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药方
1832年3月底，巴黎被恐怖笼罩。一场瘟疫——霍乱——从天而降。3月26日有四例病人去世，到4月17日，死亡人数达七千，一时间巴黎棺木紧缺。此病从发病到致死十分迅速。往往一个人得了病，两个邻居用担架抬着他去最近的医院，半路上病人就死了，而抬担架中的一个或全部两个则躺倒在担架上。这场瘟疫接着蔓延全法国，导致十万人丧生。
在得病者中间，有个三十岁的年轻人。4月15日那天，他刚与朋友在家喝了红茶，送他们下楼后，突觉两腿无力，眼睛发花，勉强登上楼梯，回到房间，还来不及喝下仆人端来的糖水便失去了知觉。
假如那人在那天死了，全世界的读者就再也看不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这两部小说了。他就是当时刚刚有了点名气的大仲马。
两小时后，他慢慢有了些知觉，只感到浑身上下内冷外热。他努力睁开眼睛，只见两个医生各自手中捏着一个熊熊燃烧着的长柄火炉，正在他身上来回磨擦。四十五分钟后，内部冷意已经消退，外部的灼热却无法忍受，他喊了起来。医生连忙停止“烧烤”，宣布道：“此人从鬼门关回来了。”大仲马也松了口气：火炉再来回转两次，他就要被烤熟了！
出院后，在一个多月里，疾病的后遗症还在。他全身乏力，毫无胃口。于是又去看医生。医生沉吟了半响，开给他一个方子，上面写着：去瑞士旅行。
大仲马笑了：这正中他的下怀。除了健康的要求外，还有两个原因使他很乐意去瑞士。
一是当时的法国皇室正在大肆逮捕和镇压1830年七月革命的参与者，而大仲马也是黑名单中的人。甚至有的报纸报道说，大仲马已在某天半夜三点被执行枪决了，惹得亲友们纷纷写信来问他是否还活着。幸好大仲马有个在当局任事的朋友，从中斡旋，使他免遭拘捕。但朋友告诫他：最好去国外待上几个月，避一下风头。
二是大仲马对瑞士早就心向往之。他这样说：“我一直有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瑞士看看。这是一个壮丽的国家，它是欧洲的屋脊，三条大河在那里发源：一条向北（莱茵河），一条朝东（多瑙河），一条则流向我们国家的南部（罗纳河）。再说它实行共和制，尽管地域很小，但我从来不会为看一个共和国家而感到遗憾！”
这样，他便开始准备行装。首先他做了大量功课：阅读有关瑞士的资料，从历史传说到风土人情，从天文地理到风味小吃，无不是他感兴趣的内容。他又买了一厚叠纸，好几瓶墨水，显然要大写特写一番。最后他去联系了一家出版社，说等他从瑞士归来，将交给他们两大卷游记供出版。但出版社老板立即回绝，说：“瑞士已经是一个被用坏了的国家，没有什么再好写的了，大家也都去过那里了。”大仲马不以为然，心说：走着瞧吧，你还没看见我写的呢！
这一年6月21日，大仲马怀揣刚拿到手的五千法郎稿费，带着情人贝拉（Belle），离开巴黎，启程出发。当时已经有了旅行代理人，由他安排路上的吃住行。大城市之间的交通工具以大型马车为主，旅客来自各方，等于是今天的拼团。小地方的交通则自理，主要是步行。三天后，大仲马乘坐的马车跋涉五百多公里，从日内瓦进入了瑞士。
过于惊险的旅行
大仲马这次瑞士旅行时间不短，但没有确切的计算，一般估计为三个来月。在这期间，他不是安静地养病，而是兴致勃勃地走遍了瑞士的山山水水。
一路上，他像个好奇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要知道，什么都要问。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对他来说远远不够，他需要活生生的东西来补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真实故事还是神话传说，他都要重新听一遍、看一下。导游，旅店伙计，甚至同住客人都是他的询问对象。必要时还付钱“买”故事。这令人想起我们的蒲松龄当年为了写作《聊斋》而在路边设茶摊招待路人以换取故事的经历。
他还去现场勘察了一些古战场，看看实际地形是否与书中的描写差不多。这给他日后的历史小说《无畏的约翰》和《威廉•退尔》打下了基础。在参观一所聋哑学校时，他记下了一句让他动心的口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后来成为《三个火枪手》里主人公的信条，而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大仲马自己创造出来的名句。
也许因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他忍不住要拿出来显摆显摆。有一天来到马蒂尼，他向旅店老板打听第二天的行程走法，后者顺便想向他介绍几个景点，想不到大仲马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段，把老板听得目瞪口呆，惊讶之余把他称作“大老爷”，吩咐伙计整理出最好的房间给这大老爷，晚餐时则给他开小灶，送上很难得的熊排，尽管这盘珍稀动物菜肴把他吃得直倒胃。
