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1991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过完他的虚岁八十大寿两个多月之后，兀然离开了我们。当时父亲身体尚好，没有任何要烦劳我们的地方，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照看一下孩子。他突发脑溢血的当天上午，还去邮局买了报刊，然后登上我们家附近一座刚刚建好但还未通车的立交桥，从高处看望这个日益变换着面目的古城。回家路上，父亲顺便买了我最喜欢吃的鲜河虾――那天下午，我结束了一个多星期的笔会回家时，父亲正坐在厨房门口的一只小椅子上，将河虾的长须一一剪去，准备晚上做一道他拿手的油焖虾。就在那天下午，他斜依在自己的床上进入了昏睡并在第二天中午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去世，让我顿时有了一种空洞的感觉。第三天，办完父亲的后事，送别了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邻里故旧，听了许许多多他们对于父亲的回忆与赞颂，我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一下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屋子里一切都是原样。只在那个梳妆台上方，在母亲的遗像旁，又添了一帧他的遗像。这只梳妆台和另一个大衣柜，是抗战前，他新婚家具中的两件，欧式风格，硬木的，很重。武汉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家里被乱民进入过，拿走了很多物件。这两样大家具，大概因为太重而被留下，只把大衣柜上的水晶玻璃镜卸走了，大衣柜下面的一个抽屉也被卸走了――进入者大概要用它来装一些小零碎吧。直到我懂事，大衣柜的柜门上，还贴着一张花鸟画遮丑。那个被拿走的抽屉，也一直留着一个方方的空洞。
站在父亲那通达宁静的遗像前，我放声痛哭了一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嚎啕大哭。
我一辈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四十二年。我曾在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里这样写过：从我记事起，到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父亲，于我来说，父亲已和家里那些老式家具一样，成为一种极熟悉也极惯常的存在。如同我不曾想过我从何处来一样，也不曾想过他将到何处去。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过下去。面对父亲死亡给我的打击与震撼，我才感觉到，他对我是如何重要。而那数十年温厚祥和的日子是如何珍贵。这是任何一个伟人英雄的死都无法比拟的。对于一个给了自己生命的人，对于一个从襁褓中开始守护你，直到你成家立业依然牵挂着你的人，怎样的感谢与敬重都是不为过的。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写他，要动笔时，才发现他一生中，那一段于他，也于我们这个家族有着关重要关系的历史，我几乎是一无所知――那就是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他在这一段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其间的任何一件往事，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点和这段往事有关的物件、照片或文字。仿佛那是一段从来不曾存在的岁月。
父亲其实是一个珍爱生活并兴致勃勃地记录生活、保存生活的人。一张电影票，一份演剧说明书，连外出旅行的公交车票、公园门票，都会收藏起来。看一次排球联赛，他会将各队出场队员姓名，各场比赛的比分都一一记下，甚至家庭购物，他都会认真记下流水账――这些文字，常常成为我日后写作的资料。他也给我们讲过许多他年轻时候的游历或奇遇，北京的风情，西安的吃食，在庐山爬好汉坡，在大西北熬鹰，坐羊皮筏子渡滚滚黄河，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那种豪华赌场的赌徒们打“苏哈”一夜输掉万贯家产，在大沙漠骑马掉队遇见狼群，被它们团团围困在一个小沙丘上，天色渐黑，直到烧完了随身带的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才被赶来的同伴们救下，有时也会讲到几件他一生中很得意的奇特医案，但那都是发生在平民身上的故事……他坚决地回避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段岁月。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搬迁新居。清理父母的各类遗物时，发现了和父亲那一段岁月有关的东西――在一只破损不堪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厚厚一摞纸质不同、墨迹各异的材料，那是1949年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的自传、履历、交代材料或认罪书。好几次，我读着读着，不忍再读下去。这个一生都那么自尊自持、淡定从容的人，会写下这么多自污自辱的文字。如果说50年代的自传尚还客观、冷静、抱持着分寸，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认罪书，就不忍卒读了。那是他自1949年来的二十年中，第一次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个已经插队去了，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刚上初中的小弟。