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邻近硅谷的地利，斯坦福的教授在公司有兼职和自办公司之便，学生在公司有实习和就业之利，校方从地租获得丰厚的收入。从此，斯坦福大学蒸蒸日上。自１９６０年代初，斯坦福开始跻身全美前十名大学的行列，至今不衰。特曼说：“这个地区之所以成为全球高科技的首都，首先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家社区，并使工业界与学术界结合起来。依我之见，这是时代潮流。”这其实就是硅谷发展的本质。这里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集中于美国加州。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有１／３生活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牙哥海岸线线上。一位硅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种架构：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与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系统，吸引各方关注并刺激投资兴趣。我们还可以在产品相互补充的企业之间进行协调。”
以高科技闻名的硅谷历史并不是从硅开始的，甚至不是由电子工业开始的。硅谷历史始于为美国海军制造飞艇。当时，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科技工程。但它不是电子工程。当时没有雷达，因此飞艇才被美国军方采用。硅谷的原动力是美国政府的机密军事行为，是二战和冷战的形势及战争中的高科技因素孕育了硅谷。
[i]军用飞艇[/i]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宣战。此时，盟军对德国唯一有效的影响是从航母上派轰炸机对德国本土进行战略性轰炸。联军有二万八千架飞机从英国起飞投入战斗。他们以为在通过英吉利海峡时是安全的，他们错了。在英国本土上空他们就被德国人发现并受到打击。原因是德国在一九四二年就已建立了完整的电子防空系统。系统有三部分：预警发现，调动空军，在英美飞机到达预定轰炸地点之前将其击落。法国境内，德国有上百个预警雷达。德国战斗机在一九四二年就装备了雷达。这是人类最早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该系统很有效。盟军共有四万架飞机被击落或无法修复。死亡的飞行员美军有７９２６５人，英军有７９２８１人，平均年龄２０岁。
盟军认识到德国防控系统非常先进、完整和强大。他们必须研究这个系统。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期间，美国在哈佛大学建立了高度机密的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Ｈａｒｖａｒｄ Ｒａｄｉ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ｂ，ＲＲＬ），实验室集中了８００名各路精英，研究通信情报和电子作战。实验室主任是特曼。他们研制出一系列的电子产品，击破了德国的空防系统。为了让德军的雷达失灵，盟军把大量特殊宽度的铝条撒到空中使雷达失效。这一招瘫痪了德军的防空系统。一九四三年七月，联军空袭汉堡，彻底毁灭了汉堡。盟军二战中使用的铝箔是美国铝箔产量的四分之三。最后盟军赢得了对德空战的全面胜利。
二战永久性地改变了军事机构和学校的关系。此前，军事机构自己建立实验室，自己组织人员搞科研。就象海军搞飞艇时那样，虽然海军把飞艇基地选在了硅谷，但它对硅谷没什么影响。二战期间的情况就不同了。二战期间成立的美国政府的科研与发展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ＳＲＤ）主任是特曼的老师布什，认识到可以让大学参与军事科研。于是大学直接从军方获得科研基金。ＯＳＲＤ一共把４亿５千万美元投入到武器研发，麻州理工拿了１亿１千５百万美元，加州理工拿了８千３百万美元，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３千万美元，斯坦福只得到了５万美元。当ＯＳＲＤ给特曼打电话时，特曼觉得，他们根本看不上斯坦福大学，他们没有把斯坦福大学当作是科研性质的大学。特曼只得离开斯坦福到波斯顿（Ｂｏｓｔｏｎ）去领导这个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他决心让政府改变这个偏见，他要把斯坦福建成一个全美国最好的微波和电子研究中心。特曼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十一位同事全部聘到了斯坦福，建立了斯坦福电子研究室（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ｂ，ＥＲＬ）。一开始，他们只能做基础研究。一九四六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给了他们第一份合同。一九五零年，特曼已把斯坦福的工学院变成了西海岸的麻州理工。
一九四九年，苏联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一九五零年初，韩战爆发。美国政府认识到，对抗还在以冷战的形式继续。这给斯坦福提供了新机遇，而特曼早就做好了准备。军方要求特曼建立一个应用电子实验室（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Ｌａｂ，ＡＥＬ）以从事机密军事研究。这使斯坦福的电子工程系增加了一倍。斯坦福第一次成为军事工业和政府研究的合作夥伴。
