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林、周三方博弈“援越物资”棋局
小平头
（三）“援越物资”棋局——毛、林、周三方暗战
广西是文革的“特区”
广西在文革可谓一个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义：自治区，而且还是壮族自治区一样。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广西运动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们扶殖起来的“4.22”等造反派也只能大受其苦了。从目前可以搜寻到的资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类，广西是全国唯一一个“造反派”从始至终处于权力打击下的省区。韦国清是全国地方省级领导中屈指可数十年不倒，文革后亦未遭整肃，还出任广东一把手，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晚年终于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全国类似韦国清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但是，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掌权的时间也不长，唯有韦国清从未支持过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北京高升后，广西的权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亲信手里，直到１９８３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势力控制下。
广西从晚清起就是一个穷但不弱的省，从陆荣庭旧桂系起，就一直是中国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取陆而代之后，广西更是令人不敢小觑。北伐战争的先锋便是李、白的桂军（钢七军）。新桂系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政治也较开明，李、白等提出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开办广西大学，招揽人才。使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其乡村自治运动，使自清末就为患乡里的匪患绝迹，农村面貌为之一新，曾被誉为民国“模范省”。
中共建政后，广西一度又匪患不绝，以后虽经剿灭，但李白黄时代的努力均化为乌有。由于广西境内多山多水，在23.67万平方公里的“八山一水一分田”上，世居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民族。这些占人口38.%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民风强捍，文化落后。加之又毗邻越南、缅甸，除张云逸第一届政府外，自陶铸、陈漫远、到刘建勋、韦国清历届政府均施政偏左。公社化后，这种情况更加厉害，曾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三年饥荒，亦属重灾区。到文革前，广西有两大特色，一是穷，钱少；二是战备，枪多。广西各地由军区支持的“联指”围剿广西“4.22”的武斗，大多有城乡民兵参予。
此外，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越南战争正逢其时，广西当时还担负向越南输送援助物资和过境兵员的任务。“援越抗美”成为韦国清可以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设局栽赃造反派的利器。同时也为军人集团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柳州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政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队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有碍于此，中共中央对广西运动十分小心，生怕出事。文革初期的1967年，从5月1日至11月24日，七个月时间里，周恩来曾十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前四次都旨在弥合，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关于广西“4.22”周、林“8.24”表态不同调
而“联指”在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支持下，武力围剿广西“4.22”眼看造反派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代表毛中央表态，说广西“4•22”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给予支持，广西“4•22”等是“革命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联指的大方向错了，要改正过来。它符合毛的一贯做法，先分派，然后打一派，拉一派，坐收渔利。周严厉批评了联指搞武斗，攻打“4•22”的错误，并责成联指头头立即停止武斗。
但联指头头们拒不接受周的教育，竟于8月27日，联指代表团集体逃离北京，公然对抗周的表态。这种行径在全国还是空前绝后的。接着，联指头头在广西和柳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游行，还张贴大标语“周老三，算老几，你的表态老子就是不服气！”与此同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替联指向林彪告周的状，林彪马上指示：“要重新解决广西问题。”这实际上是军方否定周对广西问题的表态。也可视为军人集团向毛中央施压。随后，1968年上半年在柳州上演了一出由军方导演、韦国清指挥诱使柳州造反派“5.21”劫军列及“5.25” 部队配枪被抢事件的连环好戏。
毛的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
毛泽东作为一代枭雄却能放软身段，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把一切成功，都说是发动“人民”，发动了“群众”，毛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将亿万普罗大众忽悠得心旌摇荡，血脉贲张。连打败国民党蒋介石也都说是发动和依靠了群众，是人民群众打倒的。再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给“人民群众”脸上擦粉，使每个群众都高兴，好像真有其事似的，（素来装孙子的邓小平更以“中国人民的儿子”自居，结果八九“六四”，“儿子”下令军队向“老子”开枪）其实后来人们发现那只不过是他擅长“利用”“人”罢了。“利用”这一群人，又“利用”那一群人是毛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毛利用了一派去整另一派，当另一派奄奄一息时，毛又来为这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喊冤，使这些人对他感恩不尽，对整自己的另一派人产生报复的心理，当这些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解除危险后，就用十倍疯狂报复对手时，毛又发话了，又为这些被报复的人喊冤，于是毛成了公认的救世主。
明明是毛一手操纵的军事政变，毛叫“红卫兵”、“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全国上上下下，为这个“大肥饼”抢得死去活来时，毛又叫军队来支持他们。实际上，在全国造反派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在摇旗呐喊的游行比赛中，在吹哨集合、荷枪实弹的疯狂烟幕下，军事政变也在同时静悄悄地进行，并迅速将刘少奇文官政府的权力全部交到了军队手中。“军政府”只挂个“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的名，简称“抓指”，就合理合法地上任执法。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叫“渐进式军事政变”。
完成这些工作后本应该大功告成，结束运动，但游戏不是每次都能玩转的。
军政府为了工作需要，只好用（保）一些干部（当权派或称走资派）一道工作。那些曾经摇旗呐喊的有功的“人民”“群众”不甘心退出，所以和新上台的“军政府”产生矛盾（或权利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军政府所用的老干部，是不是整过自已的干部，是不是和工作组、保皇派一道整人上瘾的走资派，是不是军方的老熟人、老部下。总之，“人民”“群众”不答应。
