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九三） ◆
◆ ◆
◆◆◆◆◆◆◆◆◆◆◆◆◆◆◆◆◆◆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九六一期 ——
（二○一四年十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10a）
————————————————————————————————————
【史海钩沉】 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李维民
【当事者言】 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胡治安
【史实辨析】 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阎长贵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之四） 扬子浪
【渡尽劫波】 此生此世——读扬子浪“文革”日记 黄虹坚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cnd-info＠cnd.org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tougao＠cnd.org。请在subject中标明CR字样。
————————————————————————————————————
【史海钩沉】
政治局常委名单之谜——毛远新的话难作定论
•李维民•
最近翻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看了毛泽东最后一年的谈话和活动的记载，想起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炎黄春秋》发表《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后引起的争议。这篇文章引用了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至７月中旬，忧虑政局会有剧变，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先提出毛远新等５个人的名字，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５日又召见毛远新等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除５人外又加了两人，但未有定论。在传闻中张玉凤还说，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见本刊ｚｋ１００３ｄ——编注）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说：毛远新认为张玉凤的上述回忆是“胡说八道，从１９７６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炎黄春秋》编者按说，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故发表《毛远新再谈毛泽东１９７６年状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远新的说法修改为“主席进入１９７６年后，除了‘你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并说“都是主席用手写的”。此后，《炎黄春秋》未再发表有关这件事的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毛远新的话就是这件事的定论了。
笔者读过《毛泽东年谱》后，认为毛远新关于毛泽东１９７６年状况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年谱记载，进入１９７６年后，毛泽东先后６次接见外宾。第一次是２月２３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华国锋、乔冠华、黄镇在座。”会谈进行了１小时４０分，对会谈内容年谱记载了５００字。年谱还载有：３月１７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华国锋、姚文元在座。”４月２０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就中国向埃及提供援助问题进行交谈，华国锋在座。”４月３０日，“晚七时三十五分至八时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在座。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国内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５月１２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至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华国锋、乔冠华在座。”５月２７日，“晚八时三十五分至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华国锋在座。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如果按毛远新的说法，“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翻译更不可能听懂，那么，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１小时４０分钟，与穆巴拉克就中国援助埃及的问题进行交谈，怎样交谈？毛泽东与马尔登会见半个小时，与李光耀会见２０分钟，又是怎样交谈的？特别是在熟悉中国语言的李光耀面前，翻译能信口开河吗？
据年谱记载，毛泽东在６月还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说了他一生办了两件事那一大段话，难道是写成文字让大家传看吗？毛泽东在４月３０日对华国锋说“国内的事要注意”，６月２５日又给华国锋写道：“国内问题要注意。”接班人的问题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忽略过的头等大事。据年谱记载，１月３１日“下午五时，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国务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政、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都定了，党中央的负责人不会不考虑。从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毛远新，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印发的１９７６年４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毛远新在文章中说：“１９７６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这份指示长达２３００多字，难道都是毛泽东写成条子的？
在毛泽东去世前两天的９月７日，毛泽东还要看材料，工作人员听不清他要看什么人的材料，毛泽东“在纸上划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工作人员明白是要看有关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８月２６日，毛泽东还要看宋代的《容斋随笔》，不知这四个字是怎么写的。两三个月前毛泽东的精神和说话的情况，肯定比去世前几天的情况好，而且对毛泽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那五个或七个人的名字，比三木武夫的名字更熟悉，更容易分清。因此，毛远新以“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来否定张玉凤的回忆，论据并不充分，难作定论。张玉凤的回忆和毛远新的否定，都是一面之词，都不能当定论。
按照传闻中的张玉凤说法，目前尚在世的当事人，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位汪东兴。《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文章，引用汪东兴女儿的话说，汪和张都说没有此事。据她说，张玉凤讲：“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共内部机密的。”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强要张玉凤表态。
至于汪东兴的话可信度如何，我想起２００５年阅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一书时，看到一段有关汪东兴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孙宇亭写的题为《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的文章，说的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内务部有人写大字报，揭发内务部长一个问题。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民，为了证明内务部长的清白，经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派孙宇亭二人到档案馆看有关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的核心机密，由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对孙进行三堂会审。孙宇亭申辩说，他去档案馆是谢富治和汪东兴批准了报告，严佑民派他去的。孙宇亭写道：汪东兴“说：把那个报告拿过来，我再看看。汪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谢富治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孙宇亭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就这样，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２日，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
当然，此一事非彼一事，只是供读者思考这一问题时参考而已。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此事，就说明没有此事。那也未必，因为年谱并不是事事都记载的。例如，从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１日到２７日，就没有一条记载。在这１７天中，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去过毛泽东处。
总之，这一则传闻中的张玉凤回忆是否属实，还是个没有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轻易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特别是个别人的谈话都不足为凭，最好是由权威机关正式辟谣，或者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
【当事者言】
中央专案组人员文革后的遭遇
•胡治安•
１９８２年７月，公安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地震”，历时两年，波及当时全部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
