斯纳粹的阴霾。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四十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５月８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拒绝这个财富往往导致一个民族走向另一条不归路，如日本，就总也得不到全世界受到它伤害国和人民的谅解，他们心理上仍然活在二战的阴影里。我们的党有些人有个思维定势，就是我犯的错不能由别人说出，必须是我犯错我认可我说出才行。否则就是给党抹黑，违犯政治纪律。如果党主动出来认错，自然是再好不过，另当别论，但在我记忆中只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所认错，其他就几乎听不到了。
西方文化教育讲究：忏悔、救赎、宽恕。东方古典文化教育讲究：修身、慎独、抱愧。过去刘少奇讲共产党员修养、自省、讲慎独，但到最后随着他被打倒批臭，这种修养自省慎独精神也几乎荡然无存。文革让我们这个党在道德制高点上彻底跌落了。
我们这个党也不是没有主动认错的例子，但可惜没有大张旗鼓宣传。记得看过一本《朱传榘传》他是曾参与过世界第一部大型计算机研发的美籍华人，大约是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０日，邓小平接见他时对他讲过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对人民欠了债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努力还债啊！就这一句话令老人耿耿于怀，感动不已。从八十年代初到八九年六·四以后，年年回到中国，从科技、经济、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出谋献策，忠心耿耿，年年不断。就是因了那一句话呀！我相信我们的人民如果听到了这句话，不仅不怪怨反而会更加坚信共产党，铁下心来跟党走！因为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预期！生产力会陡然提高，决不会出现大量人携财而跑。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依同此理，拒绝反思、拒绝将文革悲剧化为财富，亦往往会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党史来说，当年苏区只有四万人时，被肃杀一万，敌人还没打来，自己先自相残杀。而陕北、陕甘边苏区则未执行左倾路线反倒一直被栽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保留了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搞肃清反革命，肃反扩大化，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另外，透彻反思历史，要走出恩怨思维才行。有人对毛主席的个人好坏评价、道德谴责讳莫如深，如果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已无关大局。啥样的社会发展水平、啥样的制度环境下只能出啥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量农民进入共产党队伍，思想资源匮乏，政治素养贫乏，小农意识占主导，能不信神信鬼？有什么样的臣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君主。记得八十年代末四千人大会时我有幸聆听了很多高层老同志的反思。曾经很左的拥毛者刘澜涛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都把毛主席老人家当神供奉，一个劲儿地烧香呀磕头呀，把老人家熏黑了还烧呀、磕呀，我们也有责任呀！
更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当初不也都山呼过毛主席万岁，把他当神了嘛！我看神都难活万岁，可我们却狂热地拥戴他为万岁爷了。造神运动我们也有份呀。
当然那时具有那么种环境和气氛，所以老同志们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涉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诸如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彭真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最尖端的政治制度问题是安子文提出的：谁来监督毛主席！那时思想多么解放！多么活跃！政治环境是多么宽松！反思精神是多么浓烈！我好怀念那个极具反思精神的年代。
马晓力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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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文革五十周年，再说红卫兵
·李 辉·
前记：今天是五月十六日，整整五十年前的五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率先走到历史前台的，是一代红卫兵。
岁月无情，五十年后，一代红卫兵仍然是历史话题，会被人们一直说下去。
◇ 婺源，那些残缺的窗栏板
九十年代初，我去赣东北，访问朱熹的家乡婺源。
在前往婺源途中，我希望自己能拥有一种平静的怀旧心情，去看看听说很少受到污染的山水，还有那些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
然而，从一个又一个民居走出又走进，我的心又沉重起来。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震撼。我再也无法平静地面对美丽的屋脊飞檐，再也无法以欣赏的心情行走在青石板上。我所走进的每幢房子，徽派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室内设施几乎都残缺不整，专家在书本上对传统建筑所作的优美描述，在我面前只是昏暗、破损与空白。
最令我震撼的是窗栏板。徽派建筑中的窗栏板，被称作房屋内雕的精华所在。可是，我走进的一幢幢民居，许多窗栏板虽然都保留着，但却面目全非。窗栏板上，雕刻着一个个戏剧场面或者民间故事，空城计、水漫金山、八仙过海……有时一块窗栏板上，雕刻着几十个人物，场面生动。镂刻精细。可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窗栏板上的雕刻，人物的头部都被削掉，只剩下身子。雕像无头，一个生动的场面，顿时没有了生命，没有了灵魂。我注视着窗栏板，抚摸被破坏的完美，感觉到好像不是我在看它们，而是它们在看我。那一处处裸露的残部，似乎也是一双双眼睛，在询问着。
我问村民，那些雕像的头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被削掉的。村民告诉我，是“文革”时城里来的红卫兵削掉的，说这些木雕都是“四旧”，如果不把头削掉，就把整个窗栏板烧掉。我所看到的唯一一块完好无损的窗栏板，是主人当时灵机一动，头天晚上在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这才得以幸存。
村民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语气十分平淡，就像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家事。
按说我也应该无动于衷。这些年来，四处走动，看过多少“文革”破坏留下的遗迹，听过多少关于“文革”的荒唐、残酷，了解到多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死亡，这样一些小小的木雕被破坏，真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更不至于感到一种历史的震撼。可是，一个如此偏僻的、远离城市的山区村庄，当年会以这样的方式笼罩“文革”的阴影，并且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明显如此深刻地留着那一时代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我有所触动。
