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民文化”的勃兴
——爲《往事微痕》40期作
民间備忘錄《往事微痕》不過記載反右舊事，怕人忘了，也深受當年的受害者和年輕的研究者的歡迎。突然之間，它從京師到邊陲頻頻受到查禁，使中共十七大慨然许给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再次受到嘲弄，疑为周立波的又一“笑侃”。不過那查禁的動作比起過去，更加小里小器更加偷偷摸摸，辦法是私访郵局私拆郵件秘密扣押秘密没收，失主一查詢一舉報一質問一抗議他就两眼朝天作与此无干狀，好像小偷遇見了警察，堂堂官府變成見不得天的黑社会，怪可笑也怪可憐的。
就在這樣的骚擾之下，《往事微痕》繼續刊行，从7月間遭受大批扣押的26期，到現在已將問世第四十期了，而且讀者不斷增加，影響不斷擴大，聽說已從海内走向海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了。這裏的秘密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時代不同了。不是唱“走進新時代”麽，對于文化建設特别是歷史備忘来说，這個新時代可以名为“史民文化”的時代，与我们已經耳熟能詳的“史官文化”時代相并立。請稍詳其說。
“史官文化”這個東西，其存在伴隨着君主專制的中國歷史凡幾千年，已成學界共識。那原因似乎複雜，簡而言之就是槍桿子管住筆桿子使用筆桿子，筆桿子服从槍桿子護衛槍桿子。語云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槍桿子裏面當然也出文化，把天下文化人置于最高權力監管之下，为君主記言記行立言馴民兼寫詩作賦插科打諢逗楽子，是爲“史官”。古代西方也多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不過和政權並立还有一个神權，筆桿子們多屬“上帝的僕人”，和槍桿子及其政權没有那麽緊密或甜蜜的關係。而在我們這裏，靠着君主專制制度的種種漏洞，也還“野有遺賢”，皇帝搜羅不盡；這才在“史官”之外出現了“史民”，为我們留下了值得對西方老外誇口的“優秀文化遺産”。而這史民的“民史”其實正是“官史”的副産品，單就史學而論，官史的根本特點是創造歷史的和記錄歷史的都是一伙“自家人”，自家人做了好事，就往天上吹，做了壊事就閉嘴不說還消滅罪證。這種弊病，雖因“隔代修史”的傳統而受到相當制約，不過由于史官們高踞民上的地位，他們對于史實的判斷角度和取捨標準，都大異于百姓；而對于百姓來說，專制社會的英雄們做的壊事縂是大大地超過好事，所謂“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于是“冤獄遍于域中”成爲歷史常態。面對這樣的歷史，弱者們自然也喊冤也反抗，到喊冤無門反抗無路的境地，唯一能做的無非是把被掩盖的真相悄悄記下来，是爲“野史”。野史家們多數不曾是妄想“秋后算帳”，無非是懐着人類未泯的良心，希望后代有所改進，少蹈覆轍（當權的）和少受欺凌（老百姓）罷了。到了上个世纪，君主制度进入“黨主”時代，真正做到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滨莫非黨臣，天下飯碗收歸黨管，實行“無産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把史官文化發展到极致。一切文化领域，都有相应的官府，構築起各條“戰綫”；一切文化人士，莫非某品官吏，史官學官詩官新聞官相聲官唱歌官跳舞官，既受槍桿子的保護，也受它的指揮，否則“不开饭”，或者送去勞教勞改直至殺頭。儘管那時的冤案冤獄遠遠甚于前代，“史民文化”的衝動有增无减，而“史民”的空間却急劇縮小終至于無，那就到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整个中國（不仅是“國民經濟”）“濒臨崩潰的邊緣”了。
