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入右派
写下这个题目，不是歌颂“反右”。那个公然施行阳谋诡计悍然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把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巴掌打进专制独裁的深渊，从此国祸民殃，贻祸至今。它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全社会施行逆淘汰：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并非某公一时的呓语，而是他培养提拔心灵卑污智商低下之徒、迫害摧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士的精心策划，以保证这个史无前例的专制独裁体制长治久安。所以，对于无力回天的个人来说，究竟甘当高贵的奴才，还是屈居卑贱的另类，不得不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似的严肃问题。我得以进入后一序列，而免去与高贵的同志们为伍，自然也免去和他们一起继续作案，——这就是“幸”了。
1957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对李井泉同志传达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报告进行攻击。” 李井泉自然属于知名高贵人物，不介绍了。我是他治下的一个小干部，共青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听了他的传达报告，认为它和毛泽东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有名讲话相抵触：他说大学里多数是地富资本家子弟，他们的老子老于世故藏在后面，由儿子端出反动话来要杀几千几万人；可是毛主席却说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这不是和领袖对着干吗！我哪里知道他传达的是毛对党内高干讲的私房话，我听到的最高指示却是讲给民主人士听的录音稿，而且不久以后就被大修大改得和前一讲话的精神毫无二致而公开发表了。所以面对批判我只好承认是我污蔑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李井泉；原来他们两位都毫无不折腾人民的意思啊。
那年年末，我所在的机关又承担了李井泉亲自布置的一个任务，组织全市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把刚刚对付大人的那套阳谋拷贝下来去欺骗孩子们，鼓励他们向党交心，交出来以后将其中让党放心不下者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葬送一生，最轻的惩罚也是在高考材料上注明不得录取，以免进了大学效法右派师兄师姐破坏安定。如果那时我未成为右派，注定会参加甚至参与主持这场迫害孩子的阴谋。而且更惊险的是，那些本来可能毁在我手中的牺牲里，有一个后来竟成为我的亲爱的妻子！读者诸君，你们说险也不险，幸也不幸？
2012年6月14日于成都不设防居
《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