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是回到那个令我非常留恋的、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之上的的“新中国”。有人说，那不就是毛的新中国吗？我说，不。那个“新中国”与蒋介石及历代皇帝的“旧中国”不同，也与那个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姓“社”的毛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同。
那个建立在“共同纲领”之上的“新中国”的生命非常短暂，恍惚记得，有位诗人（当时，不知道他叫胡风）献诗“时间开始了”，歌颂“新中国”的成立，等到我知道诗人叫胡凤，他已成了反革命，那个建立在共同纲领之上的“新中国”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记得，开国之初，我的父亲和我的同桌的留美博士父亲都应邀参与乡里议政，父亲告诉我，新中国的国体——国家政治权力的表述——是主权在民。中共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族党派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精诚合作决定中国的大事；多党协商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立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五星红旗上五个星都是国家主人。它的开国法统不同于蒋介石和历代皇帝。父亲不无陶醉地说，国家有希望了，以后有好日子过了。那段短暂宽松好时光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谁想到，那位留美博士伯伯刚刚以民主人士身份见证我们少儿先锋队的宣誓仪式，就被逮捕了。我的同学哭着告诉我，他们家本是要走的，全家已经乘火车到了汉口—，到反右，我的父亲因转述农民吃不饱、异议粮食政策的一首顺口溜，开始了22年的炼狱生活。
毛泽东废除了“共同纲领”，“主权在民”被代表了人民的领袖作了主。毛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他的权力权威无处不在、他对社会和人的头脑掌控远远超过历代任何一位皇帝。我身边的“组织上”说他是代表人民的，跟着他就会有幸福。从小我们一直被这样告知着教育着，我们也像相信母亲的话一样相信着，直到他折腾得国家濒于崩溃，我们还在一个劲地高呼他的思想万岁。实际上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 的毛泽东，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名为人民民主，实际还是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旧国家。毛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
社会在进步，如今醒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不醒的人不是不知道毛泽东总想着斗人的路线不好，他们比谁清楚，比谁知道得多，明知不好还坚持，是利益驱使，是对自己的权力来源不自信。有人说是受价值观决定的，我看不懂他们是受了他们的哪一个价值观的决定，是上个世纪40年代追求的“宪政民主”？还是开国之初的“共同纲领”？是前30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后30年的“闷声大发财”？细想起来，好像他们根本没有一个终极价值观，或者说他们忘记了当初闹革命追求的价值观。
我想，终极价值观就是“道”，从盘古开天古代的天道，到后来社会发展生出的王道、君道、父道、师道。道就是理，是合乎人性常识的伦理。庄子曰“盗也有道”，你想连盗贼都有盗贼的伦理，一个那么大的执政党迷失了“道”、违背它当初聚义的“道”能永远万岁吗？历代王朝的更替皆因道缺失、天理伤、常识废。言行相悖，法理无伦，失道寡助，久之必亡。
道——政治伦理，是执政党政治行为合理的依据。上世纪40年代陕北一角困难重重，道路自信成就了革命成功。建国之初废除共同纲领，实为食言变道，自此除了高压血腥，内斗，何来自信，何曾有过自信。毛的阶级斗争之道，折腾了中国30年，走不下去了，这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红色价值系还是倒台了。为什么？皆因它天理伤，常识废。
国家在历史进程中，面对变化了的形势，以改革应变，是常有的事。改革，就得给百姓一个新的开始，而“与民更始”首先要“缟素而正先王之失”。掩盖先王之过，给百姓带来的不是希望是绝望，改革就是要对做了坏事的先王的过失，敢于彻底变革；从民心民意中寻找自信，而不是从先王破旧的衣钵里寻找自信。你想，如果那里有自信可找到，他那么强大已经成神，会治国一败涂地民心丧尽吗？能有自信之物供你寻吗？为什么？皆因他道缺失，法理丧。
30年前，面对旧的价值观念不能用了、再用下去国家就要崩溃了的局面，既不愿意找回当初聚义时高举的道统，又找不到新的价值观念坐标，所以邓小平说不争论,模石头过河。毛还坐镇天安门，最高衙门两侧还高悬他的思想万岁。邓有底气争论得起吗？这一过就是河中三十年，看不到岸在哪里，市场经济不服红色政治体制水土，滋生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比他们恶痛绝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还要坏的东西。
都说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可怕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它必然的血腥更替和绝对腐败。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道理，是社会实践中凝聚而成的道理。真正地制约权力，或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是正道。这正道，迷失于“共同纲领”被废之日。
回到政治伦理迷失的那个历史原点，也许，那就是“举国过河”要到达的彼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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