毛先发“中央军委八条”支持军政府：“不准将矛头对准解放军”，当军政府开始镇压时，毛又发出“中央军委十条”支持群众：“不准将矛头对准群众”。
军方和群众各有“尚方宝剑”，各不相让，于是全国一片大乱，柳州军分区支持的联指对造反大军的军事围剿也出在此时。
游戏显然没玩好，运动收不了场。贵阳棉纺厂按车间“大联合”无法实现，“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也没有指望。
毛只好亲自出马，亲自讲解“战略部署”，结果又出现武汉“7.20事件”。“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搞得毛在国际上、党内、军内、群众中非常尴尬。
造反派们也没弄明白，以为毛真的要他们去夺权，权就归他们了，他们拼死拼活的夺来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什么官时，毛轻轻来一个“既要当官，又要当老百姓，不要脱离生产”，的最高指示，一句话把这伙人打发回老地方去，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已完成，该干什么的就回去干吧。可这些造反派就是不明白，就在毛已成功夺了刘、邓大权之后，还念念不忘毛的教导，去搞“反复旧运动”，实在是因为他们为毛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才轻放了他们，不然，下场比林好不了多少。当造反派把走资派当外部矛盾、当五类分子斗时，毛又发话了，说“走资派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少数死不悔改的”才算敌人，他们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这一下不得了，他们完全错了，扩大化了，还不知道应该向哪个“当权派”陪礼，向谁交回公章。
此后，军方、当权派（走资派）、保皇派、工作组又活了，又借清队、抓“5·16”、“反共救国团”，狠狠地整了造反派四年。原因很筒单，因为毛主席没有向他们交待，造反派（非红五类）红卫兵和年青的工人造反派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保皇派们也没有弄明白，当毛要他们协助把上台的造反派们清查一下时，他们拼死拼活的整，硬说他们是“5·16份子”、“反共救国团”，是混进党内、革委会内的敌人。
最后，毛又来了一个“最高指示”：“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辛辛苦苦的军代表、保皇派专案组，白忙了几年，得罪不少人，被毛一句话一风吹。造反派官复原职，（广西造反派是个例外——1968年作为毛牺牲造反派拿来祭旗的典型而放任韦国清的军事围剿导致全军覆灭退出历史舞台）又把保皇派放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保皇派烦恼郁闷，有苦说不出，又和造反派们结了仇，他们也没弄明白，他们巴心巴肝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怎么不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看待，硬要照顾这些“野种”。
毛认为，在长达数年还没有被整死的造反派中，“吹尽黄沙始见金”，就会有真正的接班人。可惜毛死得太早了，这些黄金被叶剑英一把火给烧了。
（四）毛林周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图3：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文革。这张照片十分传神地表达了文革中毛、林、周三方即相互利用,又彼此暗战,还互相牵制、合作关系。
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
国内官方在谈论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问题上，一概以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为于“斗争”。该《决议》说：“他（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此，周林之间的关系的“斗争说”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
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谈及文革期间林彪对周恩来大力支持，否定了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周、林二人的斗争关系。文革期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恰恰时最融洽、最配合的时期，而这不仅源于他们早期的革命经历，更源于林彪自1959年接管军队后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工作的支持相关。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周、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周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沒有当过兵、缺乏军事生涯也沒有进过军校受訓、年仅二十六岁的一介书生周恩來，是凭着共产第三国际的一封推荐信才当上黃埔军校政治部中將主任的高职，林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1）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就如文革之初参与围剿刘少奇一样）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心寒到极点。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
1941年，日本记者、“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写了本书，把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编成了108将来评价，这本书叫做《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在侵华期间，是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读物。作为了解共产党抵抗力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还在日军内部广泛使用。那么，波多野乾一又是怎样描述这些“红色梁山人物”的呢？摘录有关林彪的片段：
小李广花荣·林彪
花荣以神箭善射著称，并因风流潇洒而拥有盛名，是宋江最为亲密的心腹人物。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此恰恰相似。
毛、林交恶，出于毛的主动。多疑的毛笃信“有军则有权”，对掌握军权的林不放心。毛怕军队坐大而尾大不掉。毛在1967年武汉蒙难时，就感到军分区的75％支持右派，从而迁怒于林，并决定武装100万左派（这是“第二武装”的由来），林彪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此后，毛对林彪、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极为不满，加深了对林的“二心”的怀疑。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其中有不少军人：全国“三支两军”的军人更多；各地的“革委会”，其核心都是军人；中央各部委，其领导人不少也是军人；“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如此方方面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其实这一切都是毛造成的。“三支两军”是毛的要求，“革委会”的“三结合”是毛的指示，“军委办事组”的组成经过毛的批准，“九大”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的确定更经过毛的首肯。毛自己造成的结果，却由此怀疑林的不忠――翻云覆雨已是毛的故伎。
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林彪利用了毛泽东借重他发动文革的契机，为自己的权力上升铺平道路，为自己的集团的发迹打下基础。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直到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中央文革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呈誓不两立之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中央文革实际是毛泽东的思想代言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建树，但在个人荣辱问题上也是绝不妥协的。