“红卫兵”，这一历史特定产物，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口中淡淡说出，反倒让我感到具有沉重的历史分量。面对残缺的遗迹，面对朴素的村民，我无法让自己仅仅是一个观光客，去保持平静的怀旧心绪。
◇ 悲剧而尴尬的一代人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
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随着他们历史角色的变换，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
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一代红卫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文革”一开始的短短时间里，红卫兵如同一个巨大载体，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千百万年轻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到了历史前台。它的参加者，可能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动机，但是在突兀其来的历史风暴之中，他们毕竟有着比较一致的表现形态。
他们本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称得上那个时代所造就、所需要的一代精英。他们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理想与领袖崇拜，信仰与政治与意识，总是让他们充满着激情。他们为历史选择了他们而自豪，为自己参与开创一个新时代而陶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能力出现在历史前台。
一时间，他们踌躇满志地成为社会的主角，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心中一定充满着豪情。不过，历史决定了这一主角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创造者身份，而是破坏者身份。大串联、大检阅、大批判，一时的辉煌壮举，伴随着抄家、批斗、武斗之类的大破坏，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失，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这样，浪漫、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一代，狂热、盲目、破坏欲，成为突出特征。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整整一代青年，拥有的不是一个社会最为需要的建设精神，反倒是某种政治需要的破坏精神，对人，对文化，对经济都是如此。于是，不管情愿与否，当红卫兵以造反者的姿态傲然出现在历史前台时，他们就注定要充当悲剧角色。
其实，理想、信仰、才华、激情、勇气，他们身上所有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被巨大的历史惯性扭曲了。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知识不断贬值，知识分子被鄙视，被打击；大跃进式的狂热；反修防修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强调；种种盛行的时尚，一日日渗透于他们幼小的心灵，或者一些开始定型的思想。
在他们的眼睛时，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从此，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
他们幼稚的眼睛，看不到豪言壮语宣传的背后所隐藏的虚伪，更不明白一些严酷政治斗争里面，还包含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阴暗。他们不知道，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父辈远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真诚、坦率、无私，而是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甚至虚伪。与此同时，报纸上、公开场合对理想、对信仰、对道德所做的许多高尚而美丽的表述，常常也或多或少闪烁着虚假的光环。
燃烧的不仅仅是激情。火焰之中，他们性格中所形成的一切因素，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政治的、生活的、人生的教育，都被烧得发烫。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燎原，他们自己，乃至任何人也无法将之熄灭。
他们便这样渐渐长大。知识结构、聪明智慧、才华、热情，都以非正常状态展现出来，激情之火也愈烧愈旺。“文革”恰恰需要由这样的一代来率先烧起熊熊大火。红卫兵，成为“文革”政治的工具，已属必然。不能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对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深刻认识，有从生活底层观察社会的体验，并且，对改变官僚体制的强烈愿望，也符合历史要求。但是，“文革”的实际状况和历史限制，红卫兵的整体性格，决定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只能依附在一个怪胎上，生命为之扭曲，或者淹没在非理性的洪水之中。
他们的悲剧在于，所有的热情、抱负，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瞬息万变的政治所抛弃。一旦局势明朗，一旦权力再分配得以完成，任何政治家都明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而被燃烧得发狂的红卫兵，便显得不合时宜，成为新一轮政治斗争的障碍。于是，仅仅风光一年，随着“复课闹革命”开始，随着工人阶级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那些红卫兵顿时失去了一度的显赫、自豪。有的红卫兵代表人物甚至被批判、被关押。在一个非理性的历史阶段，他们为自己的狂热和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由此产生的种种不解、怨尤、悔恨、醒悟，将伴随他们一生。
红卫兵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似乎来去匆匆，可是，它激起的涟漪，不会消失，而是时时波动着，延伸至生活深处，延伸到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于是，我们，只能这样面对发生的一切。
◇ 狂热转为平淡，英雄已是棋子
很巧，那天在婺源延村陪同我参观的一位干部，正好是一个当年的上海知青。当农民对我们说，那些木雕人头都是红卫兵削掉的时候，他在一旁对我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红卫兵，做过类似的事情。他１９６９年到婺源插队落户，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现在，很多战友都早已回城，但他说他已经不可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然整个青春完全属于这里，那么，他的中年，他的老年，也还是只能属于这里。
他说起这些往事，语气的平淡，和村民说起窗栏板时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似乎在讲述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平淡冷漠的背后，恰恰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无奈。所以，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在讲话时曾轻轻叹了一口气，而我却对此有很深的印象。我提议和他在残缺的窗栏板前留影。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场面，也许是无意之中捕捉到的一个历史缩影。