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給文化打開的一線門縫，就是權力當局不再統治和發放人民的飯碗，也就不能無限地養育“史官”，因而給“史民文化”的復興留下了生機。加以恰逢信息時代，傳播手段發生了大革命，原來已不容易的“防民之口”現在防成功了也不起作用，須要防民之腦且防民之手指頭了，否則民腦一動民指一点，一條“文化”就從互聯網飛出去了，瞬息之間傳遍千山萬水，一百萬條“柏林墙”也莫奈何（現在變成“防火墙”，可是有墙就有“翻墙”的辦法，却無东德武警自動步槍或機槍的代用品）。憑藉这些條件，民間文化也就與時俱進，勃興了起来，歷史由“史官”們壟斷隨他們打扮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這不是說“史官文化”立即式微，它還是“主流意識形態”，有领导、有组织、有手段、有经费，特别是壟斷了史料檔案，壟斷了創造歷史的英雄們關起門來的妙計密謀私房話，外人絕不清楚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所以依然少不得它。但是不再慿當局發放飯碗的“史民”的復出，對于習慣于任意剪裁篡改捏造隱瞞真相的官史来说，就是千万双懷疑的眼睛和千百座另起的爐灶，他们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特别是信息技術賦予的全新手段，搜求、彙集、記載、保存和傳播歷史真实，形成和史官文化分庭抗禮的、新一輪的“史民文化”。先是從“史官”隊伍（或稱“體制内”）分蘖出既得官方默許，又得民間擁戴的非官史，《廬山會議實錄》就是其卓越代表，它公布了官方多年來諱莫如深的“反右傾”及其後果的真相，令全國百姓大開眼界。此後一大批回憶親歷歷史大事真相的作品問世，直到市野草民的《中国冤案录》、《中国底层访谈录》以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出现，引起当局大大的不悦，时而动用政权力量加以封堵。可是民衆要求知道歷史真相的大堤已决，各種“史民”大量涌現，紛紛拿起筆桿寫歷史，大事小事不論，筆錄口述互補，紙媒網媒並舉，海内海外兼行，著述蜂起，成果斐然，其鮮明特點與史官的官史形成鮮明的對照：
——它不爲自己供奉什麽先验的“指導思想”去剪裁歷史，而採取徹底的唯物主義態度，秉筆直書，追求歷史真相。“秉笔直書”的這条原則，歷來的官史也多所標榜，可是從來無法真正落實。筆者曾經参加80－90年代中國重要大型官史《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它就宣布自己要“秉筆直書”的，但是其中甚多卷帙臨到出版時，恭逢那年的“風波”來臨，上面一个命令下來，某個領導人的名字和事迹一律不得印出来，因为那人“犯了錯誤”，再不是“自己人”了，官史也就封筆不書了。这类事情想來任何當果“史官”的朋友都有經驗的。
——它不做也没有本事做已为官史壟斷的“帝王家譜”和領袖救星的家譜起居注團夥譜，而直面民間，直面自己，記載自己經歷的或見證的喜怒哀楽冤枉灾禍，書寫真正的“人民史”。胡適當年提倡“我手寫我口，我口說我心”，把中國文學從士大夫的壟斷下解放到了民間，現在是“我手寫我見”、“我手寫我聞”、“我手寫我的遭遇”，从而把修史大業从史官的手上解放出来，成为衆多“史民”們的事業。
——它不搞“宜粗不宜細”，專搞宜細不宜粗，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還原歷史。歷史本來就由具体事件構成，對它越“粗”就越抽象，越抽象就越好把生動的史實變成生硬的教條，甚至變成胡說八道，以便人们记住教條胡說，遗忘歷史真相。而史民们的旗幟，恰恰和它相反，是“拒绝遗忘”！
——它雖然未必“追究个人責任”，但是堅持弄清責任，個人的歸個人，集體的歸集體，體制的歸體制，歷史的歸歷史。總之堅持不把歷史搞成一灘漿糊，使人糊塗到底。
—— 它的任何成果均非進入“體制”的敲門磗也就無須服從任何“標準答案”，無須取得權力部門的首肯。这自然得益于改革了黨管一切飯碗的舊秩序，已經廣泛存在着無須向“體制”討飯吃的空間。
——最後但非最次要的，是這些“民史”的主要内容，常是所謂“负面信息”，即歷史上的錯誤和挫折（從施動方而言），冤屈和苦難（從受動方而言）；它們也歌頌，那對象多是弱者在苦難面前的高貴精神和尊嚴人格，而与官史的“歌頌为主”相区别。至于黨主專制下的官史所奉行的“歌頌为主”，即使不算歪曲史實隱瞞真相以塑造專制當局的偉大光榮正確，也把一切可以證明當局偉大光榮正確的資源搜羅使用乾淨了，使得“民史”只能用主要的精力去探隱發微，纠謬揭謊，“負面”的面目，在所難免呢。
以上所舉諸端，當有種種遺漏，但是凡是“史民文化”，一定具有這些特點，倒應是不刊之論。四十期的《往事微痕》，期期都體現着上述特點，宜乎其成为“史民文化”的絢麗一枝而横遭嫉恨也。其實現行的文化政策不是“堅持多樣化，弘揚主旋律”嗎，儘管對于何为“主旋律”，官民之間未必就有强烈共識，但是“史民”方面謙恭一點，自居“多樣化”，縂可以和“主旋律”史官文化和諧共處，互爲補充，互相映照，不必你死我活吧。
2009年12月12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