１９８２年４月，邓小平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出公安部”。人们一直不清楚邓是在什么文件上、针对什么情况作出批示的。但从同年５月２６日彭真就执行邓小平批示，给彭冲、刘复之、赵仓璧的信上，可寻觅出些许信息。彭真写道：“看了小平的指示后，反复考虑了专案人员的问题”，“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有些人处在重要岗位上’，自然要引起干部群众的疑问和担心，反应是强烈的”。彭真在信中又说：“公安部参加过专案工作的有好几百人，但问题严重的是少数”，“据我过去在被关押期间的感觉，审查、审讯我的几十个小组，在审讯过程中的表现，从政治上、作风上的好坏来说，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表现很恶劣和比较恶劣的是少数”，“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违反审查、审讯常规言行的并不多，这类人在审讯我的几十个小组的人中是大多数”。他又将专案人员分成了三部分，即恶劣的、好的、中间的（随大流，按程序办事的）。他建议：１、对表现很恶劣或比较恶劣的，立即调离公安部；２。、对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留下来；３、对中间的大多数，与机关其他人员一起参加轮训，然后根据他们在学习中和平时工作表现，按中央指示的原则，分别处理。这就不是简单的“调离”，避免了无差别的处理。
但是，彭真说“在林、江等指挥下，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大批老干部的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动’没有处理”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
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下面分三个专案办公室：“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办案人员是从有关单位抽调的局、处、科级和部队的各级军官；“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办案人员多是由部队抽调的师、团、营、连级军官，也有极少数地方干部；“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办案人员多数是公安部机关的干部，军队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组长一级的骨干。十年文革中，有多少人参加过中央专案工作，无从得知。１９６８年底，周恩来请专案组人员看样板戏，江青等人参加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均是座无虚席保守估计至少不下七八百人，这是我亲自参加的“一时之盛”。专案人员是不断流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过专案，谁也说不清，有待档案公布。老干部的专案是属于一办、二办的，先后在一办、二办工作过的人，不下六七百人。而公安部先后在一办工作过的只有４２人，在二办工作过的仅４人，总共不及百分之二。（参见梁保初：《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基本上集中在三办，而且主要是１９７１年５月后从黑龙江五七干校“借调”回来的。怎么说专案人员都集中在公安部呢？
公安部的基本职能就是破案、办案。１９４９年以来，多少“大案”、“要案”集中在公安部办理。三办的专案中有的就是以往专案的延续。以往的“专案”，也有很多冤假错案。如“潘杨案（潘汉年、杨凡）”、“胡风案”、“二陈案（广州市公安局原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等等。虽与文革中的专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无疑两者内存着血脉相通的因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是大得人心的。文革中的专案，确实诬陷、迫害了许多老干部，公安部参加专案的人，也有跟风跑线，品行不端，违纪违法的。这类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法律的追责、处理。曾一度主持三办工作的赵登程（空八军原副军长，公安部军代表之一），提出“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办案原则，制造冤假错案。后来赵因严重破坏国防科研，被捕判刑。参加了刘少奇专案的一副局长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在邓小平批示之前，对犯过严重错误的六人，已做出调离公安部处理。
公安部的干部接手“专案”后，发现许多案子违背办案常规，按“有罪推定”进行“调查取证”，感到案卷材料和结论不可信。必须重新调查，重做结论。他们不辞劳苦投入清理案件工作，为不少老干部澄清了历史，辨明了是非，得到被查人员及家属的赞许。公安部原六局副局长，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党总支副书记梁保初，曾出版专著《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叙述了公安部办案人员的情况，列举了大量秉公办案、大胆辩诬的人和事。他接手办理的曾生专案，坚持了实事求是，得到曾生的来信表扬。
《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一书，尚未说到办案人员被逮捕、关押的事。１９６７年公安部十局干部卢玉文等三人到安徽找李锐调查，李坦言对陈伯达的看法，他们将李的谈话，原原本本地汇报，结果三人同时锒铛入狱，罪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释放他们时，其中一位（忘了姓名）不肯出狱：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逮捕关押我？不说清楚，我不出狱！“九一三”事件后，一办、二办一批案子移交三办，实际上移交公安部。于桑副部长在接收这些案件时，特别提出，案卷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应予删除，攻击了谁，实名记录！不然将来不好说。“四人帮”还在台上，“两个司令部”还在恶斗时，于桑竟然敢做出这样的规定，令人敬佩！
总之，说文革中搞专案的人都集中在公安部，公安部搞过专案的人都应调离处理，这些论断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１９８２年６月７日，彭冲认真研究商议了彭真来信后，致信胡耀邦、赵紫阳并邓小平，转报彭真来信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还特别将中央政法委报送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件“原中央一、二、三办人员名单”送公安部党组一套，“供了解情况用”。这个名单邓小平已于５月２０日看过。
彭冲经与彭真及赵仓璧、刘复之等人商议，提出对公安部专案人员，要区别对待，慎重处理，表现恶劣的坚决调离；对表现好的，确实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以留下，其余都先进轮训班学习，然后再分别处理。邓小平批示“赞成”。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３日，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开学，参加过中央专案的２８３人，本部专案的４０多人，再加文革中“造反骨干”，总计近４００人，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今公安大学）“集训”，实际上是“封闭式审查”。主持轮训班的胡之光说得明白：专案“完全是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服务的工具”，专案人员是他们迫害老干部的爪牙和打手。参加轮训要“自己解放自己”，“好好端正态度，接受审查”。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搞专案是组织上派出的，为什么派你去，而不派他人去？”诱导人们上纲上线来检查交代问题。胡之光还在部党代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办案人员的恶劣行径。
被“集训”的人大多数是老公安，局处科长有一百多人，彼此都很熟悉，但来到轮训班，却如同路人，都俯首横眉，互不理睬，心事重重。老干部受迫害时，他们在零下４０多摄氏度的东北农场吃苦。１５年前，也是在这个“干校”，举办公安部“学习班”。１９６８年初，又被“一锅端”，被扔到黑龙江集贤县笔架山农场。如今，又来到这里，进了“轮训班”，“毕业”后就将永远离开公安部了！
经过两年多挖地三尺的“审查”，１９８４年６月，轮训班结束，仅留５１人回公安部，２８０人调离，有几个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占被轮训人数百分之二三。这个数字，也是巧具匠心的，２８０∶５１既符合邓小平“原则上调离”的指示，又符合彭真“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
本人有幸，１９８１年正式离开公安部，调到统战部工作，当轮训班兴起时，已被提拔当副处长。原单位有人向统战部发信，意在撤掉副处长“揪”进轮训班。我有所预感，主动找了统战部党委书记陈欣。那是刚上班的早晨，陈欣一面擦着桌子，一面笑呵呵地对我说：你真聪明，他们已经来信了，那不是什么检举揭发，而是文革时的大字报，我们不信，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办！你有什么问题，主动交代，副处长职位不动，放心工作好了。陈欣的几句话及她当时的神态，温暖我一辈子！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９期
～～～～～～～～～～～～～～～～～～～～～～～～～～～～～～～～～～～～
【史实辨析】
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阎长贵•
《党史博览》在２０１４年第二期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第一节的小标题中说“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在‘文革’高潮中是不可思议的主张”。这个小标题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作者在这里加了个条件——“‘文革’高潮中”。为什么在“文革”高潮中提出“刘邓可以分开”就是不可思议的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直奔主题——毛泽东是不是１９６７年５月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笔者认为不是，绝对不是——不要光看有没有“刘邓可以分开”这几个字。
一
邓小平究竟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错误究竟说了什么？其他人，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所说的通通不算。
