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谈论中国法治和律师问题，并反思六四，认为事件拖延了中国民主进程。张的回忆录《行者思之》刚在香港出版，记述他亲历的林彪江青两案、王军涛案、鲍彤案等大案。
朋友们如此评价京城大律师张思之：他的个人经历就是中国律师的荣辱史，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国法治史。可以说，他的人生的坎坷遭遇，正是这个民族的苦难缩影；他的不懈抗争，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写照。一场一场的官司在他的生命旅途中发生，又消失。这是他的乐，也是他的苦。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行者思之》，是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以亲身经历，详细回忆了当代中国最敏感最重要的案件：林彪江青两案、王军涛案、鲍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郑恩宠案、李显斌案、李庄案等。
他的好友、北京文化人章诒和说：「张思之的律师生涯和个人生活，始终伴随着中国变化莫测的时代风云，伴随着剧烈摇摆的政治路线，伴随着长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在国共两座山峰形成的峡谷里穿行，前有十六岁弃学从戎，进入印缅，参加远征军；后有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很多人看重并赞赏他接手的一连串大案，而我更欣赏他为社会底层民众的奔走呼号。在权力面前，他有傲骨；在弱者面前，他有热泪。」五月十八日，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思之，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专访内容：
你想透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什么？
重点并不在于我个人的经历，重点在于我是想告诉读者，从一九四九年到目前中国大陆法治的进程，以及律师制度的发生发展。
书中记述了一些大案。你明知这些大案是打不赢的，但你还是接了这些案件，为什么？
正因为这些案件打不赢，但律师制度又必须这么做，恰恰是在这些关键点上，反映中国大陆发展状况，所以我应该用这些案件来说明问题。我的重点不在于说明这些案子，而在于透过这些案子，看中国的法治和律师问题。我的理念是不能以邪对付邪，不能以流氓手段对付流氓体制。我相信一条真理，邪绝对不能压正，必须以正压倒邪，以正对抗邪。
你说在法庭上要注重法庭礼仪，怎么理解？
也许我的理解不完全准确或有片面性。我认为，作为律师，全世界的律师，只要他是律师，他的言行都应该有「范」，都应该示范，都应该受到规范。你是律师啊，有个「师」字啊，师范师范，如果说你的言行都没有「范」，都没有一定的规矩和标尺，这个距离就远了一点。所以我宁愿让人们觉得我们在法庭上得柔和，我也觉得在法庭上，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使我们的言行达到最起码的作为一个人的标准，即人的「范」。每走进法庭，我要辩护的时候，我的穿著都要有一定的讲究。仪表非常重要，这也是「范」的一部分，尽管它是表面的。法庭应该讲礼仪。
你觉得当代律师，最大问题表现在哪里？律师界最困惑的又在哪里？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作为执政者，对于律师和律师制度没有一个准确把握，他不懂得律师是干什么的，是起什么作用的。因此对律师，可按照过去毛泽东对资本家的政策套用，即是利用、限制、改造，现在对律师也是这样，需要的时候利用一下，但是在很多问题上限制你、改变你。其实，如果我是执政者，我会认为律师本质上是保皇党，是为了你这个政权更好些，他不是要消灭你这个政权。
什么时候开始有写这部书的冲动？
大概五年前，有朋友极力主张我写一本传记，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值得说，有一些情况在目前的大陆也不方便说，当时也没有考虑到书在什么地方出版。在我们这里，有些话可以讲，有些话不能讲。基于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写。
早年就听说过我们共同的朋友卢跃刚愿意协助你写自传？
大记者卢跃刚说「你口述，我来替你整理吧」。当然他整理绝对是一把好手，这没问题，且我俩私交很好，但我谢绝了。也是这个理由，我说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三年多前，诒和（章诒和）老师又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了，再不写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她确实很诚恳地劝告我，应当留下几句话。后来我就说。好吧，我考虑一下吧，我答应了。
你答应了，也就开始动笔了？
我答应之后，怎么下手，我并没有做整体的认真思考，但我觉得有一些片段可以先写，比如我在法院做法官那七八年，那里面有很多好故事，是应当留下来的。我就先写这些东西，那么就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章节。就如同章诒和在序里所讲的，她年年催我，我年年耍赖。到后来，她很严肃地跟我讲，这个东西是时不我待啊，你不能再拖了，而且对于关心你的香港朋友你也不好交代，那边也很希望你能够写点东西，他们愿意出版。我想，那边愿意出的话，可能比这边情况要好一些，可讲的话多一些，空间大一些。那我想就口述吧，你要让我写呢，我也确实觉得不太方便。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写自己难度很大。那就口述好了，但当时卢跃刚很忙，那我们这些小朋友里边呢，孙国栋先生比较合适，他主编的《律师文摘》也很不错，人也很诚恳。我就跟他商量，他也愿意，我们俩就开始动手了。
你口述顺利吗？口述了多少次？
哪知道刚动手不久，他（孙国栋）爸爸病重，他是个孝子，他爸爸很快就转入危险期，就走了。走了之后，孙国栋又要考虑妈妈的问题。花了将近一年多，中间是空白的，没有做。后来章诒和一再说「你们这个太不象话了啊」，我也觉得拖的时间长了些。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年多来，我就开始抓紧认真做这事。最初，每周一到两次，后来断断续续每周一次，后来又变成双周一次，前后有几十次。
前些日子，你出任浦志强案的辩护人，原先参与一起辩护的浦志强外甥女、华一所屈振红律师突遭刑拘，你怎么办？
我以平常心把它看成一个平常案件，去正常对待它，如此而已。我并不觉得，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
在大陆，这样的案子不能说司空见惯，也是太多了，它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至于说有人爱讲背景，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背景，我说现在不忙去考虑它，因为案情不清楚。究竟浦志强这个案子是什么案子，执政当局也好，公安方面也好，我相信他们清清楚楚，即是构不成所谓的「寻衅滋事」罪的，但有一些人用这个罪名来收拾他，那就是说，这里面完全有可能由此切入，然后再收集别的数据，另寻罪名加之于他。
今天你如何反思「六四」？
「六四」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学生运动。如今站在历史高度看问题，全面估价这场运动，似乎还应当认识到：如果当时在广场主事的激进派有清醒的头脑，情况的发展不至于造成当时的悲剧，形成中国今日的局面。无情的事实是，「六四」把中国民主进程大大往后拖了。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尽管「官倒」猖獗，腐败已然横行无阻，经济的发展并不如人意，但总的说是朝着民主改革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当时，由政企分开到党政分开，也动起来了，突出的标志是政法委已决定撤销，全国各地的政法委都摇摇欲坠，在等着中央下来一个红头文件就走人了。可是「六四」之后，邓小平一伙要加强「专政」，不仅没撤，权力反倒扩大了，这些年干了多少蠢事坏事，它代替了或者代表着整个公检法这套专政机器，实施以党代法，党就是法。当然，我无意也没这个水平更没资格来全面总结「六四」，我只是感到这些教训值得记取。我对有些学生领袖心有不满，根源即在于此。
□ 亚洲周刊2014年6月8日 第28卷 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