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北大曾经发生一场震动全中国的教育变革，可是流产了。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在中国顶层进行的政治变革。从习近平在今年5月4日在北大讲活“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的说辞（那天我正好就在波士顿的哈佛。），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说。哈佛是现代大学的巅峰，你北大能成为第二个这么牛逼的大学吗；哈佛有什么不好让你觉得不应该向她学习向她靠拢，真个是非常奇怪的逻辑。起初，我还以为是为了大学办学多样化，不要雷同，要有自己特色才说着这番话的，那还算不太离谱。及至第二天北大哲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叶朗诠释习的讲话：如果北大变成第二个哈佛很危险。这就把习的真实意图说出来了，那就是说不但是北大还有中国的其他大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如果出了哈佛这样可以自由思想的大学就真出问题了，那社会主义的中国就很危险了。近年北大多出叶朗这样的拍马屁教授，这是北大悲哀，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北大堕落了。
可见习近平的政治改革，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即使他真想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太子党和既得利益集团能让习这样做吗。魏京生前些天在这儿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习近平有机会赢得比普金更多的尊敬，从而成为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一代伟人。这个在共产党监狱里蹲了许多年的民运领袖，书生气十足，煞是可爱。
由是想起十年前的这篇文章，特投贵刊，与诸位读者共同思考当前的中国政治改革，它会胎死腹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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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主导的北大教师聘任制改革为什么会胎死腹中
张晋衡
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群星璀璨、风云际会的气象，无非说明了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才是大师生长最为重要的环境。（杨东平.大学之道──前言：重建大学制度.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4.）为什么这样的气象，在我们52年院系调整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大学中的教授不再被认为是大学的中坚力量，相反他们成了政治挤压的主要打击对象，历次政治运动，教授们往往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的束星北，他的理论物理修养在中国难有比肩者，他在相对论研究和其他众多领域开拓的深度，甚至令当时国际上最伟大物理学家玻尔都为之扼腕。那时有不少国内大学生写信给这位大师，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途径，玻尔的回答是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他启蒙和培养了吴健雄、李政道和程开甲(两弹元勋)等一大批物理学奇才。他的性格直率、孤傲甚至冲动，可是主长浙江大学的竺可祯并没有歧视和排拆他，他依然是最受学生爱戴欢迎的教授，并继续着他的学问研究。可是52年院系调整后，他离开了这所大学和他最敬爱的校长竺可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他那不肯低头、不肯屈服的个性，让他厄运不断，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尽管这纯属子虚乌有，还是让他吃够了苦头，谁让他不识时务和调过去的山东大学的书记华岗过不去呢，劳动、改造，再劳动、再改造，一代物理学宗师从此沉寂了，他再也没有培养出一位伟大的学生，也没有出过骄人的学术成果。总算他的学而有成的学生李政道回国向周恩来提出要见他的恩师，几经周折他终于在生命的垂暮之年摘掉了反革命帽子。一如李政道对周总理所说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是啊，中国不是没有大师，而是没有大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其实束星北的遭遇，不是他个人的遭遇，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令人叫绝的引蛇出洞反右斗争,教授成了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乃至臭老九，教授在大学里威风扫地，早已惊若寒蝉，那里还能有所作为。造就我国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批大学辉煌，也被世界一流大学视为圭臬的教授治校更是一种奢望。
好在邓小平同志主政以后，认识到知识经济年代没有知识分子，国家是要落后的，遂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在政治上有了地位了。工人阶级在我国是领导阶级，大学的主体和起主导作用就是以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既然已成领导阶级，由教授来领导学校，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章就是教授治校。可是我们的教授治校要真正落实，却非易事。首先，我们的大学实行的是行政权力主导的科层管理体制，按行政级别赋予管理人员相应的权限，虽说教授享有相当于局级行政级别，但那只是相当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大学真正有权力的是各级行政官员，是他们在治校，教授在学校重大问题上是说了不算的。其二，我们的思想受多年政治运动的影响，难脱思维惯性，总以为教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
