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的话：20年前的5月，我与原单位的一位同事拜访了丁子霖教授，我带同事去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栾沂纬加到丁教授的六•四遇难者名单上去，其中一些细节正如丁教授在下文里的记叙。几年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丁教授的这篇文章，当时为栾沂纬的亲属能够得到六•四难属组织的照料而感到欣慰，以后再也没有多想这件事。
2009年5月底的一个周末，我象往年一样去为杨逢时博士的芝加哥地区六•四纪念音乐会做义工（当年也是杨逢时博士委托我将芝加哥大学的捐款交给丁教授），那天在最后彩排时我见到一个20多岁学生模样的女孩坐在台下第一排，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们照例去杨逢时家里聊天，那个女孩也和杨逢时一起回家了，我也没有多问，当时魏京生也在。高谈阔论之间那个女孩暂时离席，魏京生问杨逢时“她在内蒙还有亲人吗？”，杨答“她的妈妈还在包头”。这一问一答似一道闪电，蓦然打开了我的记忆。等那女孩回来，我问道，“你是不是姓栾？你父亲叫栾沂纬？！”答案是肯定的！我告诉她，“你的眼睛真象你的父亲，难怪我觉得在那里见过你！我在80年代初期与你父亲共事4年。”我这才知道，栾玥欧大学毕业之后在老全美学自联活跃分子陶业的帮助下来美国留学，那天应邀到芝加哥参加杨逢时博士的六•四纪念音乐会。
栾玥欧对我讲了她的坎坷成长经历和难属组织对她们母女的照料，尤其是在她母亲已经知道父亲遇难之后，事先为她买好并经铁路托运的儿童钢琴才从北京到达包头，令人不胜唏嘘。栾玥欧说，因为父亲去世时才5岁，对他没有太多印象。我对她说了一些她父亲的往事和故事，我看到她眼里闪亮的泪光。
第二天，我给当时与我一起去丁子霖教授家的那位当年的同事打了电话，她也在多年前移居加拿大。她告诉我，那年从北京回到包头，她就开始打听栾沂纬夫人的消息，可是我们的原单位因为栾沂纬六•四在北京遇难，不让她们母女继续住在我们单位的宿舍，把她们扫地出门了。她又不敢打听栾家母女的消息，直到两年之后，他在一家商场里偶然遇见了栾沂纬夫人陈梅，她还是不便直接问陈梅的联系方式，只是说需要陈梅的地址以便人事科万一需要给她邮寄文件。就这样她拿到了栾家母女的联系方式并且转交给了丁教授。她也为栾家母女现在的状况感到欣慰。
近日在网上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关于栾家母女的报道，我为她们感到高兴。特此将有关报道和丁教授的文章推荐给《华夏文摘》的广大读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夜晚，我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不速之客。男的说是留美学生，女的我不便询问。多年来，我常常对一些不经朋友介绍的来访者抱有一种警惕，因为我的处境太险恶；尤其当来人向我问这问那的时候，我心里总不免犯嘀咕。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神经质，但这对我来说却是确确实实的担心。
然而，这次我还是对来访者所提问题做了如实的回答，包括关于海外捐款的收转等本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人。也许是解除了彼此的戒心，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融洽起来。我向来人介绍了当时正开展的寻访活动的大致情况，当然也谈到了有关捐款的问题。来访者听完了我的介绍，似乎心里有了一个底，随即从怀里掏出了一叠2，000圆的美钞，说明是受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组织的委托，顺便给我送来转给国内“六四”死难亲属的。来人还告诉我，这笔钱已经存放了很多年，是当年“六四”惨案发生后由该校留学生募集的。我收好这笔捐款，给他开具了一张保管收据，托他转给捐款方，当然也少不了托他代为感谢。
时间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来访者将要起身告别时， 那位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说过话的小姐无意间向我透露，她曾间接听说过有一位“六四”时失去丈夫的妻子，身边还有一个女孩。也许是一种特有的敏感吧，我很自然地请求她做进一步的了解。她一口答应了。
但是，两年过去，我没有得到任何音信；那位小姐我也已无从去联系，只好耐心地等待。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我等来了那位小姐的来信，信是托人放在我所住宿舍楼的信箱里的，信上仍无具名。但她告诉了我那位遗孀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随即按信中提供的姓名、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信。一封，两封，三封……。又两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后来有一个机会，我的一位朋友正好要去那位遗孀所在的城市探亲，我就托他去实地寻访，而他又找了一位当地人。两人开了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少路，终于在市郊一个不显眼的居民区里找到了那位遗孀。原来，她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所谓的“保密单位”——军工厂，我给她写去的三封信都被该厂的有关部门扣没了，因此她根本不知道我给她寄信这件事。