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父亲所以数十年来一直保留着这些取辱底稿，我想大约是为了安全，他必须在不同运动不同背景下，保持自己叙述或交代的前后统一，唯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罪恶历史”交代得更彻底，更细致，以至许多微不足道或纯属私人生活的细碎往事，都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他对自己的批判也在一次次升级，一次次加入新的政治语词，以符合运动的需要。至于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已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他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还依然保存着这些屈辱的文字，是他有意想留给我们，还是他没有完全相信，这些东西是永远也用不着了，就已不得而知了。
为了认识父亲，我不得不一次次背负沉重，强忍痛楚，将父亲在一次次愈来愈强大的压迫与恐惧中，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安全写下的那些文字读下去，这件事断断续续用了我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又沿着父亲文字的线索，四处搜寻它背后的历史真相。最后，我终于从这些文字中读到一个壮丽温婉令人激动怅然的家族故事，一个时代大变迁，大震荡中的汉口人家的命运。
我见到父亲最早的一份履历，是1955年写的，查阅了一下，当时正值审干运动。可以看出，当年的父亲，已经学会了一套“新中国”的语言，并按照新时代的价值观来进行陈述。他在自己1949年前所服务过的许多机构前，都加上一个“伪”字――“伪一四五后方医院”、“伪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伪测量学校”（但略去了“军政部”、“中央陆地”等字眼），包括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惨烈屠戮破坏，并导致胡家背井离乡从江西迁徙到武汉的张献忠，也用了这样标准的革命语言：“……胡家瑞，男，1913年9月3日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江西，在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时迁来武汉居住。我祖父胡远盛年青时自行耕种小块土地，到老年时因所种田地靠近铁路线被当时铁路局购买去了，因此改业经商，在汉口开设振丰织布厂，数年后由于生意不好而停业，购置平房数间靠收租金过活。1915年患脑充血逝世。”
这一些文字中，父亲大约考虑到祖辈的土地、财富、社会政治态度等敏感问题，在叙述中都做了趋利避害的陈述，也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在新政建立之后，毁掉了那么多旧时代的照片――因为照片上可以透露太多的信息。后来，我向亲戚们征集了许多胡家老照片，询问了许多胡家往事，并实地走访了祖父辈的故居，看到了许多父亲未曾充分表述的情况。父亲说的曾祖父的“小块土地”，据我的大表姐说，在今天汉口闹市区的京汉大道上，紧邻当年最繁华的中山大道。20世纪初，张之洞修筑京汉铁路，征购了我曾祖父那块土地。曾祖父用那笔钱款，在汉口的发祥地――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居仁门长堤街购买了四处房产，自住一处，分给我祖父兄弟三人各分得一处，余下的现金，也做了这样的平分。这样，才有了后来我祖父兄弟三人投资碾米厂、织布厂等商业活动。2008年，我找到长堤街安定巷口的祖父故居，一个多世纪后，虽然进行过多次修葺改建，但原来的木质框架结构大多还在。临长堤街的两层楼房有两个门面宽，向安宁巷内延伸约二十多米，占地约二百多平方米。现在这块宅基地上已经住着十多户人家。我又找到附近祖父哥哥的故居，现在是我的远房堂兄胡发青的遗孀及儿子一家居住。他们说，1949年后，当年老屋的院子被房管所盖了公房，近些年，他们在老屋的宅基地上翻盖了这栋三层楼新房，占地面积也有近百平方米。
祖父一代，是胡家最后一代诗书耕读的传统生活者。他们自洽自得的日子，突然间就被一次世道变迁兀然打断了，而他们的儿女们，却是如鱼得水地进入到一种新的生活中。祖父那一辈，应该是怅然又平和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纲常尊严，生活习性都不允许他们也像子女那样改变自己。记忆中，祖父春夏秋冬所有的服饰，没有一样是洋装，甚至连中山装都没有。一直到他老人家上世纪60年代82岁去世，永远是传统的长衫长裤布袜布鞋，即便在武汉的酷夏中，也绝不穿短衫短裤。我父亲那一代，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快西化了，与祖父相反，他们留下的民国照片中，看不到一件中式服装。
祖父那一辈在这样一次大的社会转型中，是无奈的失败者和出局者。几次不成功的投资之后，他们都退回到个人的传统生活中。记得我母亲多次开玩笑说，你爷爷兄弟三个，一个玩鸟玩了一辈子，一个钓鱼钓了一辈子，一个玩蛐蛐玩了一辈子。母亲说的钓鱼的那一个，就是我祖父，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会坐了火车到临近乡下去钓鱼。
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了最早的一批现代武汉人。满清到民国，两代人完成了一次天翻地覆又温文尔雅的历史转型。
