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民國老師”訓詞引出的故事
人到老年，日暮途窮，總愛轉過身去，面對來時路徑，回味少年時光。我于某日正在清理當年日記，沈入這般境界中時，忽然從抗戰時期大後方通用的“嘉樂紙” 日記本中落下幾張稀有的進口“洋紙”來。我眼睛一亮，立刻認出它是出自我于1947年夏季初中畢業時從家父的書桌裏翻出的一個空白筆記本，用作紀念冊，請即將告別的老師同學題字留念的。日居月諸，也不知何時那紀念冊破碎散落，只剩下幾張夾在這裏了。興奮地找到其中三張，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師的題詞。如圖：
幾幅題詞的內容，我從小到老記在心裏。而一看那些熟悉的筆迹，幾位老師的音容笑貌，也立刻浮上心頭。他們同所有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樣，在進入“新社會”以後開始被當做“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爾後又幹脆劃入資産階級隊伍和老板們一起接受“利用限制改造”。三位老師任教的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學校，雖是從我國第一所公立學校“文翁石室”傳承下來的千年名校，但究竟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學教員，不算“著名”的什麽，他們被新政府一再改造以後是何下場，我已無從查考；我記得的是他們在接受改造以前的形象。那是和現在的研究者介紹的民國學界很多著名人物一樣，親切和正直，當然也博學和敬業的形象。我無法抑制把這些點滴的記憶和更多朋友特別是年輕朋友們分享的衝動，終于動手寫作本文。
從右至左的第一位，呂濟川先生，物理教員兼初中部主任。他給我的題字“勇敢精神負責任，冷靜頭腦辨是非”，其實正是他本人的夫子自道。呂先生山東人，日寇侵華山東淪陷，他和太太在流亡途中失散，先生只身輾轉來到成都教我們。及至抗戰勝利，裹著小腳萬裏尋夫的妻子終于站到夫君面前。知道這個故事時，我們這些幼稚娃娃才從這位目不識丁的師母身上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什麽叫偉大的愛情，也估摸到我們這位課堂上的嚴師，食堂和寢室裏的慈父呂先生呂主任，這些年來是忍著多大的痛苦在爲我們、爲國家、爲民族——“負責任”！
中間一位國文教員锺翰字紫滄，前清秀才，本事了得；整個初中三年，都是他耳提面命教我們學國文（此課現名“語文“）。說他不算名人也不妥當，因爲有名的成都武侯祠裏有名的諸葛亮殿的大門兩旁，至今尚挂著他撰寫的一副對聯：“異代相知習鑿齒/千秋同祀武鄉侯” ，署名“鵑城 锺翰”。武侯祠想必比今天的任何會堂會社更可能“千秋”，那麽我們的锺先生的這幅對聯，也將千秋有名了。至少比起當下憑借權勢到處揮舞禿筆傳播醜文別字的權貴名人來，锺先生是高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那時的中學教材，政府也有審定本但不止一種，即使對于公立學校，選材權力全在學校，而學校又通常授權給授課教師：既然聘任了他就是相信他能把學生教好，當然也能把教材選好；那個當政的國民黨也自知能吃幾碗飯，不敢隨便派個什麽長進學校去指手畫腳實行領導。而對于四川成都石室中學的國文教員锺某，這個選材權竟落實爲不要任何教科書！锺先生總是不帶一紙走進課堂，拿著粉筆就板書寫一篇課文，我們就忙著用毛筆抄寫。我以爲先生的用心可能是趁機讓我們練習一下書法，不過這肯定是次要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滿意市面銷售的教科書，盡管那都是當時的名家編纂，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局等一流出版社出版的精品，六七十年以後的如今似乎又見重印了一些來給新教育家開眼界。那時我們很快就知道，锺先生看不起它們的一個原因就是那裏面竟多數是“語體”（白話）文！他告訴我們，語體就是說出來就會懂的話，要是還須講授，那文章就不夠語體資格，或者那“學生子”就是白癡。所以他寫的我們抄的都是古文；我們不願當白癡，也就跟著他老老實實抄古文了。抄完以後由我們默讀然後提問他再講解。