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文中主人公是作者的父亲，一个老知识分子。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当个中学老师。几十年世态炎凉，他守正不挠，诲人不倦。可谓：忠信礼义富一生，命薄缘悭苦半世。后人思之，怅然若失。
一. 寻源
我去国二十年，每次回故里，若时间允许，必回衡山。一则父亲葬于此，要到坟前磕头行孝；二则，我虽在外地长大，但亲情不可分隔。如今移民国外，子孙后代回祖宗之地居住可能性极小，让他们知道根自何方，不忘祖先恩典，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多年心愿。因此这次回衡山，多一任务：查看族谱，弄清始祖是谁。
我出生时，爷爷早过世，只见过他一张戴瓜皮帽的照片。至于曾祖父叫何名，一无所知。从记事起，国内政治运动不断，文革欺宗灭祖，族谱属于封资修，多数人不敢保存，也不敢查询。父亲曾说，本家祠堂存有族谱，但祠堂离老家几十里，当年交通不便，虽多次回乡，一直没去过。
待我去国后，国内大兴修族谱之风，族人曾找我母集资再修族谱，母亲以我的名义捐了款。照理，每家都有一部与本家有关分册，但离家乡太远，我们没有得到。
如今网络发达，与族谱有关信息可上网查寻。百家姓中，我们算小姓，历史上出过几名人，文韬武略有之，臭名昭彰不乏其人。我在湖南省图书馆网上资料查到，衡山这支不属恶人后代，始祖乃宋代诗人秦观，源于江苏无锡。明朝因战乱阻隔，十三代后人定居南岳衡山。究竟我家是否属于此支，只有查看族谱，才可得知。
回国前我已告诉远房侄子金徕，到他家看族谱。金徕小我一岁，他父母在世时与我父母来往密切。每次回衡山，诚心实意招待我们，即使三年困难时期，热情依旧。他们勤劳质朴，村内外颇有好名，后代仍然如此。近年，金徕的两儿子到广东做点大米生意，虽没挣到大钱，在村里，也算富裕人家。他们在主公路边的支路旁建了两栋楼房，一个儿子一栋。上下三层，每栋面积大于300平方米，高大气派。瓷砖铺外墙，不锈钢门窗，里面装潢现代，灯具时髦。到金徕家时，金徕正在田里做事。他妻子喊他进来时，满头大汗。多年不见，两鬓灰白，人也老了，但红光满面，身体健康。我们聊一阵后，他从内室搬出族谱。
该族谱是八修族谱，与我家有关分册共七、八本。我根据父亲的信息，一代代上朔查寻。遇到有关章节，用相机照下。时间已晚，光线不好，我跟金徕说，是否能把族谱带到旅馆，慢慢琢磨，明日归还。他说，没问题，看多久都行。
二. 远负
回到宾馆，我在灯下翻看族谱，始祖果然是秦观，世系表由他而下，浩瀚近千年，繁衍近四十代。族谱正文按世系图先后次序编定，分别介绍每个人字号、父讳、行次、年代、职业、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儿女等。文字长者五十多字，短者仅四、五个字。一本族谱记录血脉相连几十代人。近千年风雨飘摇，世道沧桑，多少代人不懈努力，才保持了较完整记录。慎终追远，我心中充满对先哲感激之情。
衡山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骚客文人，络绎不绝。但百姓难有怡情雅意，靠山吃山，日子清苦。从我父上朔十几代，几乎都在衡山务农。浏览有关族谱分册和描叙父亲的五十字，知道父亲是该分支中几个有学问人之一。
记得读小学，我被人质问，你们家成分贫农，你爸为何能读大学。我无言以对，问父亲才知，爷爷是贫农，学费乃公堂资助。我还小，不懂公堂是什么，只知学费是他人所出。当年父母对祠堂族人感谢之情，对土改被杀几位恩人的怀念和叹息，有恩不能报的遗憾，深深印在我脑海之中。
父亲一直跟他的堂侄荒保，侄女玉珍有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家庭。母亲告诉我，荒保和玉珍的父亲是我的堂伯，叫秦思源，父亲读高中的学费全由他资助，土改时被划成地主，进了牢房，没几年死在狱中。
母亲还说，同乡有位地主，过去和同村几人一起当挑夫。中午人家吃猪头肉，他用生姜下饭，省钱买了几亩薄田。共产党来了，送他一顶地主帽子，土地被党拿去做了人情。那几挑夫，肉也吃了，地也得了，兴高采烈。母亲感概，省吃俭用，如此下场，老天实在不公。
文革初期，一张与父亲有关大字报写到，父亲是美蒋特务，解放前在南京由蒋介石任校长的特务大学受训。临解放，舍不得娇妻爱子，留在大陆，没去台湾。我惊呆了，半天没吭声，好在临近傍晚，多嘴多舌的伙伴们不在身旁，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父亲忠厚慈祥，怎会与歌乐山上杀死江姐，心狠手辣的美蒋特务同出一辙。但无风不起浪，我心事重重回到家中。不敢询问父亲，怕在他已经滴血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想到父亲平日为人和对我的疼爱，茅塞顿开，心中骂道：“写大字报的混蛋，你们说，我父为了娇妻爱子不去台湾，是睁眼说瞎话，放狗屁。按时间算，我几年后才出生，他哪里来的爱子。我妈九岁做童养媳，既不漂亮，又没有文化，是什么娇妻。他比那些狗官，进了城换老婆，然后害人害己，不知强几百倍。这种品德的人怎会是特务。人要讲良心，就是特务，还是我父亲，老子照样尊敬他。你们造谣生事，将来难有好下场。”