毛泽东除了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派工作组镇压群众外，再就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六年来他从来不向我汇报工作。”别的地方还说过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除此以外，毛泽东在“文革”前九年（１９６５－１９７５）内，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前，说过邓反党吗？没有。说过邓反社会主义吗？没有。说过邓反毛泽东思想吗？没有。说过邓有历史问题吗？没有过。这些，在毛泽东眼里通通没有，他怎么能和刘少奇连在一起而不可以分开？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被打倒的？显然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刘少奇的。在这张大字报中除了“五十多天”的工作组的问题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共同问题外，所谓“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这完全是指刘少奇，与邓无涉。所以这张大字报是要打倒刘少奇，而不是要真正打倒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今后不再接见外宾了。这是连刘少奇礼节性的活动都取消了。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再没做过任何具体工作。在这点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是不同的。
８月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的议程是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从第二降到第八位，这是在法定程序上解决了刘少奇不再是接班人，而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新的常委中，邓小平位列刘少奇之前，居第六位。
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都有具体分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常委中，刘少奇没分管任何具体工作——从这次中央全会开始一直到他１９６９年悲惨地离世，除了作检查、挨批，他再没有独立地做过任何工作，他担任的国家主席虽然没撤，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了。而邓小平还分管中央调查部、中央联络部和彭罗陆杨专案审查委员会——这是把“刘邓分开”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分管的具体工作即便不是毛泽东提议而是周恩来提议，也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所以从打倒刘邓（从派工作组执行镇压群众的角度）一开始，两人就是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是“分开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批判刘少奇，结果却变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敌我矛盾。邓小平觉得没法工作了，提出把分管的工作交给康生。这次会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意，被毛泽东叫停。
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５０天的工作组路线”。对此，刘少奇、邓小平都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检查。
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对邓小平送审的初步检讨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初步检讨的批示何等亲切、细致，“可以照此去讲”，特别是建议把“初步”二字去掉，不仅是认可和同意了他的这个检讨，而且认为他检讨得不错。谁的检讨如果得到领导这样的批示会不满意、不高兴？连邓的家人都说：“看了他（指毛泽东）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检讨不深刻云云。特别是毛泽东要邓在检讨中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连加什么话都给他指出来了。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几个没作过检讨？谁遇到过这样的领导和听你检讨的人？
三
我们谈谈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所说“刘邓可以分开”的话。据《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记载：“同月（５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１９３１年离开红７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但比较简略，不如年谱记载详细。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不是都是为这三条做铺垫的；如果没有前面讲的内容，１９６７年５月突然冒出这样三条，人们是否真会感到突兀？可以想到那是必然的。人们可能真的如《“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作者所说的，感到“不可思议”。
笔者也是这样，遇到这个问题也发生过疑惑。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及所附此书的《出版说明》稿时，把《出版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笔者（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看到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感到很惊讶，当作一个重大新闻，告诉了江青办信组的邓绍英——如果说笔者“泄露机密”，这是笔者当江青机要秘书时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此类事情。当时，笔者觉得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和批示太重要了，在“‘文革’高潮中”也太奇特了——所以《“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感到“不可思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前在的叙述可以看到，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那三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吗？没有，完全没有。
不错，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毛泽东是让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过一次。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刘少奇在谈话中向毛泽东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富贵财富，主要上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器人》等书。
怎样看待毛、刘这次谈话？毛泽东有些话是应付和客套话，关键的是刘少奇表示他关心广大干部，要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损失等等，这是毛泽东不爱听的。他会认为这是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乍看上去，这次谈话好像很平和，实际上有玄机。笔者认为，这恐怕是毛、刘分道扬镳的一次会见。
四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１９６７年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一年。早在１９６６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红旗杂志社的杨永志，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后来筛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人。
１９６７年初，大概在毛泽东、刘少奇会见前后，江青就向“秀才”们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开展大批判的指示。就是在这一指示下，戚本禹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于３月３０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４月１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王力、关锋写的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于第６期的《红旗》杂志和５月８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都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修改，毛泽东都有批语和改动。这是对刘少奇大批判的具有的和标志性的文章。姚文元原来准备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觉分量不够，改批陶铸。
当然，报刊上，特别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上，也有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但那基本上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不同。
邓小平在“文革”中确实也被打倒了，也挨了斗，其子女和其他亲属也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株连。笔者见过邓小平在自己住的中南海院子里挨斗——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那次。
戚本禹接到中央办公厅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后，在报告上批：“请伯达、江青、康生同志决定。”江青、康生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上的“少奇”二字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个字——批斗刘少奇变成了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江青非常同意这个做法，其明显表现就是她非常得意地告诉笔者：“今天中南海的批斗会你们去看看嘛！”笔者真的去了，并且是和李讷一起去的。批斗刘、邓、陶夫妇的三个会场，我们都去看了，每个会场都是质问、按头、呼口号，甚至对被批斗者动手动脚。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了这三场批斗的纪录片。