红卫兵——残缺的窗栏板——知青，在我的眼里，时间就是如此无情地在一个个环节上流动，它们也明显具有历史角色转换的意味。知青和红卫兵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最初下乡的知青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的行列之中欢呼过燃烧过狂热过。即使有些知青并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巨大的历史惯性，已将他们身不由己地拖到了历史角色转换的过程之中。不管情愿与否，与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青们，延续着红卫兵的故事。
现在回想，最初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恐怕一开始可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随着列车的启动，自己的历史角色，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多年形成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将会在农村艰难、平淡、琐碎的生活中一日一日消磨。他们不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时代叱咤风云的所谓英雄，也不再是所谓决定历史变化的主力军。所有引以自豪的东西，随着火车汽笛的拉响，片刻间化为青烟，飘散殆尽。历史的无情在于，在“文革”政治巨大的棋盘上，红卫兵也好，知青也好，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谁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知青生活，更可以说是红卫兵命运发展的一个必然。如此而已。
红卫兵还包括许多在校大学生，在“老三届”中学生（即６６、６７、６８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初中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时，那些大学生被陆陆续续打发到部队农场等地接受“再教育”，随后分配到不同单位。就这样，他们如同一把沙子撒落在广袤的土地上，不再显眼，渐渐变得无声无息。在转换历史角色这一意味上，他们与“老三届”中学生的命运是相似的，而且变得更为默默无闻。
最令人注目的当然是千百万“老三届”知青。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红卫兵，和大学生相比，他们更为年轻，更为单纯，更具激情、狂热，更富于幻想，从而也就更具代表性。他们后来所遭遇的艰难生活，使他们的命运变化，涂抹上了更为浓烈的悲剧色彩。这样，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更多的同情、怜悯给予了他们。当历史尘埃散落，荒唐年代红卫兵角色做出的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人们宁愿淡忘，而知青艰难生活的叙说，则成为常说常新的主题。特别是一代知青作家的出现，更是不断地把这一代人放到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 青春真的无悔吗？
我的大学同窗胡平、张胜友，１９８６年曾创作过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题目叫《井冈山祭——为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而作》，是少有的直接描写红卫兵的震撼之作。在他们笔下，红卫兵成员的构成及其不同动机，红卫兵的狂热，大串联的庄严和荒唐，井冈山上一座座无名红卫兵的坟墓……至今，我觉得仍无别的作品，能够像它那样把红卫兵的狂热揭示得如此透彻，把红卫兵角色的悲剧性描述得如此深切。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交角色转换之后的知青命运和精神状态，作了震撼人心的描述。
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文学创作如此，历史研究也如此。千百万人的狂热，千百万人的被嘲弄，两三年的风云漫卷，却似乎是一片历史的空白。更为严峻的是，没有如巴金一样的忏悔精神，使得我们还没有看到对红卫兵本身历史功过的有力描述。
应该看到，红卫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影子，笼罩着整整一代的青年。把知青和红卫兵联系起来思考，不仅仅在于一些知青曾经是红卫兵的一员，而在于“红卫兵”已经成为一个特定概念，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集中反映，它深深影响着知青的情感、性格、行为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发展。因此，即使生活在足可悲叹的境地里，他们也难以完全摆脱旧的影子。
一些年来，“老三届”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又一次形成高潮。读许多回忆文章，我发现，“青春无悔”在不少知青那里是不断表白的基调。
◇ 为什么会这样？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也许是真诚的情绪流露，但我宁愿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外在的掩饰，带有自我安慰的意味，它显得十分勉强。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人格的尊严，面对如此历史现实，焉能不悔？满怀热情，被倾洒在无谓的事业上，对理想、对信仰、对领袖的狂热，不过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本以为是改造社会的英雄，结果仅仅是政治棋盘上可怜的兵卒；即使一些曾经气壮山河的改造自然的壮举，最终才发现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所谓的崇高、庄严，到头不过是荒唐，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面对如此历史现实，又焉能不悔？
痛苦可以叙说，但没有对自己精神的解剖，没有对历史的完整描述，这痛苦就只能是停留于表面的勾画。尤为紧要的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来说，精神的梳理，远远没有开始。如果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缺乏精神忏悔的内容，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进偏颇，甚至把已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记忆向后人叙说。他们把当年的狂热、无知，把当年生命消失留下的历史缺憾，简单地转化为抽象的概念来予以肯定，并希望以此来获得孩子的理解与尊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 红卫兵面孔。
在我看来，面对后代，红卫兵一代人，岂能停留在“支撑我们的是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如此勉强的逻辑上。因为，历史证明，“文革”时期红卫兵和知青所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所谓理想和信仰，是个人崇拜阴影下的虚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奋斗”，加深了文化的破坏，人性的破坏，同时，也使红卫兵一代的悲剧色彩更为浓烈吗？