我虽淡然，仍然担忧。一年后，父亲平安无事，回到讲台，我才放心。多年后才知，所谓特务学校不过是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新政府叫他作‘伪政大’，父亲早向组织说清楚了。管档案的主任为了表现积极，跟学生串通一气，把此事作为重磅炸弹抛出。
一年后，该主任也无好报，文革前他整人多，民怨大，被造反派整得半死不活。造反派的头跟父亲同教研室，业务上得过父亲指点，对父亲很尊重。有次斗争该主任，会前他到家作父亲工作，要他大会发言。父亲无法推脱，出于礼貌，勉为其难。
斗争会上，轮到父亲发言，他第一句话对那主任说：“请坐下”。该主任已跪多时，头眼昏花，听此言，如获大赦，身子往后一靠，一屁股坐在舞台上。台下革命群众，过会儿才醒悟，一位文革前对此主任恭敬有加的老师，率先喊了起来：“跪下，跪下，你有什么资格坐。”会后，有人对父亲说：“老夫子，你也太糊涂，人家整得你要死，你不记仇，也不应敌我不分啊?”
父亲生前忙，没时间跟我们谈他和家族的往事。多年后，从他被迫上交的自传底稿，他人来信和回忆父母对话，我才知道他和前辈们的一些陈年旧事。
我爷爷以上很多代，都在衡山务农。为摆脱贫困，爷爷、奶奶和叔爷爷合伙在长沙南门外经营豆子小生意几十年，自做自卖，生活清贫，免强支持父亲读私塾，后到附近妙高峰中学读初中。
1938年父亲刚读初二，国民党为抵抗日军入侵，采用“焦土政策”，焚烧了整个长沙。爷爷奶奶几十年辛苦所得，被付之一炬，摆脱贫困之梦被彻底粉碎了，只得回老家，重操旧业，以种田为生。在思源伯父资助下，父亲在蓝田妙高峰中学读完初中，1940年考入安化湖南省立临时中学高中部（后改为湖南省立一中，现长沙一中）。
1942年高中毕业后，为筹备读大学的学费，父亲回老家教书，并当了两年小学校长。1946年考上了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因父亲任小学校长期间，经费短缺，被迫找人借钱以发放教职员工资，债主多次来国师找他讨债，加之其志向是报考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所以一年后，他向校方申请休学一年，在茶陵育民中学教英语，挣钱还债和准备去南京参加考试。
1948年，父亲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英文专业，并获奖学金。但家庭贫困，爷爷奶奶已过世，我母亲在家无生活来源，连路费都无着落。本乡和本族士绅惜才，为此召开了一个谷会为其筹款，父亲才得以成行。
然而生不逢时，父亲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才一期，内战炮火声中，政治大学被迫迁往台湾。在去和留的问题上，他亲人难舍、故土难离，选择留在大陆，一念之差，从此命运天差地别。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成了专制统治下被任意凌侮的蚁民。
当外交官的理想破灭了，父亲只得复学于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后并于湖南大学）。五二年毕业，父亲拿的第一号文凭，许多成绩比父亲差的同学都分配到大学任教，而父亲仅由于读了‘伪政大’和高中毕业前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芝麻大的历史问题被分配到中学教书。
在这个无言论自由，亦无沉默自由的时代，父亲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被迫对所受的旧教育、全面否定，自我践踏。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自传里，父亲如此描写报考政治大学的动机：“我的理想大学是伪政大，因此国师读了一年，宁愿放弃学籍，也要报考伪政大，……这说明自己不止于想在国内作官，而且在做着折冲樽俎，扬威异域的幻梦。这是我的‘向上爬’思想达于极点的具体表现。”
