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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重读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中学语文课里是读过的。因为是杂文，自然不如小说、散文那样通俗顺畅好读，加上是鲁迅的杂文，更是有点隐晦、艰深。尤其是离开了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缺乏相应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缺乏对鲁迅所要表达的正气和义愤的理解能力，现在想来这篇文章那时没有读好。但是，文章虽然没有读懂，那并不妨碍我记住了下面这些让心灵和血液激荡的句子：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感觉“五四”以后这100年中国文化人里，鲁迅确实能够称得上是“民族的脊梁”，或者是一个“真的猛士”。回过头去看，在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愤世嫉俗的言行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在那个时代的恶和丑的面前，他抨击、讥笑政府的专制；挖苦、讽刺民族的劣性，他的文字由一种正直的人格力量支撑，从而具有穿透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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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这些都是从《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直接抄录下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26年《语丝》杂志上，如果89年天安门事件后有人把里面的姓名场景换一下重新发表，也照样可以一抒胸臆。因为大凡独裁政权，他们使用镇压然后欺骗的手法大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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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自任国民军军长兼总司令，并扶植段祺瑞以执政名义集元首和总理于一身，张作霖则与冯反目为仇。26年3月12日冯玉祥部队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守军致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3月18日，北京各界约5000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联军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至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要求段祺瑞、贾德耀（总理）出来和民众代表见面。冲突中军警开枪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一共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死者中就有北京女子大学学生刘和珍。
3月19日，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同声谴责政府公开杀人的行径。随后，段祺瑞召集非常会议，同意对死伤者抚恤，对屠杀事件的首犯作出“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内阁随后引咎辞职。此外，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举行万人公祭大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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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来自于它们所承载的思想。鲁迅的杂文除了《纪念刘和珍君》之外，《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纪念》和《无花的薔薇之二》等也透露着他追求社会公义，执着于对年轻学生生命的怜惜和爱护。我常想，鲁迅嫉恶如仇，一辈子都在用文字去鞭挞他认为的旧势力、恶现象，如果他活在共产党年代会怎么样？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了。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召见科技、教育、文化以及工商界人士。他拿着出席者名单，一个一个地念着并轻松调侃一番。当他念到了罗稷南的名字，罗迎上一步与毛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据在场的黄宗英回忆：“他们一个湘音、一个滇腔，让旁人听到了“苏区一别”的意思。”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国民第十九路军秘书，在该军被调到福建时，他曾到瑞金与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你现在怎么样啊？”毛泽东问。目睹、经历了那一系列政治运动，心中对这位湖南山坳里走出来的山大王心存畏惧的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这么样？”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都捧鲁迅，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共产党的追求是一致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去推翻旧的制度，这同鲁迅以文字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对象是一致的，所以毛把鲁迅看作是“助力”。可是49年后，毛泽东迅速把对政权的批判、反抗、斗争原则统统收起来，转化成维护自己地位的武器了，而鲁迅呢，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会受权力更替的影响而不再保持批判的锋芒了。显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那后面的悖论，所以他想了想对罗稷南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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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1936年10月份去世的，那时的红军刚刚到达西北高原，共产党还没有力量让中国人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可是49年后他们有了。尤其是在57年之后，毛泽东让“鲁迅”们都闭嘴了，而64镇压，邓小平也不让像《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公开发表，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只能去重读旧文。
余杰回忆道：“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对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三一八”事件发生后，鲁迅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如果这个评判成立的话，那么25年前的“六四”事件则比那野蛮、黑暗十倍，百倍。段祺瑞政府开枪后尚且还公布死伤人数，实行抚恤，引咎辞职，可是这25年来，共产党连死亡人数都不公布，甚至还把64事件从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是屠夫屠杀之后在行使二次暴力——一种不见血的暴力。
这25年来，是非没有甄别，正义不得伸张，每当6月来临之时，有无数中国人要面对道义的责罚，在经受良知的拷打，因为我们想要记住悲痛，我们知道不能忘记悲哀，这时，我发现重读鲁迅旧文会是一种很好的宣泄：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則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將來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6-3-2014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八期（cm14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