“我父亲胡传茂出生于1881年9月7日。幼时在私塾读过4年书。成年后随祖父种地和经商。自从我祖父去世以后，曾做过猪鬃生意，一度和朋友合伙在~口汉正街杨家河开设碾米厂，因为各股东意见不合而退股，并曾在旅舍和板厂当过店员。近多年来因年老体弱没有工作。我父亲一生胆小谨慎，闲暇的时候喜欢钓鱼，从来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
“我兄弟姐妹共5人。姐妹各一，均已婚。弟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二弟胡家镛现在汉口江汉区工会工厂联合保健站当医师，三弟胡家庆现在汉口市二医院当医师。我们兄弟姐妹因居住分散，平时很少会面。我爱人王剑华浙江嘉兴人，初中文化，曾当过小学教员和店员，现在家中料理家务。目前我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很年幼。
我是1919年2月间进汉口桥口惠民亭私立辅德小学读书，于1925年毕业，继续到汉口汉正街至公巷天主堂内进然中学读书，至1929年8月毕业后，由我堂兄胡家骥介绍到汉口鄱阳街天主堂医院学习班学习，当时因该医院学生名额已满，调至该院医师郑香亭诊所学习。1930年夏季，郑医师到上海开业并兼办牛奶厂，我也随同继续学习。”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武汉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史说“黄金十年”的顶峰。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陆续立业成家。父亲和二叔都当了医生，三叔正在学业攻读之中。祖父在丧偶数年之后，放下了独自养育一群儿女的重担，除自己有房产及租金，还可以安享儿女之福了。但是，遥远的北方，一直暗涌着不祥风云，“九一八”之后，中国大地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父亲在自传中写到：“1935年11月，我考入武昌武汉警备旅第二团当司药，后来调为军医。1937年6月，我被保送到南京伪军医署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第九期受医务训练。七七事变，训练班于8月间结束，我仍回汉到原伪部队工作。1937年12月份，武汉警备旅改编为伪陆军第一八五师，我被调至该师一○九二团当一等佐军医。1938年10月中旬，随伪部队开到咸宁县金牛镇前方与日寇作战，被打垮后，伪部队向湖南溃退，我到长沙后没有赶上伪部队，即随伪军署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我二弟胡家镛及女友，妹胡淑君，妹夫洪锦麟，爱人杨曼云都在该卫生船舶工作，他们是在我离开武汉的前一天送一批伤员到长沙的，我到长沙后找着了他们）。才知道二弟胡家镛又返回武汉去接另一批伤员了。”
一部艰苦卓绝碧血汗青的武汉保卫战，在父亲的自传中变成了这样简单平淡的数百个字。在十多年后清队中的几次交代材料中，父亲对这一段历史有过更加详尽的描述，虽然里面充满文革的意识形态语言，但是从中我依然读到了那个民族危亡故园飘摇的气息。
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的危局日渐凸显。淞沪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失守。一个月后，南京沦陷，日寇屠城。民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是许多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大学的图书仪器和各类人才都还滞留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重要机关以及主要的党政军要员们也已移驻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日军攻克南京之后，紧接着就制订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计划。1938年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兵力由徐州会战后的3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占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三十多，配备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意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完成对全中国的占领。
一场惨烈的血战即将开打。父亲在南京军医学校受训返汉，立即投入到防空防化演习培训中，父亲在1969年3月清队运动的隔离审查中写到：“1937年下半年，反动政府为了假抗日，在武汉成立防空司令部，并作防空防毒演习，我也参加过演习。防空演习是公开地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旅部办看护训练班，我讲了几次课。”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父亲一定知道，那段日子，武汉上空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那八个月中，血洒长天的武汉大空战。但正是父亲的这些交代，引领我去撕开了重重历史帷幕。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我居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发生过中国二十世纪最大规模也最壮烈的空战。