父亲读中学，正逢抗战，文明中国，将灭于异族。他们那辈寒窗苦读，为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古文化精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早已刻骨铭心。‘天下兴亡，匹夫之贱’，希望中华民族强大，不受列强欺压，是大家的心愿。抗战胜利了，痛定思痛，能“折冲樽俎，扬威异域”，即不用武力在谈判中制敌取胜，避免战争的苦难，让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扬名世界，应是他们那辈学人为之奋斗的宏伟志向，也是父亲报考政大外交系的真实思想。而这种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受到新政权的鄙夷和批判，取而代之是 ‘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的伟大理想。
三. 诲人
夜已深，孩子们已睡，我仍靠在宾馆床头， 缅怀先父，思绪如潮，往事如云。
父亲出生贫寒，他的父母没文化，亲戚邻居中没有读书人，学习上得不到他人辅导，若无智慧，不畏艰辛、勤奋向上，很难考上名气较好大学。当然没有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和族人乡绅无私资助，也不可能跨进中央政治大学的殿堂。只可惜社会动荡，天不尽人意。一个于族于家有益的美好梦想破灭了。
国民党败走台湾，毛泽东登基后，不思如何治国，让人民休养生息，走国富民强之路。而是根据解放前个人财富多少划分阶级，继续利用人性的嫉妒和贪婪，教育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大施淫威，搞阶级斗争，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队象，压在社会最底层。父亲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迎来了对他们而言，暗无天日的二十七年。
大学毕业后，父亲到长沙县一中教书，两年后，当了教导主任。1957年调到岳阳师范当实习主任，73年来岳阳一中，80年被评为湖南省中学特级老师。在礼崩乐丧，道德沉沦的二十七年，虽说斯文扫地，父亲与人为善，厚德载物。
父亲注重礼节。文革前，同事和朋友来访，他拱手行礼。上课学生起来发言，他要学生坐下，前面都加个“请”字。文革后世风日下，学生调皮捣蛋，不思学习，父亲一如既往，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彬彬有礼。同事劝他，“您这么大的年纪了，对这些调皮家伙，有什么客气的。”父亲一笑了之。
父亲饱读诗书。读过的书，常有眉批，书中有误，必圈之改之。待人诚恳，近似儒腐。学生和晚辈来信，若有文字语法错误，必回信指出。无论给何人写信，均用毛笔，以示尊重。写信不打草稿，援笔立就，一气浑成 ，一手工整小楷，无一处涂改。上课黑板上板书，亦是如此，字迹工整，排版均匀。有次我帮父亲磨墨，看他写信时问：“爸爸，你为什么不练草书？草书比正楷要潇洒多了。不管你读书多少，哪怕腹中空空，在人眼中，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
他笑了笑，停下笔来对我说：“是的，俗话说，字是人的门面，字如其人。草书写得好的，不少是思绪奔放，神情飘逸之士，写草书要有扎实揩书基础。我是老师，写的字要让学生容易认，不易误会才好。实际上，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最好提倡写正楷，当然写行书也行。”
父亲一生，学生近万，有良知者不少，如今尚有人缅怀他的教诲；趋炎附势、委琐下流，亦不乏其人。他为人谨慎，没有遭受“反右”一劫，但从文革中三届学生那里，得到回报是“封建余孽”、“反动学术权威”、 “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陪斗、游街的心灵创伤。
文革前，有一姓朱高才生，爱好古典文学，文章华美。该生常来家请教，若逢吃饭，父亲便请他与我们同食。朱生才高八斗，当然不计小节，欣然食之，然后推开空碗，手把嘴一抹，又滔滔不绝跟父亲谈起来。仿佛父亲肚中学问太多，特意请他挖掘，要不然消化不良，影响身体。他来家次数多了，我对其不拘小节也习以为常。
有天朱生又来我家，父亲正忙，让他等等。他拿起桌上一份人民日报，大模大样靠在椅背上阅读。我见他看《九评》，便说：“苏联修正主义也是太过分了，……。”
“那也不见得，弄不好，是我们自己错了。”他打断我话，瞟我一眼。
“哦。”我不再答话，心想，小子有点头脑，不人云亦云，只是眼中傲气，让人难受。
