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九九感怀
汪 钦：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侯国屏：陈贯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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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zk1506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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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六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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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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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九九感怀 李 锐
【史海钩沉】 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汪 钦
【千秋功罪】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亡灵祭坛】 陈贯良之死 侯国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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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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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九九感怀
·李 锐·
一
我今年９９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持游泳，一次还能游３００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５天５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１９５９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３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８５０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１９６０年５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１９６１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３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１９６１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８５０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５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８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３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３０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３个月，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二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一架专机把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８年单监。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３０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１９６７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１９７９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６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６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８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１９５５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１９６８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１９４２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在秦城得过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５０２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３０人，被打伤致残的２０多人，得精神病的近６０人。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这些数字。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牢要做长期打算了。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词，牢牢记住。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４００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１９８０年，袁鹰把其中的３０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１９８０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２００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有一首的缘起是１９５９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还吟出“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
三
１９７５年５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接到中央通知，１９７９年元月４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随后两部分开，１９８２年２月，我已经６５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
１９８４年陈云收到３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３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３个人都圈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四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１１年流放，８年单监，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３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珍。１９７９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１９７９年我６２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１４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３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反对。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３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３次，从不间断。她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给她写过一首诗：“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阳住在同一层的９１１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４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４个人的房里有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紫阳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在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和紫阳分别１５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３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８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去过美国３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１９８９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２０１７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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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汪 钦·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５日，新华社军管小组组长张纪之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昨天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求新华社组织一个调查组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调查。任务紧迫，总理会很快安排时间亲自接见调查组全体成员交代任务。总社领导决定，从国内部、国际部、对外部、军事部抽调１０位同志，我任组长，组员有林桂顺、孙国维、孙晓芬、易俭如、刘云莱、朱维新、李秀英、夏俊生、石圭平。
