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的某一天，伟大领袖忽然心血来潮，叫人拎了一篮子外国人送给他吃的芒果，去慰问和犒赏已经进驻北京各高校，开始接管大学里所有权力的工宣队师傅们。一篮子芒果可能就十来个，跳起身来也就几十个，工宣队师傅少说也有几千上万，哪能分得过来呢？谁又敢真吃呢？芒果不吃很快就腐烂了，于是绝顶忠诚和聪明的人们只好用医学院里泡尸体的福尔马林水，就是现在人见人怕人恨的毒物甲醛，把御赐的芒果浸泡起来，摆放在供桌上，还谱了芒果歌来唱，编了芒果舞来跳。这一条史料，今后写文革史的专家学者们一定不要漏忘了，这实在是体现了领袖无比的幽默感和人情味，也可让后人读文革那些沉重的史书时能释然一笑。
在上海，不知道又是哪一位绝顶聪明和忠诚的领导人就此想出了个点子，要组成贫宣队。当然了，有了工宣队，贫宣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为什么贫宣队不去上海的其他地方，比如大学，研究所，而是进驻农场，我到现在也想不大明白。
不记得贫宣队是什么时候进驻我们连队，也记不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撤离的。在技术上，贫宣队进驻农场与工宣队进驻学校有点不一样，贫宣队的农民在生产队里没有工资，而是靠挣工分吃饭，他们到农场里来，这工分的帐又怎么算呢？协商解决的结果是农场要派遣人员去抵偿，填补他们劳动力派出的工分损失。当时的算法是农场要派二个劳力去抵他们的一个人，我们宿舍里的一位老高三大哥，就这样被打五折给抵了出去。
他去崇明南面的一个公社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是否贫宣队在我们连队就呆了一年时间，还是再延伸下去，我实在是记不得了。为什么会记不起来呢？现在想来，贫宣队在我们连队里也没做什么太大动静的事。他们好象从来就没有同我们一起“促生产”，下地干过活。他们也许只做过一，二次忆苦思甜的报告，食堂也许配合他们做过一次忆苦饭，也就算是“抓革命”了吧。但我们那一代人，听过无数次这种报告，也吃过无数次这种忆苦饭，内容格式都差不多，早就搞不清哪一次是哪一次，是谁讲的，讲些什么了。我对贫宣队记忆最深的事倒是他们经常半夜来敲门，叫醒我们，让我们爬起身来去搞“庆祝”。
那个年代，半夜三更，经常有“最新指示”发表。什么“吐故纳新”啦，“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啦，等等等等。“最新指示”一发表，照当时的报纸和电台报道，各地的革命群众都一定会心潮澎湃，欢欣鼓舞，激动万分，热泪滚滚的。于是乎，“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场面是相当的热烈”（摘自小品演员宋丹丹语录）。“激动”的人们有的就会在广场上跳起了当年付统帅发明的忠字舞，（不知如今大妈广场舞的源头是否就是始于此），而更多的革命群众就会连夜游行，游到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去向领导干部们“报喜”。“报喜”？有莫搞错啊？难道领导干部们会不知道“最新指示”发表的“喜讯”，须要革命群众向他们报告？不会吧，那广播可是人人都能听到的。但就是搞不懂为什么，连夜游行去向革委会，领导干部们“报喜”，这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是一件“那是必须的”事情。
一个隆冬的晚上，北风那个吹，雪花没有飘，“最新指示”又发表了。贫宣队的农民兄弟就挨门挨户地敲，让我们大家立即爬起身来去“庆祝”。冬天断黑断得早，干了一天累活，大家早早吃了晚饭，农场生活枯燥，又没任何娱乐，也没什么书报可读，八九点的时候，早就睡得呼呼的了。碰到这种敲门和叫起床的喊声，大家尽管醒了，但第一反应是看看能不能捱过去，就是俗话说的“聋子不怕惊雷响”，装聋！直到轧出苗头，发觉今天晚上是实在捱不过去了，否则门都被敲烂，于是只能开灯起床。这种情况不光是我们宿舍，看看周围所有的集体宿舍也都是如此光景，也只能佩服贫宣队的农民兄弟们鍥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敲门精神。到聚集的人们差不多凑够数，队伍齐整好，已是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了，于是大家开始向农场场部进发去“报喜”。
我们连队到场部有十来里地，平时走路的话，沿着公路须足足一个多小时，公路两旁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因为这里是农场的地界，过去是荒滩，没有一家崇明本土农户。城里人半夜游行，路边可能还有个把看热闹的人，有表演欲游行的人们心里还多少有些平衡。我们农场里的半夜，沿公路两边连个鬼影也没有，游行的人们真不知向何处去表达心中的“激情”。
好不容易“游走”到了场部，不知从哪里拖出来个睡眼惺松，不知是什么部门的干部，接下了我们辛辛苦苦准备，辛辛苦苦一路带来的用大红纸糊成的巨大报喜信封，就回他的房里去继续暖他的被子睡他的觉。场部那里，既没个坐的地方，也没个站的地方，半夜三更，也没个人出来招呼，给口热水喝，更别想有二两“小杨生煎”当宵夜充饥。但既然“游”了一个多钟头来了，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几声锣，敲响了几锤鼓，大家也三三两两，跟着“万岁万岁”地吼了几句口号，多多少少算是意思意思，看看好象也“交待”得过去了，就原路再花一个多钟头返回。
回到宿舍时，北风还是那个吹啊，雪花还是那个没有飘，雪花那个没有飘飘啊，新的一天已来到。今天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感慨之余，写了如下的“打酱油诗”：
夜半睡正深，“贫宣”来敲门。
可怜种田累，无奈要起身。
“侬”呼一何急，我叹一何苦！
“最新指示”出，人人被折腾。
