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冬之交，北方边境局势又极度地紧张起来，随着天气冷下来，边境的那些河流又会冻上，珍宝岛这样的仗可能会再次打起来。林副统帅就下达了“一号战斗令”，准备同苏修大打一仗。尽管二年后这位老兄就要拉着老婆，拖着儿子，去投靠苏修，但那个战斗动员令还是象模象样，弄得象真的一样。为了贯彻执行林副统帅的一号战斗令，我们农场给各连队下了死命令：“12月前必须收下所有的稻子，而且要颗粒归仓”。要打仗了，粮食当然是第一要紧的事。
农场里地盘大，下去了那么多知青，人均还要分到十多亩耕地。连队里还藏着掖着好些个黑地块，这样做的原因是上报单位亩产时可得到更高的数据，而单位亩产高，是连队干部“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有了这样的潜规则，所以实际人均耕种的地亩数还要更高，工作量是够大的了。
往年稻子熟了，割下后捆成束，我们会在田里先将稻子堆成垛，然后慢慢地运回打谷场，再脱粒，晒干，进仓。这是因为农场的地块离打谷场都很远，有个二，三里路是家常便饭，而挑稻是个重活，一束稻大约二斤半到三斤，挑40捆，就是百二三十斤，我们一天挑下来，两边肩头都肿得馒头般的，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这些农活，平时要干到春节后一个多月才能够完成。
林副统帅的这个战斗令一出，意味着过去好几个月的工作量都要紧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年青人爱着自已的国家，就只能连轴转，24小时，36小时不回宿舍，连续在田里干开了。几个星期后，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在颗粒归仓后的第三天，腰部开始剧烈地疼痛，完全无法爬起身来。半个月后，终于渐渐能起床了，却又发现，每走几步，还是如刀割锯拉般地疼，而且从下腰一直疼到脚后跟。医生说，这叫坐骨神经痛，常常是腰椎里出了什么问题，一时半会，是好不了的，只要不瘫痪，就算是运气的了。
第二年开春，我的病也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连队里人人都忙得狗血喷头，我无法让医务室天天给我开病假，但重活是实在没法干了，就自告奋勇，担当起放牛郎的角色，负责放养排里的三头耕牛。
我们连队往东约一公里多，有一条大河，人们把这条河叫做“大洪”，春夏秋三季满水时，河面有百多公尺宽，极目远眺，浩浩荡荡，气象万千，看不到源自哪里，也望不尽流向何方。“大洪”的两岸有很多尚未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芦苇和野草。每天天不亮，我就骑着一头，拉着另外两头水牛来到大洪边，让牛吃草。牛每次要吃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够饱，我自已干过用牛的农活，深知农忙时牛是何等的辛苦，所以一直要看到牛的肚子在左边后腿前，靠近背脊的一块三角地方鼓起来了，说明是饱了，才送它们去干活。傍晚，干完了活，我骑着牛再来，直到牛吃饱喝足，差不多天黑了，我才能回宿舍。这样，每天我都会在大洪边呆上七，八个小时，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一早一晚的时候，大洪边好几里方圆内，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宽阔的河面，或浮光耀金，或薄雾冥冥，两岸的荒野乱草，或郁郁青青，或满目萧然，任何时候，景色都美到了极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长河落日圆”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些中国文学史上最美诗句中的景色，在大洪边都能实景实地看到。面对瑰丽的景色，文学家们常常会写出无数美丽的句子，让人陶醉而发痴；哲理家们会讲一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让你已经糊涂的脑子再也绕不过弯来；宗教家会轻描淡写地讲一二句警言，却让你感到醍醐灌顶，从而彻底觉悟人生；政治家，他们的治国方略，有时也会与山河景色有些关系，或救国救民出于苦难深重之渊，或祸国殃民拖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一个伤残了的知青，全国近二千万知青中的一个，这时才真正知道自己还不如浩瀚沙滩上的一粒沙子。中学读书的年代，我也曾有过美好的理想，长大了要当一个科学家，为此我曾发奋刻苦读书。我对爱情也曾有过美梦般的憧憬，幻想有一天能对自己心爱的女孩讲出那句古老而又可笑的傻话。然而梦想一个又一个破灭：城里的工不让你做，学校关门了，书没有得读，到了社会的最底下，却受伤残废了，如今农民也当不下去了，我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废物。当这一切现实，活生生摆在一个20刚出头的大孩子面前的时候，我束手无措，面对大洪边那如梦如幻的景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呆，每天七，八小时发呆，整整二年，我每天这样发呆。
很多很多年后，当我在大洋的彼岸，读到一个也是下乡，也是致残的知青作家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一篇文章时，我万分感叹：怎么史铁生也伤了腰腿？怎么史铁生也因此而开始放牛？由此而想，我们那些知青里，大概还有很多人很多人，都有着象我和史铁生般相似的命运和遭遇吧？但我比史铁生要幸运得多，陕北清平湾的生活远比上海崇明的生活要艰苦多了，史铁生的腰腿伤病也没能让他再站起来，他后来在轮椅上度过一生，前几年早早地离世了。我没见过史铁生，但读过他发表的所有作品，每次读他的作品，就象在读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的感悟。他确实是我最尊敬和最喜爱的一个作家，这可能就是同病而相憐的缘故吧！他怀念着他插队的地方：陕北的清平湾。我也常常想起崇明岛上那条叫做“大洪”的河，一条已成了我心中永远流淌的河。
今年看春晚节目，有一首歌，唱道：“时间都去哪儿了？”讲的是一个父亲，每年都和自已的女儿合一个影，从她襁褓之时起，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毕业，结婚。照片一张一张地摆开，人们看到：孩子长大了，父母也变老了。为人父母者，听了这歌，见了照片后都为之动容。
元宵晚会时，那对父女被邀请到现场，女儿再次动情地唱了这个歌，场面很是温罄感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看着，忽然气急胸闷，胸口象有团火似地在烧撩，脸也顿时涨得通红，额上青筋暴绽，我甩着手站起来，直着嗓子，发狂般地怒吼道：“时间都去哪儿了？去哪儿了？问你呢？问你们哪！”
[后记]：
两年前，我回国一次，正遇上了连队场友组织的回崇明活动，就顺便参加了。现在去崇明不用再坐船，有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直通岛上，原来差不多要化一天的旅程时间，现在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连队里，我曾住过的草棚，每天“吐故纳新”的食堂厕所，都不在了，很是伤感。我也不敢一个人去大洪边再坐一坐，怕是景色已面目全非，从而搅乱了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那几幅原作。
田里的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听说原先的农场早没有了，田块都承包给了“某些人”，而这些人又把田租给了不知从哪儿来的农民种，他们就只管收租金。
中午我们在一家“农家乐”吃饭，同桌都是当年的老高三同学，几十年不见，还是亲热异常。能来聚会的人，应该都过得不错。他们好奇我77年读了大学，怎么还有胆量去美国再读什么学位，因为我们中学时读了六年俄语，英语原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我苦笑着说：“读书不就是一天天的熬吗，那还有个期盼啊。当年我们在崇明也是一天天地熬，可那时，我们又哪有什么期盼呢？”举座慽慽然，却也接受我，理解了我。
2014年5月于美国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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