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久旱盼甘霖普降。叹勇哉斯人！舌战四人帮主，由芭蕾论及科
学；撰育才谏书，呈总理主席，待阻力消散，四载催生少年班。期
薪火相传，推物理留学考试计划，亲力亲为，十年千人，无不蒙受
师恩。哭今朝，哲人其萎，寰球同悲送君行。

—— 华新民（CUSPEA 80），2024年8月

发表于《华夏诗苑》，2024年9月1日

1978 年秋，我从云南调回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教书，当时正是学校二十周年校庆。从我毕业离校算起，离别中国科大已经十年了。虽说这是我的母校，其实校址和校园对我都是陌生的—1958 年诞生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此时已经在安徽度过了八个年头。
我1962 年被中国科大录取时，进的是近代力学系。可是从1964 年秋天开始，我被调到外语教研室属下的英语专修班攻读英语，原定我们毕业后留校充当极为紧缺的英语教师。可是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学业突然中断，也把一切都打乱了。1968 年毕业前夕，我重返原来的力学系参加分配，毕业证书上写的是“近代力学系发动机热物理专业”，实际上那个专业的课程我一门也没有上过。而十年后回到学校，既没有去力学系，也没有去外语教研室，却进了物理教研室。
重返学校，能够从事基础科学的教学，有机会的话，再做一些科学研究，这是自己过去十年在农场和工厂里一直向往的工作，所以虽然当时中国科大生活条件很差，我心里也没有多少抱怨。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其间除了当物理课的助教以外，因为有过去学习英语的基础，我还给学生开了课外的科技英语课程，时不时还被临时抽调去给来访的外国学者当陪同和讲学的翻译。一次是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佐藤文隆在科大讲学做翻译，一次是全程陪同一位德国学者格哈德·博尔纳（Gerhard Borner）讲学和游黄山，还有一次是被借到南京大学给一位美国天文学家杰里迈亚·P. 奥斯垂格（Jeremiah P. Ostriker）当讲学的现场翻译—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加上“文化大革命” 前以俄语为主的外语教育，那个时候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都较低，外国学者讲课时没有现场的翻译只有极少人能听懂。
当时学校有一些出国访问学者的名额给中青年教师，申请者获得派遣的条件除了政审以外，无非是看专业水平和英语水平。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教学科研工作乏善可陈，专业水平难以考核，于是英语成了一个最易度量的硬指标。那些有幸通过英语考试的待派访问学者，也都需要经过一番英语培训，我也曾一度充当过这类培训班的助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上有位名叫李克正的知识青年，据说原是南京街头早点摊的职工，被陈省身先生发现有数学天赋，招为研究生，他的英语水平也比班上那些一直在学校教书的教师高出一大截，让我开了眼界。

二、报名和考试

我就这样游移在物理和英语之间，一时还挺风光的：常有准备出国的老师找我补习英语、或者让我帮忙填写英文的申请书，也有时帮钱临照教授起草为出国访问学者写的英文推荐信。不过在忙碌之余，我隐隐有点担心：再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入学的物理、英语专业学生将成批毕业，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我这个既不是物理科班出身、也不是英语科班出身的半吊子教员，到时在中国科大怎么立足呢？就在这时，大约是1980 年春天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李政道先生发起了一个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美国50 多所大学物理系参加招生。当时中国科大规定教师和学生只要在35 周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我离35 周岁正好差几个月，于是报了名，希望借出国深造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残缺学历，得个学位，也算在物理专业“讨个出身”。
报名以后才发现，像我这样的教师报名者屈指可数。许多当年还算年轻的教师，属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学业的“老五届”，都已经拖家带口，大多倾向于出国做短期的访问学者，学校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这方面的机会，出国攻读学位毕竟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另一方面，刚上了三年课的1977 级学生报名却十分踊跃，由于十年大学招生的中断，积压在1977 级学生中的优秀人才进入大学后已经展现了他们惊人的学习能力，中国科大的学生尤其如此。教师跟学生一起参加考试， 如果考得不如学生，岂不有失面子？这也是年轻教师报名犹豫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已经报名，无路可退，也就只能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了。
中国科大校方大概也没有料到这么多“不自量力”的1977 级学生会报名，于是安排了一次预考，由本校老师出题，淘汰了一些报名者，使正式参加CUSPEA考试的中国科大人数减少到23 人，学校希望这些学生考出良好的成绩， 不要砸了中国科大的牌子。学校还派了一位物理老师，记得是尹鸿钧教授，帮助我们备考。尹老师跟大家见过几次面，解答了同学的一些问题，不过我事后觉得对考试帮助不大。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学校和老师，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对于如何准备这类考试完全摸不着门。
当时只知道一共要考三门物理和一门英语。三门物理是普通物理、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英语考题由中国方面准备，物理考题由美国参加招生计划的学校准备，答题也都用英语。这三门物理中我只是十多年前在近代力学系学过普通物理和理论力学，两门课都不是作为物理专业的基础课上的，后者还是用的工程专业的教科书，其他如电动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没有学过。从报名到考试中间不到半年时间里，要补习这些科目，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感谢物理教研室给我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安排我的工作。
我的优势是，不必为英语考试做准备，可以把省下的时间都用在那三门物理上面。我原先在云南省昆明钢铁厂从事科技资料的翻译工作，借工作之便，购买了几本影印的美国大学物理教科书，这个时候因为找不到备考的门路，就找出来研读，做其中的习题。这多少让我熟悉了美国大学本科物理课程的套路。另外，我当时正在为科学出版社翻译《探求者物理学丛书》（Physics for the Inquiring Mind ，E. M. Rogers， 1960）。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文科学生写的物理教科书，全书没有用到大学的高等数学，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对于物理概念、定理和公式后面的思路解释得非常清晰，翻译的过程等于是仔细重温了一遍基本的物理学。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我所在的物理教研室有众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请教。
考试在1980 年10 月中旬举行，全国有若干考场，我们的考场就在合肥，中国科大的校园里。记得是连考四天，每天上午考一门。考完后，因为物理大约只做出了不到一半的题目，我自己估计及格都困难。英语考试除了录音听写以外，还算比较顺手，但是我知道英语不计入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所以心里十分忐忑，不知有多少录取的机会。不过，焦虑等待的时间不长，考试后不久就发榜了，在500 多名考生中，有120 多人过了分数线，以成绩排行，我竟然名列第23。除了这个考试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次考试公布成绩的方式也不同于以往。我以前参加的升学考试，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主考当局从来都不公布考生的成绩和名次。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据说考试公布名次会“助长个人名利思想”，而且，录取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审查的影响。
这次参加考试的中国科大团队，有15 人过了分数线，仅次于名列第一的北京大学（16 人）。考虑到中国科大只有23 人考试，15 人过线，通过比例达65%，明显高于其他学校。中国科大这15 人中，除了我和物理教师进修班的方祖云，以及力学系教员程浙明，其余12 人都是1977 级的学生，可见中国科大1977 级学生的实力。所以结果公布之后，学校师生有议论，认为当初校方设置预考排除了部分同学，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让更多的同学去考试，过线的人数应该能超过北大。后来中国科大就再也没有给报名的学生设卡，说明校方是听进了这条意见。
不过，中国科大虽然过线的比例高，却没有人进入前十名，而北京大学就有4 人进入了前十名。这次考试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兰州大学表现突出，该校有9 名考生过分数线，就人数而言，仅次于北大、中国科大和复旦大学（11 人），同南京大学并列第四，而且第一名的胡青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当时听说兰州大学的领导对这次考试十分重视，安排老师专门为考生开班授课，并收集到一些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考试的题目，给考生做练习。据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王克斌同学回忆，他们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试题作为备考习题，他们的考试成绩也得益于这些答题练习。
后来中国科大吸取了第一届的教训，在第二年的CUSPEA 备考中，加强了对报考同学的辅导，同时美国一些大学的考试题也在所有学校流传开来，成为备考同学的复习资料，所以同样还是尹鸿钧教授任教练，中国科大在第二届CUSPEA 考试中考出了远优于第一届的成绩：共有21 名同学过了分数线，而且包揽了前三名，在前五名中，中国科大占了4 个名额。在后来各届考试中，中国科大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1985—1988年，中国科大连续四年获得全国录取总人数的冠军，其录取人数占当年录取总人数比例在38% ～ 48%之间。其中，1985 年、1986 年、1988 年的全国个人总分第一名也均为中国科大考生。前后总共9 届CUSPEA考试，合计有915 名考生过了分数线，其中中国科大的考生有218 名，领先于所有的学校。

三、申请和录取

考试过了分数线并不意味着已被美国大学录取，只是获得了李政道先生向美国学校推荐的资格。考试后的第二个月，我们就乘火车进京，接受美国招生学校派来的教授面试，作为对每个考生的进一步考查。面试安排在美国教授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两位教授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他们没有用任何物理的问题来为难我，只是询问了我的一些经历，以及希望进入物理学的哪个领域深造，并据此介绍了若干学校，建议我可以向这些学校提出申请。然后，教授的夫人也同我们进行了更加随意的谈话，大概是考察我们英语交流的能力。事后，我得知教授对我的评价是英语交流没有问题，回答问题显得“mature”。我心想，35 岁了，孩子都有了两个，能不成熟吗？我们中国科大考上的同学中，最年轻的只有19 岁。
我们进京面试时住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留守处的宿舍，这是我1968 年毕业离校后第一次回到自己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校园。其间，我还前往设在原北京林学院校址的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看望一些同学和老师。特别是我见到了李佩老师，她是我当年在中国科大读书时的英语专修班的老师。当时我们专修班只有8 个学生，跟李老师几乎天天见面。从李老师那里我了解到，CUSPEA 的英语试卷就是由她领导的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命题的。这时我才意识到，难怪有些英语试题似曾相识，做起来顺风顺水， 原来跟我十几年前做的试题出自同一人之手！最终我的英语成绩名列第二。
趁着在北京的机会，我还看望了在李佩老师的外语教研室里执教的蔡素文老师，她当年是中国科大外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被派到我们英语专修班担任班主任，管理我们8 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1966 年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几天，她突然像蒸发一样消失了，学校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开始一段时间，还继续给她发工资，由她的亲属每月到学校领取，后来就连工资也不发了，直到我毕业离校也不知道她的下落。这次在北京相见，她告诉我，因为受到某高干案件的株连，她在秦城莫名其妙地坐了将近十年牢，分别十四年后重逢，真有一番渡尽劫波的感慨。
面试后回到合肥，就根据CUSPEA 招考计划，开始向美国各学校提出申请，每个考生可以向三所参加该计划的学校提出申请，申请费各校不同，大约20 美元。三个学校的申请费加起来，折算成人民币，就超过我数月的工资。不过，因为我们通过了CUSPEA 的考试，这笔申请费就免了。另外，相信李先生在一开始就告诉参加招生计划的学校，所有这些中国学生，都是无法自己承担学费和在美生活费的，学校在做出是否录取的决定时，要考虑到必须给这些学生提供全额资助。当时我们对美国的大学及研究生院了解都很少，我就根据美国教授的建议，向三个学校提出了申请：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和亚利桑那大学。我们同时把申请的学校报告给李先生的办公室，李先生会将我们的考试成绩发送给这几所学校，由这些学校决定是否录取。
1981年开春，美国各校就陆续发出录取通知了，有的同学收到了两所甚至三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按照李先生的规定，每个考生应该在4 月份的截止日期前选定一所录取你的学校，通知校方愿意接受录取。到4 月份，我只收到了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而其他两所学校还没有回应，于是我就通知亚利桑那大学接受他们的录取。没有想到的是，在截止期过后不久，我又收到了UCSD 的录取通知，是否接受呢？我知道李先生是严禁我们接受两所学校录取的，但是我又舍不得放弃UCSD 的机会，于是设法联系李先生的办公室询问是否能够“改换门庭”。得到的回应是不能，除非得到原先学校的同意。幸运的是，我打听到亚利桑那大学负责CUSPEA 招生的人是华裔教授范章云先生，他刚好正在中国访问，于是写信给他陈述了我的请求，他十分大度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后来听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通知也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发出。我们120 多个过分数线的考生最后是否有人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呢？我不知道，即使有，恐怕也是个别的。
这个小小的曲折，让我认识到：李先生的招生计划在美国完全是各大学物理系的民间行为，美国大学对我们这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录取很大程度建立在李先生的个人信誉上。除了李先生的办公室协调各项事务外，没有一个令行禁止的权威机构，各个学校虽然参加了CUSPEA 招生计划，却各自有不同的办事风格和节奏，有时并没有完全遵守李先生的日程规定。
李政道先生的招生计划在美国是非政府活动，在中国则完全是由政府组织安排的。我们这些被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录取的考生，按当时的规定，要像所有公派出国的人员一样通过集训。当年CUSPEA 学生的集训安排在1981年5月份，在当时大概创造了单一出国项目集训人数的最高纪录。不巧的是，我在那时胃出血的老毛病复发，只能请假延迟到6 月份。参加6 月份集训的是各种零星的出国人员，意外的是我在前往集训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公交车上竟然见到了正在赶路的大学同班同学倪诗茂，我等车靠站赶紧跳下来与他执手欢叙。原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派他到加拿大留学，也是要去集训地报到。我们两人是毕业时被军宣队、工宣队留在学校作检查、“待分配”的患难兄弟，分别多年，竟然在出国集训班相见，真是喜出望外！
集训结束后，每人领到800元的出国置装费，可以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外面市场上买不到的物品。这是我到那时为止的人生中从未单独支配过的一笔巨款，我用它买了皮箱、西装、皮鞋、睡衣、浴衣、风衣……尽量按照当时我们对于外国生活的想象来购置装备。集训返校后，我继续在学校里从事日常的工作—当助教和接待外宾。直到8 月底，才到上海，准备搭乘9 月初的飞机直飞美国旧金山。

四、飞赴美国

翻出当年护照上的签证，显示我是1981 年9 月5 日从上海飞旧金山的。那时中美航班开通不到一年，据比我们早一年公派出国的人说，那时他们需要先飞到巴黎再转机到美国，一路上都有使馆工作人员接待， 住在使馆里，工作人员会交代很多纪律和规定。记得1981 年初，里根总统刚刚上台，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折，我一直担心两国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幸好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动身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私人预订了出租汽车，到虹桥机场后，教育部的人在机场跟我们见面，把机票和护照交到我们手上，签证已经替我们办好，都不用我们本人上领事馆面谈，又发给每个人500 美元，算是借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属于公派留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钱给我们。这500美元一两年后就还清了，这笔无息贷款就是我到海外的全部“启动资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回想十多年前，我正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伐木，头上偶然有飞机飞过，抬头观望时心想，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坐一次飞机。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第一次“上天”就跨过了太平洋。
到旧金山机场有领事馆的人接机，我还要转机到加州南端的圣地亚哥，正发愁到了那里怎么去学校报到。没想到领馆的人告诉我，圣地亚哥的一位叫做布克（Booker）的女士几天前已经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转告我，她将去机场接我，这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原来，当地居民每年都组织起来义务接待外国新生，免费提供一个星期的食宿。布克太太在机场接了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山顶上。在那里，我们大学的校园及其周围环境—浩瀚的太平洋、全美闻名的海洋世界（Sea World）游乐场和拉荷亚（La Jolla）海滩在她老人家的指点下，都一一奔来眼底。
我临时的房东家男主人亨利 · 布克（Henry Book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是英国人，是二战时发明雷达的英国空军研究组成员，战后因为同美国姑娘结婚，移民美国，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到圣地亚哥后的第二天，布克太太找来一位华人女士帮我找住处和安家，她也是教授夫人，丈夫叫冯元桢，江苏常州人。冯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他告诉我，在二十世纪60 年代美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载人登月的成功以后，他转变研究方向，开始研究血液在血管里的低速流动，开创了生物力学的新领域。他已经在前一年收了一个中国来的研究生薛浩，是中国科大力学系比我高一级的学长，薛浩刚好排队轮到可以入住学校给研究生的廉租房，有两间卧室，需要一个跟他合租的研究生，这样我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住处。住处找到了，还要解决出行的问题，我问布克太太附近有没有公交车站，她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她家旁边就有一个车站，我才体会到美国人出门都是用自己的小车，从来不关心公共汽车在哪里停站。
我就读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我同时被该校录取的CUSPEA 同学还有来自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周琥。在我们前面，该校物理系已经有三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钱国新，竟然是我在上海市西中学的校友，他是1967届中学毕业生，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别人上山下乡时他在家里读书，1977 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他考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在大学一年级即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接着又被学校推荐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研究生。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学里比我低五级的师弟在这里成了高我两级的师兄。
刚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时，幸有校友诚意相助，住处顺利解决，但是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上飞机前教育部借给我们的500 美元，买了旧金山到圣地亚哥的飞机票，马上面临的开支有学费和房租， 二三百元哪里够？幸好系里已经安排好了助教的位置，每月有1 000 多美元的工资，学费先欠着，开学后领到助教工资每月扣一部分，到学期结束，刚好把学费还清。剩下的钱够付房租和其他费用，比当时公费的学生或学者的收入还高一些。安家需要的锅碗瓢盆基本上不花钱，是毕业学生离校时捐给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几元钱就可以买下。刚到时没有床，就睡地上，反正房间都铺了新地毯，很干净。也有学生离校会把床垫扔出来，不久后就可以捡到不错的床垫了。
到校不久，理查德·C. 阿特金森校长（Richard C. Atkinson）在他的官邸招待了全体新生。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专门把我带到一张他同邓小平合影的照片前，告诉我那是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签署中美科技交流协议后拍的。原来他当时是卡特总统任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一年前卡特总统在连任竞选时失败，他也就离开了政府，来到这里当校长。阿特金森是位心理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后来当过加州大学总校的校长。
那时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的校园里还属于“珍稀物种”，美国的民间和官方、来自中国港台的留学生都对大陆去的学生相当友好，我的美国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

2017年7月初稿
2022年9月定稿

说明：本文原载于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所编之《我和CUSPEA—CUSPEA学者文集》一书，该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2023年11月出版。

附一：李政道先生为《我和CUSPEA—CUSPEA学者文集》所写的序：

很高兴看到CUSPEA学者们的文字，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情景。当时我、惠䇹和助手 Irene Tramm 就是这样一页页仔细阅读CUSPEA申请者的资料，然后小心填写地址，寄给各参加CUSPEA的大学，我家旁的邮箱被塞满，我们就用小推车推到远的街区投递。
几十年来CUSPEA学者劝耕不辍，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许多学者已两鬓斑白，这累累硕果远超当初期望之情，CUSPEA学者的努力和智慧带来了广泛的声誉和持久的魅力。
感谢给予CUSPEA帮助的国家领导，各高校管理者、教授们和各环节的工作人员们，有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才有这样长达十年的成功运行。

李政道
二〇二一年四月

附二：《我和CUSPEA—CUSPEA学者文集》封面：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engebeiwanglu/mind-01172017162403.html

（二）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engebeiwanglu/m0127mind-01302017155638.html

（三）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engebeiwanglu/mind-03012017154253.html

（一）一位多年记录和研究文革的科学家（２０１７·０１·１７播出）

张敏：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６日是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发出《五·一六通知》（原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录：一位多年记录和研究“文革”的科学家——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

　　华新民先生原是任职于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的科学家，现在已经退休。他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记录和研究者。

　　以下请听采访华新民博士录音的第一部分。

　　为了了解这位科学家为什么至少花费十七年业余时间从事文革史料和回忆的收集，以及文革研究，我请华新民博士谈谈这方面工作的缘起和相关的早年经历。

华新民：我是个退休的物理学家。《华夏文摘》“网上文革博物馆”是我开始办起来的。它是文革３０周年时办起来的。我是１９６２年从上海的中学毕业，进入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读的是五年制。

张：“文革”开始时差一年毕业，是四年级对吗？

华：对。但我的情况特殊一点。我读到三年级，１９６４年时，学校让我停止学力学，离开近代力学系到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英语专修班”去学英文，当时因为学校缺乏英语老师。你知道我们那时大部分人学的是俄语，学英语的非常少。我们一个班６０人，只有９人中学开始学英文。６０年代中苏关系开始变坏，几乎所有学生都不想再学俄语，要改学英文，但是没老师。这当然不是我们单个学校的决定，当时教育部有个通知：如果你们学校有条件，可以自己培养英语老师。这是１９６４年我三年级时。其实我有一篇文章发在我们《华夏文摘》的文库里（我个人有个文集），题目就叫《英语改变我的人生》。大概来说，就是我从１９６４年底学英文去了，一直学到文革开始。本来在１９６６年——我按说是应该１９６７年毕业——可当时学校英语老师实在太缺乏，大家学英语的要求太强烈，所以学校就说：你１９６６年夏天就毕业，到秋天开学你就上讲台去教英文吧。可惜，你知道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就没有夏天啦，文革六、七月份就爆发了嘛，所以我就哪个系都不算了，算是归外语教研室领导，跟老师在一块儿参加文革。

张：等于与您同届同学处境和位置不一样？

华：对。我其实不管学英文，学力学，按规矩应该１９６７年毕业。到１９６７年毕业时，科技大学的学生，我算什么专业呢？没法算。不光我们一个学校，全国有不少学校像我这样的，少数人啊（我们学校实际上只抽了八个人去学英文，）其它学校也有。当时就跑到教育部去“造反”，教育部当时也没人管，乱糟糟的。他们就说：你们自己回自己原来那个专业，参加分配吧。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书》上还是写着“近代力学系”的毕业生。英语呢，比他们（原来的同学）好；专业呢，实际也没少学。因为我去学英文，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就统统赶到乡下搞“四清”去了。等到他们回来，文革已经开始。所以我专业上可能比他们少学几个月，英语就比他们多学一、两年。

