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干农活，知青在农场还是去插队，最大的差别可能是农场里拿工资，吃商品粮，这就比插队好了不知多少倍去。工资再低，毕竟旱涝保收，糊自已的口还是足够了。但这也意味，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除去国定假日和礼拜天（我们每两周休一天，一年攒下的二十几天可过年回上海用），你剩下的时间都属于农场了。农忙时，就是下雨天也要出工，常常从天不亮，要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学着忆苦思甜报告里的话说：“鸡叫上班，鬼（念“句”音）叫落班”。农闲时，下雨天有些农活没办法干，但你拿工资啊，所以也不能让你歇着，于是就要集中起来一整天的政治学习。
我在的那个连队，很多早年来的老职工女人都已结了婚，有了孩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现成的衣服可买，扯了布后，一家人的穿戴都要由女人手里一针一线地做出来。政治学习时，女人们大都手里会带着针线活来做。政治学习的内容一般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这是当时一个最“牛”的组合，叫做“两报一刊”，担负着传达党中央和最高领导精神的重要桥梁作用。社论其实都是林彪一伙或四人帮一伙的御用文人们人写的，高深莫测，弯弯绕绕，枯糙无味，都是面目可憎的八股文一类。女人们当然弄不懂这些高深的社论在讲什么，我们这些学生也是不懂这伙人到底在讲什么，想要做什么，我相信连那些更高档次的上层人物，也是搞不大明白的。
但政治学习是上面布置的任务，读了报纸社论后，就要讨论发言。男人们百般无聊，总还能找些时令节气的话，一本正经地扯上几句，应付应付上面布置的任务。女人们常常连这类时令的话也学不会讲，只是低着头忙她们手里的针线活。为了严肃政治学习态度，就会喝令她们停了手里的活。女人们虽然委曲，但也只好服从：吃了人家的饭，政治学习也算是出公家的活，有工资拿，所以不能干自已针线私活，这点道理人人还是明白的。
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话毕竟也没几个人会讲，有几个人发了言，也就算是走过了场。但政治学习也不能随便就散了，总还要捱足时间。于是男人们开始抽烟，胡天海地的吹牛，女人们手里继续忙着活，嘴里则张家李家一家家地评说。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有政治学习的经历和体会，想来今天大概也不会有人留恋喜欢当年的政治学习。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我刚去崇明时，排里有个叫“老吕”的人，他就喜欢政治学习。每次政治学习，他从不放过机会，总是淘淘不绝地发言。他说话带山东口音，文革前是农场里不知什么地方，或什么部门的一个干部。文革开始后，他被打倒，只是没关进牛棚。当时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干部叫“靠边站”，或“挂起来”，暂时也不能用，就放到连队里来劳动。
后来听人说，他是个随解放军到上海，被称之为“南下干部”的那种人。我小时候，上海很多单位里的基层干部，如党支部书记，中小规模厂子的厂长，以及学校里的领导，都有这些讲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可能上海是属新四军，即后来“三野”的地盘，而山东好象又是“三野”的一个主要根据地，所以上海才有了很多这些讲山东话的南下干部。
这个姓吕的人当年大约才四十刚出头，但脸上已满是深深的皱纹，刀刻似的，黑脸，窄窄的，三四公尺之外看他的脸，就象是一颗“黑枣”，北方人叫“南枣”的那种东西。他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大概就只识几个字而已，我看过他写字，歪歪扭扭，不会超过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好象从没见他有坐着的时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是蹲着。早上出工前，大家在放农具的仓库前集合等待，我们找个地方坐着，他就蹲在地下。有时有条长凳可坐，那种约四五寸宽，三四尺长的条凳，人人都坐在凳子上面，他象个猴子似地蹲在那上面。政治学习一般会在一间稍大的宿舍里，大家都坐床沿边，他却蹲在床沿边，长篇大论，牛头不对马嘴地讲那些陈词烂调。
他在我们排里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可能他文革中的问题解决了，就调到了另一个连队里去当“指导员”，也就是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掌管四五百号人。
我是第一批被抽调回上海去当老师的，以后每年都有场友被抽调回城，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从崇明农场上调也成了一件很常规的事，据说是上海的各用人单位更喜欢从崇明农场回来的人，比起那些直接分配留城的孩子，他们更吃苦耐劳，也非常珍惜城里这份来自不易的工作。
大约在74或75年的一天，崇明的朋友告诉我，说是那个姓“吕”的连队指导员自杀了，事情很简单，谁都能想得到：他利用自已可以决定谁能被上调的这点权力，奸污了据说有四十多个女知青。这种事不可能不被揭发出来，谁能咽得下去！事发后，他知道他的唯一下场是：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于是就在动手抓他的前夕逃离了崇明岛，但他也知道自已跑不远，就在南翔，一个叫铁路编组段的地方卧轨了。
这是一个从外貌，到举止，更不用说他的思想品德和灵魂了，都是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称为人类的东西。然而他是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手中管着几百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也会政治学习，他很喜欢政治学习。
我的受苦受难的农场姐妹啊！不知道岁月能否熨平伤痕？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