在这次旅行中，大仲马有过很多次历险记，我则其主要的几件说一下 :
冰山攀登。在溜滑无比的冰川上，为了翻过一座悬崖，大仲马爬得头晕眼花，几乎难以支持，最后在导游的帮助下，嘴里咬了一块手帕，才算登上坡地。
插图：攀登
野外打猎。一枪打中一头野山羊，大仲马兴奋过度，在追赶那头受伤的猎物时，跌落到二十来米深的一个山沟里，在别人帮助下才得以脱险。但从来没有打猎经验的他，居然在捕羊过程中歪打正着，取得了比同行的将军更为出色的成绩。
深夜捕鱼。在一家小旅店晚餐时，因为尝到鲜美的鲈鱼，大仲马便向老板娘提出第二天的菜单还是这种鱼。老板娘爽快答应，并立刻把一个睡眼惺忪的伙计唤来，要他连夜去湖里打鱼。大仲马不好意思，逐自告奋勇与伙计一起去，想做个帮手。他俩打着灯笼，手执铲刀，在黑暗中下了水。笨拙的大仲马在水中多次跌倒，还受了伤，但他学会了用铲刀打鱼的方法，尽管由于用力过大，他打上来的鱼都被击成两半，无法作为饭店的菜料。伙计要扔掉，大仲马说：“留着给我吃吧。”
插图：深夜捕鱼
最刺激的要算是他参与的一场货真价实的决斗。与他同行的有一个法国同胞，名叫阿尔西德，看上去很窝囊、很疲沓。这人在路上与一个英国人为了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激烈争吵后，两人互相挑战，走上了决斗场。作为阿尔西德的证人，大仲马也一齐前往。决斗方式极其严厉：双方各执两把单发手枪，在一定距离外互相走近，边走边随意开枪。
决斗开始。这是大仲马的描写：“我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年轻人（阿尔西德），这个昨天看上去还是个味道很坏的玩世不恭者，现在像是换了个人。只见他把头发甩向后面，一双只有我注意到的很美的黑眼睛勇敢地直视对方，微张的嘴唇露出紧紧咬住的牙齿。他的步态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俗气：他笔直地跨出步伐，头高高昂起。此刻，我毫不怀疑危险对他来说只意味着诗意。他们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两人都谨慎地迈着同样大小的步子。当差不多只剩下相距二十步时，英国人开了火。某种云雾般的东西在他对手额前飘开，但后者继续前进。到十五步时，英国人开了第二枪，然后等着。阿尔西德踉跄了一下，但仍然前行着。随着不断的靠近，我看见他惨白的脸上带着可怕的表情。最后，到了五步左右的地方他站住了；但感到似乎还不够近，他向前又迈了一步，接着又是一步。这情景让人难以忍受。
‘阿尔西德！’我叫了起来，‘你真要杀死一个男人吗？朝天开枪，上帝，朝天开枪！’
‘你倒说得轻松，’他边说边解开他的礼服，露出鲜血淋漓的胸膛，‘那是因为你肚子里没有两颗子弹！’
说着，他伸直手臂，按下了扳机，英国人应声而倒，脑浆迸裂。
‘平了，’他说着坐在一块废墟上，‘我觉得这样很好，至少我杀掉了一个致我们拿破仑皇帝於死地的英国强盗。’”
读着这段文字，我总觉得里面有什么意味深长的东西。细想下来，我悟出这应当是大仲马在表现法国人那种表面玩世不恭而内心爱憎分明、平时懒散而关键时刻能有担当的民族性格。此外，这场在瑞士土地上由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上演的决斗，象征着历史上瑞士经常成为大国争霸场地的事实；正是由于不满意这种灾难性的状况，瑞士人才下定决心要成为永久中立的国家。这个故事在文学上来说太有典型意义了。
游记还是小说？
所有这些历险记，虽然读起来很畅快，但也使我们产生疑惑：这些非常偶然发生的事情怎么被大仲马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旅行中都碰上了？他好像每到一个地方，那里就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反正什么也没错过：暴风雨、雪崩、决斗、各种事故，等等，应有尽有。而生活经验告诉 我们：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此，评论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大仲马给我们讲的这些精彩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应当是他想象出来的。
大仲马在瑞士之行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瑞士旅行印象》（Impressions de voyage en Suisse）一书，共三卷，我读的版本正好八百八十八页。这么长的游记，恐怕是世界之最。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一半是纪实，一半是虚拟，但是两者结合地是如此天衣无缝，以致看上去浑然一体，看不出任何编造的痕迹。作品里所有的地名都是真实的，所叙历史人物和当代名人都确有其人（别人叙述的神话除外），走过的线路是完全可行的，标出的距离与实际相符，就连旅店、饭店至今大多也有案可查。而那些故事，其起因、发展、结局读起来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就像是现场实录。只是所有这些外表真实的东西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不可能有的现实，变成了一个想象的世界。