本文举一个教授否定教授的很有意思的例子。以发起北大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而备受争议的人物──北大校长助理，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他的“大学的理念与治理”（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一篇长文中谈了他对教授治校的看法。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张维迎对正在北大进行的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争议的回应。对于这场改革我在《中国大学指南》2004版关于北大介绍的开篇语中对北大开始的聘任制改革表示敬意，不管结果如何，因为我们最需要这种革故鼎新的勇气。但就改革本身来说，北大的的改革是有缺陷的。单看张维迎的解释就发现他主导的这场改革对教师（教授）的基本估计就有失偏颇。先不说正题，单单文中就有太多逻辑的矛盾，例如：“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在于，大学通常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没有所有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的。大学怎么没有所有者，公办的大学所有者是国家（只是虚置而已），私立的大学所有者是自然人，股份制的大学所有者是股东。”张维迎又说：“大学的一个决策应该以谁的利益为重。应该是教授吗？如果我们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决策不能完全为教授的利益来服务。我们能不能说以学生的利益最大化呢？显然也不能，因为有些学生只是为了混文凭，管得越松越好。”既不为教授又不为学生，那大学为谁的利益，那只能为当权者了。真是有意思得很，难道混混的学生是大学的主流吗？他又说“选择一个老师，判断谁是一个优秀和合格的老师，我比你们更有发言权。你们不要告诉我说你们认为哪个老师最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总体来讲，学生并不是评价老师的一个最好的尺度。这一点在任何一个场合我都要坚持。” 张维迎的“你们不要告诉我说你们认为哪个老师最好”这句话，未免太过偏执。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张维迎连学生的话听都不要听是不是过分了。张维迎太过自信了，就是不相信学生有自己的判断力，不相信教授有做人的准则，就凭其对教授的偏见就不见得他比学生对教师更有判断力，以偏概全，个别否定全部，这是思维逻辑之大忌。谢泳说：“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思想活动是不应当过分干涉的，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作一个官员来做。旧大学里的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不受迫害”。（丁东、谢泳.老大学校长的气质.教育文摘.2005:269.）比照比照旧大学的校长，我们这位还没有当上大学校长的大学校长助理，对待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态度就相去甚远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现选他与本节主题有关的话来分析：“如果说大学的功能是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那么这些功能主要都是通过教授完成的。学校的其他所有机构──比如行政机构──都是衍生工具(derivative)，是派生出来的而非原始的需求。学生到学校里来，行政服务并不是他们本身需要的，而是由于学生为了获得这种知识和教育，或者说是教授为了创造知识而派生出来一些对行政系统服务的需求。大学的教师队伍在一个大学当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符合逻辑的。但是他又说：“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在学校中谁应该最有发言权，应该谁说了算？教授说了算行不行？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教授能不能说了算还要看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在所有的组织当中谁说了算肯定是依赖于你是怎么选上来的，选择你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之下绝对不能教授说了算，如果教授说了算我都怀疑有人会很快把这个学校卖了。教授治校的前提是教授做出的决策一定是符合大学理念的；而只有教授是以追求知识、追求创新为使命的人，他才会真正维护这个学校的名声，才会真正按照一个科学的标准去决策。蔡元培，大家都认为他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其实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教授，如果没有换教授就不可能有教授治校，就不会有蔡元培的辉煌，不会有北大的辉煌了。陈独秀来了，李大钊来了，这些人来了才可以让教授治校。”张维迎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也就是说，早年由蔡元培在北大倡导，后又被梅贻琦在清华、竺可帧在浙大力行，并被证明为是完全成功的大学治校理念，也被世界一大批顶尖大学作为治校通例的先进理念──“教授治校”就这样被他改了一个字，改成了“教授治学”，一字之差，相去千里。如果今天让我解释什么是修正主义，那么我一定会说，这就是修正主义。这一修改是什么意思呢，教授么，去去，做你的学问去吧，治校可跟你没什么关系。这里发生了一个显见的逻辑矛盾。他一边说，“大学的教师队伍在一个大学当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一边又说“在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之下绝对不能教授说了算，”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之下应该校长说了算”就是对的吗？难道我们现在推选大学校长的方法和制度就是科学的合理的吗？这种方法和制度下产生的校长就是合格和称职的吗？（详见《大学论》第八章第四节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p217）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对教授们无端的偏见：“大学是以教授为主体的，在教授队伍水平不高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教授行为的情况下，教授腐败起来可能是很糟糕的，因为教授也是人。