美国政府深知，尽管和苏联处在冷战之中，但冷战随时会成为热战，美国政府知道苏联时刻都想把美国从地球上抹去。但美国不会坐以待毙。由于二战中曾被政府完全忽略过，特曼决心把斯坦福的资源集中起来，帮助政府了解苏联在干些什么。特曼在哈佛学到的技术，通信情报和电子作战，变得至关重要。但这次，斯坦福已经成了国家安全部（ＮＳＡ）、中央情报局（ＣＩＡ）、海军（Ｎａｖｙ）和空军（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的科研中心。以电子战为形式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
苏联全面继承了德国的防空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地对空导弹，战斗机上装了雷达，还有中程弹道导弹，洲际导弹，潜水艇水下发射导弹，等等。斯坦福帮助军方寻找苏联雷达的位置，同时研究如何躲避苏联雷达，以便在对苏战争中，使美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Ｂ－５２能安全飞到苏联境内。冷战期间，苏联打下了２３架美国间谍飞机，造成了２００名机上人员的死亡。美国只得寻找其它侦察方法。一九五六年，斯坦福电子实验室把高空照相侦察机Ｕ－２改造成一个电子信号平台，该平台由一家硅谷公司建造。其它硅谷公司也参与了研发和建造。斯坦福原有的两个电子实验室：一个是搞基础研究的ＥＲＬ，另一个搞机密项目研究的ＡＥＬ。一九五五年，两个实验室合并为一。特曼说，我有了足够的政治保护伞去这样做（Ｉ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ｖｅｒ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ｓ）。这时，斯坦福才真正成为冷战期间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特曼做的这一切成了硅谷的转折点。特曼相信，他在为美国而战，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美国成为一个创新式的战争机器。为此，他在一九五零年中期的斯坦福大学中采取了一系列新规则：鼓励研究生毕业后去创业而不是去读博士；鼓励教授到企业中参与咨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为投资理事会的成员；他把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变得极为容易，从三年变成了三分钟，谁对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兴趣，签一个合同就可以拿去；他使实际工作经历成为对学术生涯有利的东西。当时，没有一个学校这么做。特曼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他不想成为一个军方的制造机器，他只做科研，让他人去建公司，让军方给他们钱去创业，他只提供咨询。这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头脑的出头脑，硅谷繁荣了起来，那是一九五零年代。
这一时期的硅谷，是微波谷（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Ｖａｌｌｅｙ），代表产品为超短波电子管，返波管，和行波管等。代表性的公司：Ｅｌｉｔｅｌ－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这些电子公司为军方生产，先是零件，后来是系统。
不久，微波谷就不仅仅为军方提供零散的微波元件，而是整体微波系统了。斯坦福毕业生功不可没。除了马丁公司（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位于山景城半军半民的电子国防实验室（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ｎ Ｌａｂ，ＥＤＬ）对此贡献也很大。该机构雇佣了特曼在内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一千三百多雇员，一千八百万美元的合同。主任威廉·佩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斯坦福毕业生。一九六四年，他和六位副手离开了ＥＤＬ在硅谷建立了电磁系统实验室（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ｂ，ＥＳＬ）。面对西海岸蓬勃发展的微波事业，东部企业坐不住了。通用电器微波实验室，于一九五四年搬到了硅谷的斯坦福工业园，希望利用斯坦福的影响来争取在电子国防上的份量。通用电器也象Ｓｙｌｖａｎｉａ一样雇佣斯坦福毕业生和科研人员，还与多位斯坦福教授签订了咨询合同。当时通用电器最好的４０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１６人来自斯坦福。