需要指出的是，中南海８月５日搞这次批斗会时，毛泽东在上海，不在北京。毛泽东什么态度不太清楚。但有一个情节，如果不是最高指示，是不会办的。这就是，这次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放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包括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看了。然而深夜，戚本禹叫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通知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个纪录片立即销毁。具体操持这件事情的中央文革小组专职总支书记王道明还恋恋不舍。但销毁的命令必须执行！这不是最高指示是什么？
通过这样一些叙述和说明，《“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文的作者认定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才首次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的论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 原载《党史博览》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之四）
•扬子浪•
（前言见本刊ｚｋ１４０８ｃ）
（日记正文上接本刊ｚｋ１４０９ｃ）
一九六七年
６月２日
昨天我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会。首都革命造反派一百多个单位和二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外国朋友出席了大会。同日上午毛主席全身塑象举行了落成典礼。下午举行了各种体育表演。晚上去北京日报社参加东方红兵团召开的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忧虑中、茫然、彷徨，不知向何处努力，阶级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到了极点！
６月３日
今天给徐企成，洪得炜写了封信。给得炜的信摘录如下：
“革命是最有权威的了。革命所产生的宣传效果是无以伦比的。因为革命时期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的、地位上的得失和变迁是如此激烈、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以后好长时间都没齿难忘。归根结底，共产主义还是要依靠暴力，依靠革命的物质力量，依靠对各阶级人们的个人利益的粗暴干涉来实现。那种迷信纯精神力量，把‘突出政治’歪曲成‘突出修养’的蠢驴们，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可耻的叛徒。”
语言虽然不是准确的马列主义化的，但思想的火花是很可贵的，有很多正确的东西。
６月６日
清晨，陈伯达在红代会讲了话，尖锐地批评了北大，空前尖锐。一刹时，燕园风云突变，搞得人稀里糊涂。
中午，聂元梓在２６、２７日，两次与我们座谈会的所谓“纪要”，因靳枫毅泄密，而被公布出去了。“纪要”有歪曲和捏造，因而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６月８日
“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派总部”成立。相应的组织，“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也发表声明，宣告成立。
晚上，聂元梓讲话，空谈了一通，继续文过饰非。两派马上表态；飘０井团，纷纷说糟透了，大毒草。一霎时“聂元梓回头是岸，孙蓬一下台滚蛋”；“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的喊声充满了燕园的上空。联合战斗团说”好极了”，而我则说“姿态太低”。
６月１２日
这几天太痛苦了，观点飘忽不定，老是想喝酒。一会儿想进飘派，一会儿想当消遥派，搞得神魂颠倒。１１日通宵未眠，搞得全系，全年级都因我的动摇而人心惶惶。我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６月９日贴出的“６•６串联会声明”相当有水平、有观点。“６•６”串联会就是依靠这一纸声明站住脚了。
６月１４日
今天下午，“６•６”串联会举行成立誓师大会。３８楼前，红旗林立、歌声嘹亮、“６•６”战士个个斗志昂扬。大会进行了刚一半时，乌云密布，下起雨来了，在狂风暴雨中，“６•６”战士的斗志更加昂扬了。大会结束后，“６•６”战士冒雨举行了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战士斗志高昂，毛主席语歌，革命口号声声不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接着，一千四百多“６•６”战士在办公楼前的毛主席塑像前宣了誓，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下午这个会，开得好，使北大为之一振，对立面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整个北大无头无绪的动乱，看来将在相对稳定的两派对立中进行了。
６月１５日
从昨晚起，因为聂元梓没有参加“北京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开始了所谓的静坐示威。整个静坐示威没有“静”的感觉，毫无悲剧气氛，吵吵闹闹，俨然一出滑稽剧。不知什么原因，我在理智上知道不能反对“北京公社”，但感情上却特别厌恶这个０源记杂货铺。
６月１９日
心里特别乱，对内战很厌恶，特别烦恼。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这么烦恼过，这么受气。精神和身体的健康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里外外都不是人。校文革怀疑、林家铺子谩骂，两边都对你施加压力，要想坚持“６•６”的正确立场还真不容易。
昨天下午，和王复兴、广东（黄虹坚）、王英男去颐和园游玩，在后湖游泳。王复兴和广东看来真有点意思，当然很微妙了，知趣一点好。此前早有些觉察，但这次我的看法好像是定案了。从颐和园出来已六点多了，步行到海淀，吃了一顿便饭。整个过程好像特别蹩扭，特别是到后来，特别不是滋味，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G是继H之后，又一个对我产生很深影响的同志。我常常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些曾经对我是光彩夺目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变得暗淡无光了。因为革命使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H就是这样，自然还有些其它的主观原因。而G的风格是和文化大革命一致的。除了王复兴以外，G对我算注意了，但看来有些基本分歧和鸿沟。而我毕竟有些狂妄，常常引起别人不满。G过去（三、四天前）一直是我的“深刻思想、玄妙字句”的最钟情最可笑的崇拜者，但现在显然不是了，很冷淡，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自然，我的头是不会向任何人低下的。忘了这微不足道的小事吧。对诸如此类的一些人还是明智一些好，千万不能跟紧了，抛弃了政治原则。我应该独立，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力量。
我的思想状况在恶化，在坏下去，我担心，忧虑。
抽烟、喝酒、浪荡、无所事事、空发议论的精神贵族？哎！斗争带来了多少付产品。我应该劳动去，去流汗、去晒太阳。这会对我有好处的。也许过去太抛头露面了，交际太广了，因此几乎不能动了。偶有所动，流言蜚语便接踵而来。对我加入“６•６”，外面都有些吃惊，好像不符合规律。扬子浪不是反“老孙”的吗？怎么保起“孙”来了？
李立春说：“扬子浪坠落成校文革的御用文人”，而赵琏英则说我屈服于校文革的压力。这帮混蛋，自己搞樊立勤失败了，精神上被“樊”征服了叛卖了自己的历史，跪倒在樊立勤脚下，还来讥讽别人，真是可笑、可耻。
潘世俊说我，像黑格尔一样，深刻的思想得出了软弱的结论。这种批评，看来有些道理。我在政治上毕竟还太软弱了。我常常在自己身上看到瞿秋白的影子。我要研究瞿秋白、憎恨瞿秋白、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这对我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
我应该前进，英勇地前进。我是无产者，没有什么可害怕丢失的。我要勇敢地奋斗，奋勇前进。
６月２１日
昨晚，在燕南园６３号传达了谢富治同志昨天中午的讲话。当然，讲话对我们一派是十分有利的，实质上取消了很多对聂孙的批判。讲话传达完后，“联战团”那些人得意洋洋，以为万事大吉了。聂元梓看来很焦急，又着重谈了一下整风问题。同样，我也对北大这次整风能否搞彻底而忧虑。北大的运动太复杂了，十几年来一直是是非之地，令人可畏。
６月２７日
斗争呈拉锯状。让聂、孙作一个像样的检查是十分不容易的。
最近，重读《叶尔绍夫兄弟》，有一些体会。生活真是一个斗争的大漩涡。
上午“０３秋收起义”一个人欺人太甚，屡次向我进行侮辱性的挑衅。迫于无奈，我进行了自卫，发生了一次一分多钟的格斗……。他吃亏是罪有应得。我把他打了一个跟斗。他跌到水坑里去了（刚下雨不久）。
７月２日
北大就在这样不安的僵持状态中渡过了半个多月。２９日孙蓬一作了一个捡查。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态度诚恳。老孙是真正认错了。
这几天没干什么事情，过问了一下干部问题。认识了物理系一个“６•６”的头头，叫孟关霖。他对我很殷勤，常常来找我，缠着让我讲什么“光辉的思想”；还邀我一起上了几次馆子。复兴和广东对我与孟关霖为伍，而且如此”亲密无间”很不以为然。他们劝我要小心，说这个人不怎么样，有点油里油气。对他们的劝告，我自然很感激。小孟有缺点，但让我们断交显然不可能。
小孟有肖洛霍夫的书。我向他借了本《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读一下肖的书是有好处的。对内战我很厌恶，参战的劲头不大。
前几天，地院的几个兵团，公布了朱成昭及其同伙的反动言论的第一批材料，触目惊心。“大左派”朱成昭原来是一个这样的货色。怪不得彭小蒙说，十年以后他要写“左派内幕”了。
朱成昭的典型例子是值得深思的！！
７月１０日
校文革招开了广播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作了工作布置。０、飘方一小撮挑起武斗，冲击大会会场，围攻聂元梓同志，殴打孙篷一同志，作出了露骨的表现。当晚我“新北大公社‘６•６’串联会”和“联战团”集会，对此强盗行径表示愤怒和抗议。会后在校园内示威，并在毛主席塑像前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心里特别闷，看着他们这批人不顾大局、不识大体在校园里横冲直撞，任意蹂躏党的政策，真是悲愤交加。文化大革命难道能以这种情况结束？凌晨２点，陈伯达同志到北大作指示。
７月１２日
１１日晚上，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一方面在五四广场招开大会，斗争陆平，制造假像；同时又积极调动队伍打、抡、抄”二组”、南阁“伏虎团”、“新北大公社”二支队、“工总支”等单位。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忍无可忍，但仍然以六•六通知为重，避免了大规模的武斗。１１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市革委会接见了聂元梓、孙篷一等几位同志，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了最大的支持。陈伯达同志说：天塌不下来，大家回去睡觉，要学会睡觉。又说，几个人就是要跟你们北大一万多人作对，又有什么办法呢？还说，昨天的讲话，你们看不懂，人家看懂了，人家知道不跳就活不下去了。陈伯达同志反复讲到：要学会睡觉。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很欣赏。
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这种战法，是有力量的表现。老子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要保聂、孙。