朱生毕业后到农村教中学。文革父亲受迫害，学校派人到与父亲接触多的学生中外调。该生提供材料中，诬陷父亲课堂上散布封资修思想，污蔑人民日报社论有文法错误，为整父亲的人上纲上线提供了旁证。
文革后，岳阳地区成立师范专科学校，文校长是师范的老校长和父亲的诗友。朱生想进师专当老师，专程来我家。我见他进来，便到后房。他跟父亲道歉后，请求父亲，大人不计小人过，向文校长说几句好话。父亲说，我知道你出身地主家庭，为了自己过关，唯恐革命不彻底，但是作人要凭良心，实事求是才行。你知道错了，没必要多提。你在师范读书时，我多次跟文老提及过你，他有印象。下次他来我家，我可以跟他说说。
我待朱生出了门，出来对父亲说：“人家忘恩负义，您还真要向文伯伯推荐他？”
“唉，他书读得扎实，虽然没进过大学门，但毕业不久，学中文的大学老师，又有几人能比得上他？上次文老要我推荐人才，我已经提过他，文老也认为是不错的人选。孩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情已过去，就不必纠缠不清了。”父亲答道。
“爸爸，您教的学生，五十年代毕业的，在您受难时，有人写信安慰您，您被停发了工资，也有人按月寄钱来。而六十年代毕业的，很多人不仁不义，落井下石，为什么五十年代跟六十年代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继续问道。
父亲沉思半刻，准备回答，来了客，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
他到岳阳一中后，教学任务更重。教两个毕业班语文。每个班六十多人，改作文是繁重任务。几十年养成了习惯，认真批改每篇习作。改错别字、标点符号，更正错句病句，眉批，尾批，评语一样不少，差的文章，几乎满篇红字。后来又身兼市政协委员，洞庭诗社副社长等职，社会活动多。人家要他做事，不知道推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质量不好不出手，经常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我劝他：“我过去读书，对老师批改的作文最多看看分数和评语，便放到抽屉中。想必您的学生，多数跟我一样。您花了这么大的气力，他们不会珍惜的，即使将来懂事了，也不领您的情。还不如，仔细批改几个爱学习的作文，其余的吗，给个分数算了。自己身体要紧，爸爸。”
父亲听了，笑了笑说道：“道理清楚，但把学生分成几等，有背师道。你放心，我会注意劳逸结合。”
77年恢复高考，文凭又吃香，名老教师格外受家长尊重。省医院一医生，爱人是归国华侨，独生儿子十六岁。前几年找关系，让儿子在文工团拉提琴。文凭热了，又逼他考大学。儿子没读过几年书，想走捷径，靠死记硬背报考英文专业。她请退休名老教师易老师辅导儿子英语，柳老师辅导历史。她与父亲在政协开会有过一面之交，请父亲辅导语文。因此，她常来一中，无事时跟我闲聊。一回生二回熟，以后街上碰见，十分客气，老远就打招呼。她儿子也争气，同年考上外语学院。她请名师们到家中吃了顿饭以示感谢。
80年底，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不久，因疲劳过度，不幸过世。其追悼会十分隆重。父亲的同事，朋友和领导来了许多，不少学生从外地赶来。师范中十六班学生彭菊潜，四十多岁，从浏阳星夜赶来，碰见父亲生前好友和原岳阳师范的长辈就下跪，行大礼。文伯伯扶起该生，含着泪花说：“秦公有了你这样的弟子，也该瞑目了。”
灵堂上，一中年妇人带儿子送来一条烟。我和妹妹从未见过她们，在旁的教导处主任告诉我们：“这孩子在一中读高中，父亲去世早，母亲打零工为生，生活艰辛。你爸爸并不认识她们，因为进一中读书有困难，既没有领导条子，又不是教工直系亲属，找你爸爸说情。你父亲见孤儿寡母，心存怜悯，力排众议，说‘我没有任何亲戚要来一中读书，她就算我的侄女，总可以吧。’临会之人，听老夫子此言，不再吭声。事后，我们敬佩你父亲高尚品德。”我听了非常伤感，一则为父亲，好人不长寿。二则为那孤儿寡母，知恩图报。我追上，要他们把烟拿回，退掉后可多生活几天。多年后，我还想此事，不知那男孩后来考上大学没有，贫苦慈母教养之恩令人伤感。
追悼会前，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柳老师问我，那位医生是否参加追悼会。我说，不清楚。父亲跟她素昧平生，为她儿子辅导功课，无偿劳动几月，最后看我父亲一眼，祝他一路走好，应是人之常情。但她从未现身，我也没在意，想必人家忙，或者信息不灵。事后几月，我去医院一朋友家，路上碰见该医生，主动跟她打招呼，她不认识我了。原来这位有气质、有教养，需人帮助时，口头上再三表示感谢的高级知识分子，消息灵通人士，还不如打零工的妇人通晓礼义。当时我想，这种拔苗助长、薄情寡义的母亲究竟能培养出什么优秀人才。十多年后有人告诉我，医生的儿子上大学不到两年，因精神原因被学校辞退，没成正果，十几年来没有正式工作。辜负了父母一番苦心和美意，浪费了所有名师的辛勤劳动和精力，“可怜的小伙子，唉，……。”我不由得一声长叹。