当时，我任总社国内部内参组组长。内参组的任务是利用新华社记者分布全国的优势，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供决策参考。由于内参组的职责，我对全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形成对立的两派，一些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也陷入派性，很难如实地向中央报告情况。新华社有些地方分社记者也卷入了当地两派，他们也很难如实地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此，周恩来多次要求新华社总社派记者，到一些混乱的省市调查，为中央解决问题提供参考。这次总理要求总社派调查组去内蒙古调查，我不感到意外，深知完成任务的艰巨。内蒙古自治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众多蒙古族干部、群众打成所谓“新内人党”成员，关押批斗，残酷折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破坏了民族团结。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２日，中央发出２４号文件，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清理阶级队伍”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人员，为被误伤的好人彻底平反。中央表态后，内蒙古形成了两大派的严重对立，甚至以武力攻击；各级党政军部门几乎陷于瘫痪。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局势紧张，如果局面失控，会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１１月８日是星期六，晚上刮起大风。调查组在总社军管小组副组长甄文君带领下，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等候。１０点半，纪登奎把我们带进一个大厅，已在等候的有周总理和李先念、李德生、陈先瑞，还有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和我们一一握手后，服务员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半弧形会议桌前坐下。周总理拿着新华社报的名单，一一询问我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参加工作的时间，边问边用铅笔记在纸上。孙国维回答籍贯是浙江宁波，周总理亲切地说，我们还是老乡呢！易俭如回答是江西于都人，周总理风趣地说：“是个老表啊！赣南的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我们来往瑞金就经过那里。长征开始，首先就是过于都河。”李秀英回答是河北省霸县人，周总理说，过去那里土匪多啊！夏俊生排在最后一名，“你就是夏俊生了？”夏俊生赶紧站起来回答。“请坐下，多大了？”“２２岁。”“啊，你是最小的。哪里人？”“河北省交河县。”
早就听说周总理记人认人能力非凡，这次亲历使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聊天式的谈话，很快就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情绪。
问完之后，周总理开始布置采访任务。周总理说，内蒙古地处边境，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不能乱，中央很关心那里的情况。你们下去后要深入调查，要多方听取意见，要听取各级领导和各界群众的意见，也要到农村牧区、边境看一看，并一再叮嘱我们要住在部队，注意安全。他还让纪登奎给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军区的领导打电话，保证我们的安全，为我们的住宿和工作提供方便，还让给我们每人准备一身棉衣。周总理特别关心包头钢铁公司的情况，要求尽快恢复生产。调查组每天要报一次恢复生产的进展情况。周总理说：“你们可以客观报道，也可以有点自己的见解。你们先去呼和浩特、包头，然后去锡盟、乌盟和巴盟，一个地方至少去两人。靠边境的地方也可以去看看。”总理还指示，你们发回的稿件，总社不需要打印上报，一律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
我们分别搭乘北京军区的飞机或坐火车，１１日就赶到呼和浩特市。由于中央领导打了招呼，内蒙古自治区和军区的领导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重视，安排我们住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当天晚上，内蒙古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等会见了调查组成员，介绍了当时内蒙古的情况。记得自治区核心小组成员会见我们时，个个面带愁容，一脸无奈。他们说，内蒙古全面瘫痪，许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因煤矿停产和铁路不畅，城市缺煤，经常停电，冬季无法供暖；人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蛋十分紧张，有些地区的存粮只够供应７天。
调查组来到呼和浩特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都有不少人到我们的驻地上访，有的进门就下跪哭诉冤情。石圭平曾接待过几十名携儿带女的妇女组成的“寡妇上访团”。她们的丈夫都在挖“内人党”中惨死。当石圭平来到宾馆传达室时，见到孩子们个个披麻戴孝，上访的妇女们哭喊着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可要为我们伸冤啊！”这使调查组每个成员深感责任重大。
调查组决定：我和夏俊生逐一采访内蒙古自治区核心小组的成员、革委会的负责人、内蒙古军区的负责同志以及两大派的主要头头，听取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孙晓芬和李秀英二人常驻包头，以包钢为主，每天向中央报告包钢和有关包头市落实政策、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其他同志迅速赴各盟市和县旗广大农牧区进行深入采访。
北国之冬，严寒异常。我们穿着皮大衣，头戴皮帽子，乘坐军车，在边防军人的陪同下穿越冰封雪覆的茫茫草原，访问边疆牧民、基层干部和边防部队指战员。短短两个月内，我们踏遍了内蒙古大草原。我们紧张地采访着，心被深深地震撼。许多采访对象诉说那段痛心的经历，声泪俱下，陪同我们采访的一位蒙古族边防军副团长，就痛哭着向我们诉说了他被刑讯逼供，打成“内人党”的苦难经历。这次“挖肃”运动打击面之宽实在惊人。仅有２００人的军区政治部，就揪出１８２个“内人党”党员，其中１０人被迫害致死。在自治区公安厅系统，不仅挖出１２个“内人党”支部２００名“内人党”党员，还挖出“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和苏修情报部。据“寡妇上访团”的统计，这次“挖肃”运动全区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７０万，刑讯致残约１４万人，致死４万人之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二书记廷懋，在１９８１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内蒙古在‘文革’中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中死２万多人，伤残１７万人，被株连的上百万人。”不管哪个数字，都是骇人听闻的。
“内人党”全称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内人党”也一分为二：部分投奔了国民党，部分继续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日本投降后，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内人党”领袖发表宣言，提出内蒙古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友邦的中国革命紧密提携，以期公平彻底地解决蒙汉民族问题。”随后又重建“内人党”东蒙党部，创建“内蒙古人民青年团”，并派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议合并统一大业。在遭到外蒙的拒绝后，哈丰阿等人转而独立，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哈丰阿等人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向中共要自治地盘，要建立军队，还要与国民政府联系。１９４６年３月中，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与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见面，洽谈内蒙古东西部统一问题。经过一番争执和乌兰夫耐心说服，哈丰阿等放弃了独立自治的主张，决定停止“内人党”的活动。“内人党”到１９４７年５月以后就不存在了。
但文革中却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乌兰夫为首的“新内人党”组织。这起特大冤案大致是这样酿成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起，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至７月２５日结束。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１４６人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乌兰夫的错误是全面系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其性质是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其错误的要害是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成体系，积极推行民族分裂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以乌兰夫为首的独立王国，在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政变。７月２５日，会议结束，４天后，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确认乌兰夫犯有５大错误：１，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２，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３，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４，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５，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下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１９６７年５月，中央调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同年１１月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全国多个省市掀起“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首先被揪出的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丰阿，接着被揪出的是刚结合进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的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原部长特古斯，说他是哈丰阿介绍加入“新内人党”的，是混入革委会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编造出一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复活的“新内人党”组织。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０日，内蒙古自治区核心小组根据由南方支边来的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提供的情报，成立了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提出的“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１９６８年２月４日，滕海清、李树德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时，江青说：“建国１７年来，内蒙古贯穿着一条黑线，你们挖肃清队运动搞出许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古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揪得面可能宽点，不要怕！”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３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向“新内人党”总攻的命令。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４日至２６日，对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进行“车轮战”，酷刑下的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１６名厅局盟市级领导干部是“新内人党”骨干。这１６人立即被逮捕审查。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全面胜利》的社论。同时点名王再夫、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自治区领导干部为乌兰夫叛国集团成员。