對這個流程他也有說法，就是如果你自己都讀懂了我還講什麽！至于究竟我們是真懂假懂，他通過不斷地出作文題來考查我們。作文題目總和教材聯系，而且必須寫文言。記得我入學以後上過第一課以後的作文，靠小學讀《浮生六記》和課余讀林（纾）譯外國小說得來的功夫，居然洋洋灑灑寫成一篇文言文，居然得到锺先生的破格超高分：居然是101分！他對大家說100分是給文章的，多給的一分是給“這個學生子的好學”的。這個分數無疑是我這一輩子所得的最高分，算是“頂峰”了！我爬上頂峰時年12歲，這不過表示，從12歲以後我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一直走了70年到如今，自然不是榮耀的事。锺先生所囑“顯親慰高堂”，就更沒有門了；倒是我作爲他的學生，帶著客人遊覽武侯祠時總會在殿前指著他寫的對聯說：“看，這是我的老師寫的！”靠先生“顯”學生呢！
锺先生選取教材似乎很隨意，多年以後我回頭看去，才知在整個初中階段，他已把經史百家中若幹代表作品教給了我們，帶領我們在中國古代文學寶庫的各個窗口轉了一大圈！當年能夠背誦如流的作品容或記不得了，但是對于這個文化寶庫的博大精深，卻是烙下了畢生的印象。所以我對于“糞土當年萬戶侯”者可以理解，而且以爲什麽年代的萬戶侯都有可“糞土”之處，卻認爲“糞土當年文學家”者一定是妄人，海峽那邊好像出過一個，醜死了。
第三位盧劍岑先生是數學教員，他從初中教到高中都教我的數學。回顧我這一生，所以十分惡恨以聖人（更無論聖君暴君流氓無賴）的是非爲是非，首先教誨我者就是數學。那門學科講究“假設/然則”、“∵/∴”（因爲/所以），只認邏輯，不認權威；接近于毛主席提倡的“凡事都要問個爲什麽”了。這點學問，雖然幾乎害我一生，我仍不以爲悔，反以爲榮。所以特別感激數學教師盧先生。盧先生還一直兼任學校的訓導主任。訓導主任一職，印象裏面該是代表“黨和政府”去管制學生（或及教師）以維護教學秩序甚至督查學生思想的，可是當時校內的人事權不在上面的黨政而在校長，校長只聘他相信能夠在學校維穩的人，而當時的校長認定的盧先生，卻恰恰是個有獨立思想不買“黨和政府”帳的人，他對我的訓詞“不遭人嫉是庸才”其實正是他的自況。不過這個自況對他的作用卻厲害了，因爲嫉他的並非“人”，而是他從不買賬的那個黨國，黨國把他抓起來了。這事要說到1949年春天，我已經念石室高中了。
那時內戰已經打到最後關頭，共産黨領導的文武兩條戰線，人民解放軍打贏了淮海戰役，正在准備渡江；在各大中城市已于頭年實行“疏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黨更悄悄收拾起戰無不勝的罷工罷課群衆運動，在首都南京則策反各江防要塞的將領，即將促成大軍順利渡江、首都南京和平解放。而在遠處西南的成都，此時忽然在大中學校裏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罷課運動，起因乃是連年內戰下經濟頻臨崩潰，特別是在長期通貨膨脹後補發欠薪，進而激起學生的支持，形成規模巨大的罷教罷課。可是它很不像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第二條戰線”，卻主要是一場並不爲正規理論所看重的“經濟主義”運動。其實這種“經濟主義”源自內戰開始，到1948年10月已經釀成過一次全市教師罷教請願，盧先生是我校教師的代表，參加“全省公立教職員聯誼會”。現在的《石室校志》裏，尚收有他在那次運動中爲他指導編輯並公開貼到少城公園（現人民公園）的學生壁報《中庸》所寫的一篇短文，實錄當年教師的經濟窘境：
一個專任教師每月的收入是13760元（黃按：指當年8月20日起實行幣制改革後的“金圓券”），依請願次日的物價：（一）米賣64000一雙石，可買米二鬥一升三合（黃按：約合64市斤）；（二）川字銀幣每枚7500元，可買銀元一元八角三分；（三）豬肉每斤1200元，可買豬肉十一斤七兩（黃按：指舊制市稱，每斤16兩）；（四）松柴每捆1300元，可買松柴十余捆；（五）藍布每尺1800元，可買藍布七尺多；（六）燒餅每個50元，可買二百七十五個，平均每日約可吃九個。