我读过一本英国历史学家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作者认为，正是整个欧洲各国政府与民众的错误，促成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崛起与战争。他的重点在于分析这些错误的发生。他说过这样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战争的责任可能归咎于希特勒的恐怖主义，而不是欧洲政治家的过错和疏忽——他们的民众同样有过错和疏忽。然而，往往是人的错误而不是人的邪恶决定了历史的进程。”由此我想到，人们反省历史中的自己，当然不是为了划分历史的责任，那属于历史总结的范畴，且让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去研究。反省，是精神的追寻，是为了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健全，是为了我们不再重犯历史错误。
实际上，红卫兵性格绝不仅仅只是属于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不下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处世哲学，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应该看到，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或者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后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民族身上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遮掩住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而且，面对今天的生活，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必须看到的是，过去某些今天看来可能是值得留恋的东西，常常是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或者是特殊苦难遭际、艰苦环境下出现的。假如不注意到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拼命捕捉的东西，也许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彩虹。如果对现实的批判，仅仅成为留恋往昔的铺垫，如果精神的呼唤，只是弥漫陈腐的气息，这就只能带给人们遗憾，或者把人们引入到不该设置的误区。
缺乏对红卫兵历史性格的反思与解剖，人们就会受现实生活引起的情绪所左右，在过去的阴影里寻找共鸣。假如我们对之不保持足够的清醒，就极容易踏上精神的旧辙。
实际上，不管主动或者被动，也不管有意或者无意，现实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回望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处在历史的链条上。所以，我猜想，我的迟疑在很多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现实的困惑，让我们宁愿回望历史，可是，历史却常常给予我们更多的困惑。
对于我们每个人，面临着许多历史难题。历史究竟是什么，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历史现象时，理性和感性，间隔与投入，究竟应该偏重哪一端？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代，对历史的界定，对历史作用的解释，也从来没有一致的说法。现在仍然如此。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环境……诸多因素都能构成一门解释历史的庞杂学问。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能扩展人类交往的范围。
我特别喜欢法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这样一句话：“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于是，我想我不必那么迟疑，那么拘谨。我写我的感受，写我的思考。在这样的过程中，历史的叙说，起码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 原载“往事并不如烟”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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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三）
·陈 坡·
（续ｚｋ１６０５ｃ）
◇ 之四十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邓陈主持的平反工程，对于中共建政以来的党内大案，只有两个维持原案不变，即反党的高饶案与反革命的林案。尺度是不再定性为路线斗争。不排除邓陈与高林历史上的私怨公恨，但其如此定案主要是维护毛三七的历史评价，保证党内高层的统一与稳定，如胡乔木所言，中共无列宁，毛集列－斯于一身，为维护中共的统治，必须树立毛的历史地位。高林于是为祭品，与之相关的人员也只有蒙冤受屈，含恨九泉。对于集权的中共，政治需要永远是权势者对待历史的指南。毛生前最苦恼的“秘密报告”终于未现，毛的标准像仍高悬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思想作为集体智慧仍是指导思想。林彪做序的毛语录早废弃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不唱了。因为两案不动，国内的所谓研究者在毛林问题上多为君讳，以毛之是非为是非，不足为史，不足为信。而林的幽灵仍在祖国的土地上徘徊，本来神秘莫测的林案因而更加神秘，王年一曾慨叹林案关键性的资料甚缺。林家幸存的公主亦成为谜样人物。心理学的定律是，越被掩饰的事物，越会招引人们更大的好奇心。何况关乎千百万人命运的林案呢？好，闲话少说，试看林案一角。
◇ 之四十五
文革本来是毛为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发动的一场内乱。因为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很难说毛刘有实质性分歧，也更难说刘有什么修正主义理论与观念。毛刘的分歧主要是具体政策，侧重于经济、管理政策与方法。对毛的文革，刘讲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不晓得如何办，也是老实话。按常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与九大已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并把毛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党章，白纸黑字，江青也如愿进了政治局，自命为党内第三号人物，文革也该结束了。难道毛又疑心其亲密战友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君王心事有谁知，董狐直笔难写实。以前，毛需要个人崇拜倒刘。现在，毛开始注意个人崇拜鼓手的幕后动机。吴法宪、邱会作与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披露了文革初期到９１３事件之间高层分歧与较量的不少鲜为人知内幕，以前先是毛江后是邓陈的两面之词增加了第三种从林彪立场的说法，这对全面地了解文革尤其是了解毛林从合作到决裂的过程有所助益。兼听则明，然而，所有当事人的口述与回忆都有政治、思想与心智的局限性，其中较重要的事实务须反复核实，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与回忆者的处境遭遇辨别其真伪，否则，又会从一个误区进入另一个误区。如，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的中央文革，是权力之争，还是事关文革的原则之争？其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林的暗斗？邱的回忆，证明黄、吴、李、邱确曾密议联合反江，如九大选举时投江的反对票，这些毛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另外，近来又有戚本禹的回忆，从江青立场回忆文革及王力反思录，张春桥的家信，都是研究与反思不应忽略的材料。
