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玩主式的犬儒主义（or顽主？引者）
犬儒一词，许多人感到陌生，若说起“玩主”，大家就熟悉了。其实，玩主就是犬儒。
前些年，王朔作品的走红。有学者指出，王朔作品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种玩主思潮在北京走俏，有特定的背景，实际上反映了九十年代初弥漫于整个社会上下的玩世不恭的虚无感。有人提到了“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这就点到了六四。很明显，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糟失败后发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糟蹂躏后发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惫，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一些执着的理想家在碰壁之后也常常要自嘲一番的，自嘲就是自疗。若置身于旁观者的地位，要嘲笑别人的碰壁就更容易。因为庄严与可笑本来就只有一步之差。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因为犬儒之刺，读后“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鲁迅语）。玩主的冷嘲热讽使官方的说教显得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显得可笑。犬儒嘲笑权势，于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于道义，端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同情。
犬儒揭穿中共的真面目，但那不等于犬儒要成心和中共过不去，因为犬儒认为换上别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犬儒对民运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民运无非是想取而代之。当中共镇压民运时，犬儒的态度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谁也不帮。”这其实是答非所问。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求你反过来帮助民运镇压中共。我们只要求你说个公道，谁也不准镇压谁。争自由争民主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犬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12, 避世型犬儒和愤世型犬儒
专制之下有避世心态实不为怪。所可怪者，是今天的避世者每每以自由派自居，甚而以自由主义相标榜。
以前读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见他把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都当成了自由主义，只觉得荒唐可笑，殊不知还真有人去认同这种毛氏的“自由主义”。譬如，有人主张“撤离广场，退回书斋”，有人要求“历史的缺席权”；不少人对现在流行的政治冷感大加称赞，主动提倡老百姓“莫谈国事”；有人说，既然自由主义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人民最不关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口，都冠以自由主义之称。这哪里是自由主义？这是遁世主义，是犬儒主义。
愤世型犬儒看上去不象犬儒。愤世嫉俗者认为，要使理想的目的取得成功，你不得不采取很多不理想的手段，这就有可能滑向犬儒了。譬如，理想主义者鲁迅讲过：“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解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但便是在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大群傻子，还会相信他。”
从这段话，我们多少可以看出鲁迅在晚年为什么会同情共产党，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会把鲁迅谬比知音。我们还可以看出鲁迅的某些观点（如“痛打落水狗”的观点）为什么会在文革中被利用滥用，起到很恶劣的效果。这就是鲁迅思想中暗含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不相信宽容仁慈一类政治美德，准确地说，那是由于痛感到宽容仁慈一类美德在现实政治中是那样的无能、无力，故而在愤激之下将之抛弃，走向犬儒。
13，理论的犬儒化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非官方思潮应运而生。按照陈奎德在《迎接新诸子时代》一文中的归纳，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即有十四种之多，大多数已经脱离了、至少是部份地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有的虽然沿用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内容却和官方不尽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思潮都并不否定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照理说，现在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思潮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达到共识，因而它们可以、也应该汇集为一股要求言论自由、反对因言治罪的强大压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翻阅新诸子的大作，我们发现，许多论者对言论自由一事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虚晃一枪，轻轻带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对言论自由原则以至对各自主张的学说究竟有没有严肃的承诺，到底当不当真。
我们知道，中共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一向是犬儒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只利用马克思主义而不忠于马克思主义。如今知识界流行的种种“主义”，不少也犯有同样的毛病。某些论者根本不管理论的完整性或逻辑性，只捡掌权者爱听的话说。例如有人大声疾呼要强化国家能力，可是这批进言者只讲后一方面不讲前一方面，只讲政府要有效不讲政府要有限。新保守主义者频频引用柏克、严复的言论，但只引用他们维护权威的言论，不引用他们维护自由的言论。极端民族主义派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党专政。
说到中国知识界的犬儒病，有些后现代派可谓突出一例。乍一看去很奇怪，后现代派在西方本属激进派，引进中国却成了保守派的同盟军。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相似，它们都是源于西方文明而又反对西方主流文明，因此不难被借来作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之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后现代派（当然不是全部）是犬儒主义，热衷于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并不是只批判西方社会的现实，它连带着也要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中国某些后现代派的逻辑是，既然西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也就不足为病；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充其量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我们又何必非要对中共这只黑乌鸦过不去呢？
以上，我对知识界的犬儒病作了一番剖析。这并不等于说唯有知识分子才害了犬儒病，也不等于说别人的犬儒病全是让知识分子给传染的。犬儒病是整个社会的流行病，知识分子不过是患者之一，其症状也未必此别人更严重。只因为知识分子要发议论，写文章，从而留下了证词，因此为我们分析批评提供了素材。正因为他们的这些议论反映了社会上的普遍心态，所以才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14，关于假装服从的政治游戏
有人提出，既然向专制当局正面抗争会招致镇压，为什么非要正面抗争不可呢？表面上敷衍它，实际上不理它，难道不更明智吗？有人甚至宣称，今日中国，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共产党专制实际上已经徒留躯壳，逐渐消解于无形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懈呼喊，民运人士的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