１９６８年７月５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在《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中认为，“１９４７年内蒙古人民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此意见以“内革发３５１号文件”形式传达到全区。
接着，又以自治区革委会名义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和《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手段，将更多人打成“新内人党”。不承认挺不过去，承认了就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来。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从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各盟市县区和乡村以至蒙古包。
内蒙古两大派形成了对立的看法：第一，关于对“挖肃”和滕海清的评价，“批滕派”认为，“挖肃”本身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滕海清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５·２２派”则认为，“挖肃”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另一种提法，名异实同，因此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滕海清犯的是政策上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的大前提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关于“新内人党”存在与否的问题，“批滕派”中的某些领导人认为，“新内人党”是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捏造，是逼供信的产物，因此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应彻底推翻、全面平反。“５·２２派”则坚持认为，“新内人党”是有的，不过是多抓了几个人。第三，对自治区革委会的态度，“批滕派”支持区革委会搞落实政策，欢迎批滕。“５·２２派”则指责区革委会支一派打一派，认为批滕固然应该，但是在挖“内人党”问题上，吴涛、高锦明、李树德、权星垣同样犯有错误。“批滕派”把高锦明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不公正的。
今天看来，上述观点，两派各有对错。就“挖肃”的正误和“新内人党”有无而言，“批滕派”无疑是正确的。１０年后，“新内人党”冤案平反昭雪，“挖肃”“清队”以及整个文革被彻底否定。就对自治区革委会的评价而言，“５·２２派”则是正确的，“挖肃”运动应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负责，吴、高、权、李难辞其咎。但是在思想框架和基本立场上，“批滕派”和“５·２２派”没有根本的不同。两派都是文革的肯定派。“批滕派”认为滕海清形左实右，把滕海清与蒋介石、刘少奇、乌兰夫、“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认为滕海清完成了上述那些人没有完成的事业。这种逻辑上的混乱，说明他们还是在文革的思想武库里寻找武器。在人心、形势和力量的对比上，“批滕派”反滕显然合乎人心，顺乎舆情，但是它却上违中央，不合天时，在与“５·２２派”的较量中它因得不到上面的支持而无法取胜。
当时有人传出，中央准备另派一名高级干部接替滕海清，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反映了一些干部群众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目前两派干部、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中央派谁来都很难迅速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内蒙古的问题十分严峻，十分复杂，涉及面很宽，特别是做好两派干部、群众的工作既艰难又需要时间；而当前内蒙古的边防形势，又急需稳定，急需一致对外地做好工作，不允许再混战下去。这样，就必须采取更有效的特殊政策。
中央根据我们和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于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做出决策：调集６３、６９、２７等５个军，各自组织一个前线指挥部，进驻内蒙古自治区，对四盟两市实行军管。同时决定成立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古前线指挥部”进驻呼和浩特，对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滕海清深刻检讨之后，平调到济南军区工作。
郑维山司令员一到内蒙古，就找调查组了解情况。他在与调查组会见时说，周总理告诉他新华社已派来了调查组，负责人是汪钦，到内蒙古可找他们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时任２７军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迟浩田在会见调查组时说，中央领导对我们说，内蒙古有中央派去的调查组，你们去了以后可以找他们了解全面情况。应郑维山司令员的要求，我曾经给“前线指挥部”和进驻部队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做过一次情况介绍。
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后，积极落实政策，抓紧为被伤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平反，搞好民族团结，迅速稳定了大局。各级瘫痪的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步恢复职能，企业逐步恢复了生产，社会秩序也逐步恢复了正常，民兵训练和战备工作得到加强。随着局势的好转，调查组部分记者奉命撤回北京，我和部分记者继续留在内蒙古调查研究，继续向中央反映军管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内蒙古前线指挥部”还邀请我到乌盟、锡盟、包头等地了解军管后的变化，在锡盟我见到了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周总理侄女周秉健，她是最早向周总理反映内蒙古“挖肃”情况的人之一。
记者到６９军驻防的乌盟集宁市采访了解到，众多插队知青因参加挖“内人党”担心挨整，加上口粮、吃菜和过冬取暖等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倒流回城。为此，记者采写了《在内蒙古乌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倒流城市严重》内参稿。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刊出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不久，中共中央发出（１９７０年）２６号文件，建议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工作。
１９６９年７月，为缓解内蒙古的紧张形势和战备需要，国务院决定，把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和哲里木盟３个盟分别划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把西部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３个旗划给了甘肃和宁夏。蒙古族同志提出，大多数的蒙古族同胞住在“东三盟”，内蒙古最好的草原也在呼伦贝尔盟。把“东三盟”和“西三旗”划出，内蒙古自治区就不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了。对这一问题，我们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１９７９年，国务院决定把“东三盟”和“西三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受到内蒙古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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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欲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欲了解文革历史，必须了解毛泽东。“说不尽的毛泽东”的主要所在就是毛泽东从事文革所“说不尽”的方方面面。作为文革整个历史剧目的“导演”、“原著者”、“编剧”（或“策划”）、“制作人”和“第一号男演员”，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其他任何人不可替代的情结和不可超越的角色。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多年、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毛泽东之所以发动、领导文革而具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作用依然值得开掘和探讨。本文主要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以期有益于理解和把握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境况和实践特征。