◇ 之四十六
九大后毛林矛盾的激化是否源于江青与林彪或军委办事组的冲突？或者因为军委办事组的反江俱乐部？因为汪对毛江关系的误导？或因为陈伯达被江蔑视而靠拢林？林与江是否宗派之争？林是否急于抢班夺权？在我看来，有这些因素，但都不是主要的。九大时的毛，面对两个高峰，一个是个人崇拜的高峰，一个是军头涌动的高峰。而林，是军队的代表，是当时政治气氛中众望所归的副帅接班人，与周默契合作，支持周的工作，稳定政局，总揽军权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是其忠诚部属。革命革成了“军政府”。作为一代政治枭雄权术大师的毛，不是为左右颂词迷惑的昏君，并未陶醉于胜利与万岁的欢呼中。他从未相信过任何一个战友，也不信正确路线战无不胜的神话，而是心有不安，心有所虑。对林与林的势力深怀戒心，并不在于林是否忠心，而是有了不忠的能力与实力。削军权，为个人崇拜降温，多设制衡，就是他深思熟虑的几步棋。首先，是对林的试探。毛主持九大开幕式时讲到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立即站立大声喊：“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急忙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这戏剧性的一幕有深远的意味，拉开了毛林斗法的序曲。
◇ 之四十七
林从六十年代开始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有力配合了毛对刘邓一线的攻击。到了文革，林对毛的赞美变本加利，又有了许多创新式的提法与语言，国人印象深刻，而且在捧毛时把其个人的命运牢牢隶属于毛，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没有毛就没有他，如果贺龙朱德当权，他早掉头了……毛降温个人崇拜，矛头直指林式语言，九大前曾多次在文件中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九大后不久毛到武昌，要人把其住所梅岭一号的毛语录与画像全部摘除，针对林说毛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毛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毛自知不是神，也不甘于空虚的神位。他不愿被架空，高据云端。他还说：“四个伟大，太讨厌”。６月，毛指令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规定“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７０年４月，毛删去了两报一刊社论林捧毛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用语。毛还让周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牌全部摘去，并当着林面自嘲，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７月，围绕八一社论毛“亲自缔造”与林“直接指挥”的陈张之争，毛先淡化而后又对汪讲：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毛又在忧虑“大权旁落”了。
◇ 之四十八
毛对林的牵制，最紧要的是权力部署。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是毛林共同的信条。对周的笼络，是双方的重心，周之地位的举足轻重，于此突显。乱世求良臣，毛林都明白这个道理。早在６７年夏，林就建议周主持中央碰头会，限制江青。周在九大发言则讲了毛林井岗山会师的谀词，后为张秀川主持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写成“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党内元勋，似无一人看重江青。九大后，林指令黄吴李邱配合周的工作，后者曾为造反所苦，如许世友在九大直言，老干部都恨造反派，乐得协助彬彬有理资望高深的周。毛亦知江积怨甚多，九大后取消了文革小组，亲荐李德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安排许世友、陈锡联进政治局，保邓党籍，留刘陈徐聂叶为军委副主席，组建了陈毅牵头叶徐聂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缓和与老同志的关系，对二月逆流老战友们的恩怨已似昨夜秋风，黄河逝水，强调落实政策，反对扩大化。政治场上无永远之敌，亦无永远之友。“利”与“害”二字而已。
◇ 之四十九
林对毛是否放权的试探是６９年１０月根据毛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和基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向军委办事组发出的战备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以应对苏军突然袭击。被时任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编为“第一个号令”。命令发出后以“电话记录”（急件传阅）报毛。据汪回忆毛收到林件后命烧掉，并亲自点火烧之，为汪所阻。周询问林令事，汪以实告之，周默然并随即转告林。回首历史，温故知新。５９年毛彭的公开分歧是大跃进的成败利弊，６４年毛刘的公开争论是社教主要矛盾。７０年毛林的公开争议则是国家主席的设废。为准备四届人大，毛３月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如设，建议林彪做。４月，林建议毛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还建议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自己不宜任副主席。政治局多数赞成林的建议。毛又予以否决：“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国家主席之争，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林主张设国家主席就认为是抢班夺权的判断不足为取，林及支持者从未提出过林出任国家主席的主张，只有康生说过毛不做林做的意见，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野，康生以养病为名躺倒不干了。我以为，林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是对毛的又一次信任试探。另外，林周等谁也猜不透毛想不想做国家主席。万一毛想做呢？毛林分歧的关节点不在于此。
◇ 之五十
九届二中全会前发生在宪法修改小组的吴张争吵可看作毛林角逐的前哨战。７０年８月，张体察圣意，在修宪讨论时建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出自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法宪“一触即跳”维护林彪，指控张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坚守被张讥为讽刺的林捧毛的三个副词，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林支持吴，并要求陈、黄、李支持吴，查找马恩列天才语录批张。周亦对吴表示支持，即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文革时期的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全会比文革前更保密也更神秘，毛江以此为傲，讲坏人被清洗了，无人泄密。而这时代的民众却是政治敏感性最高的，几乎人人是政治动物，因而对神秘的中央政治更为好奇与关心。林案比刘案更诡异，几乎看不到什么思想上的交锋，文字戏法里面刀光剑影，似是夺权与反夺权的宫廷戏，所以难以责怪人们窥视毛林内斗的好奇与关注。官方修史，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只讲其一，不说其二，造成更大的混乱。还原真相，乃研史首旨。毛林斗法是从清君侧与清相侧开始公开化和激化的。又是一场发生在庐山的恶斗，较之５９年为民请命的悲壮的彭“海瑞”，这次更似一场闹剧。
