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百亮
2016年5月16日
陈书祥的父亲50年前被打死了，至今他仍想知道父亲血迹斑斑的尸体哪里去了。他保留着一张边缘已经磨损的纸条，这张当年的纸条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找到了那些打死他父亲的狂热学生，给了他们钱，让他们把父亲的遗体送去火化。
他从未找到父亲的遗体。从那时起，他一直希望能有答案，等待着曾经打死自己父亲的学生站出来。他们变老了，对当初很懊悔，并表示他们感到歉疚。但没有人出现。
陈书祥仍在等待着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的一个坦诚评判，中国也在等待着。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连一口水都不让他喝了，”现年72岁的陈书祥说。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住在北京的西北部，走几分钟就能到他父亲当年住过的地方。“这个事情我现在都不愿意去想，但同时还想听听干的这个事那些人是有什么说的。”
“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他的骨灰到哪里去了？”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想动员广大群众用轰轰烈烈的运动来清除中国的意识形态敌人，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认为，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在困扰着自己的国家。
从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文革逐渐收尾，在那段时间里，也许有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遭受迫害，经济停滞不前，还有上千个历史和文化古迹被毁坏。
共产党在1981年谴责了那场运动，称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中国一直没能正视那个时代。共产党近来也更加强烈地反对彻底评估毛泽东，不愿触及有关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无节制权力这一敏感问题，也不愿重温那个时代的有争议的记忆，当年的肇事者往往自己成了受害人。
记忆的压制阻止了对那段历史的公开讨论，更不用说判断法律上的罪责由谁承担了。许多经受了文革折磨的人认为，公开的讨论会帮助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中国的历史学家往往不能发表有关文革的研究。教科书把那段历史一带而过。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曾经是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武装分子的战场。今年，政府还未举行过任何有关文革周年的纪念活动，并阻止公开的哀悼。
“共产党在掌权，而这是对党不利的一个黑点，”当年在打死陈书祥父亲的学校里读书的陈冰（音）说。“如果党过多地渲染这些东西，那就像是在自毁声誉。”
许多幸存者、以前的红卫兵，以及历史学家表示，官方的沉默使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怀旧感。
他们不认为有文革全面重演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毛泽东那种喜欢动乱的胃口，中国社会现在也远不像那时那么死板和与世隔绝。不过，许多人表示，他们担心那些严酷的政治手段、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以及专制主义的论调会卷土重来，而正是它们当初助长了红卫兵的胡作非为。红卫兵是听毛泽东指挥的、由青少年组成的突击队。
他们的担忧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所增长。文革期间，习近平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的父亲遭到了毛泽东的清洗，并受到了红卫兵的迫害。他的姐姐被认为是因为遭受红卫兵的迫害而自杀的，习近平本人在北京陷入冲突的年月里曾在城里四处游荡。
但是，历史学家对他的一个转折仍非常不解，习近平作为成熟的政治人士一直公开崇拜毛泽东。自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他打击异议、把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的做法，让批评者看到了毛泽东的痕迹。
前红卫兵卜伟华曾在陈书祥读过书、后来当过教师的高中就读。卜伟华现在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中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如果文革的阴魂不散、并得以生长的话，我们将滑向另一场文革，更多文革言论、文革手法和信条的残渣将会浮起。”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Vanessa Piao、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