张：您在同时期同学中算是比较幸运的。后来文革中毕业分配去了什么地方？

华：文革中毕业我被分配到云南省，算是力学系（分配）。我也不敢跟人说：我是学英文，本来要培养我当英语教师的。因为文革中，教师是一个很可怕的职业，所以我不想告诉人家这件事（笑）。我就按照学校的规定被分配到云南省，是１９６８年底。那时候云南省还在“武斗”，工厂都停工了，没有人会要我们这样的人。所以省里就把我们这些外地大学生，掺到他们本地——本地云南也有好多大学，也有毕业生，他们整班整班分到二十几个解放军部队，组成一个叫做作“学生连”，除了军官以外，连长、排长是上边派的，下边全部是学生。我们外地学生就掺和到里边去。

张：和物理专业没什么关系？

华：没有。我去的那个学生连叫勐海学生连，在西双版纳三个县之一的勐海县。我就在县城外一个解放军农场里劳动了一年半。这个跟物理什么都没关系。我们连里有云南大学物理系的、昆明师院化学系的、还有医学院、农业大学、林学院……什么都有。外地的也有清华、厦门大学的，零零碎碎，外地的比较少一点。我们在那里劳动一年半以后，大概１９７０年中又分配，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厂当工人。

张：和您的专业有关系吗？

华：没有关系。在钢铁厂我开始是工人，在热电车间烧锅炉的。做了大概两、三年烧锅炉的工人。这时厂里因为林彪垮台后开始逐渐有点恢复业务了。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电子显微镜，找不到人看《说明书》，不懂英文，也不懂日文。这样厂里就把我找去，因为厂里那些学英文的人不懂专业；而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学俄语的，英文都比我要少学很多。所以这方面我就比较有点优势，我大概从１９７３年一直做到１９７８年，给厂里做各种各样翻译的事情。

张：职称是什么呢？

华：就是技术员。

华：１９７８年我被调回科大。因为那时候科大搬到合肥已经好多年，很多老师都流失掉。他们当时迁学校，大概是１９７０年时，就因为林彪的什么“一号命令”迁到安徽去。教师基本上都没迁户口，所以他们只要在北京自己联系到一个单位，就可以调离科大，回到北京工作，没有户口问题。这样很多科大教师就流失掉。科大很急需，那时中央开始重视科学，在开“科学大会”，还办“少年班”什么的。那时科大正风头比较强，没有老师，所以就把我调回科大，但我没有去教外语，也没有回到力学系，我到物理教研室去教物理。

张：力学系是单分出来的？不在物理系之内是吗？

华：对。因为中国的制度——那时候是学苏联的，你看苏联有“数学力学系”，清华大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反正我们那时叫数力系，科大叫近代力学系，那时系主任是钱学森。这种分系办法是苏联的办法，在西方一般没有，西方这种力学系干脆就叫机械系。

张：那您进物理系这次就是教师了吗？

华：对。那时还是助教，教研室主任还是方励之。

张：您和方励之先生共事有多长时间？

华：两、三年吧。

华：１９８１年我离开科大到美国来，是考李政道到中国去招的物理研究生。１９８０年通过那个考试，１９８１年到美国来，当时在UC　San　Diego（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念物理，一直念到博士。我基本上一直在作研究，退休前在NASA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从事科研工作，算是senior　scientist（资深科学家）、科学工作者。

张：一直到什么时候退休？

华：２０１３年。

张：您本来学的和您工作的专业，与专注文革研究不搭界，您是三年前退休，而这个文革博物馆”已经建立了２０年，这１７年里您等于是在从事自己本专业之外，还在做大量的文革材料收集和研究。是什么动因？”

华：可以这么说，我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事。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当时因为——你知道《华夏文摘》是全球最早的中文网站……

张：我知道，每星期五我都在等（《华夏文摘》发行），当时在加拿大，那是非常值得盼望的一个时刻……

华：是，是。其实我在加拿大也工作过，有五、六年时间，我在多伦多。

张：您在最初时是因为《华夏文摘》，为《华夏文摘》工作是一批义工……

华：开始我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认得朱若鹏，你如果查《华夏文摘》中文出刊第一期的编辑叫朱若鹏。他现在在德克萨斯，基本上退休了。他当时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读研究生，我在多伦多工作，我们两人就认得了。他办《华夏文摘》办了几个月，说需要人手，就问我能不能参加帮忙，我就参加了。从１９９１年８月开始，我就替他编《华夏文摘》——轮流的，过一段时间就轮到我编辑。

华：这时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因为当时投稿的人当中几乎都是经历文革的人，所以常常稿件里有对文革的回忆，包括对“知青”时代回忆比较多。到１９９６年当时说要纪念文革３０年，我就提建议说：也许我们可以编一期专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网页，只是投到大家信箱里去，你记得，就是每到礼拜五大家等着寄到他信箱里——当时叫作“增刊”，就是说不是regular（定期）一期期的，是另外的，我就说：把这些材料编起来，编成一期一期增刊，积累到一定数目就出一期。１９９６年就是这样开始。

张：您当时做《华夏文摘》赶上纪念文革，那您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时间办这个“文革博物馆”？它还有别的栏目嘛（华：有）。这个动因是什么？

华：动因呢，我想因为当时做《华夏文摘》的人当中，我算是比较年长的，算是对文革的经历比较最完整。因为你知道当时出国到美国来念书的人中，有个年龄断层。到９０年代，有一部分是像我们这样文革前在大学里的。后来出来的，几乎都是七七、七八年（进大学后）出来的，当中这１０年，像你们这种十年当中毕竟能出国的人数相对来说少一点，经历比我们更艰苦、更艰难一点。所以在我们《华夏文摘》那些义工当中，也有同样一个年龄断层。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比较最合适，其他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很少，几乎没有，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

张：您是一位亲历者，了解文革这个事件。您觉得做这个“博物馆”会起什么作用？对它寄予什么希望？有什么重要性、价值……您有没有一个初步考虑？

华：为什么叫“博物馆”呢？主要因为巴金呼吁要办“文革博物馆”嘛，但是国内老是办不成，反正也没有人坚决反对，好像也还没有什么公开言论反对，但也没人去做这事。要在国内做的话，会碰到很多困难。在国外既然有网络，当时这是个很新的技术发展，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实体博物馆办不成，就办一个网上的“文革博物馆”。

华：当时最早我记得是王友琴写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还有宋永毅当时刚刚出版一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纸面的书。当时他也没地方推广这本书，他就联系到我，把当时那种“三寸盘”寄给我，我就分成（多期）连载在我们那个“文革博物馆”增刊上。现在当然网络上很多文革的材料，很丰富。当时开头不是那么多，比较麻烦的是当时因为没有电子版，很多人是写信寄过来的手写回忆。我常常要找一些义务的人、有些自告奋勇的人愿意把它们输入进去，这是开头比较困难的事情。现在这些都已不是很大问题，基本上作者都可以自己写成电子文本给我寄过来。当然，后来到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左右时就开始有网页了，就是https://这样的东西了。我跟我们《华夏文摘》的人商量以后，他们就建起了这么一个网站，我就可以不断把更新的内容放上去，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张：这么多年您自己写了多少篇文章？有没有粗略统计？”

华：你可以查我有个“文集”，基本上不都是文革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是讲文革的。

张：您个人认为文革在中国全面爆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同意哪种说法，起点应该从哪个时间点算起？

华：文革我觉得应该是从《五一六通知》发出算起。当然，５月１６日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并没有感觉。当时作为一般的学生，包括——我想你们中学生跟我们大学生——当时大概有个共同感觉，觉得文革是从６月份开始的。（６月）头一天，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有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张：那是６月１日吗？

华：我现在记得大概是６月２日。但是中国当时常常是头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就开始播第二天的……

张：前一天的晚上叫“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华：常常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是社会上、表面上我们的感觉，真正的应该从中央他们内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从５月１６日开始。我的记忆，（《五一六通知》全文）是一年以后才正式在中国官方电台还是报纸上刊登出来。其实从那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就开始了。刚开始时，我们当时也并不是很敏感，并不觉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中国从１９５０年代“反右”什么（运动）以后，经常会发起批判某个人，或者某个作品这种事，所以大家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新揪出来、又要批判的对象吧，当时好像也不是很重视。另外我们本来是学科学的，在科技大学，不关心这种历史上的事。其实我记得那时也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慢慢涉及到什么“三家村”了，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时候就觉得，这个好像涉及到比较高一点的官员，那时我觉得我们是个学生，政治敏感性还是不强，所以也不是很当回事。

华：当然真正到６月１日时才知道——还是６月２日？这事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什么时候中央正式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尽管实际上可能已经改组了几天，甚至几个礼拜了，但好像一直没宣布，好像是６月初某一天（才宣布）。关于这点，我最近有个想法，我现在在回忆这事情——现在常常说：你看中央一公布聂元梓那张大字报以后，全国就一下子轰动了，那么多学生就起来造反，说明这些年群众同领导之间的矛盾已经积蓄很多年，所以一下子点燃群众对官员或者对上面的不满。仔细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正确。

华：因为说老实话当时最早起来的都是学生。学生能够对——比如说校长、对学校领导能有多大仇恨？你要说中国社会当时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个我想没错。但是大概对这种感受更深的恐怕肯定不是在学校里。而学校哄起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聂元梓那张大字报里边实际上列出来的陆平他们的种种做法，“内外有别”呀、“不要这样、那样”等等，其实几乎是所有学校的领导都按同样办法来做的，而这也不是什么彭真、什么“黑帮”旧市委布置，这就是李雪峰当了新市委（书记），上台后通知叫各个学校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误会。现在看来——当然正好这么一来（学生就起来了）。我不知道毛泽东是不是清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他反正当时为了点火，他就东点一把，西点一把，正好这一把火给他点着了就是。

张：您经手“文革博物馆”二十年，自己也研究，看很多资料，您觉得文革研究到现在为止，进展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您见的什么类材料比较多？什么类材料比较缺？您所想到的……

华：我这几年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刚刚开始办这个博物馆在１９９６年，大概这么划分，到２００６年头１０年，几乎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文革中的大学生，一般称“老五届”，几乎没有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比较系统地回忆文革，几乎全是你们这样的“老三届”特别多。

张：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届初、高中三届，叫“老三届”，实际上是六个年级。大学因为有五年制，所以叫“老五届”，对吗？

华：对，是这样。所以当时几乎都是“老三届”的人给我们提供他的回忆、稿件。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恐怕跟“老五届”大学生的地位有关系。当然，所有人都在文革当中受到不少苦难，但比较起来，“老五届”的人还算不错。比如说“老五届”像我们这样也下乡去过，我还到过西双版纳。但是有个差别，当时我去时几乎还没有到西双版纳去的“老三届”学生。但就在这一年多当中，我离开西双版纳时（”老三届”）就开始大量去，有的到种橡胶的农场，那地方叫“橄榄坝”。我记得，大量去。还有插队落户的，包括后来全国出名的“知青”朱克家，（张：知道）上海人，他就真的到那里插队落户的。我们大学生也去过，但是跟他们不一样。第一我们有固定的工资，第二，我们有期限，我们知道不可能一辈子在那儿。所以等到再过了两年，文革从林彪死以后，实际上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也开始平稳起来时，我们这些“老五届”生活上基本在社会上还算安定。尽管可能专业也不对口，各方面都不如意，但至少有个职位。至于说到文革结束以后，更加是“落实政策”什么的，在社会上基本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当不错的地位。但是“老三届”就不一样了，“老三届”那些年，文革结束以前当然不用去说了。“文革”一结束他们第一个事情就要争取离开农村到城里，回去读书，或者回去工作。然后进了城又面临就业问题、生活的种种问题，他们的苦难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当时越是苦难的人，越是叫得响，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老五届”人那时几乎没有对于文革的回忆，很少。而“老三届”的人对文革回忆特别的多。所以，我的评论就是说，实际上“老五届”大学生在文革前（期）和文革中后期，以及文革结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社会有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当然不去说那些“造反派”的头头，被当成”三种人”关起来的。大部分人还算是有稳定工作，在社会上已占据了不错的地位，所以他们至少没有时间来回顾文革。

华：但从２００６年到现在又１０年，这１０年中“老五届”的回忆录比“老三届”又后来居上。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老五届”人退休了。他们就有时间去回顾、去想了。尽管受的苦难可能不如“老三届”多，但他们考虑的问题、视野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这１０年我觉得，比如说清华、北大啦——包括那几个学生头头，王大宾啦——几乎个个都写了回忆录。普通群众回忆录也有汇成文集，北大、清华的都有出版。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张：一般来说，这些文字很大一部分是讲个人经历，也有些是总体性反思文革得失，还有些从更纵深、更广阔的历史层面去比较文革发生是否与世界史上哪些时期、哪些历史现象有关联……这三条我看是比较大的线索。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占比重多一点？回忆的充分一点？哪些还不够？如果很概括来回顾这５０年关于文革的描述、回忆、总结、反思，您比较注意的是哪些方面？您对它们有什么点评？

华：个人的故事是千变万化，各人有各人的，很难一概而论。总的来说，我比较注意的就是他们对文革总的反思，包括对毛泽东。比如说毛泽东，现在据我知道——我现在一直在看，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出了好几本书。蒯大富本人也有，还有另外派的孙怒涛、沈如槐等头头也写回忆。还有，出了一本叫《历史拒绝遗忘》是孙怒涛编的，但是两派人（回忆）都有。另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当然他们也有是讲——比如环绕一个具体问题，他们某一次武斗。两派以前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两派人可以坐下来一起谈，说当时“我们这边是怎么怎么布置”，那边“是怎么怎么布置”，后来为什么打死了人……。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很有价值，尤其将来也许历史再作考证的话，说不定可以省很多力气。但我比较注意的是在一些较大的事情上，比如说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前当然我们那个时代，包括大学、中学生全部都是“毛粉”，几乎没有例外。现在当然有非常大的分化，非常大的多元化。我最近还专门仔细收集了比如蒯大富他怎么讲的，同样是文革的头头王大宾又是怎么讲的，其他人又怎么讲的……。我最近正在准备一篇东西，谈了这么几个问题。大题目就是“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吧，里边我专门谈了“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崇就是崇拜毛泽东，有很多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他２０１４年在他们学校同学会上正式宣布“蒯十条”，他说他有１０条对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其中第二条就是这个。

张：他这样的经历，经过５０年后，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结果，您怎么看？

华：他也有“怨毛”的地方，你可以说是怨恨、埋怨吧，主要是老毛后来把他们抛弃掉了。实际上，他真正受到毛欣赏的也就是一年多吧，可能不到两年。总的看法，我现在有个观察，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当中，“毛粉”反而是“造反派”头头当中比较多。“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群众当中分化很大，我无法说“毛粉”多还是“毛粉”少，但是至少在头头当中，“毛粉”比原来“保守派”的头头好像明显的多。我分析原因就是，因为“保守派”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以后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得到重用，所以他们不会怀念文革当中的事，只会感激后来邓小平或者陈云这些人对他们的重用、感谢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他们很多人都当大官了。而“造反派”的头头，其实他们出身也都挺好的，尽管他们领导下的组织可能成分比较杂，但是这些能当上头头的人当时起码也是“红五类”。

张：其实所谓“出身太坏”的人，连“造反”都是不行的。

华：对！对。能当上头头的，当时起码也是“红五类”。平民出身的多，最多就是中下层干部（出身）吧，所以文革以后“清理三种人”没有人保护他，很多人都倒了霉，有严重的当时坐牢了。

（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反对特权阶级吗？（２０１７·０１·３０播出）

华：他们肯定对文革后复出的这些人心里有一肚子怨气，加上今天的社会又分化得非常严重，而且阶级对立已经相当明显，好像包括民间和官方都不讳言中国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以前是不许说的，现在可以说了。所以他们这些“造反派”头头常常会回忆起当年跟着毛泽东造反——那其实是很短一段时间——在一、两年时间里“风光”，忘掉毛泽东当年怎么抛弃他们。这一段，我觉得他们选择忘记掉。

华：我最近就在看——我这里可以念一段蒯大富是怎么说的。他说“毛泽东实际上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精华就是这个，所以我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这是他的原话。

张：这么多年来，关于在文革中这么多人失去生命，他怎么给这些事情定位呢？

华：他基本上没有提。他很少谈到这些，当然他对清华大学武斗当中死掉的人，也表示很诚恳的道歉，他也很后悔。但是现在，这是他的总的看法。他说“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个特权阶级”，还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其实文革当中是不许提中国有特权阶级的。你看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里主要（被称为）“反动观点”的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权阶级。所以我就说蒯大富他是有点美化自己——当时你跟着毛泽东造反，并不是反对特权阶级，是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因为特权阶级应该包括所有有特权的人，包括毛泽东、江青。而“走资派”是有“主义”的，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所以，我想分析的就是这一点。当然今天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很尖锐嘛，所以他们常常会——可能也是不自觉的好像产生了这种“阶级觉悟”，把今天他们这种“阶级觉悟”放到当年他自己的脑袋里去，觉得自己当时“造反”是很光辉的一个形象，而且也觉得自己后来坐牢好像是很悲壮的一件事。我觉得至少他心理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安慰……。这是他们现在的一种思想状态。这就解释为什么这些“老造反派”头头后来成为“三种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毛粉”。

张：他们的这些想法、这些描述成为文字，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华：可能会有些误导的效果。包括现在以为这个毛泽东就好像真的是反腐败的，其实文革跟反腐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清华一个同学指出来的。他说大概是１９６５年，文革前了，１月份还是什么时候，中央会议上讨论、争论“四清”文件，里边讲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刚开始提出来，那时刘少奇不同意。刘少奇问了毛泽东一句：“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是谁呀？你说煤炭部、冶金部谁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呀？”结果毛泽东说了一句：“怎么没有啊，张霖之就是”。好，文革一开始，这个话漏出来了。张霖之当时是煤炭部长，因为北京矿业学院是煤炭部领导的，就被矿业学院的学生揪去批斗，斗死掉了。他是个革命老干部。所以清华这个学生就在这里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说：你看他就是为了跟刘少奇斗嘴，就因为刘少奇说了煤炭部、冶金部，他就把煤炭部的那个头头提了出来，说他就是走资派。他（这位清华同学）说：“如果当时刘少奇问他冶金部、煤炭部你看有没有走资派？也许他就说吕东就是了，因为吕东当时是冶金部长”。他说，这个非常随意的。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很严肃的，他很随意就给人家扣个帽子。他说：你现在想想看，张霖之有什么走资派行为？你说他是特权阶级，他哪点比毛泽东更特权？所以当时毛泽东说谁是，谁就是走资派。我个人也这样觉得。

华：毛泽东始终回避提“特权阶级”这个事。所以你看杨小凯的大字报出来不到一个月，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一大串人全都出来表态说“这是一张反革命大字报”。文革根本不是反对特权阶级，不是反对特权。毛泽东始终避开“特权阶级”这个词，因为他知道，你一提特权阶级，他自己也是当中的人嘛！

华：还有，我想说说蒯大富，其实他一方面很崇毛，话讲得非常大——“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实际上你看他现在评论毛泽东从“反右”、“大跃进”、文革当中具体的做法，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相当中肯的、正确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都是毛泽东没有做对。我觉得他对毛泽东有点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他感情上确实对毛泽东有一份感恩的方面，确实是毛泽东把他救出来了。要不然跟着刘少奇、王光美，他肯定成了“反革命，永世不能翻身”。这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他从理智上来说，其实也知道毛泽东有很多错误。但因为毕竟现在毛泽东还属于不能否定的人物，他要做一些抽象的表态，我觉得这是他现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政治正确”的做法。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也有很多怨气，其实我后来也收集了他这些讲话，当中有不少地方他对毛非常不满意。最严重的就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那天（毛）把“工宣队”派进去，他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发生冲突，他那一派学生打死了五个“工宣队”队员。他现在老是说：“哎呀，当时毛主席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呢？我要早知道，就不会抵抗了”。其实现在新的资料都出来了，包括谢静宜，当时是参与“工宣队”进校的一个领导人。她当时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最近谢静宜出版了一本叫《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里边就专门讲了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了，毛泽东怎么布置的。就说（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６日，毛泽东专门为第二天“工宣队”怎么进学校，毛泽东专门关照的，还告诉说：“你们要从各个工厂抽人，这些工厂要挑“三结合”比较好的工厂，否则你这里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毛泽东是故意要瞒着他的。可是蒯大富一直是说：哎呀，毛主席肯定是好像疏忽了，忘记跟他打招呼了，所以害得他犯错误。其实在这一点上，谢静宜上已经讲清楚了，毛泽东不是什么疏忽没有告诉你，他是故意不让你知道的，要你犯错误。谢静宜这本书是２０１５年出版的。其他人其实都很清楚，包括王大宾的回忆录里就说得很清楚。

张：王大宾在文革中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的头头。

华：王大宾回忆录中原话说：“毛主席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学生运动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和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主席事前想好、想到的。随后就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接着有一场所谓清查５１６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王大宾就看得比较清楚。

张：蒯大富就没有问一下：谁给了他和他的那一派……（华：他的“团派”）打死人的权力，他到现在没有问？

华：他没有说。因为我的理解，当时——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为什么他跟对立派“４１４”派要那样不共戴天，因为毛泽东有个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所以他认为对方就是国民党，既然是国民党，当然要往死里打。所以他觉得这个“工宣队”是黑手。一直到７月２８日第二天凌晨，他去见毛泽东的时候，还说要抓“黑手”。毛泽东把手伸出来说“这个黑手就是我啊。”