◇ 之五十一
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毛林四十余年亲密合作的正式终结。与十一前的那次会议一样，开始也有点神仙会的气氛。全会召开前的常委会，五个常委除毛外均赞成设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一元化。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坚持宪法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坚持毛任国家主席以确立其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以此为“宪法的灵魂”，坚持毛的天才论及毛思想作为全国人民指导思想。林讲到体制功能的一段话较经典：“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那么，林指的什么风呢？据知情人回忆，林的讲话是与毛商量过的，毛讲不要点名。林讲完，掌声雷动，许世友陈锡联跑去与林握手，康生接着讲，他完全赞成林讲话并说：“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国家主席讨论中难一可见的荐林为国家主席公开发言。经吴法宪提议，全会收听林讲话录音，分组讨论林讲话。当夜，陈伯达编出恩列毛林论天才的语录，次日交会议秘书处打印。风暴酝酿在讨论林讲话的过程中。
◇ 之五十二
林讲话对张春桥是震慑但未指名，经过叶群警示“陆定一式人物”的传话，陈、吴、李、邱在小组发言中暗示有人反毛林，反八届十一中决议，反毛是天才并把这股风往下吹。华北组汪东兴一马当先，坚决主张恢复国家主席设置，暗示有人反毛，称“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陈伯达讲有人贬低毛思想，有人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汪、陈的发言作为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简报称要把反毛天才的坏蛋反革命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刀万剐。这个简报点燃了过敏的政治神经。二百多与会者纷纷发言写信，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邓颖超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汪东兴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许世友说：“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致信毛林，要求毛当国家主席。许提议把张春桥等下放农村劳改三年。陈云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一定要参加。”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林的讲话，经叶群的引导，陈、汪的解释发挥，变成二百多中共要员讨伐张江的动员令，达到了清君侧的策略效应，对毛重用张甚至培养其为接班人是一种中流阻击，曲折地表达了文革中受冲击打压的老干部对中央文革的愤怒与敌视。
◇ 之五十三
毛林国家主席之争是烟幕，捍卫还是动摇接班人地位才是本质，两班人马、两个阵营，较文革初更加壁垒分明。如果说，文革发动前后的两个司令部是毛亲手划定，那么，庐山博击的文革派与军队派则更似运动形成。而林，更似是被毛刺激出洞，如高文谦所言为捍卫九大确立的接班人地位与受屈的个人尊严以惯用的高举造神方式奋力清君侧，其忠实嫡系（双红二）紧紧追随，四面出击，多方响应，大笔杆子陈伯达与近卫军总头领汪东兴做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急先锋，意外地把大多数文革中蒙冤受屈被边缘的元勋重臣都动员起来集体在拥护林副主席的名义下起哄，实为发泄对张江的中央文革势力的不满，以改变毛的偏宠。陈伯达因嫉恨张江而主动为林出谋划策全力配合以夺回其党内首席理论家的席位。汪在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的怪异表演实为可疑，检查后一如既往为毛信用也不寻常，值得专门探究。黄吴叶李邱作为反张江的林系人员罕有的联合互动在共产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亦是不常见的，“党内有派”？双方互指对方有宗派活动，在毛的旗帜下如地方两派一样明争暗斗，这是四年文革后党内出现的新气象。文革前的刘邓时代似无明显的派系活动。由此而言，文革开始蕴育其掘墓人。
◇ 之五十四
８月２５日，毛听了江张姚会议讨论情况的紧急汇报，立即找汪谈话，对其告诫，又分别与林周陈康单独谈话，迅雷不及掩耳反击，召集常委扩大会，怒斥陈伯达搞突然袭击，声称“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以其惯用的泼皮语言警告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议”。毛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吴汪等检查。林告吴不必检讨。局势骤变。毛抓住陈伯达不放，２６日严厉批陈，３１日批陈所编恩列毛天才语录，其中有“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诛心之语，讽刺陈为“天才理论家”，对林笼络，专门攻陈。并于９月１日将批陈批语加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９月４日，毛在常委扩大会上揭发陈是“托派、叛徒”，追随王明反共。９月６日，毛在闭幕会上讲要读马列，指陈为“黑秀才”，决定对陈立案审查。毛委托叶剑英具体负责陈案，调查陈的历史问题。毛“剪相侧”一举成功。毛保张，因为张体现了他的意图，是坚定的文革派造反派。文革后宋平说，毛是最大的造反派。庐山雾散，服务员打扫会场时，检到“打倒张春桥一一几个中央委员”的纸条送周。林下山时对黄吴李邱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最多是彭德怀第二。庐山的事未了。
◇ 之五十五
庐山会后，毛继续批陈，在北京对陈先瑞、吴德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把自己与林比作对立的两条船，名为批陈，实为对林。毛把汪检讨的批件批给林，要黄吴李邱书面检讨，并决定在全党全军开展批陈整风，称陈为“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７０年９月，毛决定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参加重大政策研究。１１月，毛决定设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康生，组员江张姚纪登奎李德生，康自九届二中全会后称病不出，江张主持，该组权力集中广泛，统管组织宣传党校等党务。与军委办事组、国务院业务组鼎足而立。７０年底华北会议毛改组北京军区。毛指陈为华北的太上皇，免去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毛称为挖林的墙角，其中李郑与林陈无特殊关系。７１年２月，毛远新亮相，指“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俨然毛的代言人。７１年４月，毛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后称为“掺沙子”。对吴、叶的检查，毛加入尖刻的批语，冷嘲热讽，旁敲测击，如在叶群检讨上批“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后来又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令林难堪，意在逼林检讨。林沉默以对，死不检讨，为毛时代的又一个异数。因为林深知刘、彭的结局，检讨了也是死路一条，反而被毛抓住把柄，自取其辱。前有林彪，后有赵紫阳，都是中共高层不检讨不认错的异类。