１９５１年，特曼与校长斯特林（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商定，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在他的推动下，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托的部分校园地皮约５８０英亩，划出来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区诞生了。斯坦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学校赚钱。后来，工业区改名为研究区，成为把技术从大学转让给公司的一种手段。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５５年，７家公司在区内设厂，１９６０年增加到３２家，１９７０年达到７０家。１９８０年，研究区的６５５英亩土地全部租完，共有９０家公司，２５万名员工。这些公司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技术公司，这是特曼私人关系最多也最熟悉的领域，也是他认为最具潜力的领域。特曼为科研和生产穿针引线，造就了硅谷。也使斯坦福研究区成为美国和全球纷起效尤的高技术产业区。
以斯坦福研究区为中心，１９８０年代的硅谷云集了３０００多家电子、电脑企业；９０年代后期，这类公司超过了７０００家。记者写到：“硅谷人远远不止是把沙子变成黄金，他们把沙子变成了智能”。
斯坦福工业园区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它带来的收入为斯坦福提供了巨大的财力。预付租金超过了１８００万，相当于当年斯坦福向大学捐赠的数目。１９８１年，土地租金年收入为６００万美元。收入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特曼用它重金聘请名家大师充实教师队伍，实施人材尖子战略。特曼认为：“大学的学术声望，要看它是否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但人数不多的学术尖子，而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拔尖人才”。这种尖子“是一小撮各自在某狭小领域十分精通的人材，他们的学术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并且他们研究的是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
硅谷的迅速崛起，为斯坦福带来的直接回报是金钱，但还有一种无形的回报更为重要：那就是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凭借硅谷的技术开发优势，斯坦福还有一笔收入不菲的专利转让费。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７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费在４５０００美元左右。然而，从１９７０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创办到１９９８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收入达三亿美元。由斯坦福分娩产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一千亿美元。１９９１年，斯坦福百年校庆的募捐达１２６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哈佛也望尘莫及。
特曼对惠普公司的扶植，是技术从大学转让给公司的最成功个例。１９２４年，特曼成为斯坦福电机系教授之后。有一件事让他很愤慨，那就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纷纷到东岸的公司去工作。加州这个人人向往的阳光之州，竟然没有公司能留住斯坦福的优秀毕业生，对特曼来说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于是，特曼尽全力去培养一些被他称为“电子业种子团队”的年轻人。特曼称这些年轻人“对真空管的兴趣和对女孩的兴趣一样高。”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惠普公司（Ｈｅｗｌｅｔｔ Ｐａｃｋａｒｄ，ＨＰ）的创始人比尔·惠烈和大卫·普克。
[i]斯坦福大学与企业的联合[/i]
１９３３年春天，特曼的课上来了一位身高近两米的学生普克。他不是电子天才，但非常热衷于无线电。普克是斯坦福橄榄球球校队队员和学生兄弟会会员，一位非常有人缘的学生。普克也是斯坦福业余广播站的成员，他和特曼都是“火腿”（ＨＡＭ）族——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特曼课上，普克和惠烈成了好友。两人的共同点很少，但在两件事上，两人很相似：一是热爱无线电电子学，二是两人在孩提时代就很喜欢冒险犯难。
尽管两人在特曼的鼓励下，认真考虑过将来投身于与无线电电子业相关的产业。但是，普克还是接受了纽约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而惠烈来到了麻省理工读硕士。惠烈于一九三六年回到了加州，但他还会坐火车去波士顿找普克。惠烈回加州后，特曼帮他在当地一家公司里找了份工作。一九三七年，普克回加州和老友相会，两人召开了“惠普公司的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了高频收音机、医疗仪器、和电视机方面的事。次年夏天，特曼为普克争取到了一份研究生奖学金。普克立马带着新婚妻子和他的西尔斯（Ｓｅａｒｓ）牌二手电钻回到了加州，电钻成了惠普公司最早的生产设备。
１９３９年元旦，普克和惠烈正式成立公司。他们扔铜板决定谁的姓在公司名字的前面。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特曼从当时主要的军工承包商Ｓｐｅｒｒｙ Ｇｙｒｏｓｃｏｐｅ公司处为他们借到了１０００美元的贷款，其中５００美元购置设备，另外５００美元作为已婚的普克的工资，普克放弃了通用电气的工作，为了创业只拿原来的一半工资。ＨＰ以５３８美元的资产注册成立，公司就设在普克夫妇租来的房子的车库中。