“情结”（complex）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荣格（Jung）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他把“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即可以将情结设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获知，而表现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弗洛伊德（Freud）认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在汉语世界，“情结”还指很深的情感。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心理或意识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情结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１、“君师合一”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同斯诺（Snow）的谈话中，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此时需要“降温”了，在提及文革初期盛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他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由此可见，毛泽东特别看重“导师”（Teacher）或“伟大的导师”。不管毛泽东是否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所期望的那种由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即最高明的统治者应是哲学王），但是毛泽东至少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唯有作为至尊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子的思想影响和精神魅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皇帝的总和，所以，被称之为“素王”的孔子也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真正的“无冕之王”。毛泽东在开创、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不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实践表率作用，而且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规范职责。与中国古代历史诸多统治者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极为注重把他的功名事业和价值取向加以教化、伦理化甚至泛道德化，力图把他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行动加以理论化和规范化。无论毛泽东把文革视为他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在于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在发动、领导文革的经历中，都把他的“君师合一”情结推向了顶端。
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还从他文革时期对秦始皇的赞扬和对孔子的斥责中折射出来。从今天的角度提出一个基于中国历史考察而来的颇为荒唐、颇有意味的“问式”：毛泽东＝秦始皇＋孔夫子？显然，在毛泽东那里，“秦始皇”是不能与“孔夫子”合而一体的，亦即他要争当“秦始皇”就意味着必须打倒“孔夫子”。毛泽东要把孔子的地位、影响加以颠覆或消解，他就要试图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导师”。在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中，孔子必须“让位”，这种“师”只有他本人来充当。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师”高于、重于、大于这种“君”，因为他可以拒绝荣膺“大元帅”，也可卸任国家主席，但是“伟大的导师”却是一种超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终生的追求乃至似乎永远的重任。的确，“伟大的导师”情结使得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变换文革由可能走向必然、相对趋于绝对、有限变为无限的运动或价值。尽管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在文革时期行之一时，但是由于文革的破产，这种情结也随之破灭，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把毛泽东视为“导师”。
２、“接班人”情结
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既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统治者的“嫡传”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内心的“斯大林情结”与“赫鲁晓夫情结”的综合作用。“斯大林情结”之一就是斯大林生前所谓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接班人”，而“赫鲁晓夫情结”就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鞭尸直至移尸入坟，这些无疑给毛泽东晚年的心理注入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文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清除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二十年所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历史对他的评说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历史的评说”和“后人的评价”汇集成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幽魂。能否和怎样选定“接班人”，既关乎到毛泽东的历史，也关乎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更关乎到毛泽东与历史的互动。“接班人”情结俨然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的“命穴”。毛泽东生命最后十余年的一大任务就是选定他的“接班人”。文革可谓在广义上是毛泽东培养所谓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在狭义上只是培养他自己一人的“接班人”的一场运动。与此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培养和选拔其“接班人”并且无不使其选出的“接班人”走向或废黜、或死亡、或夭折、或更替的历史。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到华国锋，毛泽东对于其“接班人”的一系列做法，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身后信心不足、对于文革的下场忧虑重重。
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之处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就不仅不同于以往中外政治极权领袖遴选“接班人”的做法，而且给文革注入了某种致命的因素。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对“接班人”的“接班人”的指定，“嫡传”接班人对“隔代”接班人的厌恶和否决，后续接班人的更换和最后接班人的惊天之举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径仿佛成为注定毛泽东的文革命运的“系数”！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接班人”情结，往往致使身居毛泽东之侧的中共中央第二号领导人兼任毛泽东“接班人”的工作和地位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难以胜任的工作和最微妙复杂的地位，同时，也使这类“接班人”处于“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为危险的境地和走向被文革历史最终离弃的结局。这种“接班人”情结还带来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领袖到群众、从领袖到领袖和从群众到群众的斗争，异常残酷、惨烈、复杂和深重。正是由于“接班人”的情结，既使文革不断地自我分裂、衰竭、异化，也使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位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
３、“诗人诗化”
这一情结不是指毛泽东擅长赋诗作词，而是指毛泽东在理想与现实、未来与当下的关系上具有诗人诗化的情结。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更多地缘于１９５８年他期望中国驶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大跃进”运动。在经过了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９年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内有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力图既使中国崛起，也使他的功名事业趋向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二十七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里，他的治党治国治民的模式表现出无序而混乱的群众运动、诗人诗化的取向和理想高于一切等等特点。文革时期，毛泽东把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乌托邦主义发展到了漫画式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从１９５８年之后到１９７６年去世之际，毛泽东的上述模式几乎是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自１９５８年之后，毛泽东试图用他诗人诗化的“乌托邦”壮举改天换地，却把中国引入了饥饿、清贫、落后的社会主义天地。１９６６年之后，毛泽东促使这种“乌托邦”变成了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极权制约和泛道德化的专政。
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在文革时期绝不是什么如歌如画如诗如戏的情结，而是理想凌驾于现实、未来强制于当下的情结。这种情结进而化成文革的“魔影”，无不时时、处处钳制文革的方方面面，即在文革时期，似乎一切都取决于与未来的关系、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与理想的关系。换言之，现实的价值由未来所裁决，当下的意义由理想来充填。这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或当下，不断地被未来或理想所否定、所愚弄、所绑架直至所专政。然而，“未来”究竟是什么、“理想”又在何方，这只能取决于毛泽东一人任意的勾勒或涂画。这类“未来”和“理想”是否经得起质疑或批判、可否成立或实现，则化为永远的悬念。文革时期诸多的未来和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魇，就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幻觉。