我左思右想，久久不能入睡。窗外一轮弯月挂在空中，几片浮云轻轻飘过。我面对故乡夜色，又想到当年问父亲“为什么六十年代毕业生不如五十年代的”，父亲即将回答，却被来客打断的答案是什么。
他会不会说，“这是实行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和在学校中彻底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
“不，他不会这样说的。”我自言自语答道。父亲虽相信我，知我嘴巴紧，不乱说。但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他决不敢直言相告，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如果不这样，他会说什么？父亲对我从来都有问必答，实言相告啊！
几十年过去，教育和其他行业一样，起了翻天覆地变化。国家富了，学校变样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教师队伍，人才济济。一所规模较大高中，特级教师几人，高级职称上百。知识价值得到尊重，学问白天按国家牌价批发，晚上和假期按市价零售。新老教师，各有神通，收费补习班，如火如荼。教工宿舍楼，不分白昼人声鼎沸，麻将洗牌声，卡拉ok声，声声盖过读书声。大学变化日新月异。教师队伍素质空前，连后勤主任，财务科长都是教授职称。大学成商家，教授当掌柜，学生变顾客。文革时名老教师挨整，是威武下的奴隶，如今低分学生被宰，成为富贵之源泉。虽然学生人文知识一代不比一代强，但应付各种考试能力，驰名海外，震撼寰宇。如果曾经梦想中华文明能扬威世界的父亲和其他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传统教育的前辈知识分子们泉下有知，不知他们感受何如。
四. 寄怀
父亲博览群书，学富五车，除作诗填词，再无其它爱好。工资除家用，剩下全买书。家里书多，校内外小有名气。有些书，学校和当地图书馆没有，不少人前来借用。大多数有借有还，偶尔也有记性不好或有意不还者，父亲不去讨，免得他们难堪。
读书乃父亲每日必事，常在晚上改完作业备完课，万籁俱寂之时。每逢佳作常曼声长吟。咏诗曲调，音高随诗词意境而起伏，节奏随作者情怀而变化，感人之处，极慢极轻。因住房少，从小我和他同居一室。入睡前，静听父亲的怀古咏叹调，是我逐渐认识人生真谛的启蒙。
父亲读私塾多年，古典文学根底深厚，又跟文字、文章打一辈子交道，除诗词外，不敢有其它文学作品，诗词中还要涂抹一些政治色彩。解放前后均有诗作，四人帮倒台之后，作品才日益增多，和省内外文人墨客常有唱和，有几个老先生曾是颖识通达的南社成员。古典诗词讲究格律、对仗、意境，常以言桑寓柳，咏风嘲月而寄托情怀，写诗作词给父亲带来欢乐和荣誉，也带来伤悲与苦痛。可谓乐也如斯，忧也如斯。
文革开始后父亲忍痛焚烧了大部分诗词联稿，打到四人帮后，追记了很多，并编辑成册，厚厚几本。父亲过世后，我整理其遗作，大部分诗词都在，唯独一册包括解放前和文革前最无政治色彩，有一定文学价值的诗稿遗失了。我曾听父亲说有人借去阅读，当时我没在意。父亲去世突然，后来我问过几人，都回答不曾借过。多少年来，我一直梦想和期待，那位借了诗稿的君子，若有一日，想起我父生前对学生和同事的诚恳和友善，在把诗词中稍有价值，可以化整为零或合零为整的零部件拆缷光后，原稿归还主人后代，将来轮到他离开尘世前，或许有片刻心灵的安宁。
父亲的诗词早呈功力，他读初三时，在七律《蓝田双江口赠龚言章》中写道：
蓝田雨送回山秋，花木园林任去留。忧国几人同慷慨，行空万里羡骅骝。诗宗南社称高洁，学邵西铭快远游。澧水幽兰湘水月，离情无那共悠悠。
我读此诗，已大学毕业，不懂’骅骝’和’西铭’，查了辞海才读通。那辈学人忧国忧民情怀，高远志向，渊宏之才和同学纯真友谊，特别父亲的德才双馨，让我这个受党多年培养，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78级的大学毕业生为自己的浅薄而汗颜，为慈父的坎坷磨难，时运不济而凄然泪下。
父亲读大学的作品，更为凝练厚重，深得师长垂青。国师师生送廖世承院长回上海，父亲赋七律《南岳送廖茂如院长假归沪上》一首：
风雨黉宫几播迁，南天何幸结师缘。花开衡岳春如海，梦绕吴江浪拍天。劫后红羊乡思切，渡头青雀客帆悬。依依柳色难为别，纵得重来又隔年。
在国师(湖大)复学后，文学院长杨荣国对父亲颇有好感。这是文革中，杨先生在”批孔”中成了”大红人”时，父亲告诉我的。他还说，事实上，杨对孔子思想一直持批判态度，既然圣上要搞“儒法斗争”，便轮到做学问的人大红大紫了。