张：很重要的一个例子。蒯大富是“清华井冈山”吗？

华：他们“井冈山”的历史是这样的：蒯大富开始建立的队伍叫“清华井冈山兵团”，“井冈山红卫兵”。其实清华还有一派也是反对“工作组”的，但不像蒯大富那样特别激进。我回过头再讲得更详细一点——７月末，工作组撤离了。８月８日，当时清华大学的“反工作组派”成立了一个叫“八八串联会”。他们主张，工作组的流毒还没肃清，我们还要继续清算工作组的问题。然后８月９日成立了一个“八九串联会”，是高干子弟组成的，像刘涛、贺鹏飞，是刘少奇的女儿跟贺龙的儿子，他们组成“八九串联会”。他们就说：工作组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了，他们撤出去了，也做过检查了，我们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斗黑帮了。所谓“斗黑帮”，就是斗蒋南翔，工作组的问题就过去了。这是两派很尖锐的（不同）。但当时蒯大富——八月也就是月初那几天，周恩来跑到清华去给蒯大富平反了，说他们不是反革命。但因为“工作组”时期对蒯大富的批判实在太深入人心，所以很多人认为——当时清华大部分人都认为，蒯大富确实也不应该是“反革命”，不过这个人也没什么好的，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人。所以蒯大富一直抬不起头来。这事情一直到八月、九月份，现在看来，结果是“中央文革”在背后要叫蒯大富拉出一个队伍来，然后周恩来就想办法让蒯大富九月份成立了一个叫“井冈山红卫兵”，是一些很铁杆分子，被“工作组”整得比较最惨的一些人。这些人当时因为“工作组”对他们抹黑也很厉害，所以很多人不敢跟他们接近、参加他们的组织。对工作组不满的人宁愿参加那个“八八串联会”。后来还是周恩来跟中央“文革”想办法让“八八串联会”跟蒯大富他们的“井冈山红卫兵”合并，最后成立一个所谓“清华井冈山兵团”，而且让蒯大富当了主要的领导。这是当时这段历史。实际上到了１９６７年４月，这没多久吧，不到半年就分裂了。“井冈山兵团”里有一部分人比较温和，也可以说是比较保守的人，分裂出来，成立了——他们也不肯把“井冈山”这个旗子全部给蒯大富。他们就说“我们是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兵团”。所以大家叫他们“四一四”派。兵团总部那派还继续跟着蒯大富，就叫“团派”。他们当时在文革中的两派是这样造成的。至于说原来的那个“八九派”，因为刘少奇被揪出来了嘛，基本上就土崩瓦解了。

张：刚才您从清华大学文革中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这５０年的经历和他近期有文章、有表达，您对这事情也很注意，您觉得从蒯大富身上看到了什么？因为他是您的同龄人，也许您的描述就更准确。

华：他年纪跟我同年，但比我低一年级，比我晚一年进大学。我觉得他“崇毛”有两个因素。一是他确实有感情方面因素，就是毛泽东确实救了他。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环境因素，社会上现在“反毛”还是属于比较“政治不正确”的，比如像毕福剑事件，很明显。所以他要考虑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生存，他的经历——他总归需要抱住一根稻草吧，否则他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你看，他对毛泽东、对江青都是很有感情。到现在说到江青还说“她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说这种话，很多人都觉得挺奇怪。

张：您作为和他同龄人，觉得你们的心灵道路，有些什么主要的不同？

华：他是一个“头头”，我本人在文革当中是非常边缘化的一个群众。所以这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同感。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对毛泽东也有很多怨言。也有人问他：“你作为５１６（分子），１９７１年就被抓，关起来隔离审查，一直到毛泽东死。那五、六年时间，江青也在掌权，毛泽东也在，他们怎么没救你？”蒯大富也回答不上来，他说“我那时候写了多少信，谁也没有理我。反而迟群对我变本加厉迫害。”他把矛头、把所有的事都怪到迟群头上，因为迟群后来是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头，实际掌权人。当时清华大学主要的两个领导人，一个迟群，一个谢静宜，他连谢静宜都很少提，因为他知道谢静宜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对谢静宜几乎不提，不埋怨。他埋怨的就是迟群，有时候会埋怨到谢富治跟吴德。因为谢富治、吴德当时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头，他就埋怨这些人。

张：蒯大富实际坐了多少年监狱？

华：他大概是１９８１年还是１９８２年被判刑，判１７年。但是１７年刑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是从大概１９７０还是１９７１年算起，所以他到１９８７还是１９８８年时就被放出来了。基本是坐满的。这里有这么一个历史细节。他实际毕业是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吧，毕业时还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他刚去时还算正常，头衔还没去掉，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还是什么，即使去了宁夏，这个头衔还在。但是到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时，开始抓“５１６”了。他开始也不觉得自己跟“５１６”有什么关系。那年北京市还通知他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会。他回去，就被迟群隔离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就算是他的刑期了。尽管这一段实际上他有点被“半隔离”，开始在学校隔离审查。过了一段时间，林彪也垮台了。抓“五一六”这件事好像也淡化起来。然后让他到北京市郊的“东方红石化厂”劳动。他真正被抓起来、关起来、坐牢是文革以后。１９８１年还是１９８２年，他真的是上法庭了，就算“审判四人帮”完了，判这些“四人帮”爪牙了，那时候才轮到他。是真正的送到青海一个很偏远的劳改农场去，不过他说他在那个农场也还算自由，除了不能出外之外，学习啊，做事啊，劳动啊，好像对他待遇也还可以。

张：从蒯大富近期的文章里看得出来他对普世价值有什么态度？或者是普世价值的观点，他蒙受了什么影响？还是仍然在他自己原来的那个价值范围内？

华：我觉得他除了对毛泽东有那些很矛盾的说法外，其它方面跟我们好多“老五届”大学生想法没有很大不同。比如，他说他为什么能够考上清华，说那时候他在江苏农村，就是因为“反右派”，把那些能干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后来弄到他们中学里来教书，他们的书教得特别好：我所以后来考上清华，我走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考上过清华。这说明他心里很明白嘛！“反右运动”就是专门整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嘛！这一点，我想跟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共识。所以我说蒯大富对毛泽东有些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很清楚，知道哪个对，哪个错。但是一到毛泽东那上面——我说他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感情原因，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环境造成他必须要说那些“崇毛”的话。否则——因为他后来为了在深圳落户，也有很多困难。上边对他的言行还是很注意的，所以他必须要表现一下。比如说，他要在深圳落户口——他开始在北京落户时，王光美就出来干涉，坚决不许他在北京落户。

张：（因为文革时）他跟着毛泽东当时的风向去反刘少奇，是吗？

华：是啊。（要在北京落户）那是后来改革开放，他从监牢里出来了。

张：您觉得在蒯大富现在这些文章中，言不由衷逢迎社会风气为主，还是他的确是在那个圈子里，也出不来？

华：我很难了解他的内心。但是我觉得两个原因，到底哪个重，哪个轻，很难说。

张：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以蒯大富为例，在文革中活跃的人是现在这个状态，您觉得他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和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关系？

华：跟文革的关系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跟文革的中国在政治结构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还是一个党领导，一党执政。还是不允许你有什么批评，这个结构没什么差别。所以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当时也是反对这个”。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有点过于美化自己，替自己贴金了。但是，这个现实也给了他一个理由吧。

张：您刚才举了蒯大富这个例子，是您同龄的“老五届”中的人，而且近期您觉得“老五届”人回忆文革的渐渐多起来了，其他“老五届”的人，他们是什么状态？其中有什么主要的思想、看法——他们既是当年文革的亲历者，又是当今中国饱经沧桑、很多事情都经过、见过的人，而且是有知识的人、是当年学习好的，叫“知识精英”也可以，他们现在对待文革是什么状态？

华：现在应该说是很多元化的了。而且我觉得像蒯大富这样思想的人，实际上可以说在这些“造反派”头头当中可能比较多一点，包括韩爱晶实际也是这个样子。

张：韩爱晶在文革中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红卫兵”的头头。

华：但是从”老五届”整体来讲，他们应当属于相当少的少数。那么，普遍的现在什么（思想）都有。比如说，我还举一个例子。杨继绳，也是我们“老五届”的。“文革”的时候他是毕业班，但就是“文革”把他卡在学校里了，没有毕业出去。他比我们可能高一、两年级。

张：杨继绳文革的时候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华：他的思想——我想我们同龄人中对他的认同就更多一点。

张：是不是杨继绳也说“毛泽东就为了理想化、为了平均、为了平等……。”是不是他有这个说法呢？

华：是有。他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是最近我刚收集到的。让我找一下。杨继绳说，他不同意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他说：“文革的根源是因为毛泽东跟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也就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当然，我觉得他尽管是这么说，但是他还是倾向于认为刘少奇是对的。他具体说：“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义的秩序，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则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的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这就是杨继绳对毛和刘的不同的路线（的归纳）。他还说：“毛泽东的这个路线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他说“毛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呢？那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企不分的社会主义”。他说：“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伪的善，这就必然酿成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他还引用了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说法：“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他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好的地狱。”我觉得杨继绳的看法是，毛泽东的出发点他没有评论，他说也可能是善的，是要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堂。但是用暴力来实行这种（目标）……最后的后果是恶的，是邪恶的。我觉得这是杨继绳的总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他的《墓碑》实际上也就是反映了这个“人间天堂”怎么变成地狱的吧。清华也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看也有人在那儿驳斥他的话。第一个就是我刚才举的，就是提出张霖之跟吕东的事情（的人），那个人叫邵济群，他也是清华的学生。他就说：“毛泽东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他就是跟刘少奇斗嘴，就这么随便说了。根本不是一个很严肃对待的态度，纯粹就是为了把刘少奇打倒，反正刘少奇说不是，他就一定要说是。”那就不是毛泽东有什么崇高的，或者是有什么善良的出发点了，对吧。

张：那您对后来在这５０年期间，毛、刘两家人（２００４年）又握手言欢这件事，在回顾文革时，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看），虽然这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您怎么看呢？

华：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这就又说到特权阶级的问题上来了。他们归根结底终于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的人嘛！为什么要这样斗呢？毛泽东当初为什么不肯承认有什么特权阶级呢，就是他要把他同阶级的一部分人打成“敌人”。

（三）“老五届”人对文革的不同反思（２０１７·３·１播出）

华：毛泽东当初为什么不肯承认有什么特权阶级呢，就是他要把他同阶级的一部分人打成“敌人”。这个我觉得也不奇怪，比如说，就像习近平这样，他的父亲被毛泽东整得也很惨，文革前就整了。但是习近平现在又说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的３０年。包括对待苏联也是这个问题。你说毛泽东那时候那么痛恨赫鲁晓夫，痛恨苏联修正主义，巴不得苏联早点垮台。它垮台以后，你看习近平非常惋惜，他说“竟无一人是男儿”。说明他突然发现，他们的利益实际上跟苏联是一致的呀。

张：那您觉得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您不同意说“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不同意用这个来解释文革的实质，那么如果以您的方式表达，文革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什么现象？

华：我们因为从小都是在这种所谓“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所以常常会不由自主的用所谓“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谈不上——毛泽东跟刘少奇，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不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是个人之间的争执吧。就像皇帝跟宰相们因为意见不同，互相就造成那么仇恨了。我觉得这跟阶级没什么关系，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吧。

张：文革牵动了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人，现在研究者怎么讲？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人？

华：我觉得这个很难统计，因为首先你怎么定义“非正常死亡”是个问题。文革中有些人实际上是自杀的，有些人实际上是斗死的。但是，有时候往往包括他们家属在内，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保护死者，他们常常会说他是病死的。因为你说他自杀，就变成了“自绝于党”。所以要仔细统计，大概很困难。所以我也没有很多注意力在这上头。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的恩怨放到群众当中去，发动全民来打倒他的政敌，我觉得这大概历史上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空前的。

张：您看文革对中国这五十年来的历史有些什么影响？留下些什么遗产？正负方面的。

华：我不知道有多少正面的遗产，但是负面的——我觉得文革并不是像蒯大富说的，为了推翻一个特权阶级。其实他当时也没这么做，是事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才想出来的一种说法。正因为没有，所以这个文革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文革以后，实际照样还是原来的那些当官的继续提拔他们的子女。最明显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清华人人都知道的一个案子，就是陈云为了把儿子——那时候他儿子要求出国，陈云就要求清华给他儿子一个名额。当时那个罗征启——不知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张：他后来是去了深圳大学吗？

华：对。深圳大学校长。他就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希望你——作为高级干部的子弟，不应该在这里用出国名额”什么的。从此陈云就第一个把罗征启（从接班人中除名）——本来罗征启在清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在清华不管哪一派，包括蒯大富在内（深受尊敬）——以前蒯大富是把罗征启当作头号的（敌人）——当时叫“清华大学团派”。蒯大富那一派对清华的干部打击的头号对象就是罗征启。他们有个叫做“罗、文、李、饶”四个中层干部，所谓“清华大学罗文李饶反党集团”，当时是蒯大富头号的（敌人）。罗征启在文革当中被蒯大富抓起来，他又逃掉了。结果他们跑到他家里去抓人时，没抓到他，把他弟弟抓去了，把罗征启的弟弟弄死掉了。文革以后，罗征启还是相当的大度，他没有很追究造成这个事情的那些学生。还主动替他们说好话，让他们能够录取、考研究生啊什么的。所以罗征启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是受到（尊敬好评）——尽管他因为还在“六四”当中对中央当时镇压学生明确表示反对，所以他后来连党籍都被开除掉了。

张：有个说法，假如当年罗征启没有拒绝陈云的那个要求，说不定后来都没有胡锦涛什么事，罗征启是有可能上大位的，是有这个说法吗？”

华：是有这个说法。因为当时清华——我想是一致的（尊敬罗征启），好像是清华学生——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蒯大富并没有完全像人家想象的那样“毛粉”。现在因为他们都在深圳，他每年都要去看望罗征启，他现在跟罗征启关系非常好。

张：现在人们看习近平有些做法像毛泽东，有些事情像文革。人们在谈论“文革重来”，您怎么看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的联系？怎么看现在有关文革会不会重来的这些说法？

华：我个人觉得习近平是有一点文革的倾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思想造成他现在这种样子。但是他的很多表现我觉得很像毛泽东文革当中的一些做法。

张：现在有人说，文革根本就没结束。您前面说，整个体制并没有变。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文革不会死灰复燃。到底今天多大程度上像文革？再有就是，薄熙来“唱红打黑”，习近平是“反腐”也继续“唱红”。您怎么看关于“反腐”，关于“红色”？这些东西刚才多多少少提到。当然我们没有提“红八月”——提到那么多人在棍棒之下被剥夺了生命——要说毛泽东是为了反腐，这些事实与反腐有什么关系？这些方面您有什么特别想讲讲的？

华：我想说就是文革跟反腐没什么关系。“红八月”当中哪些是腐败分子被打死掉？没有的。至于说后来的“走资派”当中有哪几个因为是腐败呀？文革当中我个人的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们科大在玉泉路，八宝山旁边，那时候从复兴门外一直往西这条路上，两边都是军事机关。我们学校很靠近总后勤部。当时文革中有很多大字报，揭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生活怎么腐败，但是没过多久，他又重新（被）解放了，没事了。而且林彪说——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说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是小节，所以”文革”中很清楚，主要就是以个人划线，“以我划线”选择性反腐败。

张：以哪个个人？

华：以毛泽东，那时候也是林彪嘛，以林彪个人。

张：文革１０年刚走到一半时出了林彪事件，您怎么给它定位？与文革是什么关系？

华：实际上这个思想是一直从头贯彻到尾的，就说“是要看大节”，所谓”大节”就是跟不跟毛泽东。小节嘛，腐败在他们眼里实际上是一种小节，不需要、用不着反的。或者是选择性的反。你不跟毛泽东，那就反你；跟毛泽东，就不算腐败，不算走资派。

张：听上去是毛泽东一个人在掌控。但是谈到文革时，又有一种说法，说其中一段时间是失控，您怎么看？

华：有一段时间失控，这个确实，我觉得是有这个情况。因为毛泽东毕竟不是神嘛，他不可能控制一切。我相信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都是吹出来的。每次都说叫大家紧跟他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我还是再回到前面张霖之那个事。你看他就是跟刘少奇斗嘴，在会上吵架，就吵出一个“走资派”来。就是这样，随意性很强，我觉得他有选择性。反腐、斗走资派，都是选择性的，所以谈不上是反腐，就是随意性。（毛）他有时候想出一个事情——比如说“王、关、戚”，那时候突然说“王力、关锋……”我看现在（有人）回忆说，本来说“王、关、戚”三个人一起垮台的，后来毛泽东想想，“这个戚本禹先留着吧。”然后就把那两个人赶下台了，当然过了几个月，戚本禹也下台了。而且你现在也可以看，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理论，他自己没有系统性的文章和讲话，都是像王力、关锋这些人，后来是张春桥这些人替他说。他看看同意了，就拿出来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把所谓“继续革命”、把他的那些理论当成一回事，他就是要把让他心里不满意的那些人统统赶出中央。

张：您认为文革结束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划定？

华：文革结束，那就是毛死吧。他要是不死，还会继续下去。

张：这个也可以佐证，您认为自始至终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随意性，他要整倒他的政敌，但又不是一个纯粹权力斗争。那他为什么要祸害那么多老百姓呢？

华：他不在乎这个东西。最近比如说王蒙说“你们觉得毛泽东（如何）——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是说我们这些人评论毛泽东都没资格——你们不知道这些大人物宏伟的理想，我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毛泽东他根本不在乎下面的老百姓，或者任何一个人。

张：王蒙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别的研究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还是他以毛泽东的口吻说？

华：他是替毛泽东有一定程度的辩护。

张：毛泽东１９５７年把王蒙打成“右派”，一整整了他２０年啊。

华：对呀。但是他就说毛泽东的性格就是所谓“他敢摸一切老虎屁股”，他就说“你们都不懂，这种伟人的思想动机我们是不能去猜测的。”

张：毛泽东整了他２０年，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伟人。现在我们再换一个话题，您觉得在文革研究中，到目前为止还有哪些比较薄弱的地方？

华：现在官方一直在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官方也不再说文革就是好的，至少是说他的初衷是好的。这种说法尤其最近几年，我觉得反而还更加的嚣张起来了。这当然有几方面原因，包括像习近平上台，他就鼓励这种。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也确实分化得很厉害。贫富啊、各方面矛盾很大。而且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样加上共产党的政策一贯就是对文革（回顾）就是不鼓励、甚至压制。年轻人对文革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所以他就随便——就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觉得毛泽东发动文革好像还有还点道理。这样的人、这种舆论，我觉得反而更多一点了。

张：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或者是他个人随意，当时１９６６年“红八月”红卫兵随便打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回忆文革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想起来当时所谓“破四旧”，包括路都要改名字，还有不管是西方世界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字画、古玩、艺术品……统统销毁。您觉得当时被允许，并且恣意放行这些行为，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怎么一回事？

华：我觉得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要“点火”，要把运动搞起来，他反正只要有机会，就这里点一把火，那里点一把火，哪个火能最后烧起来，这是他关心的。至于说这个火点起来当中伤害了多少无辜的人，他从来没放在过心上。

张：另外就是允许所谓“地富反坏右”被殴打，甚至被剥夺生命，这个现象文革也非常集中存在，而且是让群众来做这件事。您觉得这是什么性质？他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华：我想他的目的就是先把事情搞乱掉。你看毛泽东做事从来是这样，他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的。他在抗日战争时，可以叫八路军、新四军不要花很大力量抵抗日本。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夺取政权。至于说对这个民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我觉得不是他考虑的出发点。文革也是这样。他为了要发动群众，做什么事都无所谓。至于后果怎么样，到时候再说。他后来看看不好了，也可以说“唉，这是下边的人……”。总的方向他肯定是鼓励的，肯定是让你们起哄啊，起来了，至于说最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然后把这个党的组织搞乱掉了，这样刘少奇才有可能被打倒。

张：关于文革研究的重大争议，除了刚才已经谈到的以外，您看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华：我现在就在整理这些。主要是我们“老五届”学生当中当年的这些人今天对文革还有些争论。我主要在看清华、北大这些同学的个人回忆、评论。我评论你们师大女附中……。还有北大的一个同学，就是我在美国的校友，他后来把他的日记给我了。所以我就写了刚才说的这些意思。我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因为这种日记啊，个人隐私的东西，我觉得是可遇而不可求。不能强迫人家一定要拿出来，只能说这是一个愿望、希望。我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人家做，完全要出于个人的自愿。所以说师大女附中反“工作组”的这些人，我希望她们站出来。主要就是因为，宋彬彬说了很多话嘛，涉及到这些反“工作组”的，好像她就是说“八一八”那一天后，反“工作组”的人就说她没有资格领导运动，从而使她退出运动。我是不太相信这个，理由我都在那篇文章里说了。而且我最近还在研究，看蒯大富的回忆，《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写的回忆录吧。蒯大富的回忆录里，他还提到梁二同（师大女附中学生，反工作组的）呢。他就说，她们还跑到清华，８月２４日　那天，清华大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把他们校门砸了，推倒了。进学校把学校的大字报都撕了，或者盖了。还打了很多人，批斗很多“牛鬼蛇神”。那次行动是贺鹏飞跟刘菊芬，就是贺龙的儿子和刘宁一的女儿，他们在后边组织的，蒯大富还说过，他还见过梁二同，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张：您认为今天的中国有哪些现象、作派、风气……是因为文革才变成今天这样的，您看有这样的一些事物吗？

华：有啊。我觉得现在——文革就把很多中国传统下的很多底线都弄得没有了。文革当时就是为了“革命”，什么事都可以做。打人啊，杀人啊，甚至举报父母啊，这些事，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那么现在，我觉得底线坏掉了。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没有恢复起来。只是现在可能不一定为了革命了，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什么目的，也是什么事都可以做。我觉得这是文革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张：您提到，文革中为了革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５０年后革命好像变成了一个有所忌讳的词。在文革中还说，全国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政治”啊，“政治第一”啊，文革中的这些被提倡的、推崇的词汇，现在呢，渐渐的不提倡了，甚至变成了敏感词了，您怎么看呢？

