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暴”之后, 单位开始整顿。开大会, 集中学习邓小平“平暴”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每个人必须参加。我心里抵触, 偷跑回宿舍准备托福，心想缺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但这次大会有些非同寻常，三位没去开会的人被查出，名字被列在单位大门口的黑板上。看自己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单上有些难堪, 但有同事对着我扮鬼脸，还是很赞许的样子。
几天后，我们三个“落后分子”被单位的副领导监管着, 在食堂读邓小平的平暴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三个都是年轻人，还有一个党员。大家捧着报纸，每人一人念一段。轮到我读时，我趁大家不注意跳过去几段。但另一位的胆子更大了，竟加些私货：
“邓小平同志说：从这次风波看出，工人农民是可以信赖的。” “但是，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一定要严肃防范！”
大家本来都是无精打采，此时都疑惑地都望着他。这位一本正经不慌不忙地解释:“哦，后面一句是我的理解。”
那位领导训斥道: “你严肃点, 认真点读!”，但他自己忍不住笑起来。
我们也都笑起来。这位领导是由知识分子提升的，平时大家就不怕他。接下去那位胆子更大, 油嘴滑舌添油加醋。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们“统一”了思想。读完报纸，我们三个落后分子也算过关了。
这场风波在我们单位的整顿就这样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在C市，也没有听说其它单位搞人人过关。后来，据说安全局曾向记者索要游行照片，大部分记者都搪塞拒绝，不了了之。
那天，思华，陈清和我都收到了父母的来信。我们在办公室里，互相传阅着家里的来信，看完后哈哈大笑。所有家长的来信都非常相似：几乎就是摘抄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也收到北京L同学的来信，（上学期间，有传闻他与李鹏有亲戚关系）。信中说：“军队如果不开枪根本进不了城。开枪最多的地方是木栩地，道路栏杆上有许多弹痕。”
在食堂吃饭时，电视总是平暴真相，画面经常出现某位共和国卫士的烧焦的肠子。我从小特别敬仰保家卫国的军人。但吃饭时看着这些恐惧的镜头特别难受，却产生不了对烈士的同情和尊重。后来，我检讨自己：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也有家人父母，这样遭遇不也是令人同情吗？
七月的一天，“五四”后再没出现的黄青竟回到单位搞“策反”。那天傍晚，我们在食堂吃晚饭，电视里照例播放着平暴的消息。黄青跨着书包走进来，从书本里掏出几张纸，啪地放到我们的饭桌上，都是些“反动传单”：纸上并排复印着1976年四五运动后和64后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两篇社论相似的话都被划了出来。旁边有一行大字：历史惊人的相似，还有两三个惊叹号。别的传单还有六四遇难者的尸体，“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迹”等等。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那时，抓动乱分子还没抓到他那一级，黄和他的两位战友白天印制传单，晚上去各个省委机关散发。
但两个月后，黄终于被关押审查。当初学自联曾计划带领学生卧轨抗议，此举将影响铁路大动脉。黄青阻止这个计划，算是有功，再加上单位一直保他，总算没被逮捕。黄青回到单位，被“内控使用”。虽然在单位大家对他没有任何歧视，但再也看不到那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了。“小耗子”和黄青是同乡，两人很快好起来了。即使是热恋中，黄青还是显得很沉郁。这样过了一两年，直到商业大潮汹涌澎湃，终于把黄唤醒，他又成了新浪潮的弄潮儿。
1989那一年还发生东了欧剧变，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看着政府难堪，大家都有些幸灾乐祸，政府的威信在人们心目中降低到极点。即使如此，陈清仍是那个体制的信奉者。有一次看电视里宣传党中央的团结一致，我面露不屑。那次，陈清少有郑重严肃地对我说：“你看着吧，通过这件事，国家以后一定会大力搞经济建设。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看看这个国家会变成么样。”
