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胡平文章原文顺序摘要，保留原来的小标题——和谈）
1， 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它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犬儒派人物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后期的犬儒派奉行：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
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2， 犬儒与专制
在共产主义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
3， 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提供了苏联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4，共产党与犬儒主义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准确地说，它是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奇特结合。一方面，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这自然是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这显然又是犬儒主义。
讲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犬儒主义，我们还必须提到它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不要忘记，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和中共的武装斗争历史相比，俄国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场武装政变，乱中夺权。一般来说，假如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诸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手段。因此，他们就很容易从理想主义者蜕化为犬儒主义者。
据说在六四之后，中共某元老讲过一句话。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牺牲了三千万人的生命才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乍一看去，此话甚是不通，当初共产党闹革命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力，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不过，你没法用这话去驳倒那位中共元老，因为他们早就把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云外了。
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民众向统治者认同，为统治者效力，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观，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还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在1981年，针对着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这段批示以共产党官场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这段批示告诉我们，其实，早在中共夺得政权之前，他们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时候，他们在表面上反对国民党的霸道，暗地里却在嘲笑国民党的愚蠢，嘲笑国民党居然也作茧自缚，在自己通过的法律面前还有所忌惮，从而给对手开展合法斗争留下一定的空间。那时候，他们在口头上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心底里却想的是，等以后我们掌了权，连这点民主也决不答应——“我们才不会象你们那么傻呐。”
5，从“高尚的谎言”到“赤裸的暴力”
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不是受欺骗。问题是，圈内人为什么会存心制造谎言？其他那些由于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谎言是谎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维护谎言？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后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这段故事透露了共产党领袖们所共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
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领袖，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于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共产党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照理说，谎言系统与铁血纪律的形成只是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不幸的是，它们并不会因为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于掌握了全国政权，共产党更可以把它的谎言系统和强力禁制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从而将之发展到更完整、更严密的地步。当年，虽然有许多人受惑于共产党宣传，把专制误认为民主，把不自由误认为“最大的自由”，但领袖们自己却一点不糊涂。当毛泽东发动鸣放整风时，越是圈内的人越是不当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当真，也就是说，越是圈内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轻信。至于毛泽东本人，先前号召鸣放整风，俨然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又发动反右运动，分明又是犬儒主义。毛泽东翻云覆雨，正好说明了他是真犬儒主义假理想主义。
6、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是从“权力向暴力转变”？
在《太子党纲领》中，作者提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 认真分析那段文字，以下几句话颇堪玩味，作者批评共产党“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敢讲严政”；作者认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六四事件的经验表明，政治反对派用以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有时恰恰就是共产党尚未进行有效转变的一些革命理论”，“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
其实，《太子党纲领》的意思无非是说：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群众，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压制人民。对于来自人民的反对意见，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获得压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就叫“民粹主义”，这就叫“骄民政策”、“不敢讲严政”和“群众运动天然有理”。 这套理论，倘放在革命时期或许有益而必要，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
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产政权的这一内在弱点，《太子党纲领》建议，中共务必要改换自己的理论，放弃已经不合时宜的革命口号，要向老百姓摆明“我们统治你们”的姿态。这就是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有人解释说，六四之后，中共继续开展经济改革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就为中共统治赢回了合法性。另有一种解释说，今日中共扮演了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保护者的角色，因而其统治便具有了合法性。这种解释误解了政权合法性的意义。一个政权做出了某种政绩，这是一回事。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这是另外一回事。
权力一词已经用得很滥很泛。人们常常把任何具有强制性的力量都称作权力，这就和暴力一词分不清界限了。强盗拿着手枪要我交出钱来，这是一种情况。政府派人向我收税，这是另一种情况。你或许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交钱都是出于被强制。然而这两种情况分明又很不一样，因为我承认我向政府交税是应该的，我承认政府有权要我交税，但强盗并没有类似的权利。可见，政府的强制力才叫权力，强盗的强制力只能叫暴力。概括言之，凡是得到被强制者承认其正当性的力量叫权力，凡是不被我们认可的强制力叫暴力。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太子党纲领》的真正含义了。声称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其实就是承认和宣布从权力向暴力转变。照纲领的作者们看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横竖已经百孔千疮，现在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干脆摆明了我们（中共）就是靠暴力实行统治。暴力自有暴力的好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自我粉饰，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作茧自缚，从此更可以方便行事。走到这一步，共产党的犬儒主义也就走到了它的极点。
7，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忍受，他们就越是要求赢得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特殊性原因在于，共产党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着。那些正直的共产党人，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于是就加速了共产主义专制的败亡。