华：是这样。文革当中说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比如说，只是一个“流氓罪”，或者是什么“强奸罪”，也要扣上一个”反革命流氓罪”，”反革命强奸犯”，跟革命不革命毫无关系。那个时候是“上纲上线”；现在呢，是“下纲下线”，明明知道你是——反正你说对共产党不利的话，但他现在不好用“反革命”这个名义来镇压你，他也没有“反革命”这个帽子了，他就说你是“嫖娼”啊，或者是“非法经营”啊，用这种。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跟文革是一样的，就是共产党镇压异己。以前叫作“上纲上线”，现在是“下纲下线”，想办法用别的罪名整你。从前是刑事问题政治化，现在是政治问题非政治化。

（完）

刊载于《文革博物馆通讯》CR1227,CR1228期（zk2312c,zk2312d）,2023年12月18日，19日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７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的王德禄先生对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卢鹤绂进行了访谈。卢教授在访谈中谈到他在文革中的一部分经历，记录如下——

　　卢鹤绂：文革期间，“四人帮”要造反，复旦造反派顺水推舟就把我打压了，不让我做系主任，表现出不尊重我。他们说，你老了，就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们列举了我的十大罪状，第－大罪状是“串通外国”，当“洋奴”。因为我在浙江大学用英文讲课，我不讲中国话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国外也通过信。十大罪状我背不下来了，也记不清楚当时他们是怎么批判的。复旦大学还算客气，在办公室拘留了我三个礼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着我回去，拘留时间长一些。当时还有专人监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监督我的。
　　１９６７年（疑为１９６９年之误——引者注）２月，复旦大学张贴布告给我平反。复旦大学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个人。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１９６９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
　　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
　　王德禄：为什么要搞这个？
　　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王德禄：〈留学归国科学家访谈录（下）·卢鹤绂〉，载《院史资料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１６０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院史资料室编，４４—４６页。〕

　　先对这段访谈做一点说明，卢教授在谈话中提到的“毛主席给的任务”是由上海市或复旦大学当时的有关人员向他传达的，迄今未见到成文的高层指示，其中经过了层层转述，有的话也未必是指示的原话，有些话也不够准确。例如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就不准确。事实上，列宁的这本书完全没有涉及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发表在１９０５年的德国《物理学年鉴》上。由于其概念的新颖和颠覆性，学术界人士化了几年时间才开始理解，大约到１９１１年才受到物理学界的普遍接受。１９１２年，爱因斯坦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和洛仑兹一起），但未能成功。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完稿于１９０８年，当时爱因斯坦还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任职，一年以后才离开专利局，到苏黎世大学担任副教授。所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当时还没有进入一个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的视野。不过，该书确实提到了一个对相对论诞生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书中，庞加莱和该书的主要批判对象马赫都被列宁归入“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之列。

　　胡大年的研究显示，１９６９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胡大年：〈“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３７卷第３期（２０１８年）〕而根据卢教授在王德禄的访谈中所说，他接受“参加量子论大批判”任务的时间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这个时间同上述“上海理科批判组”成立的时间基本上相合。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不是偶然的。很可能，在王知常动员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同时，也提出了批判量子论的任务，而卢教授就是为这一任务而被“解放”的，这项任务是否还涉及其他人？卢教授是不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他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是在１９６９年７月的会议上布置的，还是单独向他交代的？这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澄清。

　　卢教授的特殊任务可以看作是上世纪５０到７０年代中国开展的一系列自然科学领域中批判运动的一部分，批判的矛头所指是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思想”，以确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些运动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批判，导致了杰出科学家的去国出走；以及对心理学的批判，一度导致整个心理学科被取消。〔胡化凯：〈破而不立，欲速不达——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运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３９卷第２期，（２０２０年）〕所有这些批判运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把苏联类似的批判拷贝到中国来，是１９５０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产物，一方面是向苏联方面表达全面学习的诚意，另一方面是配合对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肃清自然科学领域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具体到物理学领域，就是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１９５６年由国家制定的《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规定了物理学领域批判的对象，包括“不可知论、非决定论、相对主义、唯能论、神秘主义、实证主义”六项。其中“不可知论、非决定论”是针对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的，“相对主义、唯能论”是针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而“神秘主义、实证主义”则是它们的共同的哲学基础。对于两者的批判在文革之前时起时伏，绵延十多年。

　　１９６６年夏天文革开始，所有科学刊物停止出版，原来在官方刊物上对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停止了，但是科学哲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扩散到了大字报和民间出版的各种油印、铅印小报。这种民间的批判跟文革前相比，语言中火药味更浓，“横扫一切”的“气派”也更宏大，其风格可以从下述一份文革初期的油印资料中窥见一斑。

　　这份资料名为《评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是对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的争论所作的评论。〔关于这场争论的简介，请参阅华新民：〈爱因斯坦—玻尔之争和马赫的实证主义〉，载《赛先生》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在此文中，作者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对这场爱—玻之争做了如下评论：“玻尔与爱因斯坦关于电子轨道和因果性问题的争论，表面上是非决定论和决定论之争，实际上是一个执迷于经验，另一个醉心于思维，从经验论和先验论这两个极端出发，相互进行指责。他们各自把近似于螺旋曲线的人类认识的一个片断，当成了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并沿着这条直线分别滚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玻尔和爱因斯坦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出发去要求‘理论的完备性’，表面上针锋相对，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他们都只能在唯心主义中找到其‘完备性’的归宿。”这篇奇文认为，玻尔与爱因斯坦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之间的相互攻击。”“是一场唯心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这样的争论在唯物主义看来，只不过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用语），是不会得出什么有益的结果的。但是，通过对这场争论的深入分析，却使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占据着很大的地盘。”〔胡化凯，〈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诠释的批判〉，载《科学文化评论》第十卷第１期（２０１３年）〕

　　比较起来，由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比量子力学更加广为人知，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展为狂飙式的群众性大批判，由于毛泽东女婿孔令华的组织和参与，更吸引和鼓励了许多青年学生参加。１９６９年，这场运动由于陈伯达的支持而获得了更多的官方资源，陈伯达亲自指示《红旗》和《中国科学》等权威性刊物准备发表他们撰写的批判相对论的文章，科学院还召集资深科学家开会专门对此进行了讨论。然而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失去了主要的推动力量，有组织的批判运动很快在北京偃旗息鼓。北京的批判于１９７０年末收场之后，上海在姚文元的支持和指导下，成为新的中心，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包括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的大爆炸宇宙学，作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和哲学上的声讨。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从本文开头卢教授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对玻尔和哥本哈根量子论的批判，虽然没有像批判相对论那么声势浩大，但其背后似乎蕴藏着更大的“企图”，那就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到这个批判运动中来，以批判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为契机续写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来，卢教授在１９６９年第一个获得了“解放”，也是为这个“大企图”服务的。作为给毛泽东的批判提供资料的主要科学家，他为这些资料化费了六年的巨大心力，按他的说法，他不敢犯“欺君之罪”：“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发现了可能要砍头了。”

　　卢教授说：“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为什么到上海找卢教授？我们无法得知原因，不过这样的事例也不是独一无二，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在他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一文中说：“从１９７１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毛泽东病危期间，他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组）陆续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毛泽东到了晚年患有白内障、视力退化）送给他阅读，或者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读。”由此可知，毛泽东在文革中如要参考什么古文资料，除了在北京找学者以外，到上海去找也是通常的做法。从卢教授的访谈来看，他在其中的角色是准备批判靶子的资料，有点类似冯友兰和周一良等老教授在“梁效”写作组中的作用。不过，按朱永嘉的回忆，这类事都在１９７１年之后，而且都是标点和注释古文资料，而卢教授的任务是１９６９年就下达的，而且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外文资料，所以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毛或许在某个场合议论到要续写列宁著作的“大企图”，姚文元知悉之后，希望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把协助毛实现其大企图的任务揽到他自己麾下，事成的话，功劳当不在他前些年直接听命于江青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之下，于是私下里告诉了在上海掌权的亲信，捷足先登组织起一个写作班子。卢教授也因为这个机缘而获得了“解放”。

　　在关于文革中批判相对论的个人回忆和学者研究中，虽然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但是没有任何亲历者或研究者提到毛泽东要在理论上超越列宁、并且有续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企图。这样的“大企图”是卢教授的访谈中第一次透露出来的，笔者相信这不是卢先生的虚构，也不是当时上海市领导人的假传圣旨，应该是真实的，值得有关的历史学者作深入的追踪。至于卢鹤绂教授的考察报告——由上海市委印成大字版本——在１９７５年上呈后，毛泽东是否真的读过？我们不知道，估计是没有，毕竟，这时毛离他的人生终点已经时日不多了。我们只知道，在毛泽东逝世后，卢教授在１９８４年将他的报告以《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的书名交付出版，他在该书的序里说：“１９７５年笔者有机缘对哥派关于量子论的观点、言论和态度，作过较全面的调查，据所得分十二章撰成小结，力求实事求是，避开成见，并将据以考核的哥派成员原话择其要者附后，供读者自行判断。”〔卢鹤绂：《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笔者通读全书，觉得卢教授对哥本哈根学派的主张确实搜罗得十分全面详尽，解说和评论虽不免有些许大批判的痕迹，也堪称客观公允，是了解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解释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至于毛泽东的“大企图”，则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文革结束也被永远地搁置了。所有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的批判也都无疾而终。

２０２３年８月５日

□　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1210期（zk2308b），2023年8月8日

2022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物理学家：法国的阿斯佩(Alain Aspect)、美国的克劳瑟(John F. Clauser)和奥地利的塞林格(Anton Zeilinger)。他们获奖的原因是：通过实验确定纠缠光子违背贝尔不等式。所谓纠缠是指两个粒子虽然已经远离，但是行为仍然保持着相互呼应的协调一致。

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从左至右为：阿斯佩、克劳瑟、塞林格。图源：诺奖官网

◆　爱因斯坦错了，但错得富有成果

这三位诺奖得主和其他物理学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用愈来愈精确可靠的实验证明了自然界不服从贝尔不等式的约束。而约翰·贝尔(John Bell)在 1964 年提出这个以他命名的不等式的初衷，就是响应爱因斯坦等三人在 1935 年的一篇论文(简称 EPR)中的论证，希望将其中提出的思想实验转变为物理世界中可实现的实验，据此来验证爱因斯坦等人主张的正确性。可是，物理学家们的实验都得出了违反贝尔初衷的结果，从而证明了爱因斯坦及其同道的错误。所以，这个消息，在许多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都用“爱因斯坦错了”这一类的文字作为报道的标题。

在物理学界，“爱因斯坦错了”这个结论在1980 年代就有了共识。1983 年，笔者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物理系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考题之一就是阅读包括 EPR 论文(1935 年)、贝尔的论文(1964 年)以及刚发表不久的阿斯佩实验结果(1982 年)在内的若干文章，在此基础上写一篇综述性文章。说明当时出考题的教授们都已经认识到，物理学历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悬案，经过1970 年代开始的围绕贝尔不等式的一系列实验，已经由阿斯佩的实验结果作出了裁决。2005 年，美国物理学界当时的领军人物、1979 年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 撰文这样评论爱因斯坦的主张：“他在与尼尔斯·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的著名辩论中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这场辩论从 1927 年的索尔维大会开始，一直持续到 1930 年代。简而言之，玻尔主导确立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主张量子力学只能计算实验的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爱因斯坦则拒绝了物理定律可以处理概率的观点，人们熟知他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但历史作出了否定爱因斯坦的判决——量子力学不断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而爱因斯坦则被边缘化。”[1]

什么是爱因斯坦同玻尔之间的争论?什么是爱因斯坦等人(EPR)的思想实验？什么是贝尔不等式？网络上有许多上乘的科普都作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那里获得更为详细的知识。这里只做一点避免数学公式的简约回顾。

1925年12月，尼尔斯·玻尔（左）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右）在保罗·埃伦费斯特位于莱顿的家中。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量子力学发端于上世纪初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从宏观深入到微观的领域之际，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物理学家在关于这门学科的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方面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见。这就是以玻尔(Niels Bohr)和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他们对量子力学基础概念的理解被人们称为哥本哈根解释。粗略地说，哥本哈根解释揭示了微观粒子的行为遵从概率性的规律，而且，并不是所有可观察的物理量都能够同时精准地确定。这种不确定性被表述为广为人知的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它的一个具体例子是说人们不能同时确定一个微观粒子的空间位置和动量，不是测量技术不够精良，而是从原则上做不到。此外，哥本哈根解释还包括微观客体波-粒二象性的互补原理以及量子跃迁、波函数坍缩等不连续的、无法在时空中跟踪的概念。这些理论和概念尽管新奇，却在说明和预言微观现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如此，这个解释毕竟在很多方面同人们根据宏观世界经验获得的常识大相径庭，因此物理学界内一直存在着对于哥本哈根解释的不同意见。其代表人物有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同玻尔和海森伯一样，他们都对量子力学的建立做出过巨大贡献，双方却在如何解释量子力学的结果方面无法达成共识。爱因斯坦一方始终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不满意，认为那是人们对微观的量子系统缺乏完整知识的结果，如果把那些缺失的知识——他们称之为“隐参数”——采集完整，量子力学就能摆脱其概率性的特征而成为一种确定性理论。玻尔和海森伯一方的“哥本哈根学派”则从根本上质疑人类获得量子系统“完整知识”的可能性，因为人类用来测量微观世界的工具是宏观的，不可避免对观测对象产生干扰；同时，用来描述微观世界的那些概念——如空间位置、时间、动量、能量等等“可观察量”——均来自经典物理学，是否完全适合于描述微观现象也是未经验证的。在经典的宏观系统研究中，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观测对于研究对象的影响能够减小到忽略不计，因此经典的物理学理论可以认为是对于独立于观察者的客体的客观描述。而对于微观的量子系统，观测的影响不但原则上不能忽略不计，而且大到足以改变研究对象。因此量子力学与其说是对独立于观察者的微观系统的描述，不如说是对微观系统在宏观测量下得出的结果的一种理论解释，这种观测结果并不反映研究对象不受干扰情况下的状态，而是反映它在同宏观测量相互作用时呈现的状态。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用经典物理的概念和语言描述微观现象以及宏观测量对微观系统的影响都是我们知识的局限，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波-粒二象性等等量子力学现象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重要的是，这种局限使得量子力学不像经典力学那样具有确定性，而且是无可避免的，寻找所谓“隐参数”的努力企图突破这种局限，是注定徒劳的。

显然，哥本哈根解释有违于大多数人的直观理性。自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以来，大多数人——尤其是科学家们——认为，近代科学以及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由于人类的科学知识正确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们的观察，甚至不以人类的存在与否而转移的，在人类出现以前或者人类灭绝以后，天体的运行规律，自然界的演化规律，都同我们今天揭示出来的规律没有两样。而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却建立在观察者同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在微观世界里，客体在被观察之前处于不确定状态，各种可能的状态都有一定的概率，或者说处于“各种可能状态的叠加之中”，只有在观察者进行实际测量的瞬间，不确定状态才会“坍缩”为确定的一个状态(本征态)，那些可观察量才会呈现出确定的数值(本征值)。这似乎意味着，至少在微观世界里，一个系统的状态取决于它是否被测量以及如何测量。这个过程有点像掷骰子一样：在骰子被掷下之前，你不知道它哪个面朝上，每个面都有一定的可能性朝上，只有在掷下去之后，才能确定哪个面朝上。难道微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就是这样子的吗？不少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接受，所以有爱因斯坦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

为此，爱因斯坦把哥本哈根解释称为“玻尔和海森伯的迷魂哲学”，他们从许多角度对量子力学理论提出诘难。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由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三人在1935 年发表的那篇EPR 论文。他们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试图以此来揭示哥本哈根解释的内在矛盾，从而证明量子力学理论的不完备性，需要隐参数来消除其不确定性。后来的论者为了以更简明的方式向人们介绍 EPR 的论证，将他们的思想实验作了若干本质上等价而形式不同的表述。其中之一是利用粒子自旋这个物理量来进行论证：粒子自旋沿着空间的几个方向的分量遵守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它们是不能同时确定的。例如，一个光子的自旋(光子的自旋也称为偏振)如确定它沿 z 方向的分量为+1，则它沿 x 和 y 方向的分量完全不能确定。现在设想由一个中性 π 介子(角动量为 0)衰变为两个光子构成的系统，两个光子的总角动量应该守恒，所以两个光子的自旋应当相反：当一个光子的自旋沿 z 方向的分量测得为+1 时，则另一个光子自旋在同方向上的分量应该为-1。这两个光子互相远离后应当仍然维持这样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要测量其中一个光子A 的自旋沿 x 方向的分量，即可知道另一个光子 B 的自旋沿 x 方向的分量(为A 的相反值)。EPR 及爱因斯坦的几篇后续论文认为，这个思想实验暴露了哥本哈根解释的主要“破绽”:

1)EPR 认为，一个物理量必须具有他们所谓的实在性(reality)，也就是不经观测即可预言其确切的数值，就好比人们称月亮为客观实在，是因为它的存在和运行规律跟你是否观察它无关。在上述的思想实验中，B 的 x 自旋分量并没有经过测量却已经(通过对 A 的 x 自旋分量的测量)确定了。依照同样的推理，B 的 y 自旋分量也可以不经测量而从测量 A 的y 自旋分量而得到确定。这说明，B 的 x、y 自旋分量都具有客观实在性，都具有可以确定的数值。然而哥本哈根解释却宣称这两个分量的值不能同时确定，说明这种解释是违背实在性的。

2)局域性(locality)是物理学界另一个普遍公认的基础性要求，它是指，基于相对论的光速有限原理，自然界不存在瞬时超距作用。正因为物理信号的传递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事件之间存在着有序的因果关系，也符合人们对经验世界的因果性(causality)的认识。但是，按照哥本哈根解释，测量光子 A 在某个方向的自旋分量之前，它是不确定的，在测量的那一瞬间，这个不确定的量“坍缩”为一个确定的值(假定是+1)，而光子 B 的自旋在该方向上的分量也在同一瞬间由不确定值“坍缩”为确定的值-1，尽管 B 此时已经远离 A。这意味着，光子 A 状态的改变可以在瞬间“通知”光子 B 做出相应的状态改变，而且，它们之间的这种“串通”是不需要时间的。这显然违背局域性要求。薛定谔把这种空间上分离的两个粒子间无需时间传递的相互呼应称为“纠缠”。

这样，EPR 就把哥本哈根解释逼到了同实在性和局域性相矛盾的墙角。爱因斯坦及其支持者认为，为了消除上述悖论，人们只能假定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即假定光子 A 和 B 产生时，还有一些隐藏的信息是人们所不知道的，这种所谓的“隐参数”可以解释两个粒子“不约而同”改变状态的行为。

EPR 的论证在1935 年提出来时，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属于纸上谈兵。一般人认为，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只是反映了两派人物对于微观世界的理解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别，无法付诸物理学(physics)的实验验证，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思辨。不过，也有少数人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一直试图将 EPR 的思想实验转变为可以在实验室里实施的方案。1950 年代，玻姆(David Bohm)提出了把 EPR 思想实验变成测量质子自旋或测量光子偏振有关的方案。

1964 年，贝尔对这个课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据笔者理解，他的思路大体上是这样的：假如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遵守实在性和局域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们如同一双鞋子或一副手套那样，自始至终保持着人们常识所理解的那种一左一右状态，与是否测量无关，那么它们的相关性就是事先确定的，通俗地说，这种相关性是静态的。反之，如果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粒子未加测量时是没有确定状态的，处于各种可能状态的“叠加”之中，那么这两个纠缠粒子的相关性就是动态的。换句话说，哥本哈根学派所说的微观粒子如果要维持纠缠状态，比爱因斯坦理解的那种粒子难得多——它们一方面要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同时又要把自己的状态“通知”另一方，以便在不可事先预知的各种测量中呈现出协调一致的结果，仿佛是它们随时随地都在相互“勾结”。贝尔的贡献在于，他相信这两种(静态还是动态的)相关性之间的差别，会在某些可观测量之间的数学关系上表现出来，从而可以通过实验加以鉴别。他果然找到了这样的数学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贝尔不等式”，一个由可观测物理量构成的不等式，假如粒子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是行为符合常识的 “合规”粒子，这些量就应该满足不等式。假如粒子的行为是哥本哈根学派所说的那样，就会突破不等式的限制，因为这样的粒子行为放荡不羁、无视时空限制地“作弊”，或者如爱因斯坦所说，就像“鬼魅”一样不可捉摸。在最初，贝尔预计实验结果会证明粒子的行为会满足他的不等式。

约翰·贝尔（John Stewart Bell，1928年6月28日—1990年10月1日，英国北爱尔兰物理学家）。图源：维基百科

然而，自1970 年代初至今，许多物理学研究者，包括 2022 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所领导下的小组，做了大量实验，使得实验越来越完善，弥补了质疑者提出的各种漏洞，因而结果也越来越令人信服。总的结论是：量子世界不遵守贝尔不等式。这意味着，微观粒子在没有被观察的时候，确实没有确定的状态，然而他们之间又保持着不需要时间传递的“纠缠”。于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宏观世界中认为天经地义的局域性实在论在量子力学中遭到了破坏。2022 年诺奖的颁发，也说明了，已故的贝尔和三位获奖者的工作获得了国际物理学界的一致公认。换言之，在爱因斯坦等人同哥本哈根学派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中，前者被实验宣判为错误的一方。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反映在哲学上，也许可以借用中国人熟知的禅宗六祖惠能的一首偈子来说明：惠能的偈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表达了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爱因斯坦等人的实在论，属于与此相对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模仿它写成：“菩提确有树，明镜怎非台!宇宙含万物，无物不实在。”而被实验证实了的量子力学，似乎体现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观：“半有半无菩提树，亦是亦非明镜台。君若睁眼观万物，瞬间坍作本征态。”