如果教授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对大学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它现有人员的利益为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以现有人员的利益为目标，那么我们办大学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显然是要趁这个时候赶快卖我们的牌子，什么时候卖到不值钱的时候拉倒，卖到边际效益等于零的时候拉倒。”他又说：“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学校的财务预算──如果教授说了算，教授可能集体同意把学校的资金用于他们个人的目的，如提供更大的个人办公室，降低教学工作量，提高每个人的工资水平等等，而这样做对整个大学的发展可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现今的教授的素质真的就这么差劲了，以致张维迎恨教授到如此地步。无怪乎，张维迎在北大的改革，先要从教授队伍开始，而不是从行政人员的聘任开始。这正是北大改革最受争议的，因为现今人们意见最大的是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由于主导北大教师职称改革的张维迎等人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这场改革最后胎死腹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篇题为“大学究竟应当改什么？”(《经济观察报》2003年7月21日)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访谈录中，孙立平教授对发生在北大的改革如是说：“这次改革所致力的竞争机制，是我们将来无论如何要走的路；改革方案设计本身有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在执行过程中很难达到制订者预想的结果；对于解决中国大学的积弊来说，这次改革所触及的是敏感的但远非是要害的问题。
这次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支持者，确实是在不断重复这个论证方式，即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从改革者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一种争取学生支持的策略。但认真地说，这种评价是非常轻率的，甚至会对学生产生有害的误导。但这次令我吃惊的有两点。第一，这次是由学校的领导人说出来的。我想，在世界上，一个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校领导能对他的2000多教员做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罕见的，也可以说是不慎重的。第二，由学生之口在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再次将这个话传播开来，是一种非常不得体的行为。
北大教师从总体水平说，在中国应当说是高出一块的，在许多学科中是引领中国学术的走向的。因此，可以说，作为改革方案前提的基本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如果评价北大教师，应当承认这样三点。第一，北大教师的素质是一流的，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第二，在教学和科研水平上，与世界的最先进水平相比，确实存在很大差距；第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流智力和素质的教师为什么缺少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要说改革的方向，必须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基础上。究竟是他们的素质不行，还是素质行但不努力，还是在他们本身之外的其他原因？
其实，我们对北大教师的评价说这么多，不是要对北大教师进行全面的评价，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有能力做这样的评价。但基本的评价影响到对改革方向的判断。有人用下面的比喻说明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状况：中国的高校教师就像是长在盐碱地里的麦子，历尽艰辛，虽是矮秆，但终于达到了亩产200斤的产量（不可否认这里有稗草，也有一穗结200粒的好麦子），可美利坚的良田沃土里的麦子却是亩产1，000斤。于是仁人志士捶胸顿足，痛斥自家小麦品种之不良。殊不知，就这块贫瘠的盐碱地来说，达到亩产200斤的自家品种其实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品种之一了，如果不说是最好的话。虽然是最好还是最好之一，我们可以不必认真，但这个比喻可能比北大的改革方案更涉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如果要公正地评价中国大学教师的水平，就要全面评价这些因素。让我们先简单地看一下外部因素。查了一下资料，据权威机构的评估，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在世界的前10名之内。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名次，在我看来，这是相当了不得的成绩。为什么？这是我们以业余队和专业队拼出来的成绩。就在前几年，你可以看看中国的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有几个在心无旁骛地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大部分教师都千方百计做点第二职业，挣点外快。中国科学院某个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有一段时间在做热气球卖钱谋生。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北京出租车司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4，000元，而北大副教授甚至年轻一点的教授只有400元左右。400元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出租车司机收入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当时1，000张A4纸的复印费，如果打车去开会，不够10个往返。所谓‘穷得像教授’、‘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说法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这样许多教师为了养家糊口，同时也为了能使生活稍微体面一点，就只能千方百计另外挣一些‘外快’。再看科研经费，在当时少得几乎等于无。如果你要做有学术意义的课题，就要同时做两个，用一个能挣钱的养一个学术的。好了，现在你说，你给我拿出世界一流的成果来。我觉得这对于包括北大教师在内的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来说是不公正的。当然，在最近几年中，这方面的情况有些好转，但要看到效果，还要假以时日。就学校内部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有几个基本的体制问题不解决，光改人事制度，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甚至会使目前人事制度改革的设想在实践中走样变形。