这是一本奇书。它以现实为基础，以想象为翅膀，使整部书象鹰一般飞腾在读者的思维上空。我们可以称它为小说式的游记，或者游记式的小说。
大仲马原来以写剧本为主，如此长的记叙文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在这部作品里已经看到他日后获得巨大成功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里的各种基因：传奇色彩、非凡人物、人性关怀、哲理思考、幽默风格，等等。我猜想，他在出行瑞士前之所以作大量准备，就是因为他已经打算对自己的写作方向作重大调整，要把剧作改为小说。瑞士之行成为他开拓眼界、收集素材、进行小说思维锻炼的绝好机会，而《瑞士旅行印象》一书的出版则成为他以后潮水般涌出的长篇小说的先声。
书名中“印象”一词也用得非常得当 ：这部日记式的长文是一部“印象”合集。这些相互不连贯的印象式记叙，表达了作者面对复杂人性和宏大自然而特有的广袤情怀。在这意义上，大仲马是个印象主义者。在印象主义画派还没有出现以前，大仲马就已经用他的文字宣告了这个流派的诞生。
大仲马的地位之争
现在看来，这部奇书可以说是那个时期法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不要说这部游记，就是大仲马那些更为有名的作品，都被当作流行小说看待；大仲马在群星灿烂的当时法国，也只能算作一个二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如他的儿子——写《茶花女》的小仲马来得重要。
这一点直到2002年才得到改变。这一年，在大仲马诞辰两百周年之际，法国政府根据民间倡议，在进行了广泛认证后决定将大仲马的灵柩移葬到先贤祠。只有少数对法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伟人才能有此殊荣。这一行动，也从根本上颠覆了对大仲马地位的偏见。他作为一流作家是毫无疑义的了。
由于长期囿于传统的文学评价，国内评论界对这次移葬是颇有微言的。比较典型的是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柳鸣九先生，他认为，大仲马的小说有点类似中国的《包公案》、《七侠五义》等通俗作品；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加缪等人尚未进入先贤祠的情况下，大仲马倒捷足先登，将来难免要被人“戳脊梁骨”。这反映了国内在法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一般观点，很难突破。
这就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法国人发傻了吗？难道需要别人来提醒他们还有比大仲马更重要的、还没迁入到那个至高无上殿堂里去的作家吗？这是不可能的。大仲马的移葬虽然还与一些政治伦理上的需要有关，例如他的祖母是非洲奴隶，但是他在作品上的成就是要考虑的最基本因素；没有文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支持，法国政府此举是无法想像的。
在大仲马入迁先贤祠仪式上，当时的总统希拉克作了演说，其中讲到：当巴尔扎克以他的《人间喜剧》描写当代法国时，大仲马以他的悲剧重塑法国充满革命断层的历史；他撰写的历史，依据的主要是人民的说法而不是历史学家们的定论，反映的是历史潮流，正是这股潮流引导法国成为和平、博爱的共和国；他留给我们的作品如同莎士比亚的那样，是一种神话；伴随着他，我们的大众记忆和集体想象将一齐进入先贤祠；大仲马就要和已经进入先贤祠的、他的文学伙伴雨果、左拉住在一起了，法兰西共和国因此有了它的三个火枪手。
在这个讲话里，大仲马的名字与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雨果和左拉并列，这想必不是希拉克本人的杜撰，而应当是法国文学界的共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个迁葬事件留下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现、重新评价大仲马。不是让世界来适应我们的成见，而是由我们自己去发掘那些被忽略了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