公司成立后，并没有营运计划。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他们的生意都很小。惠烈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他们在斯坦福做研究生时设计的音频震荡器当作主要产品行销全国。这个产品既没有爱迪生的电唱机那么惊人，也没有莫尔斯的发报机那么实用，但它却是电子世界中第一个能显示声音频率的仪器。两人掩人耳目地把型号定为“Ｍｏｄｅｌ ２００Ａ”，这样人们就会认为惠普是行内老手。特曼为惠普推荐了几十个客户。最初有人想用它做打击乐器的调音器，但未成功。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惠烈带着他的音频振荡器去波特兰市参加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年会。会议期间，不少公司对这款震荡器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于是，他们开始量产，并把说明书送到了客户手上。
由于价格低廉，２００Ａ吸引了一些用户的注意。不久，迪士尼工作室的总录音师霍金斯找上门来了。霍金斯正在为迪士尼的第三部动画片《幻想曲》做准备，他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电影音响效果的突破。详细了解２００Ａ的技术指标后，霍金斯提出了改良意见。改过的产品为２００Ｂ。惠普以７１．５美元的价格卖给迪士尼８台改进过的音频震荡器，迪士尼把８台设备用在模拟昆虫的叫声，十分成功。
这台音频震荡器是惠普的第一项真正意义上的电子产品。直到１９８５年，惠普还有后续产品问世。
ＨＰ最初在爱迪生大街（Ｅｄｉｓｏ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３６７号的那间车库，在１９８９年被加州政府定为历史文物，命名为“硅谷诞生地”。特曼这样评价两位高徒：“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迅速掌握必需的东西，达到高超水平。办公司时，他们无须指点，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学习的速度比问题冒出来的速度快”。惠普迅速崛起。１９８０年，惠烈拥有惠普９．１％的股票，价值１０４５亿美元，普克有１８．５％，价值２１１５亿美元。两人是美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恩师。１９７７年，两人向斯坦福大学捐赠了９３０万美元，建造了现代化的弗德里克·特曼工程学中心。
特曼从一开始就知道用自己的钱来投资自己学生的公司。他在惠普做了４０年的董事。他常对人说，他是这样辨别惠普的营运状况的：“汽车停在车库里，他们就没有订单；车停在路边，他们就有生意。”惠普后来推出了一系列的音频测试设备。１９３９年底，惠普的营业收入超过５千美元，赚了１５６３美元，营业额不高，但利润达３０％。员工增加了５０％——达到了３个人。此后，惠普每年都赚钱，从未亏损。二战后，惠普的员工有上百人，营业额近百万美元。１９５７年，惠普上市，两位创办人很快跻身于美国前百名富翁的行列。普克一度成为全美最富有的三人之一。直到１９９０年代，惠普仍是美国电子行业的领导者。除了业绩惊人的报表外，他们的经营理念，也成了一种新模式，“惠普之道”（ＨＰ ｗａｙ）。
１９４８年，贝尔试验室的肖克利、巴丁（Ｊｏｈｎ Ｂａｒｄｅｅｎ）、和布里顿（Ｗａｌｔｅｒ Ｈｏｕｓｅｒ Ｂｒａｔｔｉｎ）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１９４９年，肖克利提出了性能更好的结型晶体管的设想，通过控制基极电流，实现放大作用。１９５０年，结型晶体管研制成功。１９５５年，高纯硅的工业提炼技术已成熟。肖克利、巴丁、布里顿因此分享了１９５６年诺贝尔物理奖。尽管肖克利本人的名字没有在晶体三极管的专利上，但他是当年贝尔实验室晶体三极管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而且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理论也都是他给出的。后来，贝尔实验室在回顾它在二十世纪的发明时，把晶体三极管和计算机操作系统ＵＮＩＸ列为两项最伟大的发明。肖克利不满足于这些，他要进入工业界，用他的晶体管创造一个新工业，并以此致富。肖克利想到了加州老家，和那里在斯坦福的特曼的影响下正发生的令人惊喜的变化。肖克利给特曼打了个电话，特曼说，来北加州吧。
[i]肖克利、巴丁、布里顿[/i]
特曼一直关注着肖克利和贝尔实验室的情况，接到肖克利的电话后，他在第一时间里给肖克利去了信，告诉他帕洛·阿托的种种好处。特曼还说，斯坦福已将晶体管工艺和理论纳入教材，那些电子专业的学生，是他新公司员工来源。特曼还与当地商会联系，将合适的厂址及老练的地产经纪人名单给了肖克利。特曼说：“在这里建厂，你将看到大学与企业的共同发展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特曼的热诚以及他的影响力，打动了肖克利及他的合伙人贝克曼（Ａｒｎｏｌｄ Ｂｅｃｋｍａ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Ｓｈｏｃｋｌｅｙ Ｌａｂ）后来建在了圣克拉拉，离斯坦福只有５英里。正是由于肖克利的到来，硅才进入了硅谷。但肖克利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没多久他的公司——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就关门了。