陈清的成熟远见真不一般，还真让他预测对了：两三年后，邓小平南巡，他是报道的主力。此后，商业大潮汹涌澎湃，全国人民大步流地奔小康，炒股炒房，大家似乎再没有热情谈民主，1989成为很遥远的往事。
二十年后
顾欣和陆秋阳
顾欣和陆秋阳出国后都没走读书拿学位的路。顾后来做一些小生意，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成为了关心父母的大孝子。 陆后来辗转到了美国，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早些年参加民运的外围活动。和民运人士接触多了, 他自己也“信以为真”地参加了1989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后来陆用政治避难得到绿卡。 在法庭上，他出示一摞北京六四时血淋淋的坦克照片，女法官当场批准了他的绿卡。而那一年他根本没去过北京。
那时的陆秋阳：“凡是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 让我很不以为然，感觉格格不入。赵则认定我受共产党教育被洗脑了。他口才好，我争不过他，但他的很多观点并不能让我信服，朋友渐行渐远。
多年后，老朋友重新联系。“民运”己经成了陆秋阳过去的一章。他现在最得意的是与当地华人合唱团去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他们的艺术团受到当地领馆的重视，国庆节时由当地领馆邀请吃饭喝茅台等等。
李晓，林云
二十年后，李晓，林云都进入了中层管理层。李晓搞营销，再看不到艺术家的影子了；林云却变成了“青年诗人”，出了三本诗集。两位都加入了共产党。据他们自己的说法：端着别人的饭碗，不入党说不过去。连那个楞小子程浩也入党了。
朋友重聚，看着1989五四青年节时我们五人的合影照片，感叹当年风华正茂，唏嘘时光飞逝。谈论起当今时事，说到社会腐败，贫富不均，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激扬岁月，林云冲口而出：
“TMD, 应该像89年那样，再干一次。”
李晓当年在广场坚守过三天三夜，此时拍着有些微凸的肚子，有些气短：
“现在不像当年了，这把年纪有点干不动了。”
“你傻呀？真要干起来，对付的就是咱们了。” 还是林云拎得清。大家哈哈大笑，都明白这可是真的：当年的穷小子今天都成老爷了。
思华
思华没入党，按她的话：“我也不想当官。”
私下她很郑重对我说：
“你出国是对的，现在的中国社会历史上最腐败最丑恶的时代。”
“难道会比文革时期更差吗？”
“对， 比文革更差！这个社会没有是非，没有丑恶，笑贫不笑娼，已经腐败到极点。”
陈清
陈清有能力，可惜运气不佳，在官场上几度沉浮。低迷时期，谈佛论道，一副“此生休矣”的样子。“我现在什么都不干，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这家伙有时就是爱“装”。现在的陈清对社会风气的忧心重重，还思考着“如果发生战争，谁会去保卫这个国家”。
黄青和许蓓蓓
经济大潮来临，黄青又风光一时。他为人慷慨出手大方，很吸引女性，渐渐与许蓓蓓的患难真情烟消云散。许蓓蓓伤心地离开C市，她从最底层做起重新开始。在“非典”战役中，荣立“二等功”，火线入党。（入党申请书在某些老同志的提示下，在九个月前就写好的）。当初那个单纯羞怯的“小耗子”，如今成为“上窜下跳”干练的女记者，演出了一幕“不相信眼泪”的故事。
黄青后来有些“乐极生悲”，出了经济问题，被单位除名。黄青自称“义薄云天”。他是有本事的人，又开发出一番新天地：一大片工厂车间，上千名工人，确实是令人惊叹的场面。
我来到美国。受顾欣的影响， 我也一直很敬佩魏京生，关注魏的命运。1995，魏在短暂地自由后，再次被捕时，我非常气愤，以一名留学生的名义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写过一封言辞激烈地抗议信（没敢署名）。一位我很尊敬的学长却对我说：“即使在美国，你和政府死磕，会有好果子吃吗？” 多年过去，我差不多也成为了“尊敬的学长”。
今年是六四的二十五周年，当年发生的很多事至今回忆似乎就像发生在昨天。回忆1989，也是对青春的纪念。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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