1957年父亲到岳阳师范工作，文校长是诗词大家，与父亲一见如故，常一起赏鉴文墨，唱和词章。文伯伯过去是地下党员，比父亲大七岁，平易近人，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头发长、说话吟诗得意处，闭着双眼，头往后仰。有次我问父亲，你和文伯伯相比，谁的诗写得好。父亲说，当然是文老，他的诗词典雅隽永，更可贵记忆力超群，好诗篇过目不忘。
当年，岳阳师范乃古城最高学府，是知识分子和未来小知识分子聚集之地，每逢年节、校庆、送旧迎新、校门必有对联，又必出自父亲之手。很多次，父亲要我到办公室，帮他磨墨、折纸，父亲边写，我慢慢把纸拖开。对联贴在校门，不少人观看，议论。我对持赞赏之辞的学生，颇有好感，心中夸道：“不错，是个会读书的好学生。”
文革来了，文伯伯当上了走资派，父亲晋升为反动学术权威。俩人诗词便成了借古讽今，厚古薄今，反党反社会主义铁证。在知识分子相互亵渎、自我作践年代，父亲守正不挠。岳师的红卫兵，要父亲交代自己的反动诗词同时，还以毒攻毒，要他分析文伯伯的诗词。父亲对来人说：“我查了几本辞典，也没悟出这几首诗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水平有限，最好你们自己再去斟酌斟酌。我有几本抄家后留下的辞海，欢迎拿去用。”
那几人气冲冲出了门，我拿起桌上那本似乎名叫《文家驹反动诗词批判》的小册子，翻了几页。父亲面色通红走过来，一反谨小慎微，从不在背后说人是非之常态，说：“这些连字的意思都没有弄清，高谈什么内函，寓意的人将来去教书，岂不误人子弟。”
文革后，懂古典诗词的少了，写古典诗词如凤毛麟角。但附庸风雅者逐渐增多。几千年文化习俗又死灰复原，过年过节，婚丧喜庆，开始张贴对联。有人在门前贴两句政治口号，多数也讲究点对仗。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的同事、学生、熟人，甚至熟人的熟人，知人善用，常找父亲义务写贺联、挽联。不管是谁，父亲一视同仁。他追求完美，应承之事，自己满意了才交给人家。若遇到连上联、下联贴哪边也搞不清，好高骛远之雅士，父亲不厌其烦告诉他们，要面对大门，右手边贴上联，左手边贴下联。若有实诚君子，茅塞难开，父亲便在纸上画个草图，让他们回去照图施工，依葫芦画瓢。
有晚，父亲在灯下批改作文，我靠在床头看书，突然有人敲门并小声喊“秦主任，秦主任”。我打开门，月下一面容憔悴，身材干瘦中年人。他自我介绍，文革前师范毕业，早上老爹驾鹤西归，想找父亲写副挽联，并强调凌晨五点要来取。该生教书学校离母校不过几十里，十几年从未过惦记老师和学校。那晚突然现身，想为当农民的老爹增添一点文彩。父亲还有十几篇作文要改，便说，今晚我没空，明天下课后也许能行，你要得急，可找其他老师帮忙。那人急了，说：“你一定要做个好事，我几十里赶来也不容易，你知识渊博，随便写几句都行。”
平日我埋怨父亲对人过于友善，教书几十年，遇到不少中山狼，也不汲取文革教训，但见眼前这位委琐沮丧，动了恻隐之心，便插话道：“爸爸，他来一趟也不容易，您就帮他写几句吧。”
父亲望我一眼，便对那人说：“把你父亲的身世和家庭基本情况，特别你认为重要的事写到纸上吧。”
那人走后，父亲改完十几本作文，已十一点半。他拿着那人留下的稿纸看了几分钟，然后走到门外。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透过窗子望着站在门前小杨树下的父亲。他左手扶树干，右手放在腹部上，仰着头，望着天上时隐时现的半个月亮。我拿件他的衣服慢慢走到他身旁，只见他眉呈忧意，神情肃穆，整个人被淡淡月光罩着，纹丝不动。父亲正在琢磨那副挽联，像一个艺术家进入角色前酝酿感情。我深感歉疚，这么晚了，人这么累，对这个如同路人的学生，一如既往认真。只怪我今天多嘴，这世上除了母亲、妹妹和我，还有谁会把他放在心中。
凌晨五点，那人拿到父亲给他代写的挽联，一溜烟走了，永远消失了。从未想要花八分钱邮票，写几个字向老师表示书面谢意。“不知礼，无以立人也”这种老师教出的学生，能如老一辈读书人知书达礼，深明大义？
《科学的春天》后，父亲精神舒畅了，诗词作品逐渐增多。1979年冬天，全国第一所由古典诗词爱好者组成的“洞庭诗社”在岳阳成立，文伯伯任社长，父亲任副社长。 古典诗词界的墨客骚人特别是南社的几位老前辈闻讯而来，八十岁高龄的张伯驹先生也寄来《庚申端午寄洞庭诗社》四首七律以示祝贺。
