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的激烈竞赛中，隐藏中国的秘密：中国足球具有强大的象征作用，它承载了一个国家改革的重量，追寻场内场外公正的游戏规则，期盼出现作家林语堂所说的「费厄泼赖」(Fairplay，公平竞争）的精神，认同国际标准，踢出了一个不断追求专业与竞争力的气场，克服昔日岁月中的弊端和挫折。世界杯就像一个触媒，触动中国社会向前迈进，寻求一个「后发制人」的可能性。
二零一四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进行到半决赛，七月九日北京时间凌晨四点的德国与巴西之战，德国战车攻势凌厉，桑巴军团溃不成军，七比一的比分让世界杯主办国巴西蒙羞，也让世人见识到德国足球的威力。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中国访问，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大胆预测，「中国的球迷可能有上亿，我们德国全国也没那么多人」。
没有人会低估中国球迷的能量。这个估计约一亿人的群体，在网络上非常活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时，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谈到中国的球迷，温家宝说可能中国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比德国还多。
那是比赛的前一天，没有人会知道德国会七比一「大屠杀」巴西。默克尔说：「我们当然希望德国取胜，但巴西是主场，所以可能更多人希望巴西主场夺冠，如果德国取胜，估计给我们鼓掌的当地人会有点少。」
但中国球迷的「拥德派」，可能比德国全国的球迷还要多。然而中国球迷不仅以量取胜；他们也是非常勤奋的一群，在网络上敢于说出自己的爱恨，也将他们对中国队「恨铁不成钢」的情结，投射到其他外国球队的研究中，对于欧洲与拉美列强的势力，都牢牢掌握，也反过来要「倒逼」中国足球的改革。如果西方和亚洲其他的俱乐部都可以，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也就是在不断的比较中，中国球迷拥有了最宽广的国际视野。
这也注定中国足球不会陷入一种封闭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都要面对一种「双关状态」－－「关起门来打狗」和「关起门来做皇帝」。权力的傲慢，也来自于这样的封闭性，可以为所欲为。但中国足球的发展，却不断要冲破这样的局限性，因为广大的球迷都有非常宏大的国际观，他们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的玩法－－从教练到球员的薪水到比赛裁判的背景，都会与中国的比较，而不会自说自话，自己过瘾。
事实上，国际的俱乐部和一些参与世界杯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中国球迷这个庞大的、喧哗的群体，他们甚至开辟了中文的网站，来争取这些消费者。中国一些专业的足球网站，如虎扑网等，由于用户的飙升，开启了密切的互动，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模式。
因而中国球迷与中国足球的论述，见证了中国足球的变革。民间资本的力量，从恒大的许家印到阿里巴巴的马云，都不断投身到中国足球的升级换代。他们以资本的力量，呼唤更有竞争力的球会经营，也呼唤更专业的足球表现。
这也是世界杯的中国秘密：中国足球具有强大的象征作用，它承载了一个国家改革的重量，追寻场内场外公正的游戏规则，期盼一个林语堂所说的「费厄泼赖」(Fairplay，公平竞争）的精神，认同国际标准，踢出了一个不断追求专业与竞争力的气场。尽管它在过去的岁月中，历经了不少的弊端和挫折。但世界杯就像一个触媒，触动中国社会向前迈进，希望寻求一个「后发制人」的可能性。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近年很难激起中国人的自豪感，「国足」在中国也早已成为骂人的词汇。因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在网络上，关于中国足球的种种话题再度兴起，这一次，不止中国球迷，甚至连《时代》(Time)、福布斯新闻(Forbes)和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都有同样的问题－－拥有众多足球爱好者的中国，为什么足球踢不好？
由「举国体制」朝市场化改革的中国足球，是中国宏观改革的同构缩影，因为其独有的公开竞技、国际比赛特征，让问题体制下的种种丑闻和恶果暴露无遗。在数十年的质疑声中，中国足球正试图厘清历史脉络，追溯失败之谜，探索成功之道。
假球和黑哨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中国足球「红山口会议」曾被乐观的足球人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正是这一次会议，国家体委召集全国七个城市在北京研究足球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中国足球由「举国体制」转变为职业足球的开端。
