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顾彬先生立此存照，此文发于三年之前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之际，中国为该届书展主宾国】
对流亡诗人贝岭—恶狠狠的怨
回顾本年法兰克福书展，不能不提到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书展前前后后，顾彬教授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和伤害贝岭和流亡的异议知识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罢休的劲头，但是在捍卫他学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上，却几无声响。
顾彬对贝岭个人、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绵绵不休的怨恨，并不始于今日，几年以前，他就在撰文攻击他们（见“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https://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说贝岭2000年回中国因印刷发行《倾向》杂志被捕经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呼吁营救出狱被驱逐出境，是故意—故意触犯当局禁令，是自找—为了名与利的好处。中国政府的禁令对顾彬先生天经地义，“熟悉大陸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許可，任是甚麼人都不得公開舉行有外國記者參加的新聞發布會。……但是，這是一場公開的國際新聞發布會，單單是這個事實，也仍然是對當局公開的冒犯”。中国政府为什么可以禁止言论、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为什么不从就要被捕，这正当吗？顾彬教授当然不质问政府。团结工会在波兰，七七宪章在捷克，星期一游行在莱比锡，什么时候对自由的追求不是对专制的有意的冒犯呢？作为一个与东欧比邻的西方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中国政府，这种态度不是始于几年以前，而是长久以来一直暧昧；不是顾彬教授个人，而是德国汉学家基本如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们面对中国政府自觉地噤声，也从中国政府得到了所企求的回报—到中国访问、交流、骂人—当然不骂政府，而八九年以来一直坚持公开批评态度的德国已故马汉茂教授却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他入境，作为一个汉学家而不能去中国，他痛苦、他抑郁，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几年之后，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世界与中国”讨论会之后，顾彬先生不甘寂寞又跳出来攻击贝岭，甚至扬言这种所谓的异议人士与他们所谓的迫害者正手拉手地合作呢。他明白这不是事实，心里不踏实，所以才绕道瑞士《新苏黎世报》，投一短信，半遮半掩地放冷箭。作为鲁迅的翻译者，他也许不记得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的话。10月15日书展中给德国公视三台的采访(https://209.85.135.132/search?q=cache:D5nFsDy6JDcJ: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mosaik-13.html+frankrurter+Buchmesse+2009+Kubin&cd=24&hl=de&ct=clnk&gl=de&client=opera)中，顾彬先生再提攻击中国异议作家的话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官方非得要打击那些表演不可，……您说的那个人我就不提名了—显然，他不敢明担诽谤的责任—，他不是文学家更不算异议人士，我了解他的情况，他是在演戏。许多在我们这里自称为异议人士的，根本就不是，进入九十年代，他们全都回到了中国，在那里生活、教书、挣钱、享受，甚至同意当局查禁自己的作品，只有大诗人北岛一个例外。听到这里，我不禁失笑了。顾彬认识的流亡人士不幸都放弃和投降了，但贝岭没有、高行健也没有，可顾彬不认他们，以他们为敌，因为他们保持异议。
对官方—急不择言的护
与对流亡的、异议的、非官方的个人无顾忌的伤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彬教授对中国官方的态度，不仅无一字不恭，而且迎合中国官方的肆无忌惮，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记者请顾彬教授谈谈中国的审查制度，他告诉德国听众，“不是文革时代了，今天中国没有人因为写和写什么而进监狱”。在中国，受不受禁制、进不进监狱要看写什么；不碰当局的禁，顺政府的意，还得奖呢。顾彬教授有些话在德国“不允许”说—毋宁是没人要听，无处刊登—，可以到中国说。中国政府不仅给他自由，还给他奖励—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然而中国政府因为言论写作捕人入狱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胡佳、例如黄琦、例如谭作人……，因为他们触犯并且是“有意”触犯了政府的禁忌。