第一是行政本位的问题。凡是在大学工作过的人，都熟知两个现象，一个叫做行政本位，一个叫做后勤本位。以北大来说，8000多职工，教师只有2000多人。这在中国大学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北大领导说，在西方的大学中，辅助人员的数量也是不少的，有时一个名教授可能配两个助手。问题就在这里。在西方的大学中，教授配助手，那是以教学和科研为本位的。而在中国，却是行政后勤为本位的。于是，我们看到，本来在高校中极为稀缺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配置到庞大的行政和后勤系统中去了。这种行政本位不仅表现在职工人数的构成上，更重要的是，大学的资源配置权是掌握在行政系统的手中的。这只要看一下最高的岗位津贴都给了谁，最大宗的课题经费都给了谁，就不难看出问题之所在了。
行政本位的另一层意思是，在大学的教师与行政领导人之间甚至存在一种依附关系，行政领导人往往可以决定纯粹教学科研人员的命运。在有的地方，你要把行政领导人得罪了，你的日子也就很难过了。
在北大的方案中，可以看得出一种努力，即通过学术委员会等机构掌握学术资源的配置权。但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学术评价机构，往往都是在行政权力领导之下的。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在现在的方案中也是如此），外聘的专家是由行政领导人聘请的，甚至学术委员会中会包含不搞学术的行政人员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这样的学术评价机构并没有国外大学中类似机构的独立性。在有的地方，事实上就是由那种“非学术的学术委员”左右着整个委员会的决定，因为他们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而从现在的方案中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切实的措施可以改变原来那种行政权力操控学术委员会的现象。
第二是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说中国大学中存在铁饭碗现象，当然是没错。但如果说中国的大学中完全缺乏竞争，则是不确切的。不说平时的学术压力，就以评职称、评定岗位津贴来说，造就的竞争压力就不可谓不大。但问题是，这种竞争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在一些地方，事实上是造成了学术政治的盛行，造成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不公平现象的严重化。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我称之为‘宝贝’的现象。即单位的评价与学界的评价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在单位中被当作宝贝一样，但在学界可能影响很小。而一个人在学界有很大影响，但在单位却得不到承认，甚至处境艰难。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公正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或者说竞争是在缺乏公正而有效学术评价机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其实，公正的学术评价很难吗？只要你在一个系随便找十几个学生，很容易将好老师差老师分出来，很容易评价出谁的学术和教学水平是如何的。但问题是，我们掌握着评价权力的行政领导和专家往往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学生与评价对象没有特殊关系（在这方面，研究生因为有导师的关系，评价就可能不如本科生客观），而领导和专家们往往受其他种种考虑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作为前提，竞争的效果就很可能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上面的两个问题解决了，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才有意义。前面已经说过，我赞成在中国的大学中强化竞争的因素。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学术界的竞争与企业中的竞争是不同的。尤其不能将‘泰勒式工厂’中的竞争模式简单地引进到大学中来。我这样说是有一个具体的担忧在里面。假如说我们设计了一种比较合理的竞争机制，也假定行政领导人也愿意得到一种公平竞争的结果，结果会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一种追求数量化和标准化的‘泰勒式工厂‘的管理模式和竞争方式。这种方式可能适合进行机械知识传授的人才，而不适合进行创造性知识生产的人才。
北大是中国学术的重镇。即使是在最令人绝望的时候，北大的存在和它特有的魅力也总是让人感到还有某种希望存在。而这次北大校方在改革论证中对北大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让人们感到，北大这个中国学术重镇的自信心在丧失。其实，我们应当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学术水平。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下走过来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学术所受到的摧残，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这个我们就不去说了。即以最近的十几年时间而论，在90年代一开始，‘经商热’、‘下海潮’是中国学术生存的基本环境。在这个时候，经济的窘迫使得大学中一些素质很好的人投入到商海之中。留下来的，特别是在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中留下来的，当然有的你可以说他是没有‘下海’的能力或条件，但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热爱学术的。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批人在9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延续了中国学术的香火。”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敬可佩和可爱的。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说，作为改革方案前提──对教师的评价的基本判断是有问题的。所以张维迎所得出的结论大学不应该实行教授治校的判断也是有问题的。