肖克利的公司关门后，特曼把肖克利请到了斯坦福的电机系。有着诺贝尔奖桂冠的肖克利来到斯坦福后，为斯坦福的电机系带来了更大的声望。这时，特曼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基本上得到了实现。此后，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在硅谷扎下了根。
当时，大多数大学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但特曼不这么想，他认为赚钱是好事，他鼓励教授和学生在硅谷创办公司，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推动整个地区发展。特曼或许是第一位在商业公司担任董事的大学教授；他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担任董事。在他的带头下，斯坦福的教授纷纷在外创业或兼职，学院还为学生创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雅虎就诞生于斯坦福的实验室。
没有特曼和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
[i]硅谷地图[/i]
过去的５０年中，硅谷由斯坦福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１２００多家，目前５０％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的公司。算上惠普的收入，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６年由斯坦福人的企业创造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６０％。不算惠普，该比例为５０％。这说明了硅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当地一间知名学府，但伯克利和斯坦福的文化截然不同。冷战期间，伯克利大学负责研究的是核武器，极度的保密性让伯克利的科研人员很少能够外出创业，将学术成果用于商业开发。
美国西海岸的西部文化也是硅谷成功的原因。西海岸的加州远离传统的东海岸文化圈。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人，远离自己的父母家人，来此创业。西海岸的加州除了阳光灿烂、四季如春的气候之外，还有着美国早期的西部精神。那是一种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当代的西部人，不再是地理上的边疆开拓者。他们有他们的新边疆，那就是——新工业。这些来到硅谷淘金的人，没有家庭因素的干扰，也不用担心因创业失败而蒙羞，他们具有一往直前的冒险精神。同时，硅谷比任何地方都宽容失败，人们把创业失败者称之为“有经验的人”（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投资者会更青睐他们。因为他们已付出过学费，会走更少的弯路。这一切构成了硅谷、和硅谷文化。而特曼则是这一切的缔造者，因此被称为硅谷之父。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９日，特曼教授在硅谷与世长辞。学术、工业界人士及特曼的昔日门生，齐聚斯坦福校园举行追悼会，场面备极哀荣。惠普公司总裁普克在悼词中说：“特曼教授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他真正理解技术的美，他不尚空谈，喜欢实干。硅谷因他的学生而繁荣兴盛，这绝非偶然！”
硅谷的成功归功于硅谷的创业文化。在硅谷，创业冒险是一种风气。在硅谷，新想法、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从无到有，弃旧从新。硅谷人不满足四平八稳，勇于探索冒险。这使硅谷有了自己的创业文化和精神。硅谷还有一个重要理念——接受失败。硅谷创业的失败率很高（６０％－７０％），能存活十年以上的公司只有１０％。失败是硅谷经济运行的一部分，它淘汰了创业公司产品开发初期的不切实际想法，也锤炼了那些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创业者。
硅谷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完善的金融资本服务。硅谷有着丰富发达的风险资本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风险资本是创业公司的扶持者，它不仅在高科技企业创业时提供资金，还为创业公司提供信息咨询、管理咨询、战略决策等多方面的服务。
在硅谷的成功中，政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硅谷，政府对企业发展的态度极为宽松，政府还为大学提供大量的研究基金。政府制定了强硬的反垄断政策，允许企业进行权益融资，但对以股票市场进行融资的企业有严格规定。政府在土地使用、税收等领域对高科技公司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吸引企业家来硅谷创业发展。回望硅谷，我们会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特曼，正因为这样，特曼才是名副其实的硅谷之父。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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