这顾彬教授可能没有看到，却不能没有听到，他总不能说所有这些被捕入狱的人都是自己在演戏吧？！关于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顾彬教授认为，今天在中国“人们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出版审查，“是出版社决定，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出了问题，是出版社的，不是作者的。……一般是接到上边的电话，被告知什么题目禁谈，哪些字眼禁用”。可如果上边一个电话就可以枪毙一部作品，关闭一个出版社，何谈出版自由、写作自由，何谈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顾彬教授连基本的逻辑一致性都不要了。
对北岛—顾影自怜的爱
是教授的EQ出了问题，还是IQ出了问题？看来两者兼而有之。顾彬先生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以及他的学术信誉—独立于政治、利益以及个人好恶—都不能不受到质疑了。
顾彬诟病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说他们进入九十年代都放弃异议回国去教书、赚钱、享受和投降了，除了北岛一个例外。这不单是一个错误的论断，而且是谎言。八九年之后进入九十年代，是异议作家流亡而不是投降的开始。这种时间上的错置，与顾彬这一代汉学家特别钟爱八十年代有关。而北岛在他那里幸为例外，不是因为他坚持流亡，也不是因为他拒绝投降。北岛1994年试图回国，因为拒绝承诺当局的附加条件而被拒之门外。但2000之后几乎年年回国：2001经特殊渠道短期回国，2002年经政府获准回国，返美后即宣布退出“中国人权”—中国政府黑名单上的反动组织。2003再度回国并在国内出版诗集，2004年在官方顶级文学杂志《收获》上开辟专栏，2006年被政府准许回国定居工作，2008年应聘香港中文大学，有传是北岛此前争取到清华大学执教未果。北岛如上诸种归国之举的内情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无须猜测，政府的“批”“准”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不会是没有条件的。北岛回国的这些事情顾彬可能不全知，却不可能全不知。如此说来，北岛才正是他所不齿、所痛骂的伪异议者。然而，北岛是他的资源，是他捧的角，是他的所爱，他常年努力为北岛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把北岛从他诅咒的伪异议者类中例外出来，显然是个谎言，是一种自恋、不能明言却又舍不得、丢不掉的自恋的反射，是授人以柄、无 “理”且无“智”的笑柄。当然，无知与傲慢之下人是不懂得脸红的，而失去了脸红的能力，什么事情就都可能发生。
学术上—捉襟见肘
顾彬教授“理”“智”上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判断上。采访中谈到他喜爱的两位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和余华，顾彬大胆放言：他们是中国的先锋派、卡夫卡的后继。八十年代写了不少短篇，后来返回中国传统叙事手法，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上百人的情节场景，……。
对中国当代文学我仅偶有关注、偶有所知，但汉学家顾彬如此天方夜谭，却是始料未及。仅以莫言为例，他是大众熟悉而喜闻乐见的作家，其作品与余华是明显不同的类型，《红高粱》对《活着》，无须赘言。汉学教授顾彬竟然能把二者等量齐观！《红高粱》1986年刊出，2001年《檀香刑》问世。有中文评论认为，莫言自八十年代中即以乡土作品崛起。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主题常以夸张的、荒诞化的意像呈现，小说中充满进攻型的、汁液横流的语言。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他创作风格的变化，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存在一个从“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民间的选择转换；这两本书碰巧我看过。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可以视为对莫言小说叙事的直观诠释：炫目而刺激的色彩，强烈而攻击性的对比，高度紧张的戏剧性冲突……莫言与先锋派无关，和卡夫卡更扯不上。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先锋派，以摩登、超前、极端为基本特征，看看超现实主义或是达达派的绘画，它们完全颠覆了当时代人对造型艺术的传统审美方式，那是先锋派。莫言小说的奇异在其情节，在其语言……，就是不在其叙事方式，他的叙事方式显然是民间的、传统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卡夫卡则以其叙事文字的高度简洁、极度精确而非抒情性见称，与莫言那种夸张渲泄、“汁液横流”的语言之对立再极端不过了。这是常识，不必是汉学教授也该知道。
为什么权威汉学家会发生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原因至少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这一代权威汉学家不能面对汉学研究与交流的正常化。在采访中，我注意到，顾彬教授屡屡提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些如今的伪异议者还曾异议，“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还不是垃圾，……