孙立平教授说的多么的好啊！作为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说出“一流本科生，二流教师”的话的确不应该，这不但因为它打击了大批教师的积极性，而且也不符合北大的事实。一流本科生，指的是一年级新生吗，那么这的确不是北大教师的功劳，因为那是全国各地重点中学的贡献。北大招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尖子报考，而且也确有一大批各省市的高考状元和高分考生被北大录取。高分和状元就是一流学生吗，这能划等号吗。2005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就有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没有被录取，不是能力不行就是综合素质不行。如果指的是四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吗，那么说明北大的教师是一流的就毫无疑问，没有一流的教师那有一流的学生呢。北大还有一种说法，一流本科生，二流的研究生。这种说法也不妥当。根据该项改革推出时期的统计数字，1999-2005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结果表明，北大以总数53篇名列全国大学第一，这是能够说明北大研究生培养水平的，尽管北大自己的“一流本科生”大都出国了，没有在自己的大学读研，北大还是培养出了国内最高水平的研究生，说明北大的教授在国内的水平还是居于最前列的。就北大的教授来说，用二流来评价，也缺乏起码的客观性。北大有一大批全国各个学科领头人，不然北大也不可能有全国最多的86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其中61个涵盖在18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中）。北大有王选、吴阶平、黄琨等5位国家最高科学奖技术获得者（当时全国共有9位获奖者）、还有一大批著作等身、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大师，他们都是二流的吗。张维迎自己是北大的经济学教授，那么他认为自己是几流呢，一流还是二流，显然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二流的教授。但凭本节例举的文字逻辑和经济学概念的错误以及侯若石“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张维迎、厉以宁和吴敬琏商榷：现代企业制度的局限性之二”一文引用的张维迎的观点：“张维迎等人嫌贫爱富与他们主张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密切相关。他们的理论主要有四个内容：1，把现代企业制度视为现代生产组织的唯一方式；2，把新制度经济学奉为神明；3，鼓吹股东主导方式；4，过分强调激励管理者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了搞好企业，要维护管理者的经济利益，而劳动者的利益是无所谓的。因此，他们在主张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替富人说话，鼓吹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就不足为奇了。”（张维迎的观点的不合理性，此处就不展开讨论了）张维迎作为一个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否认为自己很称职呢？
所谓“一流本科生，二流教师”这样的话，别人都可以说，就是北大的领导不能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举个例子，从世纪之交起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很别扭的说法，2000年读作两千年，2009年读作两千零九年。年份里的的数字并不含有数量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谁见过把1949年读作一千九百四十九年，1988年读作一千九百八十八年。这情形就像楼层房号比如2304室不能读作二千三百零四室，电话号码55087312不能读作五千五百零八万七千三百十二道理是一样的。关于新世纪年份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可以如前面所说的这样念，但是电台的播音员、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政府的发言人等等不能这样念，因为他们肩负着语言规范的责任。不然，我们的话语秩序就乱了套了。大学作为高深学问传承的学术殿堂，如果大学里的领导说话随意，不但有损这所大学的形象，而且会降低大学在公众心目中的神圣感。
北大这几年流年不利，绯闻不少。是不是和校长不是海选而由上头的任命有关，是不是和校级领导的聘用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如果北大的领导人，不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常常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滥用国民赋予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即使最好的大学，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是不可能有指望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实在是比教师的聘任问题有过之无不及。这也就难怪北大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为什么会胎死腹中了。（相关北大校级领导的荒唐言论参见《大学论》第五章大学的使命第一节大学职能：一个认识上的误区，p92；第十章关于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第四节是什么在妨碍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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