孟关霖借了我《静静的顿河》，可以抽空看一下。
７月１４日
昨天下午在圆明园苗圃劳动。手臂上给羊蜡子一种毛虫咬了一大片，火烧针扎一般，疼痛难当。昨晚一宵难以入眠，今天上午就医后才稍见好转。
７月１９日
去颐和园西南角一个分湖游泳，那儿水深二米多，因此水特别清沏，游泳者廖廖无几，十分惬意。
为了纪念《矛盾论》、《实践论》发表三十周年，我准备写几篇文章，探讨一下，在哲学上，毛主席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７月２２日
最近几天，武汉三镇发生反革命兵变。在陈再道的策划下，武汉“百万雄师”绑架和围斗了谢富治和王力同志。两人皆被打伤，随从人员被杀。８２０１部队和“百万雄师”出动了一千余辆卡车举行反革命的武装示威。狂呼：毛主席受蒙敝了，江青靠边站、要揪出中央文革一小撮、打倒谢富治，王力、绞死余立金等，事态正在严重发展。戚本禹同志通知了首都四个代表大会，昨天冒着倾盆大雨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种声援活动要持续三天。昨晚，到全总去抓”百匪”，捕获六人，凌晨六时归。
７月２８日
消遥了几天，没有干什么事。
７月３１日
家里来信，并寄来拾元钱，让我回家。说外面武斗成风，不安全，不如回家渡夏，云云。我自然是不愿回去的，就是真的要消遥，也是耽在学校里消遥的好。
８月１日
昨天晚上，参加了三军在中山公园召开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游园庆祝大会”。
“新北大公社”新总部成立。我在作战组工作。
我觉得生活再也不能放纵下去了。无聊、睡觉、喝酒、抽烟这样下去意志和朝气以及刻苦精神都会被磨掉了。我应该用工作来绐生活作填料！斗争即幸福！
８月１０日
最近看了愚人著的《红楼梦人物论》，很有启发。家里来信让我回去。我想等火车好走一些的时候，再回去。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一年，不忙。现在正是僵持阶段，可以稍事休息。
８月１５日
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
我总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太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再看三、四个月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猛斗肖华、崔田民，来势很凶。
８月２１日
今天我冒险骑车进城买票，路上摔了好几跤，还撞了一个人。但因有孟关霖护送，总算没出大事。回来之后精疲力尽，相当后怕，连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事实。
晚上，聂元梓讲了５月２７日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批评，共三点。第一点，中央首长说北京两派是聂挑起的，武斗要聂负责。聂辩解，戚本禹不让聂元梓辩解，说：不许你讲。聂说：那我只好到公社去劳动了。戚说：你就是到公社去，还是要找你。会上，聂提起了关锋一月夺权时的那个电话，关锋矢口否认。
８月２５日
昨晚到达上海。我这次离开北京，真有点落荒而走的味道。未走时心急如焚，可是上了火车，越接近上海，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聂元梓让人失望，她根本不能成为一个群众领袖，太容不下人了，太不联系群众了！跟聂走，没有意思。跟“井冈山”走，不可能。尽管我有很多观点是同意他们的，但要我马上变立场，与过去的同志、朋友翻脸、和我所不齿的人们握手言欢，实在？？愿意。不是我软弱、害怕与论，害怕变化，问题在于这种变化不值得，到底有多大意思呢？有多少原则性的东西呢？李清照有诗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我如果轻易地过了江东，我的政治生命和威信还值几个钱呢？不如背水一战，临江自刎，完成自己的政治形象要好得多。
孙子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井冈山”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自持有后台撑腰，正是锋芒毕露之时。死顶硬撑绝无好处，不如暂避其锋芒、躲其锐气，将来伺机反扑为好。当然，如果大势已定，我也准备消声匿迹，退隐几年了。左思右想，反复推敲，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因此就在形势急转直下时我悄悄地走了。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离开了北大。可是火车过了苏州，我就发愁了，离开了北大的斗争生活，到上海干嘛呢？真让人心焦。
８月２９日
下午去浦东，浦江游泳场游泳。黄浦江水混浊至极，但潮水来时，漫江而上，却相当不错。
“宁当先进的保守派”，“不当落后的造反派”。文革大革命的历史一向证明我是先进的。几乎在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每一个新发展前，我都有预感。我是“多思”，我对大革命是无愧的。我比那些政治斗争中的功利主义者、狭隘病患者要高出三倍。
“热风吹雨洒江天，冷眼向洋看世界”我现在就要当一当观潮派，要看一看目前潮流的来龙去脉。陈伯达同志说：阶级斗争要学会睡觉。“睡觉”耳聋目塞，不如观潮好，可以伺机而动。
９月２日
昨晚，得炜来寻我，长谈数小时，颇投机。他是到处追求生活，寻觅生活的人，总是带着文学的眼光来看生活，分析生活，相当恢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文学上，他都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功利主义者。他说从学习书本到学习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轻视理想主义者。他装着一脑瓜子故事，讲起来，随手拈来，用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个关于陆俊超和他的同学（女）的故事，绕是有趣。显然，炜对生活是相当满意的，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做他生活圈子里的一个强者。我觉得或迟或早这也会成为我的生活目的。这样就比较切实了，但也就没有锐气、没有创造性，没有不幸的动荡、纷扰和烦恼了。于是，也就没有生活的全部色彩缤纷了。哎，矛盾！讨厌透顶的知识分子习性。
不过暂时不要去分析、解剖自己吧，毫无意思，切实地去斗争吧，不要染上皮却林的坏习惯。
９月１３日
这两天闲来无事，看看书，五花八门无所不读。
今天收到李重庵的来信，心中十分快活。历史终究要为被陷害者、被屈辱者平反，天大的冤屈也能得到昭雪。
看了上海影印的清华“井冈山报”上登的师大造反团１１５师的文章“林杰，革命人民对你的审判开始了”，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臭林杰，你也有今天！几个月来憋在心里的这股气终于出了。牛头山寨的老板娘也被揪斗了。两个月前，我们围斗过你、警告过你、预言有一天要在３８楼斗你、而今如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是决不留情的。
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王力是外事口妖风的总根子，关锋在林杰事件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在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二十天前，我、于止生、李文、索世晖等人对形势的分析完全正确。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关键时刻、转折关头，我跟上了大革命的列车。与那些投机家、帮闲者、无知的蠢驴以及趋炎附势的小人相比，我无半点愧色。唯一遗憾的是，我对胜利的形势作了落后的估计，对矛盾暴发的时机估计错误，认为还要二三个月之久，因此就回家避风头，铸成一件憾事。
１０月２日
好久没在上海过国庆了。今年有机会与蜂拥的人群一起在南京路上看游行观烟火，别有一番滋味。前几天，看了一本摄影的书，并照了几张相片，效果还可以。
我厌恶上海，上海的风气让人讨厌，充满了实用主义，充满了势利眼，我受不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与实用主义的上海是格格不入的。
１０月９日
快要离开上海了。５０天来没有做什么事，只是看了书、下下棋而已，如此而已。
但是回京以后干什么呢？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应该怎样渡过呢？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呢？知识分子常有的忧郁折磨着我，我感到孤独，尽管周围仿佛有很多朋友。我总是反复地苦苦深思，咬着牙、I着头、准备粉身碎骨般地深思，琢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生问题。但是多么地令人失望啊！尘流滚滚，苍海茫茫，我如何把握得住啊！我像空中飘荡的槐絮一样，找不到一个依靠，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地方。
沉默、苦闷、我终会悟出一个道理：只有言行一致地实行彻底的马列主义，我才能摆脱知识分子的敝病，才能解释和承认世界。相反对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事物，我就坚决抵制，与其斗争。我坚决拥护５•１６通知。
（此处，有七行被我用浓墨涂黑，无法辨认。）
正好被忧郁统治着，恰巧读着高尔基的一段文字，录以备考。
我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可是已经从巨大的生活之杯中，饮尽了许多含毒的苦酒，这使我经常陷入非必要的深思。
我的忧郁恰如名为人类灵魂的本身，这是活在我胸中的原素，它常带着无倦的力量推着我向不知的前方迈进；永远不熄地从心头燃起对较好之事物的希望之火，遣责着求人之心，在斗争中夺去劫还了的童话的幸福。
除了这忧郁之外，我还有饥渴着的青春。被饥饿和孤独时时迫成窒息的我的青春，这想接纳一切的事物，嘲笑我自己的未成熟的知识。我的青春正是我生活上最可爱，也是最危险的一部分。它是过于贪恋，不会作充分的辨味。恰如山羊一般，不会辨别烂叶和鲜美的芳草。”
写着，写着深了，窒息般的沉默，在我的心头流进了无言的歌。仲秋过了，天一日凉似一日。户外的蟋蟀搬进了屋里，乘着夜色，奏响了他们那千篇一律的歌，单调、枯燥，令人生厌。比肃穆无声的沉默，还有寂静，还要让人窒息。
１０月１５日
２２次快车误点了３小时，于昨晚１０点半到达北京站。乘１１路电车到达西直门后，３２路已经没车了，只能步行回校，到校时已是清晨１点半了。因为是周末，有不少同学没有睡，谈了两个多小时，兴奋异常，直到早上４点多才躺下。
白天劳碌了一天，洗被子衣服，臭虫又多，忙着灭虫。
上午任瑚琏来访，晚上王复刚来找我，说了一些情况令人振奋。
北京市各机关那一批被北大反对，而又反对北大的赫赫有名的左派们都彻底垮台了。学部联队的王恩宇、林聿时、潘梓年、吴传启、洪涛、刘郢、林杰及其老婆王乃英，关锋及其老婆，周景芳，王力，姚登山，新人大公社的肖前（第一付社长）都完了。这帮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是变节分子。关锋可能是兰衣社的，王力是托派，里通外国。总之，北京市隐藏着一个很深很大，十分狡猾的叛国集团，特务集团。这个集团，前一阶段骄横不可一世，曾经一度控制了北京市的运动。。
戚本禹在中央文革作了两次捡查，均未通过。（这是三军告诉我们的）最近在人民日报社，戚本禹说“新北大公社是个较好的组织”，陈伯达纠正说“是个很好的组织”。戚又说“它的战士革命性很强，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她的缺点错误，不是她个人，是为了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同时，新北大公社在全市的威望也大增。地院派搞我们失败了。最近，北航、矿院等五校借谭震林问题搞我们，也宣告失败。原来天派的小学校纷纷向我们靠拢，要推举我们做首领，但我们的态度是“不介入”。北航、清华、矿院，以前对我们是三心二意：困难时，又想甩掉我们。王、关、林，问题暴露时，又乱冲乱撞，出风头，想抡头功。。结果换得了严励批评，也声誉大降。