没有提到那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在敌我军力悬殊的搏杀中，一批批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也没有提到无数的父老乡亲在大轰炸中血肉横飞家产毁尽……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就是从一场空战开始的：“1938年2月18日中午，武汉城区响起了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正向武汉飞来。驻防汉口王家墩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代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苏制E-15、E-16战机升空迎击，在武汉上空与敌机英勇激战，击落敌机14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4架。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李鹏翔、巴清正、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武汉保卫战之二――武汉上空的鹰》）
父亲在交代中写到的“金牛之役”，也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悲壮战歌。金牛镇，古称黄石、大冶，江夏，咸宁、鄂州五县通衢之地，是扼控武汉南大门的要冲。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起，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止，历时约4个半月。日军前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35万余众（是时，日本全国陆军的总兵力约90万人），中国参战的部队则更达130个师，约100万人。会战时间之长、参战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八年抗战期间任何一次战役所不能比的。父亲当时所在的185师，正是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前，殿后作战的一支部队。军史上有着这最后一役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记载：“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第185师第545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至10月24日，以中山舰对日空战直至沉没，宣告了武汉失守。这天，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宣布：’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同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分别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
26日，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是，此时中国守军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保卫战开始前数月，父亲让自己的妻子杨曼云，妹妹胡淑君，二叔胡家镛的女友（我至今没能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家族对她颇有怨艾）及妹夫洪锦麟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看护培训，进入战时的一个特殊机构――军政部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这是战时通过水路救治运送伤病员的舰船医院。武汉保卫战中大量的伤病员，都要通过长江水运到湖南。在日军掌握制空权的形势下，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我记起小时候，他们几位长辈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数次谈到在长江行船时，遭遇日寇飞机大轰炸，有一次他们前后的轮船都被炸沉，只有他们那一艘得以幸免。只是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艘国军的医疗卫生船舶。父亲在金牛之役结束之后，步行到长沙，多方打听，找到已经护送伤病员抵达长沙的妻子，妹妹，二弟女友。但得知二弟胡家镛在这危难之时，再次返回武汉去接尚还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伤兵，那时，武汉地区大部分已被日军占领。第二天，适逢长沙大火，全城火光熊熊浓烟蔽空，整个长沙变为废墟。
短短数月间，父亲兄妹数人，宁静温馨的都市生活，兀然陷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那时，年岁最长的父亲25岁，二弟的女友尚未满二十。我的表姐曾听长辈说，考虑到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会有许多的不便，父亲和大家商量了一下，给二弟胡家镛和女友匆匆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一个庙里办的。在父亲文革中另一份交代中，写到是在当时作为第三十三卫生船舶所临时驻地的长沙金刚禅院找到这几位女眷的，那么表姐说的庙，大约就是这金刚禅院了。一个战火狼烟颠沛流离中的战地婚礼，没有酒宴，没有洞房，只有漫漫长路，等待这几个年轻人继续跋涉。