１９４９年之后新中国所逐步建立或实施“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文革时期经过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作用，出现了更大更广的乌托邦主义价值追求，凝聚了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实践取向，陷入了屡遭重大挫折的窘境。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写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既是文革社会理想和社会建构的一个“蓝图”，也是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聚集映现。文革也可谓毛泽东诗人的诗化运动和诗化的诗人政治，只不过这种运动的浪漫、炫耀是与这种政治的破碎、灾难成正比的。从毛泽东“五七指示”所憧憬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同构的民粹社会到文革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革命文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的全盘铺排，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到文革后期各行各业千百万大众以诗歌朗诵会的方式补缀文革的破败，这些都一再表明了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久的一次“乌托邦”社会实践，而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就是文革“乌托邦”的绝唱。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所造成的牺牲、损害和浪费，难以估算，这也注定了这一情结成为历史的噩梦。
４、“世界革命领袖”
自中国与苏联分歧、论战和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日益增长，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顶点。据坊间所传，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就说过：“我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大的遗憾就是同斯大林打了个平手。”的确，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经历、业绩、名望、魅力甚至形象上堪与毛泽东相匹配。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带领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之际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即“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今天应该解读为要超过苏联，因为赶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苏联就不在话下。对于苏联，毛泽东当仁不让，他不仅期望中国坐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交椅，而且他自己要成为继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领袖”。由于中国国力不足，最主要的是稍后持续数年的全国性饥荒，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的情结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这一情结一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二是上升到了理论学说的层面。在前者，毛泽东被誉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北京取代昔日“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昔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转换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由落后民族、不发达国家包围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道路。中国要取代苏联，开创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中心。在后者，《人民日报》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所发表的社论 ，把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和相关的观点系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成为了世界革命的领袖兼导师。实际上，这种世界革命更多地是限于不同地区的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
不同于文革最初的五年，自中国与美国实现了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对话和联系之后，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情结的“革命”色彩大大减退，因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联美反苏”的策略把中国过去革命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转换为当下务实的、温和的、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交实践。这些尽管是对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的某种解构，尽管显现出文革国内意识形态与文革外交政策的张力或反差，但是却没有消解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情结。在文革时期的外交领域，毛泽东体现出来的与苏联对着干而决不调和的举措和气魄，对美国既联合又批评的做法和风范，意味着毛泽东要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集团的“两极世界”之外，建立一个以毛泽东的中国为最大国家的“第三世界”。作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者，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想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领袖。“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历史地来看，它更符合毛泽东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
５、“‘马’表‘法’里”
这里的“马”是指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法”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理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最初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诠释为毛泽东二十多年前说过的“造反有理”，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三足鼎立的文革意识形态，具体言之，这“三论”就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三论”的关系旨在由“阶级斗争论”演进到“继续革命论”而推进到实施“全面专政论”。从毛泽东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和运用到他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我论、唯权力论、唯意志论的改造和应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独特的一大变种。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既肤浅、通俗，又零散、混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有着文革特有的实践效用和功利价值。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更多、更主要地表现为心理经验层面和日常行为层面的说词，没有什么理论著述。
显而易见，毛泽东“‘马’表‘法’里”的情结在文革中、后期赤裸裸地表现为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惯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通谙熟在文革时期尤为体现在他对法家的主张和方法的融会贯通直至践履力行。毛泽东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儒、法、道、释之间的关系就是“‘儒’表‘法’里，‘道’、‘释’补充”，而法家所强调和推行的“法”（法律、法制）、“势”（权力、权威）、“术”（政治驾驭手段）比起儒、道、释诸家来更为可行、更为重要。法家思想和学说可谓中国古代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其主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扩大君主权力和君主权威，其真髓就是不遗余力地奉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行恐怖不计结果、民众畏惧自己更有效于民众热爱自己等等君主统治的准则。冯友兰早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就写道：“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所实施的极权主义策略和行径无不与他的法家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及“评法批儒”的宣传中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从毛泽东文革时期再次自称“秦始皇”到他对法家的厚爱或垂青，从毛泽东对文革国内大局的掌控和党内高层人际关系的操纵到他对文革国际格局的设计和外交政策的制约，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明地闪现出法家的阴魂或幽灵。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时期坚持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通向了法家的观念和策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家化。荒谬，然而却是事实！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情结既有内在的关联和砥砺，也有相互的张力和抵牾，这些方面深刻地展示出文革总体意识恰如一座中国囿于前现代性时代、憧憬现代性 生活、警惕后现代性因素的图景中的叠嶂。