这一段历史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些信奉哥本哈根解释的物理学界主流，都觉得量子力学的理论预言如此成功，EPR 以及类似的讨论纯属钻牛角尖，不值得为之操心。只有少数有异议或疑惑的人，如贝尔、克劳泽等，或许是出于对经典物理信念的坚守，仍然对哥本哈根解释中有违局域性实在论的哲学含义耿耿于怀，沿着 EPR 的思路进行了锲而不舍的理论和实验探索，终于通过他 们亲手从事的实验证明了他们自己的错误。这为他们带来了科学界最高的荣誉，也把人类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构成宇宙基础的微观世界里，局域性实在论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宏观和微观这两个世界所遵循的规律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满足体现了局域性 实在论的贝尔不等式，后者不满足。这对人类的世界观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动摇了“你不看月亮，月亮照样存在”这样一种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微观世界里，一个客体是否存在取决于它是否受到观察以及如何受到观察。从这个角度看，实在性可能算不上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性质，而只是宏观客体的一种性质。有人觉得，有一种可能是：正如熵是大量分子集合成热力学系统时“涌现(emergent)”出来的性质一样，实在性只是大量微观客体集合成宏观客体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性质。当然，这只是一种有待证实猜想。

回顾这段历史，著名的物理学家、1969 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Murray Gell-Mann) 说:“玻尔给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洗了脑，使他们误以为对量子论的解释工作在五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2] 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爱因斯坦等三人的 EPR 论文引导了那些没有完全被“洗脑”的物理学家对量子力学的基础概念不懈的质疑和探讨，并将这些质疑和探讨付诸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虽然显示“爱因斯坦错了”，但是这些理论探讨和实验大大加深了人类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所以说，爱因斯坦错了，但是错得富有成果。

◆　玻尔没有错，却挨了几十年批判

　　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1981 年访问中国时在演讲中这样评论爱因斯坦—玻尔之争：“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关于量子论的辩论始于 1927 年，一直持续到1955 年爱因斯坦逝世。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先例能和这场论战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是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3] 双方都没有采用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之外的任何方法使对方或第三方接受自己的论证，玻尔及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之所以获得了多数物理学者的接受，主要不是被玻尔的雄辩所“洗脑”，而是这种解释在科学的验证和应用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证伪的考验。所以说，所谓玻尔给物理学家“洗脑”是一种带有调侃性质的说法，更多的是反映了许多物理学界人士的一种自我开脱，遗憾自己未能像贝尔等少数人那样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作如此执着的探索，从而错失了一次难得的科学发现的机会。

　　不过，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在量子力学领域里进行洗脑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中国。如果说在全球物理学界发生的是玻尔对一代学子的带引号的“洗脑”，那么发生在中国的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反向洗脑运动，其矛头所指是玻尔、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以及它背后的哲学意义。这场运动的时间跨度大约涵盖了1950—1980 年之间的三十年时间。范岱年[4]和胡化凯[5]收集和整理了有关这场批判—洗脑运动全过程的资料。笔者在阅读他们的资料之后，想就以下印象较深的几点作一介绍并略加个人的点评:

　　第一，中国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解释的批判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完全是从苏联“引进”的。执政当局这样做纯粹是出于政治考虑：一方面是配合当时的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向苏联方面表达全面学习的诚意；另一方面是配合对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批判运动来肃清自然科学领域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离世界科学的前沿甚远，只有屈指可数的留学过西方的科学家有机会接触到量子力学基础的解释问题，据记载，1937 年 5 月，玻尔应邀访问中国的时候，执教于浙江大学的束星北先生就玻尔同爱因斯坦的争论当面询问过他。除此之外，中国物理学界内部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分歧和争论，更谈不上需要用批判手段解决的问题。到了1956 年，国家制定的《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规定了物理学领域批判的对象，包括“不可知论、非决定论、相对主义、唯能论、神秘主义、实证主义”六项。其中“不可知论、非决定论、实证主义”三项就是专门针对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的。这项批判任务所用的主要理论武器是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此书撰写的背景是：列宁在1905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等国，当时他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中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把流行于欧洲的经验批判主义(马赫倡导的实证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意大概是给创建于半个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注入新的思想，使之与时俱进。列宁的这本书(俄文版于1909 年问世)是对这一思潮的回应，属于俄国流亡革命者内部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可是到了1930 年代，掌握了政权的苏共党内意识形态领导人和一些科学家希望借助政权的力量，肃清“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一尊地位，于是选择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解释作为靶子，将其同马赫(Ernst Mach)的经验批判主义捆绑在一起，通过批判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抬高到哲学领域里“圣经”的地位。

　　第二，一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刊物在1958 年的一篇“编者按”中明白宣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宗旨：“关于对量子力学的解释，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彻底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都有重大的意义。”这场批判给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解释扣的帽子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在此前后学术界开展的各项批判运动中，如对生物学领域里的摩尔根学说的批判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这两顶帽子都是批判对象的“标配”。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有一个副标题:“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仿效这种风格，所有的批判文章都使用了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语言，例如上述刊物在 1963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玻尔在自己想象出来的‘不可控制的相互作用’和‘互补关系’等观点的蒙蔽下，率领着他的学派一步步地走进了实证主义的深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典型的、带有一定必然性的悲剧。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因为没有能够自觉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结果就变成了‘渺小的唯心主义的俘虏’。”有的批判文章还进一步追究到科学家的“立场和动机”：“以玻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物理学家对量子力学做出歪曲的解释，其目的是利用它来支持唯心论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哥本哈根学派希望从测不准关系式(海森伯不确定性关系式当时的翻译)中找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论，用以攻击唯物论而支持反动的唯心论，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给物理认识规定了一个界限，宣称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是不可知的。”文章最后说:“物理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愈来愈剧烈。这是因为帝国主义阵营奉行法西斯侵略政策，所以他们在物理学中推崇和利用唯能论与各种唯心主义。”这样的上纲上线已经接近人身攻击，这对于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的玻尔是很不公平的。同时，持续几十年的这类批判，也在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种对各种政治标签的恐惧心理。

　　第三，一些有物理学知识背景的批判者知道哥本哈根学派在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也了解其中的历史，知道玻尔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也参与到了对玻尔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中。例如，有一篇批判文章说:“哥本哈根学派之所以能够建立矩阵力学，是由于他们在当时不自觉地遵循了唯物辩证法”，是实验事实“终于迫使物理学家不自觉地走向唯物辩证法，捡到了打开微观世界之谜的钥匙。”另一方面，该文又列举哥本哈根学派在探索过程中的错误、弯路和犹豫来说明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由于“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强有力的指导，所以他们在从自己的科学成就中总结哲学上的经验和教训时，形而上学方法又在那里作祟了。”结果走向了“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感觉就是一切’的观点。这是‘实证主义’的观点。”“哥本哈根学派的实证主义在最近四十年来在理论物理界中有广泛的影响，给理论物理学带来混乱，使理论物理学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批判者在这方面喜欢提到的例子是玻尔对能量守恒定律的信仰不够坚定，其中一次是在 1930 年，他认为β衰变中能量可能不守恒。然而，批判者却回避了另一个事实：纠正这一错误的人也不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外人，而是该学派主要人物泡利(Wolfgang Pauli)，他在不久后提出β衰变中有中微子产生的猜想，从而保证了能量守恒。然而，泡利的教父就是马赫，从孩童时代起就中马赫的实证主义“毒害”，历史为什么偏偏让他捡到了打开微观世界之谜的钥匙呢？这些批判者如果尊重历史事实，就会发现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各种假设，以“试错”的方式接近真理，无论是错是对，都是科学研究的常态，把探索过程中的曲折同科学家的思想倾向直接扯上关系未免过于牵强。

　　第四，批判运动注意从刚入门的“娃娃”抓起。那个年代全国理工科大学生的公共基础课程——普通物理的标准教科书是由俄文翻译成中文的福里斯和季莫列娃所著的《普通物理学》，其第 31 章在简单介绍量子力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不忘对哥本哈根派的观点进行批判。在介绍了测不准关系式之后说：海森伯等资产阶级国家的物理学家“企图使测不准关系式成为唯心论者见解的出发点”，“按照唯心论者的意见，世界是不可认识的。由此很容易得出一些唯心论性质的谬论。”即使中国学者自编的物理教科书，也都一面倒地按类似的调子介绍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见解。如果有些专业的学生要学习更高深一点的量子力学课程，则有苏联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所著、被认为代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量子力学原理》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同于哥本哈根解释的“系综理论”，认为量子力学是反映大量微观粒子行为的统计理论，波函数描述的不是单个粒子的状态，而是众多粒子构成的“系综”行为。然而事实是，在这种系综理论提出之前，就有科学家从事单个光子行为的研究，在后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研究单个粒子(电子、原子、分子)行为的科学实验愈来愈精密可靠，结果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波函数确实反映了单个粒子的行为。“系综理论”除了在苏联给布洛欣采夫带来荣誉和学术地位以外，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市场。可是，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止一代中国的理工科大学生接触不到这种“正统观点”以外的其它学说，无法加以比较并作出独立判断。这种单一思想的洗脑教育使他们在物理学的这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先入之见，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

　　第五，中苏批判运动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苏联始终有一个维护哥本哈根学派观点的阵营，官方也承认“对量子力学中唯心主义互补原理的批判曾激起很多物理学家的抗议”。这个阵营包括福克(Vladimir Fock)和朗道(Lev Landau)等科学院院士级别的人物，他们持有与当时官方不同的观点，而且被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福克还被允许前往哥本哈根同玻尔当面讨论有关问题，回国后发表他的介绍和评论。这是中国的批判运动中没有出现的现象。在中国，对于马赫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几乎被完全禁止，据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实证主义哲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归国的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洪谦先生回忆：“自那时(1949 年)起，直到几年前为止，我无法继续研究和讲授我长期以来喜爱的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不能继续从事被禁止宣扬的，被列宁称为‘反动哲学’的马赫主义流派的研究工作。于是，我主要是做了些关于西方哲学史基本情况方面的工作。”[6]

　　当时中国为了批判的需要，曾翻译出版了一些哥本哈根学派人物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是“内部发行，供批判用”，而且在译文的前面都会有一篇译者导言之类的文字，事先对译文中的“错误”进行“消毒”，告诉读者要将这些著作当作批判的靶子来看待。例如在出版玻尔的论文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时，中译本序言这么说:“玻尔由于把自己封锁在唯心主义哲学的迷宫中，因而既不可能解决什么科学难题，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哲学贡献，由于受社会的和阶级的影响，玻尔根本不了解当代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他不可能解决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即使像狄拉克(Paul Dirac)的《量子力学原理》这样的世界名著，中文译本的“内容简介”还是提醒读者：本书虽然是一本名著，“但作者的哲学观点不是没有问题的，这在全书的处理上和某些章节的字里行间都有所反映。”

　　那么中国国内学者是否有不同意见呢？人们看到的是，不少学者跟风写批判文章，即使是在文革后积极为哥本哈根学派平反正名的范岱年，以及编译《玻尔全集》的戈革这样的科学家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也参与过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像福克、朗道这样有份量的物理学家，对自己的学术见解有充分的自信，并形成相互支援的阵营。罕见的例外或许是，吴有训先生在临终前(1977 年)对前去探望的人表示，应该充分肯定玻尔等物理学巨匠的科学成就，对他们的哲学思想应当加以研究分析，不要一味批判否定。评价他们的时候，切忌片面和简单化，而应慎重全面和实事求是。吴先生是 1937 年邀请玻尔访问中国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那些曾经同西方科学家有直接交往的一代物理学家的微弱而委婉的抗议表达。

　　第六，苏联是这场批判运动的始作俑者，但是在斯大林离世以后，批判运动开始消退，到了1960 年代，运动已经终止，出现了有些原来的批判者自我反思的现象，当局并出面为受批判者平反，承认当初对哥本哈根派量子力学观点的批判是“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可是中国的批判运动随着“反修防修”和“文革”的推进而发展到极端。本来尾随苏联之后的中国批判者这时反而批判起苏联学界的“修正主义”来:“苏联物理学界和哲学界头面人物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态度从伪装批判到热心捧场，硬是给玻尔的哲学思想挂上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招牌。这种变化正好揭示这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修正主义面目。”

　　到了文革的最初几年，所有科学刊物停止出版，原来在官方刊物上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停止了，但是科学哲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并没有停止，而是扩散到大字报和民间出版的各种油印、铅印小报，批判的靶子也增加了爱因斯坦等人。这种民间的批判跟文革前相比，语言中火药味更浓，“气派”也更宏大。有一篇当时的批判文章这样评论爱因斯坦—玻尔之争:“玻尔与爱因斯坦关于电子轨道和因果性问题的争论，表面上是非决定论和决定论之争，实际上是一个执迷于经验，另一个醉心于思维，从经验论和先验论这两个极端出发，相互进行指责。他们各自把近似于螺旋曲线的人类认识的一个片断，当成了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并沿着这条直线分别滚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玻尔和爱因斯坦从两个不同的极端出发去要求‘理论的完备性’，表面上针锋相对，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他们都只能在唯心主义中找到其‘完备性’的归宿。”在这位批判者的笔下，玻尔与爱因斯坦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之间的相互攻击。”“是一场唯心主义内部的派别之争，这样的争论在唯物主义看来，只不过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用语)，是不会得出什么有益的结果的。”撇开这些“旧世界的批判者”对于玻尔与爱因斯坦争论的错误理解不谈，他们要有何等高度的“理论自信”才会写出这样充满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豪气的批判文章呢?

　　第七，中国这场批判运动，始于对苏联的跟风，大多批判文字都引用列宁的语录和苏联的作者。1960 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以及苏联退出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这时期的批判文章明显增加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批判武器的分量。例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斗争和“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的思想，毛本人也在多个场合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见解，于是1964 年就出现了题为“互补原理是‘合二而一’论的一个典型”的文章，指控玻尔的“互补原理”与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一样，都是阶级调和论。文革后期的文章进一步指控互补原理“把微观客体的粒子性和波动性‘合二而一’，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谬论。”“互补原理只讲互相排斥的矛盾双方的共存，而不讲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是反辩证法的、合二而一的诡辩术。”

　　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毛泽东本人直接过问对哥本哈根学派批判的资料。这就是王德禄在 1990 年 5 月 17 日对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卢鹤绂的访谈。卢先生在其中谈到他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访谈记录如下——

卢鹤绂：钱伟长解放后，复旦大学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解放的就是我。当时我是老百姓，一听到解放的消息，马上回到复旦大学。1969 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参加量子论大批判，我主要负责提供资料。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布置的任务，后来就变成了这本书。
王德禄:这本《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当时是让您批判的?
卢鹤绂:让我调查，我不负责批判。我说我不够资格批判，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据说，这是毛主席给的任务。
王德禄:为什么要搞这个?
卢鹤绂:我不全知道。尽管我也知道一点，就是不好意思讲。我给你看几个大字，“知而告之，告而以实，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这个哲学给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马列主义批判的任务，我是物理学家，没有这个任务。……我是完全从第三者的立场写。当时我敢不说实话吗，如果不说实话被发现了可能被砍头。毛主席对我感兴趣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吧，我对你不保密了。要写那本书的作者已经去世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的抱负会很大，大到我认为我们很难做件事。众所周知，列宁有过一本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所以要续写列宁这本书，续写到量子论。毛主席说苏联没资格续写，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他要续写这本书，这个企图是很大的，这可不是小企图啊!那时候，列宁这本书可以说是“圣经”，现在没人看了。毛主席要续写这本书，一定要找个知情的，不知情的写出来不像样，那不糟糕了吗?我感觉很荣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这说明还有人识货。当时是上海市委通知的。[7]

　　笔者对这段访谈有两点解读：其一，卢教授这段谈话中提到的“毛主席给的任务”是由上海市或复旦大学当时的有关人员向他传达的，未必有成文的高层指示，其中经过了层层转述，有的话也未必是指示的原话，有些话也不够准确。例如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写到了爱因斯坦刚出头，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家都没有涉及”就不准确。事实上，该书也没有涉及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发表在 1905 年的德国《物理学年鉴》上。由于其概念的新颖和颠覆性，学术界人士花了几年时间才开始理解，大约到 1911 年才受到物理学界的普遍接受。1912 年，爱因斯坦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和洛仑兹一起)，但未能成功。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完稿于1908 年，当时爱因斯坦还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任职，一年以后才离开专利局，到苏黎世大学担任副教授。所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当时应该还没有进入一个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的视野。不过，该书确实提到了一个对相对论诞生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庞加莱 (Henri Poincare?)。在书中，马赫和庞加莱都被列宁归入“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之列。

　　其二，卢教授是 1969 年接受上海市委的任务的，卢教授说:“北京那么多物理学家不找，跑到上海来找我。”为什么到上海找卢教授?我们无法得知原因，不过这样的事例也不是独一无二，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在他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一文中说：“从 1971 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到 1975 年 10 月毛泽东病危期间，他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组)陆续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毛泽东到了晚年患有白内障、视力退化)送给他阅读，或者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读。”由此可知，毛泽东在文革中如要参考什么古文或外文的资料，除了在北京找学者以外，到上海去找也是通常的做法。根据卢教授的访谈所述，他在其中的角色是准备批判靶子的资料，有点类似冯友兰和周一良等老教授在“梁效”写作组中的作用。

　　1984年，卢教授将他的报告以《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的书名交付出版，他在该书的序里说：“1975年笔者有机缘对哥派关于量子论的观点、言论和态度，作过较全面的调查，据所得分十二章撰成小结，力求实事求是，避开成见，并将据以考核的哥派成员原话择其要者附后，供读者自行判断。”[8]笔者通读全书，觉得卢教授对哥本哈根学派的主张确实搜罗得十分全面详尽，解说和评论虽不免有些许大批判的痕迹，也堪称客观公允，是了解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解释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随着文革结束，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解释的批判也无疾而终。

◆　马赫不承认微观粒子的存在，却影响了一代量子物理学家

　　历时几十年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运动的发端和主题实际上是批判马赫主义。作为受到列宁批判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倡导者，马赫几乎无例外地以负面的角色出现在中国的哲学和科学书刊中，等到批判运动终结了，马赫也在历史中“蒸发”了，仿佛他就是一个为了受批判而存在的靶子。在批判运动过去了几十年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读者也不易接触到对于马赫及其哲学的客观介绍。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马赫的生平和他的哲学主张，以及这种哲学主张跟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解释究竟有什么关系？

奥地利科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马赫生于1838 年的奥匈帝国(比马克思晚生20 年)，1916年去世。他的生活年代是19 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之初。他在1860 年获得维也纳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电荷和感应》，过了两年，麦克斯韦尔(James Maxwell)发表了他的电磁学方程组。可见马赫开始其科学生涯的时候，电磁现象是物理学研究的主流。而到他晚年的时候，物理学的研究业已跨进物质微观世界的门槛：1895年，伦琴发现 X 射线，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现象，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1900年，普朗克在他的黑体辐射研究中提出了量子假设，1905这一年内，爱因斯坦发表了改变物理学进程的五篇著名论文。

　　马赫的哲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在此之前，自然科学都建筑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也是以这样的科学为基础，具有机械(力学)的、决定性的特点。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新的物理学所揭示的微观世界的现象和规律是这种世界观无法解释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哲学于是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期。马赫在1895 年前一直在大学里担任物理学教授，在物理学和其它科学领域有许多成就，曾几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比如由于他对声波的研究，现在就以他的姓氏作为高速飞行器的速度单位(1 马赫等于声音在大气中传播速度)。马赫作为一个在物理学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感受到这种预示新时代来临的风雨，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哲学流派。他的哲学思想在世纪之交风靡西方学术界，影响力数一数二，所以马赫作为哲学家的名气比他作为科学家的名气大得多。但是他自己不喜欢被称为哲学家，他说：“没有什么马赫哲学，至多只有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所以，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职位一直是物理学教授，直到1895年他57岁时，学校为他专设了一个“归纳科学的哲学”讲座，他才改任哲学教授。1902年，他因健康原因辞去讲座的职位，由创立统计力学的物理学大师波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接替他的位子。

　　马赫不承认“马赫哲学”，不过马赫的哲学思想还是存在于反映他世界观的众多著述中。介绍和评论他的哲学超出了笔者的能力和本文的范围，这里只就他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一点粗浅的讨论。

　　他的哲学思想常被人称为经验批判主义，属于经验主义的一个激进的流派——严格的实证主义。他主张人类的知识只能来自我们的感觉，科学只能限于研究纯粹的经验，所有感觉经验以外的概念、命题都属于“形而上学”，应该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基于这种主张，他猛烈地批评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概念，认为它们属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科学上无用也无意义；只有物体间的相对运动才是我们的感官能觉察到的，因而是有用的科学概念。他认为即使是牛顿所说的那种加速运动效应，如“牛顿的水桶”中旋转水面的凹陷，也不是相对于绝对空间的运动，而可以归因于相对于整个宇宙星空的运动，因而马赫提出，物体的惯性是它同整个宇宙的物质相互作用的效应，这一思想后来被爱因斯坦称为“马赫原理”。马赫对绝对时空的否定被爱因斯坦认为是他建立相对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启发性影响，1916 年马赫逝世的时候正值爱因斯坦出版他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德文版，他把自己的书的奉献给马赫：“纪念恩斯特·马赫，一位伟大的研究者和教师，他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自己的工作也从他那里受到巨大教益。”他在1930 年写道：“有理由认为马赫是广义相对论的先驱。”这大概是马赫哲学对科学的正面影响中最重要的一个实例。