与欧洲市场化职业足球的悠久历史不同，中国足球从全权体制中走来，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在一九五七年成立足协，举办甲、乙足球全国联赛，但这和现代职业足球联赛相去甚远。足球人才金字塔由「业余体校－省队－国家队」的输送体系构成。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的差距，是加法和次方的差距，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距，走市场化职业道路，成为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不二法门。
于是，这次足坛史上的「遵义会议」提出，「实行足球俱乐部制，学习欧洲经验，打破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足球的方式，积极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走足球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路子」。自此以后，这场由体委主导的中国足球改革，开始了一段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职业之路。
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七年，最初四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蓬勃发展。那是欣欣向荣的日子，市场化以后的球员纷纷赚钱，优秀的球员获得很高的身价。前国足郝海东转会至大连万达，现中国首富王健林当时支付给他月薪高达三万人民币，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年代，这个身价极高。市场的激励作用非常明显，民间足球蓬勃发展，数千所民办足球学校在中国开办，家长不惜高价送孩子前来训练，希望孩子日后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一切似乎欣欣向荣。
可在不为人知的暗地，腐败正在孳生，它构成了中国足球后来的代名词－－假球和黑哨。
如果说前四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只是打一些「人情球」，那么一九九八年以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就开始全面走向腐败。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在足协杯半决赛中大连万达集团的退出。因为对主裁判俞元聪备受争议的三个点球判罚不满，前后为该俱乐部投入三亿元的企业家王健林宣布，「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球」。
同在一九九八年，延边敖东的球员高仲勋在亲历了裁判的「严格照顾」，导致球队输给了前卫寰岛以后，绝望道「中国足球没戏了」。然而，这句话让高仲勋退役以后，找不到一份足球的工作。辗转多年，这位天才中场球员不得不给韩国人打工。
一九九八年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的腐败元年，此后，一九九九年「渝渖之战」的假球黑幕，直到二零一零年的足坛反赌风暴，才被重新提起。
也不是没有足坛反腐，二零零一年「甲B五鼠案」就是中国足坛第一次打假扫黑，中国足协对打假球的长春亚泰、四川绵阳、成都五牛等球队做出了处罚，但牵涉出的许多案子又不了了之，这让中国职业足球的腐败不可收拾地蔓延。
中国足球在这一年开始真正滑落，后来中国职业足球由「甲A联赛」变成了「中超联赛」，但假球阴影从未离开。二零零三年「末代甲A」的冠军之战，对中国职业足球的腐败做出了生动的脚注－－上海申花为了夺得联赛冠军，通过足协官员，动用了超过千万的资金收买了竞争对手上海国际的球员。为了夺得末代甲A冠军，申花花费了二亿元。这一腐败窝案的真相，直到二零一零年的足坛反赌风暴才真相大白，到二零一二至一三年，足协官员杨一民、张建强、南勇、谢亚龙才被判刑。
在中国职业化足球的体系中，足协是唯一的裁判员，而同时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并不存在独立于足协的监督体系，也不存在常态化的司法介入，这让中国足球的腐败，从球员、裁判到教练，从俱乐部老板到足协官员，皆不能幸免。
足协是规章规则、制度和纪律惩罚机制的制定者，由于独立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又成为首当其冲的规则破坏者，这种「立法者带头破坏法律」的悖论，成为中国的恶性肿瘤。
这是对「Fair Play」价值的破坏，它凿穿了足球比赛赖以存在的根基，摧毁了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基本信任。即便在历经三年反赌风暴后的上赛季，中超联赛依然逃不过球迷和足球记者「假球」、「人情球」的指责，仍然在艰难地重塑公信。
本质上，足协对中国职业联赛改革的变质负主要责任。按照国际足联（FIFA）的要求，中国足协应当是非政府行业性组织，它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本身负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行业性组织。
政治足球弊病丛生
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实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足管中心则受国家体育总局管辖，在任领导由其任命。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一九九二年的足球改革，把「举国体制」下的足球一脚踢给了市场，但足协仍然主导着市场化足球的规则、监督和收益，而国家主义思维则让它随时在各个俱乐部调兵遣将。