如果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过多地表现为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或意识特质，那么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则主要标志着他个人的客观作用或历史职能。“角色”（role）一词源于戏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角色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和期望的集合体。社会学所指的“角色”更多地是“社会角色”的简称，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的总和。质言之，“角色”就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运用一定权力来履行相应社会职责的行为。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地位或职能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角色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１、“上帝—神”
毫无疑问，毛泽东文革时期是中国至高无上、无出其右的人物。文革时期全民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广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由毛泽东所认可、怂恿、操纵和在文革中后期加以节制的。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视为他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才成为了文革的“上帝—神”。这里所说的“上帝—神”，既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是世俗生活意义上的“神”，而是指毛泽东本人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的机制的绝对准则、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唯一标准、日常生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和亿万民众心目中的最高权威。例如，文革初期广为流传和遵行的“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大树特树”等等之类的政治风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本人亲身经历和见证过的文革初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日常仪式化、符号化和秩序化更是确切地反映了这一点。我本人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文革时期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交流或交谈中，一旦出现了矛盾、分歧、争论，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毛泽东的“权威”，每每地以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或“我向毛主席发誓……”来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经过潜移默化的文革日常政治的运作，“毛主席”真正成为亿万百姓从头上到心中的“上帝—神”。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上帝—神”的角色是与他同一时期政治上的极权和精神上的独裁相辅相成的，唯有这种角色才可以保障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通行开来，也只有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才可以确证这种角色畅行无阻。这种角色更多地显现出文革政治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直至专制主义的特色，更大地聚集为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的“底色”。
毛泽东自己相信不相信他所放任和纵容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具有的智力和智商能不能看出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荒唐和可笑？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当成权宜之计，当成文革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进而，表明他本人并没有自我陶醉或自我迷惑于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所以，毛泽东依靠或利用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是为了保证、维护、巩固他那似乎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文革最高地位、最高权威的作用和影响，亦即“上帝—神”的角色及其职能。只有充当这种“上帝—神”的角色，毛泽东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文革的毛泽东！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危机和弊端削弱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这种迷信和崇拜不断淡化、衰变的同时，偶像趋于假象，神化的过程走向神话的土崩瓦解，“上帝—神”角色的结局完成了这种“上帝—神”角色的分崩离析。
２、“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可能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最富有吸引力或最具有魅力的角色。１６世纪初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换了上帝与信民、信仰与信徒、罗马教廷与世俗国家（即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且改写了基督教历史、德意志历史乃至欧洲历史。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内心信仰”、“因信称义”、变革基督教教会及其职责的主张等等扭转了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方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于后人、后来历史的精神启示或激励往往超出了这一改革当时的实践意义或作用。无论毛泽东对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无了解或有多少了解，根据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确实可以把毛泽东的角色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角色加以比较。从“上帝就在我心中”这一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喷薄欲出，到“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这一文革初期所形成的群众造反心理活动的横空出世，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角色及其一些做法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做法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从上处着眼、从下层入手。从马丁·路德所推行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民族化到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的全民性、草根性，不难看出，像宗教改革、文革之类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它们的肇端者所掀起的“触及灵魂”（用文革术语来说）的民众运动。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之际，充分估计到了并且相信广大群众会积极响应他的文革鼓动和号召，他直接呼唤出“红卫兵”这一文革初期的“天兵天将”，他打开了“造反派”这一文革政治的潘多拉盒子，他惯于把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加以彼此互动，他善于把高层斗争与基层斗争加以双向引入，他同情“小人物”和擅长“打群众牌”，他持续不断地把“群众运动”演变成“运动群众”，等等，这些都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和党的治理体制，又改变了中共党和国家过去惯常的运作机制，更使中国游离出以莫斯科为中心、以“苏联模式”为圭臬的社会主义传统。毛泽东文革时期改写了中共党和国家的“正统”历史，重塑了中国的形象，这种改写和重塑所造成的影响或遗迹，至今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不会消失。因为，毛泽东“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文革本身固有的一种“范式”：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如何解决？尽管今天可以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破产或是所谓“历史的试错”，但是文革曾经力图处理、解决的上述关系和矛盾则意味着共产党有没有可能脱离人民、干部有没有可能背离群众这类问题远远没有过时或没有解答。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起了民众而又最终恐惧民众，这也注定了这种宗教改革不可能成为宗教革命。与之多少相似的是，即使毛泽东锤炼出文革颇具价值的上述党民关系、干群矛盾的“范式”，但是作为文革最大“造反派”兼文革最大“保皇派”的毛泽东本人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
３、“现实的世俗领袖”
毛泽东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他同时还是文革“现实的世俗领袖”。作为中共党的最高领袖、新中国的实际元首和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不可能无限地膨胀他的第一种角色，也不可能任意地放大他的第二种角色，他必须时时、处处把这两种角色置于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种角色的制约之中。毋庸置疑，不管毛泽东怎样试图把文革的尘世打造成文革的天国，不管毛泽东怎样尽情地挥舞文革的“千钧棒”把中国大陆社会打得“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些都必须以确保他的上述最高领袖、元首和统帅的权力和权威为前提，以不能动摇、不能颠覆他作为文革的最高主宰者为底线。
因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tension）。在毛泽东那里，不可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与“凯撒的事情”常常是纷乱芜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上帝的事情”充当了“凯撒的事情”，或是“凯撒的事情”扮演了“上帝的事情”。毛泽东文革的诸多角色之间的嬗变或演进，既使毛泽东在文革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不断的自我异化，又使他本人在文革的各个阶段或时期不可逆转地居于经常的自我否定。这也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今日毛泽东反对彼日毛泽东、此一毛泽东背离另一毛泽东、前面毛泽东消解后面毛泽东的境况，这种境况在文革之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形形色色，无以复加。这种境况甚至成为了文革自身的痼疾。
