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贫农忆苦思甜
这是在一九六八年下乡知青中广泛流传的经典段子。
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第一堂阶级教育课是支书安排老贫农做忆苦思甜报告。
“旧社会的苦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那时没有土地，给地主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老贫农说着说着放开了，说吃的虽然不好可一般也能吃饱，“地主也知道饿着肚子干不好活”。
主持会议的支书听到这连忙插话“说说民国十八年饥荒”。
“民国十八年咱这里大旱，颗粒无收。没吃的，把人饿扎了。可是饿的再扎也没有六零年扎”！ “扎”是陕西方言念za，是“很”、“非常”、“严重”的意思。
支书再次打断：“说说民国十八年你逃荒要饭的事”。
“民国十八年遭灾，村里饿死了几十口人，那年头惨啊。我逃荒到外地要了一年多饭，好歹捡了一条命。可是再惨也没有六零年惨！六零年咱村饿死了一百多口人，有几家全部饿死绝了户。不是六零年的灾害比民国十八年更严重，而是上面不让农民逃荒。路口车站都派人守着，不许灾民离开村子。乡亲们只能困在家里干饿等死。”
村姑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8年12月我们下乡到太白县红旗人民公社一个生产队。这是个秦岭山区的小村庄，只有十三户四十几口人，村民基本都是文盲，一些人没有出过秦岭山、没有见过火车。
村里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是个女人。她名字叫金兰，文盲。
反革命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类。在我的记忆里城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有文化有思想又管不住嘴的人，或者是家庭家族受到过政府打击的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文革期间政治迫害门槛很低，人与人之间相互陷害也很容易。只要你周围的人例如同村、同事抑或是同学，有几个一致认为你是“反革命”并且付诸行动，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个“打”字用在这里很贴切。
这么一个文盲村妇，她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吗？虽然在那个年代“反革命分子”并不少见，但是山村能出个现行反革命还是让我们惊奇。
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会议上确立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疯狂进行，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六月的一天，一辆警车突然开到村里，逮捕了金兰。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她的三个女儿吓得直哭，丈夫吓的说不出话。大部分村民对此感到吃惊，队长则很兴奋、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第二天金兰的丈夫带着没有断奶的小女儿到县城探视。又过了几天金兰被放回来了，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2年。由于有需要哺乳的孩子改作“监外执行”。
在当时“反革命分子”分两类，一类是被“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政治上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类人要遭受政治批判和人格羞辱，罪行严重的还要关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文革期间把地、富、反、坏、右称作“黑五类”，再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帝间谍”“苏修特务”等等统称为“牛鬼蛇神”。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简称为“牛棚”。）
另一类是被国家机器逮捕、判刑了，当地农民称作“受过法”，属于法律上判定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罪行”要比前一类严重，人数也少得多。
我曾经问过村里人，金兰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干了什么反革命的事？村民大都言焉不详不愿谈及此事。一些人的说法是金兰脾气不好嘴利伤人，得罪人太多以致此祸。几十年后我电话联系到了当年大队的几位老年人。我追问当年金兰的反革命分子的事，人们还是说她嘴太厉害，爱骂人。
金兰丈夫则说，是金兰曾经抓住偷盗队里粮食的人不放，并且把事情宣扬出去。被抓的人是队长，后来报复，黑了心把金兰打成反革命。
金兰严重的、确凿的反革命罪行，我了解到两项：一，“破坏三面红旗”：文革时期经常组织群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声讨刘邓反党集团等等。为了声势浩大要求每个村游行时都要打上红旗，生产队并无此物，就摊派到每一户必须自备一面统一规格的红旗。做红旗先要买红布，不但要钱还要布票，这就挤占了农民的穿衣用布。金兰没有布给孩子做衣服了，就把自家的红旗裁了改作成小孩内衣，再游行她家就没有红旗可打，不久事情败露。她态度不好，只强调“我娃没衣服穿，没办法”，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成了“破坏红旗”….破坏三面红旗….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二，“反对毛主席备战备荒的伟大指示”：1967年开始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军事对峙。毛泽东发出了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地处山区的太白县进行过几次防空演习。一次演习时金兰看到邻村的人拉着牛担着粮向山里转移，说人家是“逃荒荒”。明明是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的指示搞的防空演习，她却说是逃荒，这在当时就是反对毛主席，盼着苏修打进来。
尽管人们都知道如此罗织罪状太牵强，但还是被一一坐实。
我在村里两年期间金兰的批判会开过几次，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夏那一次。金兰在地里干活时，为一点琐事与一个叫梅儿的贫农女儿发生了争执。梅儿找到队长要求开批判会，打打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当晚队长召集全村社员开批判会。会场就是队里的饲养室，真正的牛棚，生产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就利用饲养室里的一点空地开会。