我的父母都是教書的，父親那時在“四川省教育館”作研究支領公薪，且在四川大學、石室中學兼課。在他留下的日記裏，記有他1949年4月5日領薪4萬余，換得銀元5枚，13日領16萬元，只合4枚，到22日“下午領薪十六萬元尚不能購一枚銀元，與同事某合購一銀元”了。僅3至5月間的92則日記中，記載薪水物價和家用支绌的竟有27條，包括“近日款已用盡，買小菜亦無所出”、數度中午在外“身無一文，竟未購食”的記載。這些情形，和目前常見對民國時期文人教員相當優裕生活情況的介紹，其實都是曆史事實，只不過時間不同罷了。最大的不同是內戰的前與後。那次繼八年抗日戰爭以後的內戰，我們的史書有兩個稱呼，一曰反革命內戰，一曰人民解放戰爭，而國民黨的說法也有“戡亂”和“叛亂”兩種，其實它當然不是兩場或四場戰爭，它對經濟文化和生命財産的現實意義只是同一場災難。——當然，還有它對人民“長遠利益”一說，那也只指那些能夠堅持活到戰後並且真有“長遠利益”等他消受的人們了。而在當時，生活在國共戰線的國方這邊的“饑寒交迫的人們”，自然應當責備這邊的政府負起維持民生的責任來，而忙于公私“應變”即對付政權垮台以後怎麽辦的當局，面對教師們的要求，就總以滿口官腔應付塞責爲主了。就在這種苦境下，先是四川大學教師于3月14日罷教，接著成都公立中學教師于18日集體“請假”，要求補發欠薪、增發食米、按薪資標准折發銀元。盧先生作爲本校教師代表自然參與其事，且在向教育廳請願時當衆面斥接談官員。教師的行動立即引發學生的支持。繼川大學92個學生團體成立“尊師運動大會”之後，石室中學、省女中、省女師等18所公立中學學生自治會也聯合成立“尊師運動委員會”，上街宣傳、募捐，組織義賣、義演，去官府靜坐、請願，還于4月17日在少城公園舉行“尊師大會”，參加者上萬人。我當然地參加了同學們所有的這些活動，並成爲本校尊師會文書股的成員，被推主編十八校尊師運動委員會的會刊《尊師快報》，自集稿自編審自刻蠟板天天報道運動進展。當局對于師生們所有這些“尋釁滋事”的反應，乃是“反革命兩手”：4月20日淩晨在全市學校進行秘密搜捕“爲首分子”，便衣警察在本校抓捕了盧先生和同爲教師代表、我的級任導師劉駿達先生和他的夫人；複于幾小時後發布“省政府訓令”，應允每月五日前按上月標准“借發”當月薪金並于當月內按新的“生活指數”補足應得。對于盧、劉兩位老師被捕和同學的聲援，《石室校志》收有當年學生自治會和校尊師會理事楊昌達同學的一段回憶：
1949年4月20日淩晨，劉、盧二老師被特務逮捕，同學群情激昂。由文書股黃一龍起草了一個無限期罷課的聲明（黃按：我記得題目是“尋人啓事”），蓋上“自治會”的條章後，由我和兩位宣傳股的同學去《建設日報》和《新民報》（屬中間報紙）登報。啓事中寫有：“我校教師劉駿達和盧劍岑，今晨被暴徒劫去，當今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種暴行……”等語。報紙全文登出後，周校長曾找我們幾個人去談話，說王陵基（四川省主席）在記者招待會上已承認是政府逮捕的，你們怎麽能罵政府是“暴徒”。還說王陵基又叫“王老方”，如何厲害，勸我們不要鬧凶了。否則要吃虧。
學生們的反應相當理性，由自治會向校長周澧遞上一紙“簽呈”（文據《校志》，後同）：
本月二十日午前五時，本校訓導主任盧劍岑先生、級任劉駿達先生同時被捕。溯厥由來，唯以近月生活激昂，待遇菲薄，難供溫飽，經省會各省立學校教師座談決議，一致請假爭取最低生活，因無圓滿結果，致受被逮之禍。全體同學當聞之下，莫不驚異憤慨異常，即經決議，一致罷課表示聲援，俟盧、劉兩師釋出恢複自由日爲止。本日奉校長召集訓話，曉以此次事態經過，暨目前營救盧、劉兩師之有效辦法，諄切訓勉，愛護備至，生等雖愚，抑何敢違！第以兩師在校任教辛勤，同學受益最多，茲竟遭此不幸，切須努力營救，謹遵訓告，忍痛于下星期一暫時上課。唯冀政府迅予處理，俾兩三日內能將兩師之自由恢複，則生等自當安心學業，以求進益。否則師在囹圄，必須再爲有力之聲援。謹具簽呈，懇請轉呈四川省政府教育廳，迅賜解救，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當天爲4月23日星期六，“轉呈”似乎尚未來得及，當局即以省主席王陵基和教育廳長任覺五署名簽發複課訓令，並于次日派出大批武裝警察包圍學校，以機槍一挺封鎖校門，強迫複課，“否則予以解散”。罷課由此被迫結束。但是拯救盧、劉二先生的努力並未停止，26日，全校教職員又致函周校長：