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一种流行的谬误。许多人把邓小平路线称为实用主义，应该说邓小平路线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犬儒主义。因为实用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邓小平路线的特点恰恰在于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时至今日，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已被世人看穿。照理说，谎言一经识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间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态。汉娜·阿伦特发现，“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这些人非但不去揭露谎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促成权力的性质转换，相反，他们对这种挂狗头卖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对权力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的现状大表赞赏，以为那是高明，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见犬儒病已经深入到何等程度。
共产主义国家推行改革，其结果是导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传统信仰的破产。在苏东各国，专制权力转化为民主权力。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使中共暂时得以幸免“改革找死”这一劫。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至此，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只剩下了犬儒主义。
8，犬儒心态和恐惧，兼论”难得糊涂“
如果说共产党犬儒化的根源是“为权力而权力”，那么，民众犬儒化的根源便是恐惧。
共产主义专制是谎言加暴力，与此相对应，其治下的人民则是轻信加恐惧。严格说来，轻信和恐惧是互相矛盾的。在这里，轻信是表层意识，恐惧则存在于下意识。
不妨举个小例子。在过去，假如在我们的亲友熟人中有一个被戴上帽子的右派分子，通常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深入接触。我们很少会认真询问他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凭着直觉，我们其实不大相信他真是“敌人”，但是我们并不去努力了解事实的真相。这表明我们下意识地害怕了解事实真相，因为我们担心真相会动摇我们对党的信仰。有时，我们分明知道别人是被冤枉的，但是我们并不为他公开地鸣冤叫屈，因为我们害怕被株连。这表明我们从骨子里并不相信我们的制度是公正的制度，是讲理的制度，是保护好人的制度。轻信和恐惧之所以能够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共存，无非是因为我们平时总是把恐惧赶到地下室，避免让它直接与轻信面对而已。
这已经是犬儒主义：我们下意识地不相信我们上意识所相信的东西。如果说统治者的犬儒主义表现在他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原则，而只是把那些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那么，民众方面的犬儒主义就表现在我们也并不信仰我们声称的原则，而只是以此来掩饰我们的恐惧，为我们屈从权势加以合理化。
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他们总以为人们没有起来反对专制，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识破谎言，没有认识到专制是专制。其实不尽然。有时情况刚好是反过来的。正因为他们多少意识到谎言是谎言，感觉到专制是专制，若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而不敢抗争。事后我们不难指出，八九民运的若干学生领袖因为对共产主义专制的凶残本性认识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杀（这话其实只有片面的真理，按下不表），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当局的凶残，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敢于发起这场运动，投入这场运动呢？许多成年人不正是因为对当局的凶残看得太清楚，才置身事外，才去劝阻学生们不要上街的吗？
恐惧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桥梁。在极权社会中，恐惧感深入人心。承认恐惧，认识恐惧，必将把我们推向异议者、反对者的立场，哪怕我们只把异议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恰恰因为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与反叛，多数人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恐惧，掉过脸去假装看不见，假装没有这回事，宁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样的“难得糊涂”就是犬儒主义。只有肯思考的人才会变成犬儒，而一旦变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考。只有聪明人才需要变糊涂，这要求你必须给自己的聪明套上笼头，不让它去深入思考那些容易惹麻烦的现实问题。日子一长，你的聪明会退化，于是，你就终于修练到难得的糊涂境界了。“难得糊涂”式的犬儒主义无异于精神的自我阉割。它是对理智的背叛，对聪明的背叛。
9， 从人文精神讨论谈起
人文精神讨论涉及到许多问题。首先我要指出，八十年代不愧为自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文精神最为高扬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为时代英雄。这不足为奇。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国家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共产党以一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在这里，每一种控制和压迫都假借理论的名义，因此，每一种挑战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论的挑战和反抗。如果我们把批判精神定义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黄金时代就正该是意识形态统治社会的后期，知识分子批判作为专制基础的意识形态，他瓦解了那套意识形态，从而也就瓦解了专制统治。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失落感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与上面所说的情况类似。在八十年代，一部在纯学术纯艺术领域中突破原意识形态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学术圈艺术圈之外的广大公众中引起轰动，这在九十年代就几乎不可能。另一个问题则全然不同。在中国，政治专制依然存在，这个被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批判的主要目标依然存在。照理说，知识分子的英雄戏还没唱完，怎么就被抛向边缘了呢？当然，这是因为政治专制政治高压。在中国，人文精神的高扬期与失落期是以六四分界的，这本身就给出了答案的线索。
然而，答案的线索还不是答案。不错，六四事件压下了一批知识精英，但是，知识界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老百姓的“什么话都敢说”的情况并没有衰减，而且更尖锐、更普遍——如今，连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评共产党了，许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的观念，到了九十年代反而显得稀松平常，通行无阻（例如人道主义的观念）。现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感慨是：并非我们不敢批判，并非当局压制得太严，问题是如今的听众数量较六四前大为减少，我们的呼声缺少广泛的回应，别人都忙着下海挣钱奔小康去了。无怪乎一批论者要把矛头指向商业化世俗化及大众文化了。
我并不否认经济大潮的冲击。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起了新一轮经改热潮，这确实转移和减轻了政治专制所面对的压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导致自由呼声缺少回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泛滥成灾的虚无主义和犬儒心态。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恶劣的后遗症。
10，自由民主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六四的另一个后果：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对理念、对理性的信仰。不管我们如何反复论证说明六四的结局绝非必然，以期在人们心中重建对理性抗争的信仰，可惜的是，多数人一时间不会这么想，他们更容易从那一震撼中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思想打不过刀枪，理性敌不过暴力。
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许多人仍然认为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他们不再信仰，不再参与，不再身体力行。他们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一种循环论证的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实现，所以他们不去为理想而努力。他们知道现实是丑恶的，但因为现实是现实，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够改变，所以还是接受了现实。一旦人们放弃了理想，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去倾听理想的呼声。他们觉得那都是空谈，毫无用处，只是徒增烦恼而已。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过去，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满；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
我们讲启蒙，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里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们认识到善，他们就会从善，认识到恶就会抗恶。但是启蒙对犬儒们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犬儒是不分善恶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有的犬儒富于进攻性。他们不只放弃理想，还要反过来嘲笑理想。尤其是在现今的中国：过去，共产党实行“全面专政”，“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给个人留下的出路太窄；如今却是“一面架机枪，可以走三方”，只要不挑战政治上的专制权力，干什么都行。你偏偏要朝枪口上撞，不是“傻冒”是什么？人生苦短，大家都受了半辈子穷，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大发其财的机会，为什么非要争什么自由民主不可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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