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阿伦特“恶之平庸”的争议和批评是一直知道的，这几年看到中文世界对这个词太多的错爱，于是找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个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导》认真阅读。结果就是下面这篇文章。】
“恶之平庸”不是当作学术概念而是在阿伦特作为记者的报导中提出的，它的由来决定了社会对它的反应及其后关于它的争论。
“恶之平庸”出于汉娜·阿伦特是在半个世纪前，1963年。1960年5月11日匿藏阿根廷的德国纳粹艾希曼被劫持到以色列。涉及艾希曼的劫持，斯坦尼思书评中提到，“西德官员不太愿意将艾希曼和其他前纳粹分子绳之以法。根据德国《图片报》（Das Bild）2011年公布的机密文件，西德官员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并且，艾希曼藏身阿根廷的消息，以色列不是发现而是得到，不是从德国政府而是而是从德国奥斯维辛审判检察官鲍尔（Fritz Bauer，1903-1968）私人，鲍尔清楚艾希曼绝不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他冒着走漏风声会以叛国罪论处的危险，将消息秘密传递给以色列政府。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开庭，12月15日宣判；艾希曼上诉被驳回后1962年5月29日终审判决，6月31日处决。这是继1945年纽伦堡审判之后对纳粹的又一世纪性审判，各国记者云集耶路撒冷观察报导，阿伦特也在其中。书稿完成于1962年秋季，1963年2、3月间以题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的系列在《纽约客》“记者自由谈”（A Reporter at Large）专栏发表，文稿修订后1963年5月在美国出版，冠以副标题“一个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导”。一年之后，1964年该书增订再版，是之后被广泛引用的版本。
德文本同年出版，是跟进最快的外文版。因为艾希曼身为纳粹而被阿伦特宣称视之平庸如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出版的意义自与其他文本有别。皮珀出版社（Piper）主持该书翻译出版的勒斯纳（Hans Rößner）和艾希曼一样是典型的办公桌前的纳粹—战后德国对那些纳粹官僚的称呼：也是党卫军少校，出任过纳粹政府人民文化与艺术处主任，也在帝国安全局（RSHA）任职。身为犹太人，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传达了法庭上纳粹艾希曼的自辩，表达了许多与艾希曼经历类似的纳粹的心声—摄于盟军占领当局的政治压力而不得公开表达，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代言之功是正当其时。这本书当年在德国的遭遇，依德国当代史学专家蒙森的观察，是“压倒地被排斥”，而“积极的反应又都来自错误的方面”（见《恶之平庸》德文本“蒙森序”，同注3），这个一正一反的对比足以说明问题，无须任何画蛇添足的诠释。
1986年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增订版版本简介，“庭审报导—初在《纽约客》上连载、继而成书出版—引发了一场雪崩。德国当代史教授蒙森的序言分析了艾希曼审判的历史和阿伦特报导引起的争论”。作为专门研究1918-1945年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时代历史的德国当代史专家，蒙森有专著研究纳粹德国的官僚制度，他对阿伦特一书评论的权威性自不待言。蒙森出身德国历史学世家：曾祖父特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是德国古代史专家、德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1902）得主，父亲与孪生兄弟也是德国历史学家。作为德国1986/87年当代史争论中保守的自由主义一翼，蒙森序可视为这一历史争论的产物，是对那种掩饰纳粹德国历史企图的一个严肃的回应。笔者阅读的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1986年增订版，徳译经阿伦特本人认可，故可取信；本文直接引文还是会对照英文原文，翻译中总会发生改动，而改动总难免随意。
不言而喻，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影响了争论的色彩。当年对“恶之平庸”直接而尖锐的批评多出自犹太人，非犹太人批评者可以理解地的大多选择了克制、距离和极尽善意的理解。支持一方的见解，以笔者所读，多是为阿伦特背书，例如“恶之平庸”概念深刻可惜选错艾希曼为例的说法。这却错爱了阿伦特，她谈论“恶之平庸”不是从概念到实际，而是，用她自己的话，“严格限于事实层面，指示一个现象—审判中盯住一个人的脸所看到的”。
艾希曼“恶之平庸”的标新立异为阿伦特带来轰动，也毁昔日的友情于一旦。国际著名犹太学者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也是德国犹太人、二十年代移居巴勒斯坦，尖锐批评“恶之平庸”的说法轻易抹杀了罪犯与受害者的区别，直言阿伦特对于犹太人非人的苦难幸灾乐祸与冷酷不仁的语调简直是变态，两人二十几年的通信关系于1964年终止。是否批评者头脑发热、不够宽容、过于挑剔呢？依德国人蒙森，“面对这个题目深刻的悲剧性，阿伦特那种尖酸和咄咄逼人的态度是失当的”（见“蒙森序”）。阅读中，笔者亦屡屡受作者尖厉的冷嘲刺激而不能自己，对她的议论时时不禁难以置信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始知肖勒姆不为过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抨击“恶之平庸”抹杀了纳粹种族灭绝的罪恶，许多阿伦特曾经的犹太友人和犹太人社团对她背转身，一直到她离世。
“以赛亚•伯林在《伯林谈话录》中说：‘我无法接受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观点，我认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是荒谬的。纳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深信他一生中做过的主要事情是对的。我问过肖勒姆为什么人们钦佩阿伦特女士，他告诉我，任何严肃的思想家都不会这样做。那些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他们不用脑子思考’”。严肃学者蒙森批评阿伦特论述随意，“以历史学精确而完整的资料分析来要求，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许多论断都不能成立。一系列判断没有经过充分的批评性检验，有些推论则表明作者对于六十年代初已有的资料所知有限。……作为记者，阿伦特时常使用一些要经繁复的历史分析、大部分还有待接触到文献才能确认其真实性的材料”。尽管审慎而克制的表达，蒙森的批评足以致命：“确凿的历史陈述既非作者所愿，也非作者专长”（见“蒙森序”）。
阿伦特轰动推出“恶之平庸”并再三声称：那是报导，既非理论更非学说。但报导的力量在于真实客观，而艾希曼“恶之平庸”的断言却是从作者的相信和想象产出的。她不讳言，她的艾希曼审判报导无关纳粹种族灭绝的滔天罪恶，只聚焦被告艾希曼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人。对于这一主题沉重的历史题材，阿伦特的处理所欠缺的不仅是学术与新闻的而且还是基本的道德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