那时的最新指示隔三差五，经常会在夜里发表，贫宣队的农民兄弟们也总是会半夜三更来敲门，叫醒我们起来要“庆祝”，但游到场部去报喜这类事，后来却再也没有发生。睡得稀里糊涂的人们被叫起来，七零八落，前前后后，拖拖拉拉地跑到食堂里聚一下，哇啦哇啦地吼上几句“万岁”“庆祝”之类的口号，“困思蒙懂”，总算还能再回被窝里接着续梦睡觉。再后来，终于贫宣队员们敲门也敲厌了，烦了，就庆幸再也没人半夜三更来敲门，搞什么“热烈庆祝”了。
今天写这些，没有任何意思要责怪贫宣队，这种事情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叫你折腾你就折腾，不折腾也要折腾，本来没事也要造些事儿来折腾，人人都折腾，你敢不折腾？”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是贫宣队，也会如此去折腾别人。如今提出“不折腾”，年青的一代不会有很多体会，我们这些被折腾了很多年的人，听到后真是感慨万分。
我对贫宣队的队员，还是有不错的印象，至少他们对我们都很客气。有一件事，我还依稀记得，他们当时好象要给连队里的几个“牛鬼”弄弄清楚“犯事”的原委，是不是要给他们甄别平反就不知道了。我所在的连队，66年文革开始时大概有200来人，却是整出了有20来个“牛鬼蛇神”。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记得其中有个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老兵油子，这个人因为曾向人家吹嘘自已用什么法子才躲过了解放军的子弹，没被打死，这居然就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行。有好几个是戴着“坏分子”，“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却从来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坏”和如何的“反”。再有一些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犯了什么“案情”的人。
其中有一位就在我们排里，那位老兄平时老实巴焦到了极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被打入“另册”。他的“案情”中最关键的两个字是“泄精”。当时的“犯案”，真也不知道是属于流氓行为还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时的最高指示，有一条叫做“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所以从偷鸡摸狗到杀头枪毙的大小案子都要交由群众来开会讨论决定，这个案子当然也要让群众来知情。
我记得贫宣队的一位老农民在我们排里开会时讲这个“泄精”的案情，听众中有很多是没有任何男女生理知识的初中女学生。这位老乡既不会用专业词汇，又不知道如何掌握讲解的尺度，加上崇明话混杂着“洋泾浜”的普通话，到底是“泄精”还是“吸精”，还是“遗精”，还是“黑猫白猫洗洁精”，老乡讲得口沫横飞，满头大汗，唇焦舌干，讲完了，我听得是一头雾水，排里的几个大姑娘，仰着头，瞪着她们美丽无邪的眼睛，一脸纯情地问：“那么，到底什么是泄精呢？为什么要泄精呢？”这种场面，真是可以让人晕菜，让人昏厥！
没人知道为什么要派贫宣队进驻农场，我们这些人，好歹也是农场工人，其实和上海的纺织工人，钢铁工人并无本质不同。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中坚，那凭什么要让贫宣队来领导农场的工人阶级呢？理论上好象的确有些饶不过来。中国当时的基本国策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一切政策的制定，社会利益的分配，如上学留城参军，提级加薪升官，等等，都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要。但解放后的十几二十年里，阶级的划分和归属，根本就是一笔糊涂帐，从来没有一份正式文件讲清楚这个事。对新一代的人群，在新中国红旗下走上工作岗位和长大的一代，到底应该如何来划分他们的阶级归属，到底怎么样计算，今后这人就能算作是一辈子工人，贫下中农成分，还是一辈子只能算是知识分子成分，或是其他的什么“革命”“反革命”成分，没人讲得清楚。奇怪的是：自已讲不清楚，还不让别人来说，如果有人胆敢研究探讨或评判这些阶级或出身的问题，那就是犯了天条，分分钟可以被拉去放枪打靶。
既然划分都不清楚，又怎能制定出一个清楚的基本国策呢？所以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政策，今天看来，根本就是个自说自话，指鹿为马的东西。文革期间，大家更是自说自话，无法无天，明明夫妻老婆烟纸店，也说自已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可以随意攻击批判别人都是反动阶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修正主义，结果当然就是彼此乱斗一通，到头来谁也没弄明白到底在斗什么闹什么，直到折腾得天怒人怨，能够躺得笔挺了，才只好罢休收场。最后党中央结论：“文革”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国家之浩劫”，是“民族之灾难”，是“十年大动乱”。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文革期间，整个国家，动乱颠覆，胡搅蛮缠。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下乡的青年人，都是刚读到初中高中的孩子，本是巢中之卵，但那年代，又哪能得到正常的孵育和培养！知青知青，就是那覆巢之下的卵，焉能独善其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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