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的网民和舆论近些年曾有数次交锋，每次交锋，如果从绝对真理的角度讲，无论是“反帝反殖”，还是“爱国主义”，内地人似乎都占了上风，因为缅怀97以前，说起来总显得理不直气不壮，有的内地网民因此就义正词严地要求“人走，地留下”！。尽管香港人都是从具体事物来思考问题，但与内地人大多从民族大义出发判断是非对错相比，好像还是矮了一截，于是，香港的迷失就愈发显露出来。
其实，港人的迷失，内地人同样存在，很多时候还远远超过了港人。
香港有过几次移民潮，像1967年暴动后、中英谈判开始后、1989年后，直至回归后的10多年间，有的移民英国，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跑到澳洲，有的干脆住进了一些小岛国。但改革开放以后的内地，移民大潮实际比香港来得更猛烈，虽说国家日益强盛，可移民数量却越来越庞大，而且还都是些富裕起来的人，动不动就全家携巨资变身为外籍。当然，劳动人民也不例外，偷渡的、打工的，个个削尖脑袋往外钻，很多人不惜死在偷渡船上。这些人，早已做到了“人走，地留下”。
即使没有移民，只要有点钱，内地人大都会把孩子送往国外读书，初中、高中、本科，一直到博士。把孩子送往哪里读书，恰恰反映了一种价值取向，至少说明他们认同那种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就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很多红二代都被送往苏联一样。如果学成后纷纷回来，也还可以说成是学好本事报效祖国，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人从美国赶回来那般，但可惜的是，多数人的首选却是想方设法拿身份，最不济也要得个绿卡，起码要在外国大公司找份工作，在美国某地买栋房子，有不少人虽然也选择了回国创业、找职位，但不要忘记，他们随时都可以抬起屁股走人的。
这些，不能不说，都是对自己生长环境迷失的结果。其中最为迷失的要数那些移民之后还高喊“爱我中华”“爱国”的人，老是摆出一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模样，明明已经是老外或准老外了，还天天在那里看春晚、盯着新闻联播、甚至唱红歌。
这种迷失，其实就是对宏大理论的认同，但对具体问题恰恰又是另一种选择。你不能说他们不爱国，他们自己也绝不会说他们是爱美国、爱欧洲、爱加拿大、爱澳洲，他们只是在读书、工作、生活这些具体事情上更认同外国的环境、方式罢了。如果放在30多年前，他们的罪名肯定很大，但改革开放以后，移民的、侨居的，太多了，见怪不怪，就是想给他们扣顶大帽子，也是扣不胜扣，总不能打击一大片吧。
当怀揣绝对真理时，我们总觉得港人不那么爱国，怎么还可以和97以前去比较，再怎么样也是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可是，当自己也选择具体生存环境时，很多人比港人还港人。改革开放后移民香港的人数是个很大的数字，97以后争着拿香港身份的人流也很可观，包括那些在内地已经出名的文化名流们。还有每年成千上万拥往香港生孩子的，她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是去香港读书还是留在内地求学，毕业后是去香港求职还是在内地找份工作，比较之下，很多人也选择了香港。我周围的许多父母更是将孩子在香港读书、在香港的大公司获得高薪职位，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这些，也不能说他们就不爱国，只是大道理来的时候，比较倾向内地，一遇切身利益的时候，还是更实际一些。一些驰骋国际舞台的艺术家就直白地说过，香港身份，可以随时动身，免签赴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内地身份却有诸多麻烦，起码还要不断地去办签证。
其实，内地人的迷失远远早于香港人。上个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内地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了，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逃港大潮一波接着一波，个个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赌着性命朝香港逃亡，其中多数都是内地普通老百姓。当时他们都被看作叛国，可改革开放后，正是他们中间的很多在香港发家致富的人，又被当做欢迎对象，千方百计拉着他们在内地投资建厂经商，有不少人还成为著名的爱国港人，入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本法起草委员。在宏大理论面前，他们无一例外都属于投奔殖民地的叛逃分子，宁愿在香港做二等公民、不愿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但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当初的选择，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去质疑、追究，起码已经算是一种明智之举了。那时的内地人，除了文革时期为了躲避牵连而远离港澳关系外，也一直都以拥有港澳亲友为荣，很多人靠着香港亲友的资助，才能不时获得一点紧俏商品，才能用寄来的港币换取改革开放前的华侨券和改革开放后的兑换券，买到一点稀缺物资。正是殖民地亲友的支援，让他们度过了难关。
而且，正是由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才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内地带来了资金、企业、技术、经验和人才。改革开放之初，敢于往中国内地投资、贷款、引入企业和技术的，只有日本和香港，他们那时是“最受欢迎的人”。没有殖民地的香港，至少没有深圳，没有珠三角的繁荣发达。在改革开放这个最重大的政治主题和经济主题面前，内地并没有选择绝对真理，而是务实地选取了殖民地的经济支持。
事实上，即便在爱国这个宏大主题面前，香港人在具体事情上也没有迷失，哪次内地的大灾大难，都少不了香港人的慷慨捐赠，从南至北的办学、济贫、助残也都有香港人的身影。连爱国歌曲《我的中国心》《中国人》都出自香港，而内地却长时期写不出如此感人的作品。
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华侨，改革开放前，他们也很迷失，。1949年以后曾有大批华侨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还有大批被印尼迫害的华侨纷纷回来，投入祖国的怀抱，可是，在文革中他们又遭受怀疑，很多人被指为特务。文革后期到文革结束后，这些华侨终于被准许出国，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毅然选择了离开祖国，也有的是让子女出国投奔海外的亲友。我家周围有5位这样的华侨，看着他们当年含泪回到祖国，现在又含泪离开祖国，尽管我年纪不大，当时心中已经很不是滋味了。有一位饶友基叔叔，夫人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演员，他们都是印尼华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家离开内地，移居香港。临别前我父亲特意为他们饯行，饭桌上，饶叔叔讲到文革几年的遭遇，失声痛哭。那情景，我至今不忘。他还说到，有一家印尼华侨，自己没有回国，而将两个儿子送回祖国接受教育，并托饶叔叔照看，可文革中被迫下乡，兄弟俩都淹死在河塘里。饶叔叔哭着说不知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这些饱受屈辱的华侨，都是在绝对真理的感召下回到祖国，可具体遭遇，让他们最终还是舍弃了祖国。他们不爱国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在实际境遇中选择了自己最后的去向和归宿。“我爱祖国，可祖国不爱我”，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这是发自华侨和知识分子心中的最强音，因为祖国是具体的，其中也包括国家机器。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庐山恋》《人到中年》《海外赤子》等等，几乎都在反映这一主题。
爱国，是具体还是抽象的，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这大概是中国人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来源: 共识网201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