关于洞庭诗社，在岳阳市志第四节，诗社一段中记载：“洞庭诗社，1980年1月7日于岳阳楼成立。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来电询问。美国纽约出版的《海内外》杂志曾载述:’洞庭诗社首先成立……诗声遍于中国，影响及于海外……在全国范围内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诗社刚成立，便和日本诗友联袂举行吟咏活动。父亲和其他诗友有了机会在外国人前弘中华文化。活动非常成功，湖南日报为此发表了专题报道 ，并用父亲写的七律《雅韵长赓富士山》的最后两句做为报道的题目。父亲在诗中写道：
麋鹿依依入梦酣，多情更为遣“欢欢”。蓬壶一水飘衣带，胜状千秋蔚大观。彩笔共探诗律细，黄花未觉小春寒。君山愿借云和瑟，雅韵长赓富士山。
80年暑假，我和父亲度过了他最后时光，父亲告诉我，洞庭诗社成立后，结识不少知音，特别几位南社老先生，素昧平生，相知后，十分倾心，常通过书信，唱和诗词，父亲为此倍感荣幸。父亲到长沙开会，老先生们还请父亲在雅楼一聚。家中书架上有许多本各位诗人送给父亲的诗集，我浏览过几本，其中有本李老先生的《龙胆紫集》，我不知道是谁送给父亲的。父亲和老先生们唱和的诗篇，来往信件很多。各位前辈跟父亲一样，来信全用毛笔小楷，他们七老八十，德高望重，有时间和闲情雅致，而父亲要备课，改作文，又来信必复，十分繁忙。我劝他注意身体，有些事不必太客气和过分认真。诗，您尽管写，作文本子马虎点算了。他笑着说：”那怎么行。”
不写诗难懂写诗的艰难，很多领导不懂诗却雅兴不浅。政协、人大、文教系统开会，领导指名要父亲吟诗作对，以誌盛世之辉煌。岳阳一中老校长既不懂又不爱诗，每逢学生高考、毕业典礼，节假日、上级领导检查工作，却要父亲作诗写对。这种诗词，政治气味浓郁，既费精力，又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父亲勉为其难，写了不少。我清理父亲遗作，心生一念，以后若有机会出版父亲的诗词联集，可把此类无感情寄托、只有时代特征的诗词联归纳于他的‘无那集’。
五. 尽忠
1980年是父亲在尘世最后一年，也是最忙碌和思想负担最重一年。年初他被评为岳阳市唯一的中学特级教师，又兼任市政协常委，洞庭诗社副社长等职。市领导特别关照，要父亲到了退休年龄不要考虑退休，一定要搞好青年老师的传、帮、带。学校领导补充一条，首先当好主管教学的副教导主任，教好两个文科毕业重点班的语文，把升学率搞上去。一中不同于师范，向大学输送人才是办学目的，78年后，追求升学率之风盛起，而80年一中考大学不理想，理所当然是负责教学的教导处副主任、特级教师父亲的职责。12月13日晚上，父亲在教工会上受到校领导批评，回家工作到凌晨两点才睡，七点多就脑溢血了。
一中老校长，解放前一中教英文，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比文伯伯官品高半级，人品学识大不相同。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深居简出，言谈举止，不严自威。我在一中读初中，见过他几面。一次全校迎新大会，他照稿子念，声音小，断断续续，我不知所云。另一次高年级红卫兵开他的批斗会，戴个高帽子，挂个大牌子，一片呼喊声中，战战兢兢。我不喜欢他，但见人受人折磨，于心不忍，溜出了会场。文革后，党妈妈一直不给他平反，77年才官复原职，且多一称谓：‘著名老教育家’。老校长汲取文革教训，痛定思痛，不再养尊处优，大抓教学，重点放在领导喜爱的升学率上。
80年12月14日正逢星期天，我整天胃部不适，精神恍惚。下午四点多从外面回到宿舍。住隔壁的班长把我单独叫到外面。我心有恐惧，我妈长期身体不好，一定是她出事了。当我打开电报，看到“父病危，速归。”五字，惊呆了。这怎么可能，父亲除了偶尔胃痛，从未害过大病。我二十个小时后赶到医院，见护士们正把父亲转移病房。我忍住泪叫声：“爸爸”。他知道我来了，非常激动，抬起头含糊不清的大声对我说了几句，没人能听清。我明白，他生气了，怪我不该为此影响学习，那以后父亲再没有开口。他神智不清，需人按住手和脚，否则影响打针输液和治疗。一中老师们不畏辛苦，下课后轮流值班，每班两人帮助护理父亲，对此，我至今尚怀感激之情。我连续十二个日日夜夜守在父亲身旁，见他病情一天天恶化，医生徒劳，特别是庸医戴源泉无视病人家属在场，做尿穿刺时，为取悦年青女护士们的污言秽语，至今让我鄙夷，悔恨和伤心。
三天后，老校长大驾光临，病榻前喊了一声：“秦夫子”，父亲突然满脸恐惧，挣开了双眼，望了他两秒钟。几天来，他对亲人朋友无知无觉，今天听老校长轻轻一唤，竟然如此，可见老校长在父亲心中位置何等之深。是刻骨铭心的友情，还是惧骇和弥留前的祈求？