尽管在文革最初三年里毛泽东更多地表现出其“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而文革后七年毛泽东更多地施展出其“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但是文革的历史和文革的逻辑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更多展现出来的是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角色。即使是在文革最初的三年里，这种角色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毛泽东为了“天下大乱”，他可以使“党权”暂时无序、“政权”一度混乱而过分倚重“军权”，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军权”相对于“党权”、“政权”而迅速攀升，日显至关重要，必然出现那种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枪指挥党”的局面，此时他本人不得不带头认可和接受“枪指挥文革”的局面。稍后，毛泽东为了“天下大治”，重整文革初期的党权—政权—军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党权”，重建“政权”，抑制“军权”，仿佛使它们又回到了表面上的三者鼎立的状况，但这却促使林彪事件爆发，由此所引发的文革的最大危机表明了毛泽东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三种角色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和谐一致的，表明了毛泽东这些角色的关系造成了他本人陷入了从角色分裂到人格分裂再到更大的角色分裂的难以自拔的境地。毛泽东“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文革战车的突飞猛进，或多或少地保证了文革只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亿万人民置身于其中的所谓“内乱”，而不可能是结束或推翻毛泽东的文革的所谓“动乱”。所以，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也不是真正的文革“革命家”！
４、“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讲过“马克思加秦始皇”。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有不同的诠释，尽管有关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是强调当时“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中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但是，毛泽东试图应用把马克思与秦始皇加以综合起来的某种东西来治党治国治民，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毛泽东是否具备并表现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至少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明确地自称为“秦始皇”。虽然毛泽东没有自称过中国的“马克思”，但他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自视为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仅仅是一个讲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其实，文革时期，“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讲法和做法都发生了非常值得探寻的变换。
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马克思的重视大致上可以说１９５６年之前是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１９５６年之后是重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生没有创建、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并且没有治党治国治民经历的马克思不可能给毛泽东提供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其生涯最后的二十年里，尤为关注的是斯大林的专政实践经验，而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专政下的“农业集体化”、“大饥荒”、“大肃反运动”以及党内高层持续不断的“大清洗”等等都在中国孪生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翻版”。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重心已由马克思转向了斯大林。
文革时期，毛泽东与秦始皇的关系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尽管在文革不同场合自称“秦始皇”，但是其“秦始皇”的角色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观，即已经不完全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所自称的“秦始皇”，最主要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从吴晗的著述和命运中所折射出的毛泽东与朱元璋之间的历史关联。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毛泽东两次与吴晗晤谈，对于吴晗送来的朱元璋传记稿本，毛泽东批评吴晗对朱元璋的“暴戾”、“滥杀”、“专权”等指责过多、评论不当。在两次晤谈之后，毛泽东写给吴晗的信中，他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指责吴晗的历史观“错误”。在其１９６０年代初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吴晗以“奉命史学”的做法把朱元璋由过去的“僧钵到皇权”改写成了“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如此，吴晗稍前所写的并不涉及朱元璋的《海瑞罢官》剧本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祭品，后来成为文革头号笔杆子的姚文元受到毛泽东的指使而对该剧本的挞伐正式拉开了文革历史大剧的序幕。
朱氏皇权的因素与文革的渊源有着微妙的关联，明王朝的某种历史污迹流淌到了文革历史的泥塘。即使毛泽东本人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对朱元璋没有表示过明确的批评或赞扬，但是他对朱元璋的生平事业和政治经验谙熟于心，应用自如，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著名的国策就是典型的例证。毛泽东以及整个文革与朱元璋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兼农民王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关系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里，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就是“斯大林加朱元璋”，而是说毛泽东所讲过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充满了过多过重的“斯大林加朱元璋”的因素，亦即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已具有了“斯大林加朱元璋”的蕴涵或取向。
５、“超非凡魅力（Charisma）”
文革时期毛泽东所充当或所扮演的多种角色，构成为特定的一体，这也就带来了毛泽东的文革“角色丛”（a role set）问题。如果说这些角色具有各自与文革不同的特定关系，即“上帝—神”的角色凸显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凝聚的是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现实的世俗领袖”突出的是毛泽东与他自己的当下的关系，“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角色映射的是毛泽东与其所受到的中外文化及其代表的影响的关系，那么这种“超非凡魅力”的角色展现的是毛泽东与文革之间的综合性的或总体性的关系。社会学家韦伯（Webber）所启用的“超非凡魅力”一词是指领袖人物具有的超凡气质和神秘的个人魅力，它具有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魅力型上，由于毛泽东的去世而使这种个人魅力型的角色不复存在，这种角色就有可能持久地表现为传统型的角色上。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反映出的是毛泽东以及文革与“大历史”的关系。
文革源于千年中国文化的转型、百年中国危机的演变和数十年中共党内的斗争，它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中国１９１１年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撕裂”，即这一革命结束了皇权制度，终止了约两千年的“皇权—绅权—族权”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但是它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如何重构？１９１１年之后二十年不止的军阀割据混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两党的决战，表明了当时整个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这种重建、没有力量完成这种重构。１９４９年之后，只有毛泽东以及中共党才真正有可能从事这种重建和重构。早在１９２８年，毛泽东就基本上找到了这种重建和重构的方式，即通过“（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建立红军的方式，扩大到中共党所占据的每一根据地“（党）支部建在村上”的方式，并由农村党支部建立起相应的农民群众组织（“贫协”）、农民武装组织（“民兵”）、农民妇女组织（“妇联”）、农民青年组织（“青年团”）直至十余岁少年组织（“儿童团”），同时由于进行史无前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而使广大农民获得的初步解放，共产党就从根本上不同于国民党而赢得了人民大众。
