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晚年所思

第一辑:闲谈过往

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
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来源: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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