父亲的履历中继续写道：“在1939年2月间派我到广西兴安大溶江镇伪军政部第一四五后方医院当一等佐军医，担任重病室与伤员室内科主治工作。同年8月被迫参加该院全体员兵集体入国民党，几个月后每人发给一个党证（解放时我将它烧掉了）。当时我对政治是模糊的，只知道搞医务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堂姐，也就是二叔胡家镛的女儿从广州来汉省亲，我问起父辈的往事，她告诉我，她那儿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二叔、小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曼云，还有已经挺着个大肚子的她妈妈的合影。我问，肚子里是不是你？堂姐说，是她的哥哥，比她大三岁，在她出生前就死掉了。因为这个哥哥的早夭，她父母亲感情有了裂痕。母亲怨恨父亲，一个当医生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她母亲一度情绪异常，常常和二叔争吵。生下堂姐不久，她独自一人去了重庆，在舞场里和一个英国人好上了，不久和那个英国人一起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英国。这样的一次私奔，对于胡氏家族来说，是一个逆天的恶行，也是一次奇耻大辱。后来，以至数十年后，堂姐的生母多次要求回来探望女儿，都被我祖父等坚决地拒绝了。她们最后见面与和解，是在上世纪末。
战时药品紧张，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随便动用军用药品的。但是二叔的妻子一直不能原谅这一点。
这个悲剧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1940年冬天，他年轻柔弱的妻子杨曼云，在两年多的跋涉辗转辛劳困顿后，因病不治去世。这是父亲一生中，对他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后数十年中，父亲从没有再提起过这件断肠往事。在他的交代材料中，有这么几句淡淡的文字，但我读得出他从未遗忘的伤痛：“1940年冬我爱人杨曼云因病去世，由于夫妻感情的关系，当时对工作不起劲，想离开大溶江镇，于1941年3月间请准长假离开医院，于1941年夏季到达重庆后，找到了我爱人的哥哥杨圣诚处闲居。”
堂姐回到广州，给我寄来了那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阴郁的秋天相聚了。照片上，我父亲他们五个都穿着便装（或许正是这一点，让这张照片得以保存到现在）。面容消瘦，神色阴郁，衣衫也远不如往日讲究。一点也看不出劫后重逢的欣喜。杨曼云静静站在父亲身边，这大约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曾在我三叔家看过她一张战前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斜躺在草地上，纯净又快乐的样子。
杨曼云去世的时候，应该很年轻。她还没来得及生孩子。
九年之后，我母亲要生我的前些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曼云来到她床前，神色悲戚，对我母亲说，看你多好啊，有了家，又要有孩子了。然后久久无语。我母亲将这个梦对我父亲说了。父亲沉吟半天说，这个孩子生了，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云吧。于是，我的名字，就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性有了关联。这个女人跟随我父亲，在战火中流离半个南中国，最后把年轻的骨骸，埋在了西南边陲一个叫大溶江镇的陌生地方。也埋葬了父亲战乱之中最珍贵的一段恩爱。
“抗日战争胜利，医院随兵役部办理结束。我于1946年元月被调至白市驿伪第四军官总队第一大队为队员兼医务所主任，1946年3月由过去的同事唐健民介绍我进重庆北碚伪中央测量学校校医院当二等正军医（中校）。该校在1947年秋迁到苏州。”
父亲调往苏州，这个美丽的江南文化名城，从此与我有了生命联系。
父亲一生喜爱艺术，1940年，刚到广西大溶江145后方医院的时候，父亲曾和小姑父一起，组织了一个京剧社，为那些伤病员和医务人员演出。父亲去黑头，姑父去小生。我们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们一起唱唱老戏。
父亲在另外一篇交代材料中写了，到了苏州之后，很快爱上了苏州评弹。闲暇时光，常去各个书场听书。当时我母亲在评弹艺人张月泉工作室（原文如此）工作。母亲的任务是到各个书场听书，将其他评弹艺人的好段子，好书目默记下来，回来后整理成文，供张月泉参考或使用。（母亲的这段经历，她生前也从未对我们说起过。）就这样，在书场里，他们相识相爱了。1948年春上，他们结婚了。我算了算，我应该是在苏州孕育的。
顺便说一声，查阅父亲在苏州中央陆军大地测量学校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和父亲曾是同事。一个是校医，一个是教官。只是前者在1949年后进入共产党军队，而我父亲当年婉谢了让他留在共产党军队医院的请求，乘舟东下，回到故乡。
父亲最后写到：“1948年9月调至汉口洞庭街兰陵路口伪军医署第二休养总队当二等正医务主任。1949年2月该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先搬到湖南衡阳，到衡阳后总队以下的几个组改为大队，1949年5月伪总队分数批迁重庆，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我同总队部的一部分职员和眷属是第一批乘火车到柳洲转搭汽车于7月抵达重庆。11月重庆解放前夕，该队总队长金克明逃跑了，总队部大部分同事不愿意走等待解放。重庆解放后，我们随着伪军医署所在解放军二野军事代表赵文怀领导下办理清点移交物资，并在二野卫生部学习队学习三个月，于1950年3月呈请批准返籍。蒙二野派船并发给生活等费回汉。”
