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流行的教科书定义，殖民地是邪恶，是欧洲强国压迫和剥削使然。但常人不甚了解的另一面是，欧洲强国同时在那些国家/地区建立了先进的政府管理制度，引进了一些民主机制，特别是普及了主权在民的意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殖民主义文化遗产。在这方面，英国殖民主义恐怕是最宽容和最前卫的。美籍印度学者Dinesh D’Souza赞许了英国当年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欢呼殖民主义”Two Cheers for Colonialism），指出印度独立于英国的成功，是因为印度人民得益于英国平等思想的启蒙。
再追远一些，美国最早的13个州在英皇的殖统下享受了言论和选举的自由，当时的美国人自视为英国人，并引以为豪，直到1776的独立革命。如所知，美国革命的原因是英国在“7年战争”后对殖民地的突发高压税征，美国人不满英议会里没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的抗命是“没有代表，没有税务”，而这些概念都是来自英国大宪章和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最终由杰斐逊写入独立宣言，使美国革命得以名正言顺。
香港受治于英国长达156年，英国从未允许香港人选举香港总督。长期耳濡目染于英国殖民的民主教育，但香港人并没有滋生独立自治的念头。事实上，作为中国人，香港人本性安分守己，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加之，英国港府实行宽松的管理，且执法严明，官员清廉，故香港民众没有强烈感到行使政治抗命权的必要。对于时下的香港人，令他们不信任的却是自己人的中央政府。他们反对内定港督人选，倡议民选公投。其实，即便英美国家也没有直接民主。英国公民只选举议员，英国总相是从下院多数党产生。美国总统也不是民选公投的结果，而是由538个选举人决定。的确，直接民主是最纯粹的民主，但只有公元500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实践过。对此，香港人当然知道，所以他们的抗命不是对纯粹民主的追求，而更多是对英殖“善意疏忽” （Benevolent Negligence）的留恋。
见过蓝天的人不愿重吸污染的空气，习惯了自由的香港人总是对未来存有戒心。难怪不少港人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2014年3月，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港访问引发一些人发出“归英”的呼声。这点，大陆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香港人为什么没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在香港没有市场，这不仅因为香港是“城邦”（相对于“国邦”），而且因为香港人是殖民地的后代，即上述殖民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人。香港人爱的是民主和自由。
政治抗命行为都多少起因于生活资源，即它的突然减少。如果说香港人抗议的只是选举权受限（由中央钦点港督选举人，因而限制港人提名并选举港人），这有失全面。由于近年来大陆人的涌入，香港日常来源失去正常保障，秩序又失去正常。别的不提， 2010年出生在香港的婴儿一半来自大陆父母，于是香港的保育和医疗资源大量无辜耗损，再加上日益被大陆人占去的教育和房地产资源。所以，与其说香港人“占领中环”，不如说香港人力争“夺回香港”。这反过来被大陆人认为是针对他们的，个人情绪难免渗入。
唯一给香港带来经济效益的是大陆人的香港旅游，可大陆游客的粗俗和狂购令港人倍感不适和威胁，加上媒体的无限扩大，于是与大陆划清界限成为香港的一个时尚。想当年，抗日胜利后的国军接收台湾，他们的褴褛衣衫和松散纪律使当地人失望，有的台湾人甚至思念日本人统治时的秩序。外省人和台湾人民磨合了几十年才算相互适应，这其中经历了2.28事件。内地人和香港人的隔阂随着增多的交流反而更加势不两立。在内地人眼里，香港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物质天堂；在香港人眼里，香港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自由世界。价值观的差别体现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香港一个调查显示，香港回归17年后，31%港人认同中国（1997年为38%），67%港人认同香港（1997年为59%）。
民权思想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不是初衷，它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而传播，也随着殖民国家的自身完善而受到普遍追逐。Dinesh D’Souza不是欣赏殖民地，在承认殖民主义罪恶本身的同时，他肯定了它对普世文明的贡献，而这些又是反殖民的。他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权贵还没有学会让权，这只说明那里的殖民主义不深化。香港的殖民可谓深化，它获得了言论集会自由的传统和保障。奇怪的是，它的民主诉求和抗命在殖民地时期并没有像今天如此规模地进行过，人们不禁会问，是香港人的民主愿望越来越强，还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不如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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