毛泽东过去所说的中共具有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今天看来应该改写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毛泽东领导中共以“党—军队—农民”为主线的革命斗争迎来了１９４９年之后逐步建立或深化了在中共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下的“七大制度”，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但是，１８４０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世界化”（即中国能否和如何走向世界）以及１８９８年以来的四大问题——“独立、统一、富强、民主”依然是新中国面临的重任。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毛泽东试图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完成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和改造，以大大小小五十余场“革命运动”来治党治国治民。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实际上定格于“革命”。作为大半个２０世纪解决中国社会历史矛盾和危机的首选之举，“革命”仿佛成为毛泽东的新中国立国之本、建国之基。文革既推动革命的毛泽东登峰造极，又促使毛泽东的革命全盘滑坡。无论今天人们把文革说成是“比赛革命的革命”，或是“没有革命的革命”，还是“革命的革命”，文革既是中国现代革命所带来的聚合与裂变、创造与异化、成功与失败的不二法门，也是毛泽东的革命的自我棱镜。
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是中国２０世纪革命的休止符！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种角色非常类似于俄国的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诸多角色集于一体的角色。对于俄国而言，彼得大帝近似革命大帝，列宁近似革命教皇，斯大林近似革命君王。而在毛泽东那里，俄国改换为中国，他把上述角色熔为一炉，陶冶锤炼，把其“超非凡魅力”角色乃至其全部角色推向了文革历史的峰巅。换言之，“中国的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是连为一体的，不是分隔开来的，亦即没有单独的“中国的彼得大帝”或“中国的列宁”或“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既有内在的综合和转化，也有相互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方面深刻地显示出文革历史过程本身恰如一处中国身居前现代化时代、心系现代化 生活、受挫于后现代化因素的长河中的岔口。
总之，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已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今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实现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未来历史如何变革自身和如何创造自身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本文最后提出的并且不做回答而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的问题及其影响，在中国消失了没有、过时了没有、反思了没有和告别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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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陈贯良之死
·侯国屏·
〔作者１９４６年生，１９６４年考入清华大学，１９７０年毕业留校。２００６年退休。——编注〕
这是一个沉重的题目，几十年来我经常想，但不愿写，同学一场，现在还是写写吧。
如果不是文革，我不怀疑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虽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但他主要是被清华、被文革毁了。
他来自江苏农村，１９６４年考入清华，在电机系发０１班学习。刚一入学，他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宣委。踏实肯干、为人热情、虽不像有的同学那么才华逼人，但作为来自农村的同学，也已经相当不错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弹跳力奇好，虽然只是剪式跳高，但班上也没几个男生可比。
大二时，从１９６５年秋季开始了“九评”学习，在辅导员的教育引导下，大家都开始斗私批修，家庭出身不太好的人压力就更大。没想到他竟然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于是沉重的包袱背上了，作为团干部他不断地发言，检查、剖析自己的家庭，与家庭划清界限，但他还是开始自卑了，不再那么开朗、热情，奋发向上，他大概感觉前途黯然失色了。虽然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不少，但我们全系整个年级１７０多人，出身地、富家庭的太少了。
“九评”学习也让我深深感到清华的学生思想工作体系的厉害。我虽然家庭出身也不太好，但小、中学学习一直拔尖，高中毕业前夕，还差点被发展入了党。到清华后，学习自然不可能拔尖，“九评”学习后，政治上也自卑了，绝了入党的念头，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文革开始后，他大概一直处于矛盾的心理中，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又想积极表现。记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猖獗那两天，他的情绪低到了极点，剃了个光头，已经熄灯很晚了，依然坐在１１号楼楼道东头的廊灯下闷头写日记，他有一个毛病是极爱面子，心事重重，不多说话。虽然班上同学与他关系还不错，但那时，也只能会意地相视一笑。
后来，他离开了我们班，整个文革期间都在班外活动。他的情况班上同学（那怕是同一派的）估计也不了解。我怀疑他后来之所以去一教与“狗熊”有关，因为狗熊在老红卫兵跑到清华鼓吹反动对联时表现显眼。那天，一大批中学红卫兵和某些大学的红五类们跑到清华举着那对联游行示威，并在大礼堂挑起辩论，当时我在现场，上台发言要求先报家庭出身，一个北航的大学生上台十分张狂，“我老子是革干”，啪地拍一声桌子，“我就是好汉！”，又拍一声桌子。清华一位同学上台发言，台下嚷嚷要他报家庭出身，他似乎刚刚说了声“小业主”，就被轰得说不下去了。后来一位络腮胡子的清华学生上台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出生革干家庭，但我坚决反对这幅对联”，这在当时，在那个现场，是极不容易的，他就是后来的“狗熊”。不知道陈贯良那天是否在礼堂现场。
据陈贯良自己说，他是在前哨广播台管机务的，至于他是否参与了一些出格的事，我们一无所知。因为７·２７后，未在校的同学对武斗中的事大都是不闻不问，特别是对几个不在班上活动的同学的事。
他的思想包袱比较重，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愣。当时，有一个“一教事件”的传闻。据说在二校门处的毛主席塑像上发现弹孔，分析射击者应该来自一教方向。这件事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肯定因此被审查了，但可能问题不大，因为最后毕业时还被留校了。工宣队师傅喜欢他，他干什么活都出色，一般人比不了。
７０年３月毕业，我也留校了。８月７日清华江西鲤鱼洲农场遭遇风灾，从北京又去了一批刚留校的同学，我和他都在其中。他大概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年底才到农场。那时已经开始冬季的农田水利建设——挖水渠。在南方农村长大的他，干农活更厉害，干得又快又漂亮，一个人能顶３、４个人，一身腱子肉让众老九们感叹不已。
但是好景不长，可能是７１年２月初，清查５１６运动突然开始，他当然地成为我们连的重点，而我因为与他是同班同学，也受牵连。
运动开始后不久，某一天，大家正在吃饭，忽然外面一道闪光，全连的灯都灭了。一些人跑出去后又回来报告，有人爬到悬空挂的电力变压器上自杀，“空开”跳闸了。原来是他，乘人不备爬上去，后背靠上一对开关点触电，结果引起短路跳闸。
事后知道，他竟然只受了轻伤，只是背上灼伤了两片，其余问题不大。当晚，军代表马上召集全连大会，愤怒声讨５１６分子陈贯良自绝于人民的滔天罪行。（以我对他的了解，心中暗想，有的人自杀一次没成，就不会再自杀了，而他这个人，既然已经走出了这一步，那恐怕很难阻止他要死的决心。）
他很快被转移到了农场团部，加强了看管。但时间一长，看管人慢慢放松了，结果终于发生了他的第二次自杀。据说，关押他的住地到食堂要过马路，就在那天中午，去吃饭时恰好赶上有车经过，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一瞬毫不犹豫地就钻到车轮下，那应该是一辆挂斗重载的拖拉机，人好像当场就被压死了。清查运动不久也嘎然而止，我也可以到连部以外的地方随意走动了，但他已离开人间。
８月农场撤销，回到北京，才听说了校内清查５１６时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最离奇的事出在自动化系，在专案组的“政策攻心”下，留校的原团派总部委员L某交代，清华井冈山下属有一个５１６兵团，他是该兵团的组织部长，经他手发展了６００多名成员，并交代了成员名单。次日，迟群特意来到自动化系，亲自向专案组了解了情况。很快，全校的清查掀起高潮，一大批５１６分子被揪了出来。……
又听说一件死人的事。是我们年级另外一个班的李介谦，他其实文革中并不算活跃，因为家有高堂，出身又好，所以毕业分配时他的方案非常好，去了苏州某单位。在清查５１６时自杀了。这两年看到校友网上杨冀平写了她所知道的关于李介谦被整死的情况，摘要如下：
“７０年我们一共有５个清华同学一起分到苏州同一个单位。李介谦又正好和我分在同一个部门。按理说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又没有介入过苏州的文革，有什么风吹草动应该伤不到我们一根毫毛，谁知后来的一场清查５１６分子的运动却让李介谦命丧黄泉。
我们那个部门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好大喜功，心狠手辣的家伙。清查５１６运动一来，他就派人内查外调，李介谦文革中比较活跃，成了第一个目标，其实后来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但是，办专案的人都是心狠手辣的人，不让吃，不让睡，轮番提审，要他交代罪行。据说李介谦饿得连水池里人家倒掉的鱼骨头都要捡起来吃，可想而知饿到什么程度了。办案没多久，传来消息，李介谦自杀了，党支部书记煞有介事地拿了撕成布条的床单，在大会上宣布，李介谦自绝于人民。据知情人背后讲，那些人对李介谦拳打脚踢，是真自杀还是被打死的无人知晓。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但过后这个党支部书记啥事也没有，照样安安稳稳当他的官。
我们单位另一个部门有一个北航分来的学生，曾经是北航驻新疆联络站的，文革中也是个骨干分子，幸运的是他所在部门的党支部书记比较仁慈，没有立案，把他保下来了。大家都说，XXX（即北航来的这人）要是在我们部门，十个有十个死掉了。
所以一个人一生中碰到的领导是“心慈手软”还是“心狠手辣”，命运大不一样。”
在唐少杰整理的《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关于陈贯良的记载如下：
陈贯良，男，１９４６年生。清华电机系０１班学生。共青团员。１９７１年３月在清华大学江西南昌郊外鲤鱼洲农场跨越马路时，趁势钻进行驶中的拖拉机下，被辗压身亡。
这可能来自运动后期档案中的记载，是有意含糊的一个中性结论，据说陈的弟弟来过清华，大概算是给他家人的一个交代吧。
十年文革的种种事件中，清查５１６大概是最无厘头的，死了那么多人，但始终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最后，也没有列为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之一。奇冤！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初稿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修改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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