◇ 之五十六
庐山会议甫过，毛通过一系列密集的人事调整与批陈政治造势，改变九大的组织格局，削弱林黄掌控的部门与权威，以批陈不力屡批黄吴叶李邱，并在对外谈话与批示中指责林对毛的颂词，如四个伟大，这些颂词曾是毛发动文革时乐于纳受而且认为有必要的。到７１年４月，周代表毛宣布黄吴叶李犯了方向路线宗派主义错误，追随陈伯达的分裂路线。党内七大以后惯例，凡不同于毛者为分裂。毛怎样违背众意都是反潮流的正确路线。批陈实质上是批林。对林的进逼在８月南巡中图穷匕现。毛说：陈伯达后面还有人，“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林不开口，黄吴李邱不会开口的，其纲领是设国家主席，是天才，林要负责任，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南巡讲话毛把林看作彭、刘。林获悉毛南巡讲话后，不甘于刘、彭下场，小杖则受，大杖则走，９月１３日携叶群林立果乘空军２５６专机出逃苏蒙，坠亡于蒙古国温都尔汗。九十年代我翻过一册军方刊印的十大元帅画册，最后一幅是一代战将折戟沉沙尸横异域的照片，心生凄恻。
◇ 之五十七
林彪被逼出走苏蒙的九一三事件举世惊骇，对文革期间高度政治化的党政军民学是天降霹雳，长久地震荡着人们的灵魂，确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再愚钝的头脑也开始思考文革的问题。文革的凯旋仅仅两年，九大确立的接班人成为反毛的政变领袖。关于林彪出走的疑惑甚多，传闻甚多，李作鹏甚至讲是故意放走的。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９月２９日，毛决定收捕黄吴李邱，军委日常工作由叶主持。随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１０月３日，决定成立周恩来负责的林陈反党集团的中央专案组，纪登奎汪东兴具体负责。林案被定为组织谋杀毛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定性最严重的案件。疏理审核公开公布的全部文件，林叶黄吴李邱无确凿证据证明参与了谋刺毛的行动，有无谋刺计划亦不可知。据传黄曾封锁毛批陈指示，念过一首唐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林立果的所谓小舰队确有批毛害毛的私下议论与设想，但似未有实际作为，也无周密计划，其价值最大的，是被毛钦定为反革命政变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这是一份难得的思想文献。李慎之生前对我讲，对毛的批判迄今未超过纪要。
◇ 之五十八
“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北京空军学院林立果等人活动的一座小楼里搜到的于新野记录在活页纸上的林立果周宇弛等人的桌边谈话，这些记录估计非一次两次，而是多次谈话的笔记。据说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形成的。林彪事件后，林案的相关人员对这些记录作了选择性整理，作为林彪的罪状和林彪的反革命纲要，毛决定将其印发各大军区和各省委常委，后作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印发全党，以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认识林彪反毛的两面派本质。没有证据表明林彪参与或知道这个纪要，更无黄吴李邱知道这个纪要的确切证据。合理的推测是，纪要是以林立果为中心的调研小组自由讨论的记录，反映了他们这些青年军官的政治分析与思想动态，也包括一些救弊治国的一些主张。其中是否有林彪思想的影响，难以断定。如果说，毛刘之争还声势浩大地批判了几年“黑六论”，有理论论争的意味，但毛林之争毛公之众的是林的阴谋诡计，如利用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抢班夺权，及叛国卖国云云，后来周批“空洞极端形式主义”极左思潮，为毛扼制，指林形左实右，“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那么，这份林立果思想的纪要却有了特殊价值，迄今仍是一份珍贵的政治思想文献。
◇ 之五十九
那么，林立果的纪要是如何看待与评估毛时代的社会状况呢？纪要称：“十多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十多年，应从５８年算起。据统计，６６一６８年因文革内战导致国民经济损失１１００亿。纪要称，经济停滞的后果，“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纪要对各阶层的状况与不满情绪言简意赅：“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城市学生构成的“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工到学生、干部，林立果描述的这幅文革社会各阶层的惨淡画面是八九不离十的。纪要称，“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张姚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结论：“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 之六十
林立果纪要中的独裁者指毛泽东，代称B一５２。纪要称毛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揭露了毛之为毛的政治手段：“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纪要列举毛的罪状和众叛亲离，称“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关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纪要抨击了毛的权谋政治，称“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有人怀疑这些深刻的观察非林立果几个青年人所发明，那么，纪要是否与林彪有关呢？林立果这样一个年仅２５岁的理工男如何具备这样一针见血的判断呢？纪要不就是一篇七十年代始林立果对毛时代政治与社会的反思吗？
◇ 之六十一
因为是小团体的“特级绝密”，纪要对毛与毛时代的批判是赤裸裸的坦率，无忌无讳。思想理论上，纪要称毛的“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上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社会政治领域，毛“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其“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其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纪要推测毛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林的接班人地位汲汲可危，那么，怎么办呢？纪要设计以活捉、逼宫或谋杀方式倒毛，动员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过去毛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政治上平反，实现民富国强，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纪要在提出打着毛的旗号打击毛的力量时，强调集中打击毛及其一小撮独裁者，解放一大片。可以想见，对于文革中沉醉于毛的迷信的党群众生，林立果的讨毛檄文是多么石破天惊，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骆宾王讨武奇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 之六十二