对于顾彬这一代汉学家，“八十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八十年代取得教授位，可以在社会发挥影响。“八十年代”，在官方的渠道之下，西方汉学界自1949年以来终于开始有了与中国、中国作家和学者甚至是个人的交流。而对于中国的作家学者，汉学家几乎是他们在西方社会打开通路—访问、演讲、研究、出书—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必经之途。换句话说，不仅中国的作家学者，而且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话语权都垄断在西方汉学家手里。在开放与封闭社会的不对等交流中，这种不对称无法避免。那时，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判断不会受到质疑，不是因为它们正确，而是质疑的可能性尚未形成—在另一边还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对等的学术界。八十年开始，德国汉学家们享受着一花独秀的特权，却没有感“觉”到它—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交流—交接而不对流—的贫困。二十年来情况在变化，更多的开放、更多直接的国际交流。对中国学者作家个人这意味着渐少的依赖性、渐多的自主性和日趋平等的交流；对德国的汉学家则意味着，渐少的特权—交流的掌控与话语权的独占—，渐多的交流正常化—平等的与对等的。他们不再那么被捧为神明，像在其他学科一样，他们要学习和习惯面对质疑与接受批评。但优遇惯了，改变是困难的。采访中谈到当前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商业化现象，顾彬愤慨地表示他绝不能原谅这些向钱看的作家。听来让人忍俊不禁。中国这种文化与学术商业化的现象是他研究的对象，他可以分析批评；但他的原谅与否，无论对于这种现象还是对于他的研究都毫无意义。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对交流正常化威胁的一种顽强的心理抗拒。然而，毋宁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和调整自己，面对并接受交流的正常化；死抱着正在逝去的八十年奉送的那种不可能长久的特权与优越感不放，只能使自己变得可悲、显得可笑。
对交流正常化另一种形式的抵抗反映为靠拢官方。这些年顾彬益发地尖锐极端，敢说敢骂，但他狂批滥骂的目标却是高度精确，它可以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可以是他不能容忍的作家个人，就不是中国官方，它的意识形态、它的言论控制、它的出版检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批评与叫骂，他还是能常来常往于中国，还是官方中国最受欢迎的西方汉学家，还受到中国政府的奖励。堤内损失堤外补，正常交流带来的损失到非正常的交流那里去补。顾彬教授正义声讨中国文人放弃、投降、赚钱时，应当哪怕是偶尔也想到自己。
对于中国文学的误判—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垃圾，还是关于莫言与余华的小说叙事—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汉学家本身训练与学养的不足—部分地根源于德国汉学教育体制本身，例如德国汉学系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不用中文撰写。像顾彬这一代的德国汉学家，少有人能把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口语，不能用中文作学术讨论；文字，不能用汉语写作。想想看，学习德国文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在德国要用德文阅读文献和撰写论文，他们为此所要完成的德文语言训练，是这一代汉学家对于中文语言所不具备的。如何能期待他们理解、研究和判断那种文字的作品呢？这种语言能力的基本缺欠缩水其汉学研究品质则是不言而喻的了。此外，与英国、美国、法国……所有这些语言文学的研究领域不同，顾彬这一代汉学家迄今为止还不曾遭遇旗鼓相当的学术挑战与竞争，即他们还没有面对一个正常的和有品质的学术界，他们的汉学基本上还是在自说自话，坐井观天。上个世纪前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的话“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表达的是有底气有实力的心愿。当年的国际汉学界面对的是像陈寅恪、陈衡哲、陈垣、董作宾、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对于汉学是要有一点真学问的。而顾彬这一代汉学家不过是从中国当代时事、从一点“八十年代”开始的。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为无知，顾彬教授才有那种几乎漫画式的傲慢，那些信口开河的不知所云。
此时，我脑子里又跳出鲁迅先生给年轻人的忠告，“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导师”。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