没多久，这位遗孀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她告诉我，她丈夫名叫栾沂纬，生前为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89年北京闹学潮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进修，不想遇到了戒严部队开枪。6月4日凌晨，栾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腰部中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她还告诉我，现在她的女儿已上了中学，母女俩相依为命。她每天早出晚归，无法照顾女儿，母女俩就索性住到了她娘家，由姥姥照看。她说这样也可节省一些开支。
这位遗孀的艰辛，我能理解。那场大屠杀过后，不少家庭收入减半，尤其是那些留下遗孀和遗孤的家庭，生活就更艰难了；何况，这位遗孀已独自支撑那个破碎的家庭快十年了。那个时候，我们正启动一项遗孤助学金的援助计划，这位遗孀的女儿，正是我们援助的对象，随即我就把她女儿的名字添加上了援助名单。
此后不久，这位遗孀来北京，我们终于见上了面。
那是一位身材娇小、柔弱的中年女子，看上去神情有些疲惫。没有想到，此时的她已经“退休”了，年龄还刚四十出头。孩子那年高考落榜，在一所民办学校复读，准备来年再考。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给孩子积攒准备上大学的巨额费用，她发挥自己之所长——她原为所在工厂一所学校的英语教师——竟独自办起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因此，她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家。
谈话间，我们自然就说起了她和她丈夫生前的生活景况。她不无愧疚地说，她丈夫在世时，夫妻俩常常是离多聚少。先是她上北京进修英语，后来又轮到她丈夫去北京深造。她深悔当年不该让丈夫去北京，否则他不会遭此一劫。她说将近十年过去了，但她无法忘记与丈夫相处的日子，更无法忘记丈夫对女儿的那一份深爱，因此，她今天的全部付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一定要为女儿安排好一个让她丈夫放心的前途。
这次见面，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得出来，她是一位不肯服输、不肯向厄运低头、只要认准了道就会一直走下去的坚韧女性。
又一年过去了，她来电告诉我，经一番艰苦的努力，她女儿终于考上了内地的一所大学，但收费竟高达数万元之钜。她说她女儿的外语成绩好，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她不能让女儿放弃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为此，她咬紧牙关，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东拼西凑，把女儿送进了大学。而她，又继续没日没夜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了那个英语班。
我这里还想告诉朋友们的是，这位遗孀尽管那样的日夜奔忙，但对我们这个群体，可谓尽心尽力。在我们的名单里，有一位名叫龚纪芳的死者，生前为北京商学院本科一年级的女生。但是很多年以来，在我这里只有她毕业于某一中学的纪录，所幸我发现那所中学恰好就在那位遗孀生活的城市。于是我把寻访那位死者亲属的事情交给了她。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啊！当然只有从那所中学找起，从那里打听死者亲属的下落，可偏偏不巧的是，当她找到死者亲属的家时，邻居却告诉她，这家人已去了外地，而且去向不明。以后，她常去向龚家的邻居打听。这样她一等就等了两年。当她再次去龚家邻居那里打听时，她终于得到了龚家夫妇已经回家的确信。原来死者的母亲自女儿遇难后，一度精神失常。为了避开这块伤心地，夫妇俩离家去了外地。为了不给那位母亲增添痛苦，善解人意的她，有意避开了母亲而只见了死者的父亲。
（丁子霖执笔 20050310）
摘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https://www.tiananmenmother.org/ 本刊对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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