蒯大富一向搞政治买卖，反复无常也臭了，连２８团都要反他。而清华４１４却倾向于保他了。２８团曾来我校，要求支持他们反蒯，我们表示“不介入”。新北大公社是彻底的三军派，是三军最亲爱最亲密的战友。关系如此亲密，以致北大“井冈山”只好造谣，胡说什么“聂元梓与海直红联总的一位中将结婚了”。真有意思。
９月份以来，许多单位，中学四四派，学部革命派在新北大刷出大标语：新北大公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新北大公社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模范；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但是最近北京形势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因素：
（１）清华４１４周泉缨贴出反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指责陈伯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阐述”，“搞混了阶级队伍”。听说，民院的郑仲宾，清华的蒯大富都有此观点。最近，蒯大富问北大：你们反不反陈伯达？如果反的，我马上就刷大标语“打倒陈伯达”，北大表示不反。反中央文革的势力正在滋长。
（２）最近党校李广文贴了反康生的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陈伯达马上赶到党校指出李广文是牛鬼蛇神，说这张大字报李广文是写不出来的。
（３）９月７日师大专政委员会对谭厚兰的绑架完全把水搅浑了。另一个两面派，左右和影响了对林杰反党集团的斗争，以致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４）大特务孙泱及其岳父卢正义，最近都突然死亡。又在安阳地区发现六部电台，其中有一部是师大的人安下的。谭厚兰这个人值得怀疑，很可能是毛主席司令部故意留下的，作为钓饵。大风暴还在后面。
９月１日三军曾对我们讲，让我们扮演一个软弱无力的角色，令人深思。最近又说，我们准备被打成“老保”，可能会发生更大的事情。
１０月１８日
今天到工程兵勘察队生产基地劳动。我公社去了近４００多人，受到解放军同志的热烈欢迎。劳动结束回来时，我们走上汽车，在车上频频回首，挥动着红色语录，向解放军同志致敬。解放军同志则打着红旗，列队相送，车开动了，他们还跟在后面，依依不舍地相送。一路上只要碰上解放军，不管是哪一个部队，我们都热情鼓掌，并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对方也热情鼓掌，十分融洽。真是民拥军，军拥民，新北大公社和解放军心连心。
今天外语红旗大队又和造反派武斗，形势紧张。北京市两派斗争还未结束。地质一派都相当硬，不知什么原因。北京市革委会和各区县革委会基本上是派性的。北市革委员会的实权实质上是掌握在林杰反党集团和特务集团手里，而５•１６兵团远未破坏，又新出现了一个中国革命党，问题真复杂啊。
听说，关锋、林杰本来要当北京市的一、二把手，后来毛主席委任谢付总理当主任，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我怀疑他们打入并控制北京市革委会，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
１０月２８日
我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攻势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效果，但不甚大。攻势刚开始时，兵团总部瘫痪，内部人心惶惶，分崩离析，稳不住阵脚，但近来突然强硬起来了，看来是有背景的了。
这次大联合的高峰中，我公社的政策不好，太直线式的了，不懂得迂回曲折。结果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我公社不愿联合，这是极大的政治损失。
近来从公社总部到普通战士，都预感到可能有反复。广大的公社战士准备在新的反复中夺得最后的胜利。
最近聂元梓同志说：全国形势大好，我校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但是，还会有反复，反复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文革大革命经过了一次大反复（关、王、林、反党集团被揪出），再经过一次大的反复就能胜利结束了。
１１月５日
心野得狠，根本坐不下来。那种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所喜爱的淡淡的忧愁浓浓地淹没了我的心灵。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软弱无能，悲观颓废的状态，成为一个坚强的斗士呢？
上午与王渊涛一起在校园里徘徊，东拉西扯，越谈感伤情绪越浓。
回顾了一年来的变化，深感自己堕落了。生活十分放荡，常常放纵地狂饮人生的苦味之杯，去追求各种低能的物欲的满足。吃、喝、睡、玩，不懂得也不会以劳动斗争来为人生加油了。从一个理科学生刻苦的、严谨的、勤奋的生活，变得像中文系学生那样放荡不羁了。
是什么挫伤了我学习、斗争、劳动的热情呢？是什么迫使我在物欲中去追求刺激呢？又是什么迫使我在无穷无尽的，像慢性毒药一样有害的颓废和悲哀中去寻求精神的满足呢？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还是我的社会地位，我诞生的那个环境所决定的。
我有高傲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压不服的。但是，我的感情太脆弱了，也太人性味了，拉不下情面来。有人深知我的习性，常常迎合我奉承我，用感情笼络找，而我也无以自解，只好被这种感情驱使了。反省、反省，我已经反省很多次了。而我却依然故我，依然软弱低能，颓废易感。我希望能换一个环境，这样也许会重新振奋起来。例如毕业或是下工厂，都比现在远好得多。
１１月８日
这两天因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连看了好几部电影：《誓言》、《波罗的海代表》、《列宁在十月》。
１１月１０日
冬天到了。
落叶在脚下轻轻叹息，
天空充满愁容。
初冬的寒风盘旋着，
恶作剧地舞弄着几片飘零的枯叶。
那情侣们钟情的湖泊，
镀上了一层半透明的薄冰。
湖畔的小径也寥无人迹，
在寒风中徘徊，我的心像冰冻了一般。
（我默默无言）
１１月１８日
今天收到得炜来信，随信附入三张照片，都照得别有风趣。
傍晚，甚至是暮雾笼罩浦江的时候，江风熠熠，江水汩汩，显出一些微微的悲哀的情调来。
晚上看毒草片《舞台姐妹》，在艺术上也是很粗糙的，宣传艺术至上主义。无聊，很难与现代青年人共鸣！是牵强附会地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唱颂歌。但谢芳的演技不错，两只大黑眼乌溜溜地，特别有神，充满着艺术的语言。中国能与她匹配的女演员，除了秦怡，就别无她人了。
１１月１９日
上午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下午去师大、北航转了一圈，冷冷清清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化革命刚刚是开始，当高潮狂热过去时，曾一度被表面的狂热所掩盖住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就开始暴露，阻力就开始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５８、５９年大跃进，６０、６１、６２三年困难时期，但这三年巩固和保卫了大跃进的成果。三面红旗的胜利决定于这三年经受住了考验。同样，目前文化大革命也开始进入严峻的考验时刻。我们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致力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
我们既要与赫鲁晓夫划清界线，同时也要与斯大林划清界线，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然，必重蹈斯大林复辙。
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很多偏激的东西，不附合我党几十年传统的东西，从露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极端的教条主义。对立的两派有时各执一端，闹得不可开交，使一些坚持党性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不好处。
革命本身就是胜利，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可笑、甚至失败，但只要是革命，它在历史上总要放出光芒。前进吧，革命，唯有你能拯救人类！
１１月２７日
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我的政治水平、阶级觉悟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飞跃。一年多来，思想情况基本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茅塞顿开，奋起造反，同时又受到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到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观念的增强，但同时却往往走向极端，与教条主义、与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与保守思潮划不清界限；以至到现在既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观念，对共产主义长期以来的一些原则有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开始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新理论，最新解释。
在北大激烈的两派斗争中，偏激是无用的，不是马列主义的。我应该尊重自己的独立；相信自己根据毛泽东思想作出的结论。
１１月２９日
今天跟洪得炜写信，摘录如下：
……这已经是很久了，我开始与内心各种苍老的感觉博斗，但愿能延长青春，但看来苍老是不可阻挡的。……
我不知道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造成的大破坏，是会促使我奋起探索，去创造各种千奇百怪的新东西呢？还是被传统的东西的全面崩溃，吓得目瞪口呆？！以致最后沉沦、引退和颓废呢？
我常对各种事物充满厌恶；那种刚踏进青春时代的普遍的喜悦不见了。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任何一个稍能立足于世界的人，他的成功都是从憎恶、讨厌和批判开始的。
只是不要走向反面；不要失掉了平衡。应该保持某种意义上的和谐。太绝望了、太愤恨了，是会惹起社会公愤的。
１２月４日
经常下围棋，下得头晕脑胀，废寝忘食。就是在梦里，还是黑子、白子的在那儿斗，今后应该加以节制。
（要）更加严谨、更加刻苦，孜孜不倦地去进行学习，斗争。
１２月１０日
这几天北大空气十分紧张，小磨擦、小武斗不断发生。公社对井冈山叫嚣的十二月风暴警惕很高，甚至有些神精过敏。１２月９日的大规模行动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造成了把积累已久的政治优势丧失殆尽，反主动为被动了。昨天中午，公社几千人，在几个校文革老爷的指挥下，蜂拥而去，包围了２５楼。以牛辉林之流包庇反革命为题，揪斗，欧打了牛，侯、谢纪康等人，并把这三人带走，在大饭厅又进行殴打、斗争。后来骑虎难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送往公安局，但后被井冈山劫走。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小武斗。井冈山大做宣传文章，俨然一付从困难环境中摆脱出来的模样。