　　另一方面，基于这种严格的实证主义主张，马赫也反对物质由原子构成的理论，认为原子、分子这样的微观客体不是我们感官可以观察到的，因而也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为此，他同波尔兹曼就后者提出的气体分子运动论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可是，爱因斯坦在发表其狭义相对论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同一年(1905 年)，还发表了一篇对布朗运动的研究论文，布朗运动是指液体中悬浮微粒(如花粉颗粒)的随机运动，爱因斯坦根据分子运动论的思想，假定这些微粒运动是受到液体分子的撞击所导致，并通过分子热运动涨落的统计规律推导出了布朗运动所遵循的公式。三年后这个公式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完成实验验证的法国科学家佩林(Jean Perrin)因此获得了1926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和佩林的实验证明了分子的存在(尽管它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被公认为是确认分子运动论成立以及物质由原子构成的最早证据。

　　从上述两个历史实例中我们看到，爱因斯坦一方面盛赞马赫思想在他建立相对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给马赫写信时以“仰慕你的学生”自称。另一方面又不理会马赫对原子、分子存在的怀疑，假定布朗运动就是分子热运动造成的，从而推导出正确反映布朗运动的规律。可见，十九世纪后，科学和哲学已分离为相互独立的学术领域，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业已完全摆脱了伽利略时代那种对经院哲学的臣服，他们的世界观更多的是建筑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上，而不是某个哲学家的什么主义上面，他们只根据自己的科学实践来决定对具体哲学主张的取舍。在科学同哲学的关系方面，与其说科学家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不如说哲学家更多地跟随科学家的发现，从中总结提炼出自己的哲学主张。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赫在面临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式微的局面时，对科学研究奉行了一种十分谦卑谨慎的态度，表现出他对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高度怀疑。在他看来，人类依赖自己极为有限的感官来认识大千世界，同“瞎子摸象”这个寓言中的盲人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从自己的感觉经验上升为世界观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避免掉进形而上学的陷阱。

　　围绕哥本哈根量子力学解释的争论，爱因斯坦一派提出的局域性实在论在不少人看起来是一种久经考验的“认识论的最基本观点”，但是它终究通不过克劳泽、阿斯佩和塞林格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的实证(实验验证)。因而从马赫的观点来看，局域性实在论以及“上帝不掷骰子”之类“认识论的最基本观点”都是属于需要逐出物理学研究领域的形而上学。与爱因斯坦所坚持的相反，玻尔一派坚持严谨的实证主义者的态度：实验显示怎样的结果，理论就只能建筑在这样的结果之上。这就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要义：量子力学只探讨可以在宏观世界实现的实验所显示的可观察量之间的关系，关于微观客体的“本质”或“认识论的最基本观点”之类的讨论，它保持沉默。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为爱因斯坦—玻尔论战所作的判决，也是实在论与实证论两者之间的一次裁决。

　　2004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说：“马赫对于物理概念的经验价值进行了严密的批判性分析，并坚持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必须证明其合理性，这些工作帮助营造了产生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后来的量子论的学术氛围。”[9]爱因斯坦则说：“马赫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批判性科学史著作，他在其中对各门学科的演变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探索那些在各个领域内开辟新路的研究者头脑里最深邃的细胞。我甚至相信，即使是那些自认为是马赫反对者的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象从母乳中吸收营养一样吸取了多少马赫的思想观点。”[10] 要说受马赫影响之深，爱因斯坦一点也不比玻尔差。总而言之，马赫的实证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为二十世纪的科学发展打下了地基、清扫了场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家，包括创立量子力学的一代物理学家。

　　不过，马赫排斥一切关于感觉经验以外的事物的探讨，过分强调观察和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完全忽视基于逻辑和数学推理的假设、猜想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这样就把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都当做形而上学而排除在科学之外。其后果是，马赫终其一生不仅反对原子论，而且也拒不接受相对论——据说是因为人类的感官无法观察四维空间。爱因斯坦对马赫的赞誉是真诚的，对马赫主义的批评也一针见血，他在一封私人的信件里说：“马赫的科学方法不能产生任何活的生物，只能消灭害虫。”[9] 笔者认为，虽然说消灭害虫不如创造新生命那么高大上，也是一项必要且有时十分艰巨的任务，马赫在这方面的工作值得高度肯定。但是，他的这种过于狭隘和严苛的反形而上学倾向，有时也不免错杀了一些幼苗，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向微观世界进军的背景下就显得落后于时代了。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赫在1916 年去世，马赫的哲学思想对新一代物理学家的影响就日益衰微。他的追随者(以“维也纳小组”为首的一批哲学家)于是以马赫的反形而上学为基点，重新出发，结合逻辑学和数学的新发展对马赫哲学进行了改造。他们修正了马赫的科学观，不再把科学简单地看作是“对感性观察记录作出的经济描述”，而看作是一种对自然现象作出的“假设演绎系统”，科学必须对感性观察在数学和逻辑方面做出大量的细致加工工作。他们的努力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诞生，可以看作是马赫实证主义的 2.0 版本。

　　哥本哈根学派的科学家同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在自己的研究中所遵循的哲学思想是十分多元的，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实证主义哲学。当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时玻尔回应说：“告诉上帝应该如何管理世界不是我们的使命。”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科学观，那就是：科学家的任务是在经验数据中寻找显示自然界规律的证据，而不是为自然界制定法则。玻尔还说：“我能立刻同意实证主义者所要的东西，但是不能放弃他们所拒绝的东西……实证主义者坚持要求概念上的清楚，我当然完全赞许，但是他们单单因为我们在原子领域中缺乏足够清楚明确的概念就不准对更宽阔的问题进行任何讨论，似乎对我就不怎么有用了——这一禁令阻挠我们对量子论的理解。”[8] 这话反映了玻尔等同时代科学家的态度，即同意马赫实证主义关于科学应该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原则，但是批评它对“形而上学”的过度排斥。逻辑实证主义正是顺应了这种批评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玻尔对实证主义的取舍态度直率而明晰，海森伯的科学观跟他不同，倒是跟他的研究对象——微观粒子——有点相似：他在不同的场合、回答不同的问题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更像是各种哲学流派的“叠加态”。他曾说：“量子论的哥本哈根解释完全不是实证主义的，因为实证主义是以观察者的感官知觉为基础的，而哥本哈根解释则把能用经典概念描写的事物和过程，也就是实在，当作任何物理解释的基础。”这话听起来让人觉得他更倾向于爱因斯坦那种“实在论”。但是他在另一个场合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实在论，他说：“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靠的是一个错觉，即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存在着的这种直接‘实在性’这个概念能够延伸(外推)到原子领域。可是，这个延伸是不可能的。”“所有反对哥本哈根解释的人们在下一点上彼此都同意：在他们看来，最好回到经典物理学的实在概念上，或者更一般地表达，回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也就是说，回到一个客观真实世界的观念，这个世界的各个最小部分也象石头和树木那样在同一方式上客观地存在着，和我们是否观察它们无关。我将再一次解释，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仅是部分地可能。”有时他还显出某些唯心主义倾向：“自然科学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因而就依赖于人。某些观念是先验的观念，即出现在一切自然科学之前，这个唯心主义论点在这里是对的。”[8] 然而，不管他的这些变化多端的说法如何，他在 1925 年所发表的“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论再解释”一文反映了他的科学观底色还是离不开马赫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此文在正文前的摘要只有一句话：“本文试图将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完全建立在原则上可观察量之间的关系之上。”这篇论文是海森伯的成名之作，标志着量子力学的第一种数学表述——矩阵力学的诞生。这句摘要突显了“可观察性原则”在他建立矩阵力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一旦抛弃电子轨道这类不可观测、无法定义的概念就立即给旧的量子论带来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一思想又来源于波恩(Max Born)。海森伯曾是波恩的学生和助手，波恩在海森伯之前几年就阐述过量子力学只应限于研究“可观察量”这一思想，波恩虽然十分轻视哲学对科学研究的作用，他说：“我确信，理论物理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但他也承认，“可观察性原则”在思想上起源于马赫。只是马赫把它用在了逻辑批判上，而波恩把它用到了科学研究上。[11] 所以，追根溯源，海森伯也像“从母乳中吸收营养一样”得到过马赫主义的滋养。

　　另一方面，玻尔的助手和终生合作者罗森菲尔德(Leon Rosenfeld)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倦地为玻尔的互补原理辩护，认为它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统一思想，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泡利将此表达为：罗森菲尔德=√(托洛茨基×玻尔)。至于泡利本人，他的父亲同马赫是同事又是好友，泡利出生后马赫做了他的教父，泡利戏称他从小受的是“反形而上学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的洗礼。也许由于这层关系，泡利同那些继承了马赫衣钵的哲学家一直保持着沟通，参加了“维也纳小组”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许多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建立有他的一份贡献。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界，包括哥本哈根学派和它的批评者爱因斯坦、薛定谔等等，同科学哲学界保持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科学家的主流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都坚守以下的实证主义信条：只接受那些建筑在实验验证过的事实之上的理论，排斥任何先验(先于经验)的理论和概念；反过来，哲学家们又从这些科学家的共同信仰中总结提炼出各自的哲学理论，包括实证主义的新版本——逻辑实证主义。

　　在马赫主义被改造、发展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同时，美洲大陆的哲学家发展出了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实证主义，同欧洲的逻辑实证主义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只是它更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认为应该根据有用和有效程度来评价一种思想或理论。实用主义这个名称传入中国初期曾被译成“实验主义”，用在其科学哲学方面似更为贴切。实用主义在科学研究以外的教育、政治、社会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适在美国的导师杜威 (John Dewey)就是美国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胡适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它克服了原教旨马赫主义的小心有余，大胆不足的缺点，反映了新时代科学哲学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而又不失严谨的治学态度。1957 年，胡适在纽约主持了祝贺宇称守恒定律被华人科学家推翻的宴会，吴健雄在会上介绍自己验证李政道、杨振宁理论的实验时，就提到了他的这句格言对自己物理研究的指导作用。1980年代，中国大陆走出文革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官方和民间都抛弃了文革中提倡的“绝对权威”、“绝对真理”之类无法定义、无法实现的口号，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以实证和实效为基础的口号，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远离形而上学、向实证主义常识的回归。

　　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有了巨大的飞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使人类的物理知识在微观和宏观的尺度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而这些成就正是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一代物理学家受益于马赫对旧物理学的批评、从而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摆脱人类的主观影响而取得的。可以说，马赫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奠基人，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直到今天都令科学家们心向往之。2022 年的诺奖得主塞林格在题为“量子纠缠独立于时空”的访谈中，论及量子纠缠实验对人类世界观的影响时说：“我建议我们需要对时空这一观念重新作一个深入的分析，其深刻程度可能要同维也纳的物理学—哲学家马赫把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赶下王座相媲美，希望最终产生出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的新物理学。”[12]

　　回顾大批判年代那些扣在马赫头上的“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等等帽子，今天看来完全是不着边际的无的放矢。事实上，作为批判对象的马赫在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后不久就做了类似的评价。据洪谦先生(维也纳小组的唯一中国成员)在《谈谈马赫》一文中说：列宁的书 1909 年在俄国出版后两个月，就有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将该书的内容告诉了马赫，他得知后评论道：这本书完全是党派争论的著作，而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去甚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评论。[13]

　　致谢：在撰写此文过程中，程宏、胡化凯提供了有关资料来源，熊卫民、王作跃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作者谨在此表示谢忱。2023年5月26日。

注释:

[1] S. Weinberg, “Einstein’s Mistakes (爱因斯坦的错误)”，载《Physics Today》58 卷 11 期(2005)
[2] M. Gell-Mann，“What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Matter? (什么是构成物质的基本要 素?)”，载文集《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1979)
[3] J.惠勒，“不可思议的量子行业”，载《物理学和质朴性》，方励之编，安徽科学技术出 版社(1981)
[4] 范岱年，“尼尔斯·玻尔与中国(上、下)”，载《科学文化评论》第九卷第 2、3 期， (2012)
[5] 胡化凯，“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诠释的批判”，载《科学文化 评论》第十卷第 1 期，(2013)
[6] R. 哈勒，“洪谦教授访问记”(1987 年)，载洪谦著《论逻辑经验主义》，359 页，商务 印书馆，(2012)
[7] 王德禄，“留学归国科学家访谈录(下)·卢鹤绂”，载《院史资料与研究》2018 年第 2 期(总第 160 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院史资料室编，44—46 页。范岱年所著的“尼尔 斯·玻尔与中国(下)”一文对上述采访也有简要的提及，见[3]
[8] 卢鹤绂，《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9] F. Wilczek, “Total Relativity: Mach 2004 (完全相对性:马赫 2004)”，载《Physics Today》57 卷第 4 期(2004)
[10] A. Einstein,“Ernst Mach (爱因斯坦悼念马赫逝世的文章)”载 《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17 卷 101(1916)
[11] 厚宇德，“玻恩与哲学”，载《科学文化评论》第十九卷第 4 期，(2022)
[12] A. Zeilinger,“Quantum Entanglement Is Independent Of Space And Time(量子纠缠独立于时空)”，载《Edge.com》网站(2016)
[13] 洪谦，“谈谈马赫”，载洪谦著《论逻辑经验主义》，270 页，商务印书馆，(2012)

（全文完）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赛先生》，2023年6月2日）
华夏文摘第一六八〇期(cm0623c)(2023年6月12-14日)

　　像文革中无数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一样，卞仲耘的死亡事件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于亲历者和他们的亲友间的口耳相传。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事件似乎发生以后就随即在社会上传播，并受到广泛关注。例如，师大女附中当时在校的学生叶维丽说：“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另一个当时的在校学生李红云甚至把它称作“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李红云：“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载《记忆》第１０６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她们作为当时的在校学生，或许亲眼目睹或经历这个事件，心理上深受震动。但是说“在当年就震惊京城”或“轰动全国”，是没有根据的，是在记忆中把个人的感受扩展到整个社会。拿我本人来说，我当时是中国科大四年级的学生，当时科大还没有搬迁，校园就在北京复兴门外二十华里的玉泉路，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当时就是我们科大的同学，但是我没有任何印象有人提到本校有同学的母亲被她的学生打死这样的事。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份发生在北京的其他暴力死亡事件——文革后统计有一千多起——也不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实际情况是，卞仲耘事件和“红八月”其他暴力死亡事件，以及不久后发生在大兴县的屠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公众视野。因为对于这类事件，当时中国官方的媒体是不会报道的。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官方媒体不加报道，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呢？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在女附中担任师生代表会主席的刘进回忆，在８月５日当天晚上，她们就把卞仲耘死亡一事汇报给了市委书记吴德，吴德在听完汇报后“面无表情”，停顿了片刻后才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她（卞仲耘）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传播消息，不要扩大影响”。这个指示是传达到当时在校的全体同学的。在这样的警告下，即使是大字报、传单和几个月后兴起的民办小报，虽然有各种派别观点，看上去言论很自由，但是没有一家是反对文革的，它们对这类死亡案件保持沉默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因为任何有关这些惨案的报道都是“给文革抹黑”。

　　我相信社会公众都是在网络兴起以后才了解到这个案子的，也就是说，是在文革结束后许多年才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希望各位当年在京城的朋友回忆一下，你们是什么开始听到卞仲耘这个名字和她被学生打死这件事的，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其实，何止卞仲耘，就是老舍投水、傅雷夫妇投缳等事件也一样，除了死者家属外，也只有少数人知晓。文革后曾经流传这样的故事：老舍离世以后多年，国际上都以为他还在世，要给他评诺贝尔文学奖。说明文革中那些所谓“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有广为人知的。

　　文革结束后，田家英、吴晗、邓拓和老舍等名人高官得到平反昭雪，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卞仲耘命案，可能是因为“级别”太低，类似的案件太多，仍然得不到官方媒体的关注，所以从来就没有过“轰动全国”这样的事。有些亲历者说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京城和轰动全国，是错把后来的认识当成了从前的记忆，这是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上了年纪的人，人生的经历错综复杂，常常会把自己近年的认识同早年的记忆混为一谈。

　　那么“八五”事件是如何进入公众视野的呢？就我所知，此案被文字载入历史最早是１９８６年王友琴所写的《女性的野蛮》一文，这已经是事件发生后２０年之久了，该文提到了她所上的中学的校长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被学生打死。此文没有发表在任何刊物上，国内也没有刊物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只是印在她的一本名为《校园随笔》的文集里面，这是一本讲述作者文革后在北大上学经历的文集，不是一本讲文革历史的文集。那本书在１９８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女性的野蛮》一文中简单地提到：“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卞仲耘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虽然当时的读者应该很少，而且她在文中没有讲她的中学的名字和被打死的那位校长的名字。

　　又过了六七年，１９９４年王友琴写了《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１９９５年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八月号上，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０日刊登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专集（一）”。《华夏文摘》是海外中国留学生在１９９１年４月创办的第一个用电子邮件递送的中文网络刊物，２０００年建立了名为“网上文革博物馆”的网页，由于国内读者当时还没有进入网络的便利，就把该网页的更新内容编成《文革博物馆通讯》发送到读者的电子邮箱里，这一期《华夏文摘增刊》的“文革专集”就成为《文革博物馆通讯》的第一期。这一次她在文章中指出了学校的名字和被打死的校长的名字，她是这样写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已死了。……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

　　这个事件的叙述在后来的一些辩论中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和修正，但是基本事实没有什么改变。那就是学校的五位领导，受到了本校学生数小时的暴力残害，文革爆发前这所学校中地位最高的副校长卞仲耘在折磨中死去。

　　这个事件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人所共知的文革历史中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官方对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中国的主要媒体（如报刊、电台）可以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互联网在国外的兴起以及从海外向中国国内的普及，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以下几件事，限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分别是：

　　第一，２００３年，卡玛摄制的文献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这个影片中提到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人是前面提到的叶维丽，她当时是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她在影片里这么说：“一些学生让校领导在校园里进行体力劳动，劳动的同时，挨打挨骂。那是８月很闷热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就倒下来了，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我当时不在学校，后来听说校长被打，第二天我们回学校听广播，那天的广播非常短，‘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全班都坐在位子上，没有一个人动，有一段时间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吓傻了，几个月前还是一个权威、校长，一下子就被打死了。如果文革是这样暴力的话，那我无法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们师大女附中，当年是北京最好的女校，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女校，这样学校的女孩子，怎么会从　nice　girls　变成了　murderers（怎么会从乖女孩变成了杀人凶手）。”

　　顺便说一句，这个影片也采访了“八一八”上天安门城楼给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宋彬彬，她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就发生在她担任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的期间。宋彬彬在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她谈话的声音，看到她的姓名，但只能见到她遮黑了的身影。宋彬彬在影片中没有提及学校里打死卞仲耘的事件，而只是讲述她“八一八”那天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袖章以及毛泽东就她的名字说了“要武嘛”这三个字的情节。

　　这个影片最初是面向英文观众的，在国内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第二件事就是：２００６年，独立电影制作人胡杰又拍摄了《我虽死去》，这是一个专门呈现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这天前后发生的惨案的纪录片，它把卞仲耘丈夫保存的一些遗物和照片搬上了银幕，又通过网络的传播，在国内将卞仲耘案件普及开来。

　　接着，第三件事就是：２００７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九十周年校庆搞了“知名校友”评选活动，这次活动非常高调。评选“知名校友”的组织者没有把王友琴列入候选名单，却把宋彬彬选为了知名校友。庆典被命名为“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且会场外竖立着显示“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巨幅照片。据说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然而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不仅仅是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他们中不少人也从日益普及的网络上知道了，这个被伟大领袖叮嘱“要武”的红卫兵领袖所领导下的女子学校，发生了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的事件。于是校庆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得人们把关注聚焦到四十一年前发生在这座贵族学校里校长被打死的案件上。由于这个校庆活动发生在互联网在中国大陆普及的时代，正是这个事件在普及卞仲耘案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虽然这不是校方隆重举办九十周年校庆的初衷。

　　在此过程中，１９６６年８月任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的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２０１０年最终定稿。这份两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花了八年时间，“走访老师１６人，同学９６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面面俱到。但没有公开披露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她们知道有十个左右——她们没有去找，因为她们觉得“自省是个人的事情”，最好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这份报告被刘进交给了“组织”，尽管调查者知道发起揪斗、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有十个左右，但是报告里有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份报告至今也没有公诸于众。所以直到今天，世人和死难者家属都不知道这件命案的责任人，尽管这份报告的撰写者是知道的。

　　这是巨大的遗憾，不过我在下面想向大家介绍８月３日发生在的南京的类似事件。这个事件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完整的历史记录，或许可以稍减我们对“八五”事件缺乏历史记录的遗憾。

二、历史从“虚无”走向“实有”——南京“八三”事件

　　这个事件传播范围和影响远不如“八五”卞仲耘事件，但是惨烈程度比“八五”事件有过之无不及——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那一天，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和他的夫人、时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敬仪，被南京师院的部分师学生揪斗、游街而导致死亡。该事件比卞仲耘被学生揪斗致死的事件还早两天，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起领导干部被斗争致死的事件。我前面说过，我是过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卞仲耘的女儿是我们科大的校友，８月５日她母亲遇难的时候，她就在我们的校园里，而我和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我要告诉清华大学的朋友，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有一个儿子是你们的校友，他的名字叫吴允朴，他父母遇难的时候，就在你们清华的校园里，是无线电系１９６１年入学的学生（无７０１班）。我相信，清华的绝大部分同学当年不知道他们的同学中有父母被学生批斗而死，今天可能还有不少同学仍不知道这个事件，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５４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４４年。

