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近出了两本新书，讲德国当代史，作者战后出生。主题是联邦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帮助，一本是《褐色的网》，党卫军制服为褐色象征纳粹，另一本名为《战犯游说》。
国家的圣诞礼物
国家的礼品不同一般，受礼者当是有功于国家之人。
这德国国家的礼物是给德国人的，—海外德国人、被关押在外国的纳粹战犯。联邦德国政给他们寄圣诞礼物—香烟白兰地那样贵重的稀有物品，在物质还极其匮乏的战后初年。
受赠者之一卡普勒（Herbert Kappler），关在意大利监狱。1976年，联邦联邦政府总统谢尔、总理施密特、外长根舍（1974—1992）以及天主教和路德福音教会还联名为他声请赦免，被意大利拒绝。
卡普勒何许人？—纳粹占领期间意大利警察和安全部门的头目，1944年3月击毙335名意大利平民惨案的制造者，战后被意大利法庭判处终生监禁，当时联邦德国聘请了三名律师为他辩护。
另一重大纳粹战犯—主持实施灭绝犹太人“最终解决”计划的艾希曼，在联邦政府那里遭遇迥异。1961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劫持后，德国政府拒绝引渡和审判艾希曼；因为国际瞩目，联邦德国坚决避免涉入，为形象计。艾希曼这个顶级纳粹罪犯，是天主教会帮助他拿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护照（Humanitarian Passport ），逃离德国进入阿根廷隐匿下来的。历史从来不是一清二楚的。
从纳粹德国高官到联邦德国显贵
第三帝国中没有哪个部门比司法机构更与纳粹共犯，然而，战后没有一个纳粹司法官员在联邦德国被判定罪。纳粹的不少政府部门，联邦德国直接接过来，外交部、司法部还有国家安全部门，那些纳粹官员在新政权中继续他们的仕途。
其中登峰造极而成丑闻的一位，即阿登纳的总理府主任格洛克（Hans Globke）。总理府主任，一个一人之下举国之上的权位。在这个职务上，格洛克直接参与和决定人事任命、参与内阁事务、主持建立联邦情报局和宪法保卫委员会以及对它们的监视，基督教民主联盟高层党务也在他的掌中，在战后不久的1953到1963十年间。
格洛克，第三帝国期间许多反犹法令都是出自他手，例如姓名变更规定和犹太人法规（Jewish Codex）—后成为纳粹剥夺犹太人财产的法律依据。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格洛克不仅是重要制定者之一，还亲自担任释法。
从第三帝国的部长参事进阶联邦德国的总理府主任，无碍穿越两个制度。尽管外界的强烈异议，阿登纳坚持任用并力保格洛克到自己卸任。
战后德国官方与纳粹分子的这种关系非阿登纳之为保守党政治家的个人取向，其后的勃兰特政府（1969—1974）继续并扩展了这种关系，而勃兰特是抵抗战士、是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上台，对外奉行缓和政策，对东德、东欧和苏联；对内致力于社会和解—纳粹的同情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和解，节制对于纳粹犯罪和罪犯的法律追溯于是成为必须。勃兰特还希望借以从纳粹同情者中赢得选民，壮大自己的党。
在德国，这种关系在不同面相以不同程度一直持续着。一种联邦政府和前纳粹双赢的关系，以损害纳粹政权牺牲者的权益为代价。战后半个世纪后一直到1998，德国才有撤销纳粹“人民法庭”一切不公判决的立法。像纳粹国防军逃兵的叛国罪，到2009年才得以据此从法律上被撤销，很多人没有等到这一天的正义。
历史从不急公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