这二百多字，其间又有多少风雨飘摇荡气回肠的经历？1948年9月，整整十年之后，父亲回到了三百年来先人居住的故乡武汉。带回了他的新妻，和新妻腹中的孩子。那是他动荡半生之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曾见过一张胡氏家族在那年冬季的全家福照片，年近七旬的祖父端坐中间，父辈兄弟姐妹五个及其配偶子女依次前后左右排列。长辈们指着照片上我母亲隆起的肚子对我说，那就是你。那是自1938年那个离乱之秋十年后，全家人的第一次团聚。
那一年父亲已经35岁。父亲依然在为那些伤病员工作，但这一次的伤病员，是在中国人的自相厮杀中流血负伤的。
1949年1月8日，我在离祖父家不远的普爱医院出生。那是一家建于1864年的教会医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医院。据说那一天，蒋介石在武汉黄浦路官邸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商讨最后的和谈事宜，并令外交部长吴铁城知会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未果。13天之后，老蒋黯然下野。于是，便有了父亲履历中交代的“伪总队奉伪军医所的命令向重庆迁移”――几乎重复了十年前那一条护送伤病员艰难西撤的路线。那是1949年2月，我刚刚满月。这次西撤历经五个月，7月到达重庆，11月底二野大军进入重庆。父亲是有机会去台的，他当时已是休养大队负责人。但是他放弃了，守护着全队设备药品还有那些伤病员等待一次历史的大更迭。父亲也是可以进入共产党的军队医院的，但是他也放弃了。正如他说的，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认为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是医生的天职。他后来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卫国浴血杀敌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们，就等于是他们的帮凶，是人民的敌人。这些在文革中成为组织和群众对他说得最多的批判用语，后来也成为父亲对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语。
一段漫长的军旅医生生涯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战争的腥风血雨也停息了。父亲卸甲还乡。他当年拿着二野军代处发给的批文与路费乘舟东下时，大概没有预料到，其后十多年中，还有着那么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在等待着他。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这张照片一直都在家里的：母亲穿着旗袍高跟鞋，抱着我。父亲长裤衬衣，侧后站立。父母脸上都是安宁幸福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另一种危险与苦难逼近的感觉。倒是不到一岁的我，眼里充满疑惑和思虑，和那种年龄很不相符。
一直到我弄清了父亲那长长一段历史之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是在重庆拍的，仔细看，父亲穿的是夏季的军便装，肩头还隐约看得见肩章扣带。这是父亲唯一一张和他军旅生活有关联的照片。他所有其他物件都毁掉了，照片，手枪，中正剑，各种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衣物和用品，还有他及他的亲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要是没有后来一次次的交代材料，父亲便永远地消失在天翻地覆后的历史烟尘中了。
父亲的叙述中，多次提及“请假”、“请调”、“请辞”，说明了当年国民革命军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是拥有很大的职业选择权的。当年，不论在日占区还是在大后方，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医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样式，甚至留在沦陷的武汉，也依然可以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的三叔胡家庆在日寇逼近的时候，因为尚未成年，和祖父一起留在了武汉，数年后也成为一名医生，从日据时期，一直到1949年后，他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中生活得最富裕也最安稳的。这只能说，十四年的军旅生涯，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从未听到父亲对他当年的选择悔痛不已怨天尤人的原因。
父亲从中学起，读的就是教会学校，工作初期，也是教会医院。一直给他各种专业教育和提携的天主堂医院医师兼太和医院院长郑香亭先生，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是一名教徒，或有宗教信仰。但是从他一世的作为，对待人生命运的态度，我看到他内心的光。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我们的历史》
日期: 14-01-12 00:59
专题: 华夏快递
原来由 lixindai 发布在URL: https://ciaos.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8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