作为政府机构，足协官员把足球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追求足球政绩的冲动压倒了尊重足球发展规律、帮助足球良性发展、维护和监督职业联赛公平竞争、长期规划国家足球的使命。于是，一幕幕闹剧频频爆发。
二零零零年，中国足协「别出心裁」地要取消联赛升降级制度，而这被公认为是竞技足球职业「竞争性」、「激励性」的核心内容。此外，足协提出「中超和中甲合并打分区赛」的方案，这种匪夷所思的提议被普遍地批评为「外行管内行」。盖其原因，则是足协主席由上级任命行政干部担任，由于中国政治的科层制安排，他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无需对俱乐部老板负责。并且，由于上任者凭领导喜好所定，上任者并不需要懂足球。
如今被判刑的前足协主席谢亚龙是典型案例。他曾为了实现向国家体育总局做出的政绩承诺，随意侵犯俱乐部的利益，强行压制各俱乐部的不满声音，冷冻中超老总峰会，人为地制造「和谐」状况。在足协诉讼委员会无法独立的情况下，足协主席足以一手遮天。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半官方机构，足协自行决定了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题，联赛产权由官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联赛投资人和俱乐部没有任何产权，俱乐部对中超联赛有限公司没有经营权，俱乐部只能拿到门票和被足协挑剩下的广告牌经营开发权。
这导致了足协和足球俱乐部之间不曾间断的矛盾，通过职业足球市场化赚取的利益没能转化为职业足球扩大的生产力，而让足协自肥。大连实德俱乐部副董事长元万中曾说：「最近足协和投资人也不沟通了，我们被撇在一旁成了旁观者，中国足球的改革与投资人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没办法，话语权在中国足协手里，中国足球如果被他们改回到一百年前也没办法！」
同时，由于足协主席任命来自于上级，它同时承担了市场化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管理功能。为了中国足球的国家队政绩，「一切为了奥运会、世界杯」做准备，足协作出入选国家队的职业球员不得参加中超联赛的命令，而培养和为该球员支付薪水的俱乐部，不能作出任何回应，只得遵从。
而对于要走向世界的国家队，政治足球也从未有起色。每一任足协领导拥有固定任期，拥有各自的足球理念，同时拥有各自的升迁压力，但惟独没有的，便是一以贯之和长远安排的目标。不同的领导更换了不同的「洋帅」和「土帅」，国足也从西班牙学到德国，从巴西学到阿根廷，中国评论员白岩松痛陈，「几十年学习下来，即便是最笨的一种，只要坚持下来，恐怕也不是如今这样」。
中国体育大老李元伟对比日本：「日本J联赛的例子那里放着，我们不知道去过多少人次批次考察，花了大把金钱，回来后一句中国国情就轻轻搁下，不能按照自身规律办事，从转变价值观、完善联赛机制、青少年基础做起，又有什么意义？」
而中国足协对于中超联赛的粗暴干预，让政协委员、恒大老板许家印积郁心中的不满在二零一二年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完全发泄出来。他在提案中直言，中国足球是「伪职业」，「运营联赛的中超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公司法人，实际上隶属于中国足协。体制上缺乏独立性，业务上功能缺失，导致其商业运营能力极差，在联赛版权、冠名权及衍生品等重要市场资源上非市场运作根本无法真正惠及投资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这份提案引来众多足球关注者的热议。许家印道出了中国足球、商业与政治的中国秘密－－政治不肯在社会领域完全退出，部分的退出是因为全权体制的不可持续，不可创造更多的红利。而足协的权力并不来自于俱乐部董事会的授权，作为足协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诉讼委员会」无法独立监督，足协主席在中超联赛一手遮天。
恒大崛起，尊重规律
而正是许家印投资的广州恒大，从一只降级的球队，短短几年之内成为了「亚洲之王」，给中国足球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广州恒大的崛起看上去不可思议，可同时又理所当然。
地产老板许家印在二零一零年三月接手广州足球，他豪言数年之内成为「亚洲之王」，被人讥讽为无知狂妄。但接下来的一切令人咋舌－－五百七十五天以后，广州恒大称霸中国足球，三年多以后，登上亚洲之巅。
二零一零年，恒大花费巨资引进郑智、郜林、孙祥和外援穆里奇冲超成功，随后以四百五十万欧元（约六百一十万美元）的税后年薪引入阿根廷球星孔卡，以一千万欧元年薪引入世界名帅里皮……恒大的资本投入令人咋舌，屡屡成为体育新闻头条。但这只是恒大成功秘密的第一步。
中国资深评论员李承鹏评价：「足球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按规律办事，以市场原则而非政府指令为准绳，以球员为核心价值而非领导一拍脑门的冲动，以球员利益而非书记们打造城市名片为最终追求，尊重专业和潮流，终会得到善果和荣耀。」