金兰被勒令站在地中间接受批判。梅儿首先站出来发言，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谩骂，骂着不解气又上前揪住金兰的头发使劲往下拽。梅儿比金兰年轻十来岁、劲大气盛，几下子就把金兰拽倒在地上。金兰刚开始还分辨，说她对梅儿并无恶意是梅儿误解了她的意思，后来看梅儿那么凶狠，也不分辨了，挣扎着喘着粗气吼道：“你拿骨朵把我打死，你拿骨朵把我打死！”（骨朵是当地一种像大锤一样的木制农具，用于打碎地里的土块）梅儿嚷着“你个反革命还这么嚣张！”又踢了金兰几脚才罢休。队长接着发言，政治水平比梅儿高：“你是不是看着苏修在中国边境寻事就觉得你的苏修主子要打进来了，就嚣张起来了？嗯！？”参会的人大都随声附和的跟着嚷嚷。
接下来金兰家的“准女婿”的批判发言让所有人意外。首先补充介绍几句：金兰家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大女儿十六七岁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要给大女儿招个上门女婿顶门立户。招女婿过程分两步，“上门”和结婚。“上门”是小伙子来到女方家，加入到女方家的生产和生活中，但是不与女方同房。过上一段时间双方都满意了，再办理婚姻登记和婚礼，双方正式成为夫妻。在上门期间如果有一方不愿意继续下去，小伙子就离开女方家。这当然不是好结局。金兰家的准女婿上门已经有几个月了，听说与准岳母关系处的不好。
准女婿讲，一天他在灶头借着煤油灯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金兰对他横加指责，反对他学习。“反对学习毛著”，这可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直觉感到他在说谎，每天劳动累的要死，谁还在家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呀，我们都不学！金兰的大女儿原来默不作声，听到这里忍不住喊道“你胡说啥！你那天根本就没有看书。” 也许是人们都不相信准女婿的说词，批判会并没有顺着他的说法走下去。
就这样连骂带打的批判了一个多小时。批判会后金兰几乎站不住了，由她的大女儿搀扶着回家。之后我们几个知青在背后都骂那个准女婿不是东西！就是有家庭纠纷也不能在政治上陷害人呀。没几天他就离开回自己家了。无论是他主动离开还是被赶走，都是很失败丢人的事。
虽然我在城里看到过文革初期人们的疯狂，这样活生生的批判会还是让我震惊。一个文盲村妇，因为嘴厉害，人缘不好，就能被心怀私仇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凌辱。就连准女婿都敢在众人面前编造谎言对其进行污蔑陷害。政治，成了心理阴暗的人可以随意利用的凶器。
中国人怎么总是和自己的同胞过不去？1949年前共产党与国民党斗，打败了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再与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和“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斗。就是在个小山村里也要整出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来斗一斗，同胞们不能和平共处，一起过日子吗？中华民族就是离不了内斗吗？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在欧美，国民中没有政治上的“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我想可能这是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吧。
自建水电站的青年被打成反革命
我们下乡时农村没有电。听村里的人说，邻近的良峪大队有人在自家里建了一个水电站！我不信,没见着河上有电站大坝呀，再说建水电站也不是个人能力所及。后来村里人带我们去看了，才知确有其人，确有其事！
此人名叫张成，二三十岁，聪明好学。一股渠水流经他家院前，水渠宽约两尺。他在渠旁盖了一间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做“机房”，把渠水引流进机房。里面安装了自行设计制作的木制水轮机，再用皮带带动一个自行车摩电机发出电来。拉两根电线到屋里，可以点亮两只一两瓦的小灯泡。这可能是中国最小的水电站了，微小到只有几瓦的电力输出。在机房里我看到了以前他手工制作的发电机，转子上用几块有线广播喇叭里的磁铁做成磁极。发电的线圈在定子上。多年后我在大学的“电机学”课程里学习到发电机的结构原理，回想张成的发电机居然和书上交流发电机的结构基本一样。由于条件和工艺太简陋，磁铁固定不牢靠总是发生转子“扫膛”问题。一旦发生扫膛结果就是整个发电机被打散。因此这个发电机没能投入实用。张成在没有工业技术的条件下，仅凭借来的一本初中物理书上水电站和水轮机的简单图片就搞起了水力发电，让家人点上了电灯。这至少在太白县都是独一份。我非常敬佩张成的大胆和聪明。
1969年冬突然听说良峪队挖出了个反革命集团，张成参加了，被大队关押起来了。过了几天听说张成上吊自杀未遂！我暗暗为他担心。又过几天良峪大队要把这些人交给县公安局，公安局不接收。再后来听说关押的人都放回家了。我们队的知青觉得事情不那么严重了，就去张成家里看望了他。当时他的脖子上还有一圈清晰的红印子，情绪上显得很不自然。
事情前后是这样：当时有一个名叫“林玉海”的县法院干部下放到良峪大队，他一心想搞出点先进事迹以求政治进步和回干部队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出政绩”。这个林玉海和队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个经常在一起的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把人关押起来让交代问题。可是审来问去也没审出什么“反革命集团”实质性的东西。
张成平白无故被关押，很是悲愤。一天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偷偷跑了。看守的人发现后整个大队炸了锅，这要是让反革命分子跑了还了得？立即派人到汽车站、路口、山上搜寻。张成跑上山，在一棵树上上吊了。幸运的是地点离村子不太远，搜山的人也到了，找到并解救了他。
林玉海企图让专政机关介入把事情闹大，想把这几个人交给县公安局结案。县公安局看了队里送来的材料，里面也没啥有用的东西，坚持不抓人。林玉海和大队干部本想立上一大功，政治上好好露露脸。这下公安局不管，队里审不出个名堂，还差点出了人命。只好放人回家。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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