　　我跟吴允朴在１９６８年底被同时分配到云南省，又被编在同一个连队里到西双版纳的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此一直保持着友谊和联系，直到他一年多前去世。２０１３年初，他给我寄来了一组南京师范学院当年的档案资料，反映了“八三”事件的前因后果、参与人的姓名和背景，其完整性和真实性是这一类文革资料中不多见的，因为它们来自南京师范学院（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官方的档案室。这些被深藏了三、四十年的资料由于不明原因（据猜想是学校清理旧档案时作为废品处理），流落到民间的拍卖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吴允朴和他的兄弟姐妹得知这个消息后，花了几千元的价格购得，他把这些资料寄给国外的我，发表在互联网上，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些资料在《华夏文摘》网站的《文革博物馆》（“１９６６年南京‘八三’事件的若干档案资料”，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７１１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和网刊《记忆》（第９４期，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上都可以查到。

　　这些档案资料中，有一份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此事件对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它这样叙述斗争会和游街的现场：“几个学生架着他们走，连架带拖，卡着李的脖子，不断地打，拖了近三华里，李已昏厥。有人说她是‘装死’，有的学生抓着李的脚在地上拖。教育系学生余焕祥用冷水淋，见李仍然不动，又打了四拳。”“吴被用一条棕绳捆绑，有的学生打他，卡他的脖子，问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由于经数小时被拖、推、打，有气无力，答不出话，当场昏倒，几次被用冷水淋。”请注意，这份资料是八月九日，即事发后六天之内由省公安厅写出的内部报告，并不是准备向社会公开的，报告还注明吴天石被当时的省委定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已在新华日报揭发批判”，对李敬仪也注明“该校师生揭发了她一些问题”，在称呼他们夫妇二人时是直呼其名，受害者显然并不是报告撰写人的同情对象，不会夸大对他们的暴力，因而实际上发生的暴行只可能比报告的叙述更加恐怖和令人发指。

　　该资料还原了当初游街批斗活动的起源和全过程：８月３日，工作队向全体师生员工传达了撤出工作队的问题。……下午六时许，中文系有三个学生写大字报，提出要在四日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戴高帽子斗争。紧接着，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宋学文为首，在大饭厅开会，计议四日给李敬仪、张焕庭（南师副院长）等干部和教授戴高帽子游行。随后，外语系二年级学生黄家友写了一封紧急呼吁书，要革命同学当晚行动起来，给李敬仪等人戴高帽子游行，交给广播室反复广播。外语系学生丁敖大，积极主张当晚行动，他说：“晚上不行动，我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八时许，黄家友、宋学文和外语系学生葛锦安、中文系学生曾耕媛（女）四人，带领二、三十个学生，到校外李敬仪、吴天石的住宅，把李、吴拖出来，（原来学生只是想揪斗本校的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但是吴天石当时已经被省委抛出来批判，所以也一起拖出来批斗）又到校内张焕庭的住宅把张拖出来，三人都戴上高帽子，带到校内的草坪上斗争，站在大桌子上，时而罚跪，时而站起，周身都泼了黑墨水，有的学生乘机拳打脚踢。当时围着看的有一千多人。九时多，中文系助教汤大民提议要把这三人弄上街游行。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校学生会主席）王建新高喊“现在游街开始”，一部分学生当即响应，几百人拥向校外。此时李敬仪、吴天石已经难于走动，出现了前边所说的那些游街的场面。其结果是：李敬仪被抬回家时，已经死亡，吴天石当即送医院，经抢救无效于５日晚死亡。他们遇难时分别是５６岁和５３岁，前面提到，卞仲耘遇难时是５０岁。

　　报告说：这个事件发起的主要人物是：宋学文（共产党员，家庭是上中农），黄家友（家庭是上中农），丁敖大（家庭是贫农），汤大民（共产党员，父亲是国民党军医，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因有反动言论，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王建新（共产党员，家庭是中农），葛锦安（家庭是商人，今年七月初曾哄闹新华日报社）等人。另外，在这个事件中，还发现动手打人比较突出的有学生阿开举、史济贤、刘君松、余焕祥、柯家礼等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员会在１９７８年成立了“八三事件”专案组，向七十名知情者和二十名参与者作了调查，以便了解“八三事件”的始末，掌握肇事凶手的重要线索和有关重要旁证。这份报告对于１２年前的这个事件叙述所依据的事实大体上就是当年江苏省公安厅在事发后六天所做的调查报告，只是立场有所改变。吴天石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江苏省委作为江苏省的“三家村”一类的人物抛出来加以批判，文革后被完全平反，因而调查报告的口气完全反了过来。由于调查报告只是作为内部文件，从来都不准备公诸于众的，有的还标有“机密”字样，所以写得比较坦率，事件的情节、涉及的人员姓名都没有什么回避。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份调查对于事件的责任也讲得比较实事求是。报告说：“八月初，撤出驻高校工作队的决定传达后，南大、华水等校先后发生在校内搞游斗的事件。而新华日报上点了吴天石同志的名，南师党委扩大会上对李敬仪同志的揭发批判，也为南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乘机利用。”另有一份１９８０年４月的省公安厅的调查报告，其中说得更具体一点：“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至七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二十篇文章，点名批判原教育厅长吴天石同志。同年七月九日到二十八日南师党委召开扩大会，批判副书记李敬仪同志。”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当时的江苏省委领导在导致这件惨案过程中的责任。

　　文革后复出的省委领导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大概会联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句流传千年的名言，说这话的东晋高官王导，当年就住在建康的乌衣巷里，离今天的江苏省委大院近在咫尺。然而上述两份文革后撰写的报告在论及责任的时候，都回避了省委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把罪责都推到了学生身上，仿佛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无可指责，反倒是学生们“别有用心”利用了它。我相信，主持撰写报告的省委领导自己心底里也不相信这种扭曲的歪理，不过是担心把真相和盘托出以及追究当年施暴者的罪责会牵连出当年省委领导应负的罪责。所以他们一方面对参与该事件的学生“免予刑事处分”，一方面提倡用“宜粗不宜细”的态度来对待文革历史，将一笔糊涂帐塞进档案袋，指望岁月把这一段历史尘封起来，让时间的流逝将它归于虚无。

　　他们几乎成功了——在事件发生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少数关心这件事的人，也只能通过民间的访谈了解到事件大概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带头发动批斗，动手行凶的积极分子，成了没有面目的学生甲、学生乙。文革后，唯一受到公开追究的人叫做汤大民，事件发生时，他是中文系的助教。公布的档案中有一份南京师院的代表在宣布逮捕他的大会上的发言。细看这份资料，就会发现，即使是汤大民，它的被捕主要也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八三”事件，而是因为他作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中幸存到文革后期的“造反派”代表，属于当权派痛恨的“帮派分子”，在１９７６年同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串连，上了“四人帮”的贼船。我相信，如果不是后面这个罪行，他在文革初期参与“八三”事件的罪行同样不会受到清算。

　　然而，冥冥中的某种机缘让这几份档案资料在送进废纸处理器的最后关头被捞了出来，流落到民间并且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使得掩盖真相的努力功败垂成。今天借助这些公开的档案资料，这段几近“虚无”的历史变得“实有”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些积极参与者的姓名和他们所属的系科年级，他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当然，时至今日，这些人都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少数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再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已经太晚，也确实没有多少意义了。然而，他们的姓名以及行为将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人的镜鉴，这比追究他们的刑责更有意义。

三、“红八月”的双城记——南京“八三”和北京“八五”事件的原因分析

　　我们在面对“八三”和“八五”事件的这些资料的时候，都不免会注意到两个事件中十分类似的场景：学校领导被拖出来戴高帽游斗、淋墨汁，被强迫污辱自己，遭受拳打脚踢等人身摧残。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这两件如此相似而又相随的事件呢？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话题。南京和北京，两个城市空间上相隔千里，时间上只相隔两天，发生了同样的学生斗死师长的事件。当时没有手机这样的通信工具，书信是人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两处的学生们用如此雷同的手段折磨他们的师长，不可能是前者同后者之间的传授和效仿，唯一的可能就是两者事先都出于同一个导师的门下，受教于同一套教材。我们都知道，这导师就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伟大导师”，而戴高帽子游街这些手段则来自那篇大中学生人人耳熟能详的教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谈到红八月的暴力事件，对文革历史有一点粗略印象的人们或许会联想到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份狂飚突起的红卫兵运动。不过，如果我们把“宜粗不宜细”这样的原则放到一边，将目光聚焦到１９６６年８月最初那几天的细节，就会发现，红卫兵当时还只是北京少数中学里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小组织，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刚刚在八月一日发出，只在少数干部子弟中流传，还不为社会所知晓。在北京师大女附中，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斗死那天，红卫兵组织是否已经存在，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红卫兵即使已经存在，也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是各方的共识。至于南京的“八三”事件，则更加与红卫兵无关。所以，红卫兵运动不可能是同时触发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的原因。同样的，这两个事件也同造反派没有关系，当时还没有造反派这个说法，连“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都还没有出现在群众运动中，遑论造反派的组织。

　　仔细阅读有关的资料可以发现，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是由同一个信号所触发的：那就是撤工作组。向高等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是当年６月份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时，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做出的决定。工作组进校的背景是：６月初由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导致了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原来领导班子的瘫痪，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接替这些失去权威的领导班子，恢复秩序，并引导学校的运动，将其重新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镇压怀疑和蔑视它权威的个人和组织，一方面也制止了学生对教师和领导的乱批乱斗活动。当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是，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将一些党团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发生了往身上淋墨汁、戴高帽子、罚跪、殴打的情况。工作组发现这种混乱状况后迅速予以制止，并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作法，并通报全国，要求全国参照处理。七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指责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下令撤出所有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撤工作组这个信号的含义一开始是模糊的，因为毛泽东在七、八月之交的反对工作组的讲话还没有流传到社会上，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要到八月五日才在中央会议上公布。但是，撤工作组本身就是给全国的学生发出一个信号：工作组的种种强调秩序和政策的规定，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撤出工作组的消息就在八月三日白天传达到南京师范学院，学生中少数政治敏感性高的“积极分子”从这个信号中体会出，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来了，所以决定当晚就去揪斗学校领导。他们毕竟是大学生，对上面的政策变化规律有所把握：“晚上不行动，我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从公安厅的调查材料中看，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平民家庭出身——在南京师院这样的学校，不大可能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还有多名共产党员和学生干部，他们没有理由对吴、李夫妇和其他师长怀有个人的深仇大恨，他们心目中的“机会”无非是要将野蛮和暴力施加到任何党所指定的“阶级敌人”身上，以表现自己比其他人更加“革命”。也就是说，南京师院的这些大学生对师长搞暴力批斗的动机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只是要比赛“革命”。

　　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对于撤工作组这一信号的反应，可能要复杂得多，比起南京师院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年轻几岁，但是她们中有不少中央高干的女儿，对于高层的党内斗争，有着比外省大学生更深入的感受和认识。例如，该校高一学生邓榕回忆到她在７月２９日出席“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北京市委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榕用“极端的压抑和沉闷”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她说：“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这“父辈的言语”里有一句人们直到今天还记得的话，那就是她父亲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她们知道，她们的父亲在新问题面前犯了错误，而且可能隐约预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冲着她们的父母来的。为了减少将要到来的对她们父母的冲击，他们要把运动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地排除社会其他阶层以及他们的子女参与。于是在几天之后，干部子女内心深处的“压抑和沉闷”、“抵触和无奈”这种情绪就转化为一系列的口号和行动，包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出笼，以及在八、九两个月里，导致北京一千多平民死亡的“破四旧”行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全社会。师大女附中当年的学生叶维丽（笔名白芳）在她的“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恐怖行动达到的“震慑”效果，不过没有看出这种震慑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告诉全社会：不要挑战干部子女对于运动的控制权。谭力夫当时在关于那副对联的辩论中说得比较直白：“共产党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８月２４日，大批中学生红卫兵开进清华大学撕大字报，抡皮带大打出手这一事件将干部子女的这种“集体下意识”表现得尤其明显。震慑社会同青少年比赛“革命”的氛围合流，使卞仲耘不幸成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牺牲品。

　　前边说过，学生们对于卞仲耘、吴天石和李敬仪这些领导并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们以及其他死于“红八月”的校长教师们，之所以成为文化革命“祭旗”开刀的牺牲品，并不是由学生们选定的。早在六月份工作组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后，卞仲耘就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问题严重”的揭发批判对象。而吴天石夫妇的命运，则决定得更早。１９６６年“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达后，全国各省就仿效中央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做法，纷纷抛出本地的“三家村”发动群众批判，这些人大部分是本省文教界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就很自然地被省委定为批判对象，６月份在《新华日报》上遭到点名批判。他写过一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的小册子，被批为向党进攻的“大毒草”，是他“反动教育思想”的罪证。７月份，江苏省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吴天石属于会上点名批判的四人之一。也就是说，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前，卞仲耘和吴天石夫妇，已经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跟其他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成了任人处置的羔羊，工作组一撤走，就成了学生们比赛革命的“道具”，来实践他们从雷锋那里学到的精神——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总而言之，“八三”事件和“八五”事件之所以几乎同时又相互独立地出现，是因为大中学生从中央的撤出工作组这一举动中得到了行动的信号，而其背后的心理因素则是：多年教育造成了青年学生中普遍的表现“革命”的强烈欲望。那些在工作组时期受到依靠和重用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尤其有这样的冲动，因为他们从这个信号中感觉到了工作组可能犯了错误，需要赶紧以极端的行为来撇清自己同工作组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八三”事件中，许多发起者都是南京师院的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员，虽然调查资料没有说，不过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都是工作组的依靠和重用的对象。在“八五”事件中，邓榕所说的“保工作组派”同很多高干子弟是同一群人，她们应该有着类似的心情。对于高干子弟来说，还有他们意识到自己父母犯了错误后的“压抑和沉闷”、“抵触和无奈”的心情，以及试图震慑社会控制运动的动机，这是南京的那些学生所没有的。

四、历史遭到政治的玩弄——文革后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南京师院“八三”事件档案资料的公开基本澄清了这一公案的真相，我们现在来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比较起来，后者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前者，不仅有大量的回忆和评论，还被拍成了电影。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学生站出来表示忏悔，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她们中没有一个是以暴行的参与者的身份来忏悔的。她们中有的人是旁观者，悔恨自己在事发当场没有勇气挺身保护受害者。也有像“八五”事件时学校的负责人刘进、宋彬彬等人，表示“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刘进语），她们歉疚和悔恨的是，作为学校当时的负责人，没有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进一步，她们也承认了在运动早期，写过大字报批判学校的领导，导致后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这些表态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有一点是这些叙述中缺失的，那就是，回避了一些中心问题：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那天，是什么力量迫使校领导人在明知会受到暴力批斗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学校去？是谁发起了对校领导人的批斗？谁在批斗过程中使用了暴力？至今没有一个学生出来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目击者站出来指证那些责任者。只要这些问题的解答仍然是“虚无”，真相就不可能澄清，纷争还将继续下去。当年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学生冯敬兰认为，纷争各方其实都能解答这个问题，但是都“打死也不说”。她说：“既然争议双方都知道打死校长的人，为什么不说出她们的名字？叶维丽在她的调查文章中没有提，实际她是知道的；高一校友王友琴在写校长之死的文章中，也仅仅提到高一部分学生，她也不肯指出名字。我相信王友琴在调查过程中或许受过恐吓，因为正是她所在的那班部分学生干的。批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全程目击者，也有许多‘片断’场面的目击者，她们至今还记得谁打了校长，谁最凶狠。但是，谁也不会公开说出那些名字。”（见冯敬兰：“关于卞仲耘案的凶手”，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５８４期，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

　　由于南京“八三”事件档案的公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般的平民有种种的顾虑不敢说出真相，我们是否能要求官方公布有关的档案资料？“八三”事件在发生后几天之内，省公安厅就写出了事件的调查报告。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南京师院和省公安部门又重新作了调查并写出了报告。北京的“八五”事件，刘进等人当天晚上就汇报给了北京市的领导吴德，吴德除了口头的指示，包括那句现在人们熟悉的“死了就死了”以外，有没有进行过像样的调查？有过什么样的调查结论和书面报告？

　　北京在１９６６年八、九两个月里有一千多人被打死，其中有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员，公安部门当时还没有被“砸烂”，似乎连一份调查报告都没有。也许，确实是如此，因为当时北京同南京的政治环境不大相同。在南京，省公安局还是把它当作一起命案处理，虽然被斗死的人是属于受到批判的对象，但是毕竟是两条人命，而且是高级干部的人命。所以他们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做法，作了调查，撰写了报告。在北京方面，气氛已经大不一样，吴德这样的高干已经知道，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在乎牺牲一些无辜的生命，所以他在卞仲耘被斗死的当天晚上，听到刘进和宋彬彬的汇报后，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死了就死了”，而且关照“不要传播消息，不要扩大影响”。

　　如果说，北京当局没有在事发后立即进行调查。那么文革后，有关部门是否做了认真的调查呢？答案是肯定的，刘进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在访谈录《面对历史的责任》（载《记忆》第８０期）中说，“对‘八五’事件，文革后我至少接受了两次调查，给组织写过材料”。这说明了两件事：一，“组织”在文革后进行过对“八五”事件的调查，找过刘进等当时相关人士了解情况。二，刘进等人也写过书面的材料上交“组织”。除了刘进透露的情节，还有以下一些显示官方调查的迹象：

　　一则是参与北京市委组织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老师（曾任女附中副教导主任）的回忆：“在揭批查时，为卞校长的案子抓了两个人，一个是袁淑娥，一个刘南南。刘南南是革军出身，初中在女附中，高中是女三中的，那时她又跑到女附中来了。当时对她的处理是双开，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宜粗不宜细’又恢复了。”（朱晓茵、刘进等：“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载《记忆》第１０８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所谓“揭批查”是在“四人帮”被抓捕后开展的清查其余党的一场运动，１９８３年后又延伸为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三种人指的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刘老师回忆里所说的刘南南，显然是作为三种人中的“打砸抢分子”被抓的。这是卞仲耘案中，那些对卞仲耘施暴的打手中唯一一个姓名被人所知的责任人。

　　另一则回忆是学校的另一位领导胡志涛的儿子所说：“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也就是说，胡志涛对司法的公正没有信心，担心追查会回避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的子女而只是找一些平民子女充数顶罪，或许，刘南南首先遭到处理，是因为其父亲的职位还不够高？

　　还有一则回忆也是来自刘秀莹，叶维丽在《活在今天的历史——４８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载《记忆》第１１２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一文中说：“１９８０年代，刘秀莹接到‘上面’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文革后受害人家属上告不果、已开展的命案调查半途而废——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和孤立的，而是有关文革‘历史政策’的具体体现。”——可见在清查“三种人”的初期，有关部门至少已经掌握了卞案中部分嫌犯的名单，并已经开始了对她们的处理，但是后来却半途而废，所有的命案调查都被中止，而且原来被处理的“打砸抢分子”也得到了解脱。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叶维丽文中所说的“历史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呢？近年披露的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从时间顺序上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从一封信件开始的。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３日，当时分别在国家经委和冶金部任职的孔丹和董志雄致信陈云，申诉“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他们在信中认为“‘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也承认“老红卫兵”有缺点错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这封信受到了陈云的肯定，他在批示中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陈云将自己的意见和孔、董的信转送胡耀邦、邓小平及其他中共核心领导，得到一致同意，并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１９８４］２号的名义成为中共的正式政策指导。（“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载《文革博物馆通讯》７６８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８日）

　　我们大体可以确定，刘秀莹接到的将案卷封存上交的通知，就是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发出的。从此，所有“老红卫兵”都被从“三种人”中摘了出去。历史在这里被政治结结实实地玩弄了一番——有一些历史学者，为了证明卞仲耘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使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功夫，查实了“八五”那天师大女附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至少红卫兵在卞仲耘死亡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政治”却说参与迫害老师校长的那些学生应予赦免，因为她们是红卫兵！面对如此结果，历史学者们到底应当感到宽慰呢？还是失落呢？

　　“三种人”里唯一能够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惩处的是“打砸抢分子”，“八五”事件里的那些残害老师校长的学生，是明明白白的“打砸抢分子”，本来是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的，可是陈云在１９８４年的一纸批示却说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于是，北京中小学里的命案的调查被中止，调查的案卷被封存上交，行将澄清的历史重新陷于混沌，致使卞仲耘命案到今天还是一桩没有人负责的悬案，这一潭水究竟是被谁搅浑的？

　　最后，我想说，所有这些封存的调查的报告以及受调查人士提供的材料到今天也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它们在哪里？这些报告应当存放在北京市某部门的档案室里。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能对“组织”公开那些档案寄予过高的期望，毕竟，“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南京师院的档案也不是通过正常的解密程序公开的。那我们只能再退一步——诉诸知情者的良知。刘进在上面同一篇访谈中谈到，她曾给叶维丽两份１９７８年写的调查草稿。还说，“在交给学校的调查报告里（２０１０年４月）注明，走访老师１６人（１３人为女附中老师，３人为工作组老师），同学９６人（９２人为１９６６年的在校生，４人为其他届别的学生），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忆、印证资料。”这些调查资料和调查报告，问了那么多的人，不会不问到那几个中心问题吧？印证了哪些结论呢？我希望，刘进，宋彬彬和叶维丽等手里掌握较多资料的人，请把你们同“组织”分享的资料也拿出来同公众分享。作为“组织”的人，你们固然要对“组织”负责，但你们首先是社会的人，也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尤其是，对受难者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家属，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你们并没有直接发起和参与致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也已经在一些场合为自己的责任表达了忏悔，对这些没有多少人有异议，因此没有必要为自己作更多的撇清。但是作为当时学校的负责人，文革后又为“八五”事件调查做了很多，比起一般的公众来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受到更多的保护，你们有义务比一般的知情者做得更多。无论是责任还是义务，都要求你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真相见到阳光，也有助于消除人们——包括受难者家属——对你们的长期质疑和不谅解。真相，只有真相，才是谅解与和解的基础。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初稿　２０２１年８月修订

□　刊登于《文革博物馆通讯》1191期（zk2303c），2023年3月20日
　　原载：《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月