这确实是恒大崛起的秘密。为了刺激球员努力踢球，恒大采取了著名的「五一三政策」－－赢一场球奖五百万元人民币（约八十万美元），平局奖一百万元，输球则扣三百万元，从每场联赛奖金中，划出三成作为当场拼搏奖。这些政策行之有效，且被北京、江苏、长春等俱乐部效仿。
不止如此，恒大制定了最严厉队规「五必须、五不准、五开除」的「三五政策」。随着联赛的进行，杨浩、穆里奇、雷纳托、郜林等球星都不能例外地受到处罚，这种赏罚分明的管理体系也成为了行业标竿。
此外，如果说世界名帅里皮到来之前，许家印还要经常指手画脚，那么在里皮上任以后，许老板便给与了这位名宿独立的主导权，让教练的专业度发挥到极致，防止了「外行管内行」的现象。
不止如此，这个通过砸钱购买球员的土豪，正在学习拥有国企背景的传统豪强山东鲁能，着力于培养自己的青训体系，为恒大建立第二梯队，培养自循环的造血功能。而在恒大异军突起之后，山东鲁能等国企背景的球队也不得不向拥有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恒大学习，这种民企与国企正面激励的例子，正在让百废待兴的中国足球慢慢重生。
然而，作为政协委员的许家印直言：「二零一三年中国职业足球取得历史性突破，但整体上仍很落后。」他在二零一三年两会提案中，希望「教育部直接管理足球青训，建立新型足球学校」。「新型足校」是文化教育和足球专业培养并举的学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原有传统学校基础上增加相应的专业球场。
这在中国足球的金字塔结构中至关重要，单凭职业联赛的引入外援「输血」只是国足重生路上的第一步，只有挽回失去的足球人口，才可能拥有足球运动源源不断的基因。
足球的普世价值
「足球的成功，和足球人口的数量密不可分，一般而言，二十万球员中，才会有一名伟大的球员，而中国只有七千到五万名孩子在踢球，而在英国，这个数字是四百万」，北京一家足球俱乐部的主席罗文．西蒙斯说。
足球人口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中国足球面临的根本危机。虎扑足球网站主编陈中捷向亚洲周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的父母，有多少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踢足球，走上职业道路？有多少球迷，会热衷于足球运动？」
而陈中捷和他的团队就正在致力于普及足球文化，不仅让球迷能够在网络上交流世界足球，更能够组织线下体育活动，真正地体会这项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然而，陈中捷坦言，文化的普及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制度的转轨和变革。
一九九零年代， 中国足球人口曾一度高达七十万以上，这是市场化职业足球的初期，金钱的激励、职业俱乐部的兴起、足球学校的生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以此为志业，让人对中国足球充满遐想。然而，后来发生的无数丑闻摧毁了所有愿景，中国职业足球成为「黑哨」和「假球」的代名词，中国国家足球队成为「哀莫大于心死」的典例。
在中国，足球相比于其他问题更加凸显，原因就在于它的公开竞技和国际化的特征，这使得中国足球拥有了难得的「透明度」，在中国网络上，中国足球还拥有一群苛刻的监督者，他们是上亿的中国球迷，而中国的球迷正在通过舆论的方式，影响着中国足球││让足协，让国足都认识到中国足球岌岌可危的状态。
很显然，数量如此众多的球迷人口不能转化为有效足球人口，其中的精英不能转化为职业球员，原因无他，因为足球已经成为一项高风险、低收益的人生选择。竞技体育的核心精神－－「Fair Play」，在中国的权力市场经济体系中，备受压制，凋零殆尽。
没有公平竞争，资本、人才、政策倾斜都是无根之木，这是足球的普世价值，也是市场的普世价值。政治力量的非正当干预，运用行政职务的权力寻租，与政治联姻的红顶商人，缺乏独立的监督制约体系，「立法者带头破坏规定」的悖论，都在对「Fair Play」的普世价值进行毁灭性打击。
球评家李承鹏直言：「中国足球原罪在于体制，政治足球永远出不了线。」而这种规则意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排除许家印投资足球可能有的政治要求，但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对足球规律的尊重，正在构建这一行的规则，树立激励性的标竿。
有人质疑：「恒大夺得亚冠，靠的都是外援进球，这算什么中国足球的重生？」当然算，足球分为大众足球、职业足球和国家队足球，而作为职业的足球联赛则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如果能够建立独立于政府的足球协会，构建公平竞争的足球联赛，足协能够还利于俱乐部和球员，良性运转的体制将会让中国足球后发制人。而这一切，依赖于作为政治权力的足协彻底地退出职业联赛。
当然，百废待兴下的重生，注定漫长，中国球迷或许还有许多年才能看到国足重新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而在此之前，足协的彻底改革，中超联赛的公正运转，中国足球人口的扩大，才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 亚洲周刊2014年7月20日 第28卷 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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