显然，聂、孙等人都参加了１２•９事件。孙篷一甚至主张攻打２８楼（王复兴说），难道能用盲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１２月１５日
昨晚在办公楼参加了战斗团勤务组扩大会议。前新疆红二司文攻武卫总指挥，中文系学生任喜贵以生动的例子，孙子兵法语言阐述了在文攻武卫中应该注意的？略原则。他的讲话很有水平、艺术。讲得全？喜气洋洋、斗志昂昂，且相当发人深省。
他讲到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要多报伤亡、损失，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然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抓住时机反击，并举了中印边界战争的例子。讲到要一鼓作气，憋足士气；要打政治仗；所谓武斗，实质上是打政治仗。这个人看来政治上也是相当老练。
１１日和今天，两次与“十一斗私批修班”交换观点，座谈。希望能与他们配合，使北大的问题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老实说，我对聂元梓还是有问号，摸不着底。特别是这几天的错误行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处处表现了它的力量。十一斗私批修班怀疑公社里是否有坏人，对这几天的行动也相当不满。
１２月２２日
前几天，“０六教工支队”与“斯巴达克团”复课闹革命，并讲了第一课“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
当日下午“工程兵”等就对这一课发了六问，指出它代表了在文化革命中惨遭失败的资产阶级没落思想感情；影射林付统帅和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什么赫鲁晓夫上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下午参观北航３０１与１０３实验室。参观完后，找到了鲍渝，聊了一会儿，并在她那儿吃饭。
上午参加系党章修改小组的活动。今后只要有空，都准备参加。
１２月２５日
由于公社总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井冈山内部开始大乱，团、零势力与井红势力裂痕开始加深。井冈山兵团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这几天，我们与井冈山兵团广大战士进行了多次座谈、接触。
昨天晚上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了由杨克明起草的评论员文章，开始降调，并且宣布承认校文革，但是还是要求改组文革。
同晚在２５楼我们与“天安门论坛”进行了座谈，决定联合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今天经过一天的斗争，“天安门论坛”同意学习班在原则上注明接受校文革的领导，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陈醒迈准备参加学习班）。
井冈山某些决策人突然发动的和平攻势；“天安门论坛”对我们的一让再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真是发人深思。
１２月２８日
“天安门论坛”变卦了，突然撕毁了已经达成协议的通告。
新北大井冈山广播台过去天天泼妇也似地骂街；一开始也颇令人注意，以为有多大的政治内容呢？但渐渐地也习以为常了；知道她不过是想骂人出气而已。但如果泼妇一反常态，变得温和起来，而且酸不溜儿地叫什么同志长、同志短，那简直要令人作呕了！
１２月３０日
元旦前夕，北大井冈山兵团采取了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行动：于今晚７点半绑架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付组长崔雄昆。等我们红一团闻讯赶到时，已经晚了。
当晚召开了新北大公社全体战士大会。校文革与公社总部强硬表态“崔雄昆我们保定了”，看来北大的斗争又被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在１９６８年开始时，将怎样过呢？应该怎样处理与“红梅”的关系呢？
我应该学会正确处理好与同志的关系，应该小心谨慎，要尊重别人的感情和意见。同时与人交往应该有分寸，交往不宜过密；特别不能一时冲动，被一些人的感情所笼络。以致被人所控制、左右；在我的肩膀上应该长着一个自己的清新的头脑。
一九六八年
１月１日
光辉灿烂的１９６７年过去了。更加伟大、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１９６８年来临了。我又将在新的一年里去接受新的考验和锻练了。
１９６７年除夕晚上，我们“新北大人”和公社总部孙云有、闫志胜、在３８斋３１３室欢聚，大伙一块凑钱买了些水果，糕点、酒就聊开了。晚上９点半我们去观看了“胜利团”“抗大之歌”的排练。给他们提了些意见，很受欢迎。
就在我们参观“胜利团”的排练，并旁听他们的会议时，１９６７年就过去了，１９６８年来到了。
会后，我们又继续去了３８斋３１３室座谈。回顾了１９６７年战斗的历程，展望了６８年革命的伟大前景，充分估计到了我们面临的一切艰难险阻。
什么应该是我大学生活的灵魂？那就是时刻准备，准备在自己的一生里去接迎伟大的社会风暴，准备在这个风暴中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１２月３０日晚，北大井冈山绑架了崔雄昆同志。这是一起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然行动；这是与井冈山在最近采取的一系列和平攻势很不相称的一个动作。再联想到崔是市革委会批准的北大领导小组付组长，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是有着相当深的政治背景的。北大的斗争激化了，任何想不经过斗争，就轻易求得解决的幻想都是危险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新北大公社将在它成立一周年之际去迎接另一次大风暴，又一次大胜利。
１月１０日
最近写了一篇大字报《评孔杨牛候保皇丑史的新篇章》以“新北大人”名义发表了。不久，广播台和校刊都先后转播和转刊了这篇文章。
北大的斗争相当复杂。解决井冈山问题和校文革问题是一样困难的。对校文革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领导必须坚决抵制，作合适的斗争。
１月１４日
最近翻完了艾登回忆，意思不大。１２日参观了水利科学院水工所，接触了好多实际问题，很有收获，真是胜上十节课。
１月１６日
昨晚公社在２０３召开串联会，我作了发言，还是有反响，好几位同学发言反对我的意见。看来经过这次串联会，我是作为策略派而彻底地亮相了。
今天晚上井冈山兵团一小撮，继下午抡走校文革办公室的公章之后，又乘今晚西藏大联指演出队来校演出期间，抡劫、偷盗了新北大广播台的几个喇叭，并挑起了大规模武斗。这雄辩地说明井冈山兵团内的极右势力对我们的进步、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紧跟最新指示、狠抓大方向的行动怕得要命，吓得要死。竭力想打乱我们的步骤，重新挑起混乱。
要知道，没有混战，没有内战，井冈山兵团就要分裂，就要瓦解，就一天也不能存在。
晚上“西藏大联指”演出队的节目很成功。才旦卓玛也来校参加了演出，一共唱了十支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１月１７日
晚上在留学生食堂，由“红色进军号”等发起炮轰总部串联会。会议一开始就浸润在强烈的急燥和愤恨的情绪中，片面地强调公社在武斗中的损失，猛烈地指责总部“右倾”，粗暴地影射，不指名地攻击我“新北大人”和任善贵同志“出了许多鬼主意”，“幕后的决策人”等等。很明显，有许多人是上了“井冈山”挑动武斗的圈套了，是中了他们破坏我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计了。他们已经忘了政治了，忘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了，忘了分析敌人的阴谋了，而一味想借“井冈山”挑起的１•１６武斗事件来全面否定三论的大方向了，否定总部前一段时间的正确政策了。在这种极不民主的高压气氛下，我“新北大人”据理力争，稍许使一些感情用事者头脑清醒了一下。接着，中文系任喜贵同志作了长篇发言，真是洪钟力撞、中流击水。一时会？大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有跳上桌子的，有不让发言的，但在广大群众的鼓励下，任还是作完了这个“典型的右倾代表作”发言。很显然，孙蓬一们再也无法统一意见了。任的发言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思索。会议是成功的，事实表明，只要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和风细雨地去做，新北大公社的派性一定会削弱的，新北大公社一定能在革命的大道上再前进一步。
阶级敌人打进来，利用派性挑动两派群众斗群众，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是当前国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形式。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打倒派性，能不能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衡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准。
我将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决打倒派性，为在新北大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而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
１月２２日
晚上与“胜利团”几位同志座谈，交换观点。
资产阶级思想，颓废、中庸，消沉、一股暗流在大学生中猖獗地泛滥着。潮流所向席卷了多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打扑克、打麻将，抽烟喝酒，高谈阔论，肆意放纵。一些好的风格、好的传统被破坏了。面对这股潮流该怎么办？顶！逆潮流而上，严以律己，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革命者。
再也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浪费了。再也不能高谈阔论、到处游说，甘当御用文人了。在孙蓬一的错误政策还未彻底暴露时，我觉得唯一有效的是耐心等待，同时做一些和风细雨的串联工作，其余时间要抓紧学习，读一些书。
开了两个夜车，终于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看完了，很有收获。只要革命，总是有阻力的，即使辛亥革命这样一个极不彻底的革命，也是有着巨大的阻力的。溥仪及其周围的保皇党徒，在辛亥年后的复辟活动是进行得何等顽固、何等猖狂、何等明目张胆、又是何等持久啊！他们何偿有一天放弃过他们的复辟希望啊！而即使在他那一个小圈子里，争权夺利的斗争又是何等勾心斗角、错综复杂啊！同时，此书也生动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冲击，和伪满洲国的滑稽丑剧。
１月３０日
今年过年，真有些大吃大喝的味道了，２９日中午，与孟关霖两人干了半斤青梅。晚上，我、孟、俞政、王渊涛、陈双基、孙云有、任瑚琏七人喝了一瓶白酒、一瓶葡萄酒、三斤花生、一斤半花生米、一斤瓜子。几个人借酒发疯，向孙云有对北大现状发了一通牢骚。孙云有是个好人，谦虚，朴实、好学、作风相当好。花生吃多了，消化不了，后来不禁呕吐起来，吐了满满一大碗。
下午接到洪得炜寄来的诗稿，躺在床上读着，读着，眼睛一热差一点流下泪来。