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犬儒味。它试图让我们相信不争就是争，而且还胜过争。看来论者有所不知，在历史上，象这种“装模作样的统治－服从”的格局其实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常态。正如白鲁洵指出的那样：“中国统一性的秘密在于朝野双方共同装模作样，这就掩盖了双方的实力与局限。不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中国的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权的外观，但在实际上，政府贯彻落实政策的权力始终是相当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则自行其是，几乎不向政府提什么要求，从而维持政府享有全权的假象。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离，装出和谐共处的模样。”简而言之，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本来就是“政府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
中国的专制统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阶段，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某些阶段，“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公社、街道、学校等最基层，再加上狂热的“群众专政”，整个社会确实会象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样，形同一个大监狱，“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与个人毫无转圜变通的余地（其实严格说来也不尽如此）。至于在被统治者方面，他们当然要努力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总是能够谋求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采用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正当权益的办法，而是阳奉阴违，尽量利用钻空子、打马虎眼一类办法。象“遇到红灯绕着走”这句话，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在这里，你可以说统治者的专制是很表面的，但它毕竟是在专制。你可以说老百姓的服从是装样子的，但它终究是服从。专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于缺少正面的挑战，专制才得以苟延维系。
且以言论自由为例。今日中国，如一般人所说，言论的自由度已经相当宽大。“自由度”一词容易使人以为自由主要是个量的问题，其实自由主要是个质的问题。风筝飞得再高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现在，普通人在下边发发议论，甚至骂骂共产党，当局也不来管不来抓。可是，不来管不来抓是一回事，不能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愿意对不同政见容忍到什么程度，而在于当权者是否有权力去压制不同政见。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力对言论的干涉企图时，真正的言论自由才得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怎样巧妙地从网眼里钻过去，而必须致力于粉碎那张专制之网。
当然，软性的专制总比硬性的专制好。人们能够在假装服从之下自行其是，既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积极意义估计过高。如果我们把这套假装服从的游戏玩得上了瘾，反把正面抗争视为迂腐、愚蠢或多余，那么，专制的终结，权利的确立，法治的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也许就遥遥无期了。
15, 犬儒式的自欺欺人
有人提出，既然自由民主这套制度是立足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追逐自利，无须多少理想主义精神，到头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的秩序可以这样演化而成，政治民主的秩序也可这样演化而成。按照这种观点，自由民主制度无非是一套关于不同利益冲突碰撞的游戏规则而已，因此，只要现实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彼此冲来撞去，这套游戏规则就自然会慢慢建立起来了。
在民主运动正面攻坚屡攻不克的情况下，上述观点不免令人宽慰，甚至还显得有几分可信。不过，我对这种观点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打从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是追逐自利的，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世界上竟还有专制的秩序、压迫的秩序存在？正因为人们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以才导致了彼此间的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结果，并非总是导致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另一方对一方的臣服。除非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自利，或者反过来说，除非人们在自己的利益横遭侵犯时，敢于不惧风险起而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而只能形成压迫的秩序。
以现今中国的情况为例。许多中共官员利用特权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尽人皆知，唯有消除特权，实行法治，才能确保民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民众起来投入结束一党专政的斗争。可是投入反专制的斗争又是有极大风险的，它很可能招致残酷的镇压，到头来会蒙受更大的损害。因此，如果仅仅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你也许会认为还是放弃抗争，转而跟在别人后面也多少捞上一把才更保险，更实惠。如果大家都放弃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权势者榨取后剩下来的一点可怜的利益，我们又如何能得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
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意味着敢于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这好象是自相矛盾，好象和赌博差不多。问题在于，当我们反抗强权，我们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我们首先是为了赢得自由，赢得公正，赢得自尊。这是比单纯的物质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东西。
16，克服犬儒，战胜专制
如前所言，在共产主义专制统治的末期，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只剩下犬儒主义，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才能战胜专制。众所周知，顺民与暴民本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因此，只有克服了犬儒主义，我们也才能保证平稳的制度转型。
犬儒病是心理病。指出它的病症，分析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它的治疗。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
此外，分析犬儒病的成因也很重要。一般人总是由于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才对理想失去信心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理想碰壁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犬儒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一个自愿为信仰献身的人，其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这就是说，榜样具有治疗犬儒病的功效。
不过，有些犬儒病入膏肓，一般的治法恐难奏效。他们不相信能治疗，所以拒绝接受治疗。他们不相信讲道理，所以你讲的道理他们听都不听。榜样对他们也无疗效。他们正是因为看到理想主义者没有好下场才变成犬儒的。这就需要另一味药——成功。应该看到，现今犬儒病的流行，正是先前失败留下的苦果，是巨大创痛的滞后反应。
再有就是时间。不错，时间会导致遗忘，遗忘当年的痛苦，但同时也遗忘当年的恐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长久的沉沦。更不必说还有新陈代谢，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它并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全文完，文责自负，希望没有改变胡平原文的意思——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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