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骢先生“宁波西街26号”回忆中谈到他一段杂文生涯，每周一篇专栏，台湾称“方块”，即感时议事的文字。
“這種文體來自影響深刻的魯迅，我認為自己體會到這種寫作方式的三昧，結集出書反應也很好”，尉先生忆道。鲁迅的杂文像罂粟，迷人又有毒，尖刻是也：尖锐深刻共尖酸刻薄。少了后者不复鲁迅的杂文，甚至算不得杂文了，鲁迅对现代中国杂文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一段時期之後，我開始對這種文體感到厭煩：原因之一是這種寫作很容易對現實的小問題呈現敵對性，並由此尖酸刻薄起來，不但個人無法得到解放，反而加重了一個人性格中的黨同伐異的特性”。实际上毋宁是“敵對性”、“尖酸刻薄”和“黨同伐異”的恶习加诸杂文写作坏了杂文体，如此“斗争”文体鲁迅当是开风气者，非如尉天骢先生善意推度鲁迅是“走偏了這條路”才“得理不饒人，不得理也不饒人”。鲁迅这种杂文影响开来，以至不嬉笑怒骂、尖酸刻薄、语出恶毒、缠斗不休就不属杂文、就不能针砭了。
八九年我和先生仲维光访台拜访中研院长吴大猷先生，得赠书中有一册《博士方块》，收的是他针砭时政的杂文。吴大猷先生论事求实，分析求是、批评直接、文字尖锐，批评说理而正派。尖酸刻薄、好勇斗狠，不是打架的手段吗？这一册《博士方块》我很喜欢，读过很多次，琢磨吴大猷先生的观察、论理，享受他清楚明白简捷有力的文字，了解到杂文可以这样写。杂文是批评的文字，到底不是靠一股气可以撑住的—怨气、戾气、刻毒之气，总以说理为上。
大陆自是一面倒地捧鲁迅，赞他的冷嘲为热讽，捧他的杂文如短兵相接的投枪匕首，鼓吹他“痛打落水狗”的好勇斗狠。我们就在这样一种鲁迅偶像下长成。生平第一次认真读鲁迅我是在文化革命开始之后，赵家不准“革命”，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大学教授）而有闲了。不满意仅从只言片语感染鲁迅的情绪，想要对他文章所及人与事、争论所在、讽刺所指确有了解。于是十个指头指点着人、事、时间、地点，前后查对注解确认细节，《鲁迅全集》生吞活剥地读了好一段时间。当年以一个大陆初中学生对49年前民国文化和历史所能知，阅读成效不彰可想而知。但是以读书求实—实在的信息和知识—作为阅读的基本诉求，从此开始在心里扎根，告别摘章引句感染情绪那种盲目肤浅而且危险的阅读。
第二次读鲁迅是十年前，在渐渐积累起对鲁迅的一些了解之后，想通过他的文字如实地接近他。这一次读鲁迅全集持续了月余，对他尚存的敬意迅速地流失。各种集子充斥了那么多偏狭好斗的动辄笔仗，无法让人不摇头转身。多少次停下那啮噬神经的阅读，叹他虚掷才华于此。尤其是他那些明明白白屡次再三的埋头唯洋是瞻、张口痛骂祖宗—大至历史文化小到人情人性一概扫地出门—的文字，既乏冷静的分析、更少同情的理解，只有捧和骂两端，崇洋与自弃的反智扑面而来。鲁迅“伟大”的神话大陆上不止一代人信以为真，被眩目的还有港台和海外不少识汉字的华人。然而，毋宁是清醒、冷静、平和与宽厚如尉天骢先生是更值得社会和人群愿望的。
尉天骢先生说他厌烦那种刻毒敌对党同伐异的杂文体，“原因之二是集體化，因為集體主義極可能走向極權主義，使之只具有更濃厚的政治性，而失去人性的寬厚，這是我在研讀魯迅中所得到的教訓。我家裡至今仍保存著一批《天窗集》的舊本子，但很少送人，這是對我個人學習過程中得到的警惕”。到底是尉先生，总是比旁人看得深走得远，因此有明白断然的行动有清醒持久的坚持。
道貌岸然的集体主义之下尉天骢先生看到党同伐异，政治斗争之下尉先生洞见人性的丧失与极权的君临。以其“屬於於個人的自由主義”，尉天骢先生反省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压制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残酷斗争的杂文创作。不限于反抗此一政党或主义的极权，就不至陷于彼一政党或主义的极权。在远甚于鲁迅式恶斗形状的今日，尉天骢先生的警告，尤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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