林案定罪最为严重，甚于张国焘，林彪作为九大确立并写入党章的领袖接班人被中央专案组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永远开除出党，牵及包括林在内九大选出的两名常委，七名政治局委员（陈黄吴李邱李被永远开除出党），为九大政治局委员的三分之一。四野及双红二的林部属被反复审查，株连甚广，其对军队清洗程度为七大以来最烈，即使文革结束后，因华叶邓陈决定维持林案不变，林案的受屈人员仍然依旧。邱会作说，把林江绑在一起审判，实际上就是审判毛的九大政治局。此言不虚。林彪事件有多重的意义。意识形态而言，毛圈定林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称天才，不足以服人，更不足以为高层心服，人们实在不晓得毛林的政治分歧是什么？对于毛津津乐道的”路线斗争“，人们普遍地感到”不可知“。难道林彪的罪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是毛回避的问题。组织而言，毛遵义会议以后长期依重的军队嫡系受到重创。毛最敏感党内军内结伙，却是他曾最亲密的战友们结伙反他的老婆和他的新宠张春桥，动摇他的文革路线，甚至亲密战友的儿子组建了一个谋杀他的小舰队……对于毛，这是讽刺，是嘲弄，是延安以来极为自傲的政治生涯的重挫与低谷，比七千人大会时还被动，７１年１０月，毛对塞拉西皇帝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毛的心理与生理进入了衰退与衰亡的最后时期。
◇ 之六十三
林彪事件之后，毛昏死过两次。政治局中江青、周恩来的地位突显出来。林立果观察得很准，毛“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在讲毛谋划新权力格局之前，７２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值得评估，就是中国进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一件事是周鼎力协助毛晚年为中国未来铺垫的至关重要的事件，为后来邓小平的开放打破了坚冰。尼克松访华起因于中苏珍宝岛战役引起的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和美对苏的核制衡，而中国又因缓和中美关系而成为美在国际范围内制衡苏联促进美苏缓和以裁军的因素。“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毛的“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转变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文明的窗口。封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十余年狂热的反美意识形态骤然降温，交流取代了对抗。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命运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尼克松访华的一周“对中国今后的道路真正是旋乾转坤的一周”。正如李慎之所言：“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没有一个字的批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实际上，全党可以没有遗憾地接受的毛泽东的遗产也仅仅是这一点，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毛转移国内危机的战争冒险结出了中美交流的善果，应是天佑中华。
◇ 之六十四
林彪的出走与林案破了毛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大局，对毛的精神与身体都是无法复原的重击。副统帅的鬼魂徘徊不去，恶梦连连，寝食难安，摔杯砸碗，脾气更加坏下去。孤独而虚弱，定时借人工氧气存活的毛首先考虑的是他的千秋大业一一文革，对毛来说，路线的根基是组织人事，离开权力，一切都是空谈。文革七年，还是一个接班人问题，谁来接班？鹿死谁手？７２年，毛调派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进京，加上此前入主军机的张春桥、李德生，五雄争帅，城头变幻二王旗。毛最先属意的接班人是天字第一号造反派王洪文。７３年５月，毛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列席政治局，王列席三个会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负责党章修改小组。８月，毛建议王任中共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周为副手。十大，周的政治报告充分肯定文革并把推倒林陈当作文革又一伟大成果，王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将“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增写进党章，晋升中央副主席，年仅三十八岁。张春桥进常委，江青、姚文元进政治局。林彪走了，王洪文来了。王是文革造反夺权的符号，造反英雄终成接班人，十大是造反派胜利的代表大会。
◇ 之六十五
林彪事件后，周曾伏案痛哭，似乎预感将在迟暮之年更为困厄艰辛。他负担更重，压力更大，也由党内第三号人物升为第二号人物，与毛的关系更为直接敏感，伴君如虎。７２年，废除军管，恢复地方党委。对于批林，周小心翼翼导向批左与无政府主义，批空头政治，以落实干部政策和恢复经济、文化、教育的正常秩序，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收拾文革乱局。“批透极左思潮”成为周在７２年的一面旗帜，周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于实际操作，周借毛参加陈毅追悼会与平反贺龙及曾山、陈正人之死，推动更多老干部复出。周之资望、信誉与凝聚力时为国之柱石、党之干城。江、张、姚以“反右倾回潮”回击周，因极左与文革水乳交融，批左就是批文革，毛支持江张制止周反极左，讲批左把批林批邪了，而指示批林“极右实质”，禁止批左、批唯意志论、批精神万能论与空头政治论，并将批林导向批孔，指向周的中庸之道。毛写了一首流行甚广的诗批郭沫若尊孔：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指责郭《十批判书》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７３年９月，毛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那么，批孔又为何与批林联系起来了呢？又怎样与批周联系起来了呢？
◇ 之六十六
批林整风时，林案人员迟群谢静宜等在林彪官邸毛家湾搜查时发现林彪称道孔孟的若干语录，毛决定批孔。７４年，毛将江青定稿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选编以中央文件批发全党，把林彪反毛的思想归因于尊孔反法。林彪曾写条幅并赠叶群：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林讲的复礼究竟为何义，不得而知，毛江张姚讲林是复辟资本主义。林彪给林立果写了“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以激励其子勤奋读书，被批判为宣扬孔孟之道。林彪６０年讲“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被批判为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右倾投降，复辟周礼。６９年林彪书写“王者莫高周文”，推崇周文王，被批判为做皇帝梦。林彪引了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被批为崇尚蒋介石。林彪抄录了《三国演义》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被姚说成林睡在毛身边谋害毛，耍两面派……批孔之荒诞，荒诞派剧作家也望尘莫及，其恶果是对中国文化的毁灭。批林之荒唐，民众对毛江路线斗争之指鹿为马完全失去兴趣，政治激情转为冷漠，更加关注日常的烦恼，更为好奇中南海的秘闻。所以，江青的批走后门倒是引起了人们对特权的抨击和生存困境的不满，文革时期的权本位在整人与走后门中渗透到一切单位一切领域。
（未完待续）
□ 原载《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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