今天中午又与孟，胡丽贞一起吃饭。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死囚饭吧！死囚犯临刑前吃一顿好的，是为了今后再也不让吃了。我今年春节这样穷凶极恶地喝、抽、吃，也是为了今后再也不这样胡作非为了。我的决心越大，酒在春节也灌得越凶。应该告一段落了，应该改变我的生活面貌了。
春节过后，我一定要做到：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乱交朋友（空谈）。誓要把生命之弦绷紧让它发生铮铮之声，能奏最雄壮的战歌，让它强壮有力，能对敌人射出致命的箭。
我要恢复和发展我的优良作风，最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经常记日记，记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日记。狠狠地抨击和改正自己的弱点；在这种经常的认真的思想斗争中不断前进。
我要在群众两字上狠下功夫，努力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断地锻炼和培养自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一起学习在战斗中前进的本领和能力。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又说”最有天才的人实际上是最有群众经验的人”。我要把这些教导铭记在心上。
我必须无情地改变自己的作风，改掉那个浪七浪八的样子。应该有一种朴实、诚恳的作风；憎恨那种夸夸其谈，指手画脚的作风。我必须改造我的语言，也就是从语言这个思想的直接体现改造我的思想。
那种言词偏激，每时每刻都力图一鸣惊人的连珠妙语群众最可恨。那种演员风度，在群众？合顾盼自如，每时每刻都想显现自己所谓”大方”，最可悲，最轻浮。那种从言词出发，从理论出发，从感情出发的言论，必须统统禁止。必须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言论，应该来自群众，来自调查研究，来自对客观情况的正确分析。这种语言应该有淳朴的泥土气，有生动活泼的群众气息，为群众喜闻乐见。
一句话，要横扫我身上的一切洋气、学生气、资产阶级气。
应该抓紧时间，利用学生生活中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些书。
今年先读《世界通史》，《列宁言论摘录》等。争取把马，恩，列的一些的重要精典着作读完，再读完林彪文选。要不断结合形势活学活用毛着，反复体会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两报一刊”和社论，参加群众讨论。努力向社会学习，向革命形势学习，向着斗争中学习。
同时，也要多看一些业务书，争取今年中英文过关。
在政治上广泛地参加各种活动交往，应该建筑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我应该把根须深深地扎到群众的泥土中去，不倦地向群众汲取营养。应该积极支持和参加班级活动，努力与班里同学团结好。在政治上，我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主观思想，锻炼和培养自己的革命能力，要甘当群众的小老百姓。
２月２日
最近思想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反复，感到有约束自己、改造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了。这是一个好事，但也不能复旧，不能搞修养的老一套，搞一种”目的是没有的，修养就是一切”的公式。
我们改造思想，并不是让思想去适应现状，去适合落后习惯；（去适合）几千年的旧势力。而是要与现状抗争；要改造现状，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辩证法现念，要清醒地意识到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不要去承认大的，貌似永恒的旧事物，这不是唯物主义，这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要有历史的预见，要看到历史的不断更新。
改造思想绝不是为了去适应貌似强大的旧法则、旧规律、旧法权，而是为了埋葬旧的，去迎接和创造新的。现实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必须无情地加以蔑视，勇敢地加以蔑视，不管它有多大的舆论、多猛的声势，只要它脱离了毛泽东思想，那么它只不过是时髦一时的词句，是对毛泽东思想恶意地剽窃、篡改和歪曲。必须赤裸裸地撕下它的画皮，不许它沾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名字。
注释：
〔１〕古丽雅是《古丽雅的道路》的女主角。该书是俄罗斯女作家叶？伊琳娜所着的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古丽雅独特、光荣、有意义的一生的纪实小说。
〔２〕“三过”是“政治上过得去，专业上过的硬，生活上过得好。”的简写。是一九六四年北大学生思想教育运动中批评的靶子。
〔３〕此处应指锡兰共产党人特加．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一书。
〔４〕皮却林，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男主人公。
（连载完）
～～～～～～～～～～～～～～～～～～～～～～～～～～～～～～～～～～～～
【渡尽劫波】
此生此世——读扬子浪“文革”日记
•黄虹坚•
“文革”结束已近四十年，当年身置“文革”漩涡北京大学的学生，该是无人能完全置身事外的。那些曾在“文革”中活跃的年轻人，如今走近了耄耋之年。走出“文革”和北大校门之后，我们踏上了各自的人生之旅——那是另外一本大书了。“文革”似乎只在遥远的云端发着微弱的亮光，渐行渐远了。
历史的智慧对“文革”有了冷静的结论，但经历过历史的人，血脉下丰富细微的感情活动从未平息。我们有时自以为已经远离了的历史，其实它一直都在。只是它不动声色地潜藏在我们的心底，只在某些事由挑动时，才在瞬间窜活，引发我们的情思，而且不由分说地强闯进我们今天的生活，继续成为我们血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命中注定了，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此生此世的幸运与不幸。
读大学校友扬子浪“文革”的日记，这种感受更强烈了。他记下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的一些活动，是其时北大一名理科生真实的内心活动及有关事件。
和扬子浪曾同属一群众组织，虽然熟，还是君子之交。毕业后，他分在辽宁的工厂，我到湖南部队农场“锻炼”后分在广东的小镇上教书。那些日子寂寞而苦闷，这期间我们长时间地通信，天南地北地保持着男女有别的乾净纯真的友谊。后来他去了美国攻读，完了在浙江大学供职。这当中我和他还在广州花园酒店见过一面，其时我拉着三四岁的女儿，她当时还没有肚量喝完杨子浪请我们喝的一杯橙汁。再后来他又再去美国和家人团聚、定居。我则是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香港生活。
大家一路艰辛坎坷走来，但同时也在积累着我们的精神财富。
我印象中的学生扬子浪多思善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话带着上海口音，总有一点儿激动。我曾没心没肺拿他调侃，现在想来有点目无学长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喜欢哲学的，甚至想过第一志愿就投考北大哲学系。他虽读过些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书如黑格尔，但大抵是乖孩子，“文革”前还被视为“苗子”。这样的人注定对“文革”的热情和投入都是真诚的。日记的价值就在于忠实地记录了“文革”时大学生的真实心态：对“文革”种种现象的思虑、求证自我形象的焦灼、寻求事物真相的执着、企望未来发展的迷茫……这都是其时大学生、特别是理科生的真实思想活动，也是年青人成长的共同心理特征。成长路上我们都曾纠结不安，无事烦恼，在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及评价。只是在“文革”的大环境中，扬子浪显然走得更极致，更有时代特点。
日记还记下了北大“文革”某些时期的一些思想争论，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才知道扬子浪在一些事上是介入得颇深的）。我对扬子浪“文革”中如此认真地思索及投入，颇感一点意外。他不是那个爱喝点儿小酒、喜欢一个人到昆明湖当“浪里白条”、交友广泛的“浪”人吗？日记让我对他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有的印象甚至是全新的。
我是读文学的，对日记感触最深的，便是有关人的细节。
他的日记写到了相关的事件和人物，许多我本已淡忘，但日记叫那些当年的小伙伴在记忆中复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发式衣装，都在眼前活蹦乱跳。有些注定此生失联的人，想起便感惘然。比如经济系的湖北人老金，他是调干生，冬天总戴着一顶黄棉帽子，缩着脖子揣着手，有几分兵油子像。他如今在哪儿？生活得好吗？物理系的徐云辉曾像姐姐一般待我，她说话的那把温柔的川音，我还不时记起，只可惜一别便未能再见。这些“文革”中相识的小伙伴的信息，从不同的途径传来：有的考到外国读研移了民，有的在国内当了官或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有一些自离校就失联了，不知他们落脚何方，生活如何。离校以来，各种同学会相当活跃。始终未露面的，或者是自认为当了官或发了财不太方便，或者是生活得比较窘困，又或者是早已离开人间了。当然，更多的人是难忘“文革”的恶梦、派性、过失或尴尬，选择了永远消失。
扬子浪的日记里也写到了我，那些事在记忆深处一下子被挑动得活蹦乱跳。他为我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青葱自己，实在感谢他对我的青春时代写下如此美好的文字，这为今天已不那么美好的我，留下了悠长的暖意。
我们曾无可避免地生活在一段漫长荒诞的日子中，那段历史早有史家冷静清晰的论断。现在谈扬子浪的日记，并非想表白自己在那些日子里有多正确，而是我们的确就是曾如此清澈、热情、幼稚、傻憨地投入过一场“革命”，而且从那时候学会了把个人命运与时代捆绑在一起去思考与自省，注定此生无法与这种思维切割乾净。
这些年，当年的小伙伴们都在老去，我想很多曾对人生一腔热血、现还保持着半腔余温的北大生都在反省反思。我曾认真地想过，在那个时代，怎样才是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活法？这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对很多人来说，我们曾真诚地在北大生活过，这样成长，后来也这样变老。
这就足矣。
扬子浪决意公开自己的日记，想的是为过去的自己“堆一座精神坟墓”，他说这既是历史（History），也是他的故事（His history）。我们都曾在历史中，我们的所有反思、自省都在劫难逃。
写到这里，我记起扬子浪出身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北大数力系２０１４年的毕业口号是：解祈理想，求导人生；一号院系，铿锵前行。
我喜欢“铿锵前行”这四个字。不管我们是否做到，但此生努力了。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１０２１－８６０２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ＣＮＤ》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ＷＷＷ）地址：http：//www.cnd.org/
————————————————————————————————————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