敬啓者：查本校盧劍岑、劉駿達兩先生被逮，迄今已屆一周，未聞政府如何處理，深滋困惑。竊以此次省立各校教職員座談會，各同人因感近月物價不斷猛漲，待遇菲薄，難維最低生活，始由代表會議決議集體請假，爭取最低生活條件。停教以來，屢承校長座談會各校長轉請改善待遇，本校同人已深感荷。不意本校盧、劉兩先生竟因此被逮，同人聞悉，不勝驚異。查盧、劉兩君，品端學優，修養有素，平日言行謹慎，誨人不倦，與同人等相處甚久，知之最深，絕非激烈分子。再查本校教職員選派出席教職員座談會代表，系由各教職員拈阄，依號輪流出席，悉以代表本校全體教職員之意思爲緘思，出席人並不能加以伸縮。而盧、劉兩先生竟以代表出席會議而得咎，實爲意料所不及，用是難安意默。特函請查照轉呈四川省教育廳，迅予設法解救，恢複自由，本校同人幸甚，教界前途幸甚。
這封信想必及時轉呈了，次日周校長即得任覺五複函：
函示奉悉。關于石室中學教師盧、劉兩先生被戒嚴司令部傳訊一事，廳方對此甚表關切，已報告主席，並派員催請戒嚴司令部速予審結。旋奉主席指示，此案爲另一政治事件，與教師請改善待遇罷課無關，已轉知戒嚴司令部從速審結，無罪嫌者立即開釋，想最短期內必能解決也。專此。恭叩
铎安
生 任覺五上
這個任某，曾是周校長的學生，所以還沒有按行政級別擺官架子，也不排除願做相當努力的可能。“最短期”兩個月以後，盧先生于6月23日獲釋回校，劉先生的妻子、女師教員馬力可先生也因懷孕假釋出獄。而作爲中共黨員的劉駿達先生終于未能獲救，于12月7日與其他34名革命志士遇害于成都十二橋。我們當年矢志救助恩師的熱望和努力，僅僅實現了一半！
劉先生的中共黨員身份，想必被人告密，這大約就是官方所說的“政治事件”，即所謂共産黨在策動動亂推翻政府了。當然，在當時任何針對政府的群衆運動，必然含有對他們的失望和對中共希望的因素，直接間接屬于“在黨的領導下”的動作。只是在1949年的成都，地下的中共川康特委書記被捕叛變，副書記馬識途和成都市委正副書記洪德銘和彭塞等都奉命赴香港，不可能統一策劃和領導這麽大的運動，特別是無法去制造通貨膨脹去引爆運動。下級黨員身在群衆中，與大家同呼吸共命運，對于維護人民基本生存權利的事業自然積極參與並且因勢利導地發揮教育和組織作用。在石室中學，“尊師運動委員會”的積極分子裏，確有多人是中共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協會”的成員，他們也多是我的摯友，對我的影響其實更多來自他們的品學兼優和循循善誘講道理，在運動中也只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參加，服從大家的決定。他們在校外負責學生工作的黨員領導下對運動的實際推動，我是在他們從地下轉到地上以後才知道的。不過對我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我很快自覺“左傾”，決心跟著共産黨“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引自當年的流行紅歌《團結就是力量》），走上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並且也真在運動中實現了我的政治自由：思想隨我好惡，遊行不受抓捕，編報無須送審，批評了無禁忌，甚至直指封疆大吏罵“暴徒”，提前近半年取得了《中國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第五條鄭重賦予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中的多項自由權利。這自然並非我有什麽本事，全靠中共的大軍壓境，反動政府措手不及，被我鑽了空子。不過就我自己的經曆來說，如同12歲早早登上作文頂峰一樣，又于16歲早早登上了自由的頂峰了。當年自然對此並無覺悟，所以在自由地開罪舊四川的大吏王陵基以後，不過幾年以後又開罪新四川的封疆大吏，——雖然按照毛主席“兩類矛盾”的指示，對于“人民內部”的新大吏我只是批評批評，得到的卻是一紙罪狀，說我“對×××同志傳達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書記會議精神的報告進行攻擊，說‘×政委報告有教條主義，應該檢查’”，罰當“右派”22年。這只說明，我從12歲起走作文下坡路以後，從16歲起又走政治的下坡路了。一個甲子以後回顧起來，我只好相信命運了：各人各有自己人生的“頂峰”，我的就在那12歲到16歲之間啊！唯一擔心的是，將來我去拜見三位恩師，他們見我一生的作爲居然比他們當年垂訓之時毫無長進，將會怎樣失望啊！
《隨筆》201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