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歌:后人应该了解前人的真实生活- -《打捞失落的家族历史》读后

演员陈冲想知道她外公自杀前的所思所想,央视主持人阿丘想知道自己的外公外婆为什么被人抓走杀掉,收藏家马未都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当年参军的原因,历史学家易中天想知道1939年9月23日发生了什么使得易家数百人一天内死于非命……这些问题有些后来有了答案,有些还是没找到答案;即使找到了答案,恐怕还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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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家族历史迷失的后果。家族历史的迷失形成的吊诡也形成了民族历史、国家历史在某些叙述上的吊诡。许多人无意花精力去探索、了解历史的真相,只是人云亦云,以为了解历史真相与自己的衣食住行、升官发财并无太大关系;但总有一部分充满好奇心的人想知道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不管怎么样,现如今的中国人对真实的历史实在是越来越淡漠了,如果按照年龄递减排序,越后面的人对历史越无知——不是他们还没到上历史课的年龄,而是他们对上历史课越来越没有兴趣,当然老师教的历史课也确实越来越乏味。这其实是很不妙的。

今天在小区外见到一拾荒者正在人行道上垃圾桶里搜索,认出他是经常骑车穿行于附近一带的收废品者,便叫他到我住处把我堆放在楼梯间的纸板箱收去。他说回去拿了秤就过来。

我到家后不大会,他就来了。我按照正常逻辑以为他是安徽人,就用普通话告诉他哪些东西要他收去,他却很有与人交谈的兴致,主动与我搭讪:“听口音你是江苏人吧?”我不知道他怎么听出我的话语中会有江苏的口音,便反问他:“你是江苏人吗?”他却说:“我是川沙蔡路人。”根据他说话的口音,说他是苏北人我相信,说他是浦东川沙人我实在不能相信。见我疑惑的神情,他便解释说自己很早就去了新疆,八十年代初才回到上海。至于川沙,那是他的出生地,四岁时即被送给父亲一个住在徐家汇自民村(当时的徐镇街道棚户区有著名的“三家村”:南村北村自民村)的好友做养子,从小生活在徐镇路一带,口音中的苏北腔早就取代了川沙腔。此人姓马,我便叫他老马。老马一边整理着废纸箱,一边和我聊起来。

老马说他是62年从徐汇中学出去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分到阿克苏的农一师。那时新疆的维汉关系就不融洽,63年时当地一个曾被评为全国先进的派出所就遭到维族人的袭击,五个民警死了三个,其中包括维族的民警。

维族人和汉族人语言交流困难,一直很少往来,彼此间经常有矛盾摩擦。维族人生产手段落后,农业亩产量明显低于汉族人,因此比汉族人要贫困许多,维族人由此认为汉族人占了好地,维族人吃了亏,于是内心长存不满。其实两块地是相邻的,土质并无不同。

而有些汉族人到新疆,并不顾及维族的宗教禁忌,在街上买了猪肉不把它包好遮蔽起来,就放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骑着走,维族人见此会极其愤怒,厉声怒骂。我问那街市上卖猪肉的店铺怎么办?老马说街市上人多,维族人也没办法。我猜想维族人见到汉人的肉铺一定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心理。

不过,维族人也认识到汉族人经济建设的本领确实是要高出自己一筹,于是就出现过维族人上街游行要求维族干部下台让汉族人上台领导的一幕。

老马说维族人虽然与汉族人不和,但一旦你和他们熟悉了,关系和睦了,他们非常重感情,比汉族人要好得多。老马不在农业连队务农,而是扛枪巡逻的(我猜想大概属于专职的武装民兵吧?因为那里距边境不远)。常常要外出,不能一直住在农场内的集体宿舍里,曾经在一户维族人家住过几个月。刚去时,维族房东只让他们睡不生火的冷炕,冻得不行也不管。后来慢慢熟悉了,关系变好了,到分别时,泪流满面地拉着手不愿松开。

老马后来和一位重庆女知青结婚成家,育有一子一女,享受上海知青子女待遇。80年代为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从新疆返沪。虽然从徐家汇出去,但徐家汇派出所没有他的资料,不能解决落户问题,养父家也不愿接受他们(按:还真不如维族人重感情啊!)。后来还是到川沙蔡路的派出所才查到他的户籍资料,解决了子女落户问题。因为老马从小生活在徐镇一带,这里有他许多老同学,居委会里一个教唱歌跳舞的女的,就是他当年的同桌。所以他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圈定在了徐家汇。

对于老马,我还有许许多多想问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和他聊吧!

老马的自述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他的身世经历是老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又何尝不是华夏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巧的是,刚和老马聊过新疆二三事,就在新闻里看到乌鲁木齐爆炸的重大恶性事件。

我对新疆的历史虽没有很多的了解和研究,但通过老马的叙述,我有这样的认识:维族人和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人一样,正常而普通,用一句套话,就是“勤劳而善良”。但两个民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肤色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信仰不同。如果说信仰不同,回族也信伊斯兰教,但回汉之间并不那么排斥;语言文字不同,蒙汉之间好像也不那么排斥;肤色不同,新疆其他民族如哈萨克族等也不像维族那么排斥汉人……其实维族人并不天生地敌视、排斥汉族人,主要是维族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均值也偏低(即思想简单、淳朴),生活又贫穷,于是一小部分有政治野心的“民族精英分子”便很容易煽动、挑唆、操纵一部分思想太过简单淳朴的无知无畏者,让他们献身所谓“圣战”。而维汉民族间的思想沟通也不够顺畅、自然,导致一部分维族人对汉族人始终抱着戒备心理,他们宁可去听信那些政治野心家的胡言乱语,也不愿相信汉族人的好言好语。就像近日北京法院审理的一起“丐帮”案件显示的某些情节:那些聋哑乞讨者因为生理原因,只相信同类人,哪怕他们实际上是万恶不赦的大骗子。

尽管乌鲁木齐街头施暴者已被定性为“泯灭人性”、“死有余辜”的暴恐分子,我还是觉得他们只是一帮被人操纵利用的无知无畏者,真正可恶、没有人性的是那些躲藏在幕后操控罪行的人。

由此想到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49年以后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文革”的认识评价。

我在行摄徽州途中还和老余等在闲聊中说到:我们这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被洗脑洗得最彻底的一代人,不过我们这样的人脑子还没有被完全洗坏掉,所以现在还有反思的能力;确有许多同龄人脑子已经被完全洗坏了,已经丧失了正常的分析判断能力了。比如“文革”明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面浩劫,却还要硬说“就是好!”“就是好!”至于那些没经历过“文革”的后辈,就有真以为“文革”是老人家反腐倡廉的一个重大英明决策的,也有一些被别有用心的民粹主义野心家煽动挑唆的的无知无畏者时不时跳出来大叫大喊,甚至上街打砸,就像“文革”中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

老父一直想写一本类似家史性质的书,希望我们都能参与此事。他老人家此举目的且不论,至少现在我觉得此事还真值得考虑考虑。对于我来说,写出自己“三观”的嬗变过程,后人中万一有个好奇心强的,就不至于碰到陈冲、马未都那样的困惑了。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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