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林彪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这也是毛给林设诸多套后得知林彪之死高兴地说“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2）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3）。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辞职。毛甚至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周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的奴仆。凡是毛的话，不论对或错，周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便当然地成为了毛的忠顺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当毛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4）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一样，也做了毛泽东的一条狗。
其结局是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因此，毛对周也是既打又拉。
文革周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而毛的文革主调是“打倒”是“造反”，分明是一正一反，但却被官史写成毛“路线”的忠实扏行者。把表象当成本质，打出了“毛不离周”的标记，不仅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也扭曲了周的历史形象，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主派把周当成了毛的帮凶。一些御用文人及部分民间研究者，以官史为坐标，大肆宣扬周毛友谊，把毛周关系弄得和“夫唱妇随”，使不少人以为周为保住自己与毛狼狈为奸。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中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总之，周的真实面目已被政治需要涂抹得难以辩认，而不还周的真面目，文革的历史就说不清，甚至中共和共和国的历史也说不清。
时下一些关于对周的负面评价，多为对官媒宣传的周毛一体的逆反推论，是谓从谎言到愤怒的妄测。其次也有些看到了周与毛之间的矛盾，站在维护文革的立场而极力捧毛眨周，这些人虽不值一驳，但影响不小。最后一小部分则是因对中共失望，对中共全盘否定，把周当毛集团成员批，是谓否定一切、不辨黑白。
“世事如棋局局新”
文革初期，军方受压，其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力压军委办事组（5）一头。这也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产生“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的危机感。军方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方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军方是把柳州造反派当棋子，在柳州布下一盘更大的棋局。
除了战略层面上的考虑，从战术运作上讲，“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不过是韦国清此前驾轻就熟的“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罢了（后文详述）。只不过军人集团这次在柳州设局的规模以及下的赌注大得惊人，足以影响造反派的命运和文革发展的走向。如果说“融安、里高”模式给部队围剿造反派制造口实以及就此试探毛泽东所能容忍牺牲造反派的底线话，那么，柳州“5.21”、“5.25”事件，则成为导引全国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
韦国清为达到造反派授人以柄的目的，不惜以子弹枪支作为“请君入瓮”的诱饵，这会给濒临绝境的柳州造反派带来绝处逢生的局部实际利益，但从全局战略 来看，这些子弹枪支同时也被看成是“钩子上的诱饵”——为此颁发的《“七.三”布告》是全国造反派从此走下历史舞台的转折点。
有道是“世事如棋局局新”，政治亦然。于是高层吊诡的政治博弈，陷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谜局。以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在柳州“下一盘大棋”。江青对聂元梓、蒯大富等讲的那句“蒯司令，你能跟他（林彪）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道出了天机，毛是在军人集团的压力下改变的对“造反派”的政策，换句话讲，“七.三”布告的出笼，不是毛授意韦在柳州设局，而是军方授意韦为倒逼改变毛设下了这个“陷阱”，也就是丛林战高手韦国清用了个小计谋，终于使“造反派”陷入不义之泥淖。
尽管“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喊得很响，但军队毕竟是中共稳定政权的专政机器，毛需要军队的全力支持，如何避免“揪军内一小撮”后座力伤害自己，是毛需要三思权衡的。其结果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新贵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小爬虫”抛出来。接下来利剑指向何方，每一步都将是政治算计、步步惊心。不过从后来中央颁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看，拿广西、陕西造反派开刀祭旗已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
此外，还有一个所有研究者或多或少都知一二，却不愿正视的史实，毛主导的全面内战目的是“改朝换代”，结果却被周、林接过来，成了与毛斗法的利器。从历史过程看，若非这场全面内战，使毛无暇旁骛，周及其系统恐怕难以保全。
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就离参透历史真相不远了。
官方文革史是满足各方所需而任意扭曲的“变形金刚”
以往官史所以站不住，固然有权力者的“任意打扮”和御用文人的助纣为虐，但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的道德缺失，以及一些无良文人的插科打诨，推波助澜，从某种意义上讲，官方文革史无异于满足各方所需而任意扭曲的“变形金刚”。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草稿于2011年3月4日于挪威峡湾小城溜坎（Rjukan）。
完稿于2014年4月15日丹麦哥本哈根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xiaopingtou@gmail.com）
注释 ：
（1）《邱会作回忆录》邱會作著，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683页。
（2）同注（1）第798页。
（3）同注（1）第788页。
（4）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3月15日
（5）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它从1967年8月设立到1971年10月撤销，为期四年。因其成员后来多为林彪集团的骨干，它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与它有关的事也不能被忽略。军委办事组的正式成立是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是军委看守小组的延续。军委办事组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杨成武时期较短，从１９６７年９月到１９６８年３月的“杨余傅事件”，为期仅仅半年；黄永胜时期则从１９６８年３月到１９７１年９月的“林彪事件”，为期三年半。军委办事组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三支两军”、国防战备、国防建设。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