老校长、著名教育家抓紧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强调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跟疾病作斗争，要有必胜信心，如同大会上作报告或跟小学生上课，我强忍住一阵昏眩。老校长离开病房，我送他到门外。他跟我说：“你父亲社会上野路子太多，搞个什么诗社，整天忙忙碌碌，弄得今天这个样子。”他望我一眼，不等答话，又说：“你提出将你父亲送到长沙去医治，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学校每天要为他花两千块医药费，已经很对得起他啦。”我尊他是长者，出于礼貌，一声未吭，送他出了大门，却思绪难平：“父亲因劳致疾的主观原因乃责任心太重，做事过分认真。客观原因是工作负担太重。你身为主要领导，竟认为写诗作对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什么水平，什么境界。现在没人要追咎他起病原因，你何必多此一举，在子女面前指责濒临死亡的父亲，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难道你没有要他写过诗和对联，致过辞？没要求他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教两个毕业班语文，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给中青年教师上辅导课，公开课，应酬外校取经老师各种活动，难道不是超负荷？你是否说过半句公道话？昏迷之人对你尚如此恐惧，可见在正常人心中，你的形象该是何等高大庄严。唉，‘愚者多贵寿，贤者独贱迍’，你与我父同年而生，都受旧教育，学识、胸怀、境界、命运如此不同。老天真是有眼啊。”
父亲对火葬有不同的看法，每次听说熟人或朋友被火化，黯然神伤。父亲去世，正逢岳阳试行火葬。因为是试行，所以亲属、同事、学生和朋友都要求土葬，连棺木都准备好了。父亲在岳阳师范的老领导，市教育局的副局长也表态：既然死者生前害怕火葬，还是要尊重死者的意愿。但一辈子不怕活人，更不畏惧死人的老共产党员、老教育家、老校长一言九鼎，坚决实行火葬。道理简单：周总理是火化的，新来的市长是火化的，秦是特级教师，政协常委，为什么不能！
父亲走了，带着对儿女的关切，带着对尘世的留恋和恐惧，带着一肚子诗书和学问，依依不舍，被迫化成一股清烟走了。从1980年12月27日起，失父之痛和小人物在强权下的无奈，在心上刻道深深伤痕，随我跋山涉水，随我度过春夏秋冬，至今难以愈合，将永伴我在尘世间，缓缓而行。
与父亲“三十年道义文字之交，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文伯伯在《悼诗友秦振铎》一文中写道：
“秦振铎同志性耽吟咏，学有根基。诗效义山，方其严整；诗宗淮海，同此清新。迩年浸淫李、杜、苏、辛，益以江山之助，功力日深，境界日高矣。
秦振铎同志乐育为怀，诲人不倦。门人弟子，咸颂春风；闻讣，莫不恸哭。有彭生者，千里奔丧，执礼如儿女。……”
父亲晚年得到一般老师没有的荣耀，追悼会之庄严隆重，在岳阳市实属空前，这一切在子女心中早就事如春梦了无痕，留下是父亲的叹息和无言的苦痛，是初夏深秋月夜，仰望长空，写诗前的沉思和完稿后的低声长吟，……。
面对窗外月光如水，我轻轻吟起父亲的遗作《满江红：谒岳忠武祠》
报国尽忠，只四字，光昭日月。想十载征衣尘满，边关风冽。文不爱财武效命，忠缘移孝君王悦。讵几时，仙镇诏师还，空悲切！
多少事，谁评说？千古恨，风波血。斥区区一桧，陷吾忠烈。古柏贞操标节义，春秋史笔严华鉞。看神州，此日驾长车，奔宏业。
爸爸，您和其他有良知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空怀一腔热忱，坚持宁可负己，不负他人的天地良心，诚朴宽厚的品德，儿深感敬佩，自愧不如。你们遭遇坎坷，命运不济，令人哀叹，作为亲生儿子，望着您被化作一股清烟，向长空飘去，更是我没齿不忘的痛楚和诲恨。唉，
低吟父赋痛中肠，伤别音容两渺茫。教学育人情隽秀，寄怀诗律意悠长。忠信礼义终身富，命薄缘悭半世殃。道德文章传后代，魂灵安息在何方？
“爸爸，明天……”这时，我后面传来小儿子梦中呓语。
“明天？”我含着眼泪转过身来，瞧着熟睡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明天我们将去你爷爷坟头祭奠，然后要离开这祖宗生息之地。以后再回来，江山也许依旧，但爷爷和先哲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离我们就越来越遥远啦。”
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九期（cm14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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