（Jing Li 绘制）

有人把绳子一拉，黄色的布幔飘落下来，露出我祖母的的铜像，有三层楼那么高。

那是2012年5月，出自一位雕塑家之手的吴健雄耸立在上海北面不远的一座市镇里。她是名满天下的核物理学先驱，1936年从中国前往美国留学，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从此一去不回头。她推翻了曾被认为是自然基本法则的定律，在曼哈顿养育了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教我怎么用筷子。

在实际生活中，她的身材可能刚好5英尺高，而且随着衰老而愈变矮小。如今的铜像还原了她年轻时的模样，坐落在一个底座上，披着那种学术长袍，我只是在她十六次获得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的照片中才见到过，其中一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将这样的学位授予一位女性。当时我过了片刻才意识到这尊铜像就是她。铜像那么大，那么绿——与自由女神像一样的薄荷绿色调。

我和父母事前飞到了上海，一百年前的1912年，我的祖母在此出生，然后向北驱车一小时到达位于长江入黄海处的渔村浏河，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Jing Li 绘制）

我们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在迷糊中出席了当地政府为她组织的百年诞辰庆典。我没料到会有警察的摩托车队开道，有着她名字的横幅跨越过大街上方。还有每天夜晚与共产党官员一起的喧闹的宴会，以及宴会上如流水一般的茅台酒——一种清澈的发酵高粱酒，味道像甜松节油。在这种场合，像我的表叔吴肃这种善于交际的人，会走遍每张餐桌给大家敬酒。然后你必须像他一样走遍所有餐桌，接连不断地干杯，每隔一杯偷偷往里注水，使你不至于醉倒在半道上。

每次访问中国总是同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过的亲戚见面，还有那种嘈杂而熟悉的语言，美国出生的父亲和我听了一辈子也没能听懂多少。我们只是任人摆布。

铜像揭幕的那天早晨，我们的亲戚带领着我的父亲袁纬承（Vincent Yuan，吴健雄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露西·里昂（Lucy Lyon）和我（唯一的孙辈）来到一片折叠椅的海洋前面，每个椅子上都覆盖着红色和黄色的织物。仪式中有很多不加翻译的中文演讲，讲话中某个地方我听到了我父亲的名字，然后是我的名字。我表叔赶紧示意我们站起来挥手，然后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的母亲是种族上而非宗教上的犹太人，金发碧眼，当她被介绍而站起身来时，数千人齐声发出一阵惊叹。

到中国去纪念我的祖母，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在她读大学本科的南京，有一个纪念馆。她的另一尊青铜雕像矗立在上海。这次百年诞辰之行，我们参加了吴健雄陈列馆的开幕式，其中展示了她的学术论文，以及她在白色实验室工作服内穿的开衩旗袍。在她的家乡，我们参观了她父亲创办的学校教室，她父亲办学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女儿能够接受教育。那里孩子们唱了关于吴健雄的歌曲。

中国的英雄崇拜令人印象深刻，而当你的祖母是崇拜对象时，那简直是一种超现实的体验。在纽约，她来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和附近的租金稳定的教员公寓之间，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一起住在那里的祖父是一个粒子物理学家，还有我父亲，他后来也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

这种圣人一般的崇拜，很容易使人失去对真实人格的了解。我还保留着对自己祖母的记忆，尽管不完整。使她成名的研究工作改变了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这激励了无数女孩和妇女，她们直到今天还同我有联系。

然而，回到我记忆中的图景是我的童年：穿着她给我的印有圆点的派对礼服绕着她跳舞，或者和她一起冲下楼去看克莱蒙特街上的圣诞颂歌表演。今天我快到了她做出伟大发现的年龄。我有生之年中有一半是和她祖孙相知的岁月。

像许多来自移民家庭——或者来自科学家的家庭，经历过战争和破坏的家庭——的孩子一样，直到祖母逝去从而没有机会再问她的时候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她的一生知道得那么浅薄。把记忆拼合起来。我们的家庭故事在官方说法和传记中被重复了许多次，不清楚哪个版本是真的。过去是一个结束了的篇章。第一代人努力与旧的生活方式、语言、食物拉开距离。像我这样的二代孙辈，却回过头来，渴望更多地了解当初这一切开始时的情况。

（美国邮政局）

我的祖母在中国像摇滚明星。后来，在2021年初，美国邮政局为纪念她而发行了一枚永久性邮票，于是她在美国也成了摇滚明星一类的人物。（你还可以购买一件印有她和其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中的）女性”的T恤衫。最近，她和她的邮票成为电视里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中“著名亚裔美国人”的一条线索。标价800美元。）我祖母的邮票使得出现在邮票上的亚裔美国女性总数上升为二，与推广木须肉的厨师廖家艾（Joyce Chen）并立。

邮票中祖母的肖像看起来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聪明，眼光深邃，梳着精致的高发髻——这本身就是一项物理学成就。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狡黠，总是让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无非是在对我们亲近的人的生命进行理论上的诠述；一旦他们逝去，我们就会处理她们留下的资料和笔记。

我不是核物理学专家，但这是我的理解：我祖母在1956年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了一个理论，它打碎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她接受了她那个领域内无人愿意面对的挑战，她证明了“宇称不守恒”，也就是说自然规律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一个自然现象及其镜像并不总是相同的。宇宙有时会区分左右。

巴纳德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简纳·列文（Janna Levin）告诉我，为什么大爆炸后物质多于反物质——为什么宇宙中存在物质而不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没有湮灭到无影无踪？归根结底，为什么宇宙会像我们如今认识的这样存在？我祖母发现的这种不对称性可能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核物理学家吴健雄。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和手稿收藏馆大学档案室藏）

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感觉来源于许多文字资料，其中一些与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一样可靠。有一本由江才健最初用中文写的传记，还有每逢表彰科学界女性时冒出来的无数文章。还有一本2019年出版的儿童读物《物理学女王》作了最简洁的叙述，后来发现这本书对我进一步了解祖母竟然特别的有用。

关于她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回答是这个：祖母本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甚至在懂得她的工作（不是说我有能力真正理解它）之前就开始听到这种说法了。她在全世界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和“物理学第一夫人”。她在执教了几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总是要求学生在工作上尽善尽美并且长时间呆在实验室里，这时心生不满的学生就会称呼她为“吴夫人”——或者“龙女士”。她更喜欢别人叫她吴教授或吴博士。我叫她祖母，虽说一个受中国文化浸淫较多的孩子会叫她奶奶。

她虽然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她的名字却经常同那些得到过该奖的物理学巨人相提并论，比如居里、爱因斯坦、费米和费曼。

吴健雄同日后资助她出国的叔叔吴琢之的合影（家庭照片）

吴健雄11岁时，她父母办的学校已经教不了她什么，于是她就离家求学。她很幸运——她在家里是排在两个兄弟中间的女孩，父母政治上进步，是真正的革命者，倡导妇女权利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她要跋涉五十英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到苏州的一所门槛很高的免费女子师范学校去上学。然而，她在晚上偷偷学习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物理和数学书。为什么是物理？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但是当时正是1920年代，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动下，欧洲和美国涌现出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发现。想要参与其中是很可以理解的，好比年轻的帕蒂·史密斯在1960年代后期想要到（纽约）东村去一样。

吴健雄（左五，穿黑衣）和家人合影。父亲吴仲裔在她的左边，母亲樊复华在照片最左边（家庭照片）

1936年，她24岁时登上远洋轮。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横跨太平洋的旅程前往美国。他的旅费是叔叔支付的。她必须出国，当时的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攻读原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日本侵略中国的威胁正迫在眉睫，当时那些离开祖国的人都知道他们在逃避什么。她去国后一年的第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她家乡以南27英里的上海。然后是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强奸或屠杀了数十万平民（人数有争议），这是她不久前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城市，她也曾在这里带头到中国领袖蒋介石的官邸抗议，要求他采取更多制止战争的措施。

她当时没有预见到，这场战乱后来扩散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预见到她的弟弟和叔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她以为几年以后就可以回国的。

她在轮船上挥别父母的时候，也是她见到他们的最后一面。

邮票发行时，一位记者联系到我父亲，问他关于他母亲的事。父亲把他的回答抄送了一份给我，这是他对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言不讳的一次。

——他能不能谈一下她是如何做一个母亲的？
父亲回答：她长时间在实验室工作，深夜才回家。“她一方面照顾我，一方面也要从事她的工作。”她检查他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但没有管得很细。

——他们在一起有过什么快乐的事？
父亲写道：“说起乐趣的事，我们没有太多共同点，工作就是她的生活和乐趣。”她宁愿在旅行时，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跟他在一起

（Jing Li 绘制）

父亲从阅读人们关于母亲的文字中了解到自己童年的一些事情：“她实验室的学生给我们买了两张马戏团票，这样可以让她离开实验室两小时，”他说。“但她走了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笑着说她不必去看马戏了，因为保姆已经同意带我去。”

我来自一个物理学家的家庭，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长大，这是一座秘密兴建的小镇。我周围的许多成年人都有安全许可证，我们这些孩子也学会了不要打听他们的工作。他们过着神秘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是禁区。

我的科学和数学课都学得不错，但我更喜欢讲故事。所以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写了很多知名人物的特写，喜欢盘问他们的生活。不知何故，我从来没有试图揭去我自己家庭名誉的外衣。

即使现在也很难，因为如果我挖掘得过于用力，我不得不面对下面的想法：吴健雄在取得众多成就的过程中，没有平衡地兼顾她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她的这些选择影响所及，已经波及到我的父亲，接着又以我在多年治疗后才开始理解的方式波及到我。这篇文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就，在此期间，我动了一次子宫手术，并且冷冻了我的卵子——生怕43岁单身的我断了她家族的血脉。

我祖母走下了那艘远洋轮时，原来打算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在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改变了主意，决定在那里注册就读。因为她吃惊地得知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会是不允许女性从前门进入的。而且带领她参观伯克利的向导是另一个中国的物理学研究生袁家骝，人们通常称他为卢克（Luke）。

卢克就是我的祖父，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不那么浪漫——或者也许更浪漫的爱情故事：伯克利恰好拥有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这是一个仓库大小的设备，可以将带电粒子沿着螺旋的路径加速并将它们射向更小的粒子。我的祖母一看到它，就知道自己必须留在这里。

她本来是打算回国的，但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切断了所有希望。我相信，漂泊再加上绝望，使她全身心投入到实验室工作中去，通常会一直待到凌晨4点。她每次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担心如果考不及格，自己会无家可归。每次考试通过——总是能通过——她就会去中餐馆庆祝一番。

她在伯克利开始了她毕生的工作——研究β衰变。这是放射性衰变的三种主要方式（α、β、γ）之一, 是一种弱相互作用的现象,是使得太阳发光的基本动力。她周围的世界正在崩溃，她则专注于不稳定的原子，当原子崩裂时，会自发地放射出小碎片而重新变得稳定，在此过程中释放出能量并变成其他元素。

（Jing Li 绘制）

在她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一个不变的话题是：无论走进哪个房间，她都是罕见的、通常是唯一的女人，而且还是个中国女人。1941年《奥克兰论坛报》在一篇关于她的核裂变研究的文章中称她为“身材娇小的中国姑娘”，看上去像是个演员、艺术家或者追求西方文化的富家小姐。”当年那些关于她的文字，几乎都以带点色情的东方主义笔调称赞她多么美貌，仿佛对她竟然也是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所称的β衰变研究“权威”表示惊讶。

我父亲和我不得不根据一些文字记录来还原她生命中的这一段经历，尤其是1993年出版的莎朗·麦格瑞（Sharon Bertsch McGrayne）所著的《诺贝尔科学奖女性》一书，书的作者在我的祖母和她的许多同时代人离世之前采访过他们。

伯克利没有给予我的祖母永久职位。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麦格瑞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上战争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造成的，在西海岸尤其如此。1882年的排华法案因为1924年更严格的移民法案而得到加强。不久后建立了日本人的拘禁营。当年，在全国排名前20的研究型大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物理学教授。（即便是现在，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获得物理学学位的女性少于任何其他科学领域。）

我的祖父在伯克利也无法获得薪水合适的职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后来又在新泽西州获得了一个为美国国防部研制雷达的工作。他们结婚后搬到了东部，祖母一度跟着祖父的职业生涯而迁徙。她曾在史密斯学院短暂任教，在那里她喜欢上了指导年轻女性的工作，但她的教学职责使她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一年后的1943年，她签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首批女性物理学研究员之一。

吴健雄和袁家骝在1942年5月30日结婚，当日在加州帕萨迪纳密立根家中留影。右二和右一为密立根夫妇（Greta and Robert Milikan）（家庭照片）

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秘密战时研究项目将她吸引过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门的两名物理学家花了一天时间考问她，但始终不透露她将从事什么工作。考问后他们让她猜。

她回答：“抱歉，如果你们不想让我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本应把黑板上写的东西擦干净”
据麦格瑞说，他们当场雇佣了她。

请想象一下核物理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时刻：一系列重大的发现以疯狂的速度出现，科学家们硬挤进已经没有座位只有站位的演讲厅，或者爬上柱子以便看清楚黑板上的方程式。而我的祖母就处在这样的场合中心。

直到1950年代，宇宙的对称性，包括左右对称性即宇称守恒，仍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宇称说的是宇宙不偏袒左或右，物理定律对于任何事物及其镜像同样适用。已经证明这对于行星和棒球等宏观物体都是对的。

但在原子核的层次，并不完全是这样。科学家们使用高能加速器将粒子轰击成一堆更小的粒子，结果有点不对头。要么是实验有毛病，要么是三十年来的物理学有毛病。

（Jing Li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和手稿收藏馆大学档案室所藏照片绘制）

1956年春天，我祖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李政道告诉她，他和普林斯顿的杨振宁正在写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论文论证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恒，弱相互作用是宇宙的四种基本力之一。（重力是另一个基本力；他们的理论就像是说重力只是有时起作用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我的祖母当时44岁，已经以严格和一丝不苟的实验家著称。在实验室里证明李、杨这样的理论家的观点是否真实，正是她擅长。她不认为物理学是争第一的疯狂冲刺，她珍视精确性和无可挑剔的正确性。

要不是科学界认为李和杨的理论太不可置信，本来会有一群实验家们竞相证明他们的理论。杨振宁后来说我的祖母是唯一的理解到验证他们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人。

她建议以同位素钴60——一种强的β衰变放射源为中轴进行试验，并将其降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消除各种干扰以便更容易测量衰变时发射的电子的路径和方向。

哥伦比亚没有合适的设备，所以她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低温团队合作，该团队由英裔美国人欧内斯特·安布勒（Ernest Ambler）领导。整个1956 年秋天，她往返奔波于纽约和他们的实验室之间，同时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由丈夫和一个保姆照顾他们9岁的儿子。

在追忆往事时，我祖母以前的学生往往会想起她的严谨——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睡在地板上过夜。有一天晚上，一个学生小声提醒她该回家给儿子准备晚饭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告诉妈妈饿了。

她回答说：“哦，他找得到开罐器的，”然后继续工作。我爸爸一年级时就开始上寄宿学校。根据麦格瑞的说法，吴博士列出了成为科学界成功女性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好丈夫”，短途通勤以及良好的托儿服务。我看到了祖父全心全意奉献于她。他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他在家做饭，开车送她到任何地方（祖母从没学过开车），常常把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她的实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震惊。最突出而且可测量到的是，从原子核的南极放射出的电子比北极多。她把自旋倒转过来，得到了同样的不对称结果。

圣诞节前夜，她登上了回纽约的火车，把好消息带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她的工作——后来被人称为“吴实验”——看来证明了宇称在β衰变中不守恒。

原来，宇宙有点像个左撇子。

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的机械设备旁留影。
（Manny Warman 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和手稿收藏馆大学档案室藏）

她于1月2日回到华盛顿验证她的结果。

两天后，李政道与一群哥伦比亚的科学家分享了这个消息，尽管我的祖母曾要求他不要这样做，暂时不要。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她这项发现的功劳归谁的问题。由利昂·莱德曼（Leon Lederman）领导的另一组哥伦比亚科学家正在做另一个实验，莱德曼意识到自己的试验稍加修改也可以测试宇称的不守恒。他们在四天之内确认了我祖母的结果。

消息传播开来。我的祖母感受到了赶在莱德曼之前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同时反复检查她的结果。在物理学中，谁首先提交和发表研究结果，荣誉就归谁。

莱德曼在李政道的要求下暂缓提交论文；如果他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这样的善意不太可能发生。直到1月9日，我祖母的团队才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稀有的1949年波尔多拉菲酒庄出品的红酒，为推翻宇称守恒而举杯庆祝。两篇论文都发表在1957年1月15日的《物理评论》上。莱德曼的论文承认他是在听说我祖母的结果后才开始实验的。

哥伦比亚为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据一条通讯形容，在那年1月份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型演讲厅“被庞大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进去占据一席之地，就差没有人挂到枝形吊灯上。”

这是一场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损害已经不可挽回。那年下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把奖金授予任何实验方面的人士；李政道和杨振宁因理论工作而获奖，成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物理学家。

看来这里存在着性别歧视，虽然不是那么明白公开。120年来，只有四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的工作成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备受赞誉：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荣誉科学博士学位（那里的校长称她“世界上最顶尖的女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给了她终身教授职位；还有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物理学会主席职位；以及以色列声望卓著的沃尔夫奖。

诺贝尔奖审议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讨论，这些记录要等到李政道和杨振宁（分别为94岁和99岁）去世以后才会公开。但可以看到一些不利于她得奖的因素：两篇竞争的论文（一周后还有来自芝加哥的第三篇）；有些人坚持国家统计局的科学家们也应该分享功劳；诺贝尔奖每年每个学科的获奖人数有限制。

我不知道祖母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她是否想过，因为它涉及到那种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的感情。

我父亲说她愿意让她的工作来说明一切。

我在脸书上写了一篇关于吴健雄邮票的帖子，我的朋友们把它分享给了他们各自的圈子。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回答说他不会买她的邮票，因为她从事过曼哈顿计划中的一项关键工作——研发铀浓缩方法增加核弹的燃料供应。

科学家们对于广岛和长崎的破坏难辞其咎；他们也没有制止他们的政府。我的祖母跟她的朋友奥本海默一样，有着纠结的遗憾。1965年访问台湾期间，她忠告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永远不要走制造核武器这条路。

在多方面讲，核弹也是把我的家人带到新墨西哥州的原因。我部分童年是在山区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度过的，这座小镇的主体是国家实验室综合体，是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建造起来的，它部分位于偏远山谷，从那里步行到庞塞的加油站购买Jolly Ranchers糖果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曾到过一次这片沙漠地来看我们。那里海拔高对她的血压不利。也没有地方可以吃到好的中国菜。她不喜欢那里。

我父亲大学里学的是物理，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也是一个1960年代留长发的反文化主义者，我祖母认为他学习不够努力。当他爱上我妈妈时，祖母并没有太欣喜，妈妈当时留着长长的金发，是一个毫无中国味的嬉皮士，她后来成了一位玻璃艺术家。我自己的叛逆性格选择十分有限，不当科学家是我能做的最具颠覆性的事情。

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父亲要学物理——为什么要追随如此大人物的脚印？是由于压力吗？还是想通过从事母亲最钟情的工作加强他同母亲的纽带？

他最近告诉我，他从没有想过这些。他喜欢作一名科学侦探，在一个有正确答案的领域里工作，而且好的实验可以证明答案的正确性。

（Jing Li 绘制）

一年两次，通常在放假期间，父母带着我到纽约去看我的祖父母。在他们的公寓里，在玉雕和立轴画卷之间，有一面墙挂满了我的祖父母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合影的相框。我直到十几岁才开始问照片中的人都是谁，他们中有：和我的祖母同时获得埃利斯岛荣誉奖章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还有她在1970年代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后会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物理学界的世界很小，我的祖母一直与其中的伟人为伍。当初邀请她留在伯克利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因发明回旋加速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论文导师、来自意大利的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è）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是在墨索里尼掌权后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实用核反应堆（曼哈顿计划的关键设备）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因为反应堆老是莫名其妙停机而感到困惑，塞格雷让他“去问吴小姐”。她证实了他的怀疑：核裂变的副产品氙 135污染了反应堆。我祖母叫奥本海默为“奥皮（Oppie）”，奥本海默称她为“Jiejie”，这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中文意思是“姐姐”。

我父亲无法证实下面这个故事，但我经常听到它：当他1947年出生在普林斯顿时，我祖母的一位朋友，也是逃离战乱恐怖的科学家曾到医院来探望过她。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左起：袁纬承、露西·里昂、袁婕达和亲戚们出席2012年5月的江苏省吴健雄铜像揭幕典礼。（吴肃摄）

2012年纪念祖母诞辰的中国之行期间，在纪念活动中和车上，一位亲戚问：我们今晚去看一场戏好吗？

我想，有一个晚上与亲密的家人一起避开人们的注意力也不错。可是当我们到达剧院时，我看到了节目的标题：《吴健雄》，当然不可能是别的。

记得在纽约的时候祖母带我去看过中国戏剧，服装多、化妆重、布景少的那种，有人拉二胡，还有一条巨大的眼睛鼓出的龙在黑暗中游动。

不过，《吴健雄》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现代话剧。帷幕升处，讲的是中国一个村庄里一个有着改变世界的远大抱负的小女孩的故事。话剧展示了很多真实的方面：她对父亲的挚爱，她难得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它也有（更多的）超现实情节。当她到达美国时，金门大桥、帝国大厦和拉什莫尔山总统群像的纸板剪影同时出现在布景里，歌手们穿着轮滑鞋绕着舞台翩翩起舞，看到这里我差点笑出声来。

我祖母没有回到中国的事实似乎是一个特别的症结所在：这部话剧用几次独唱曲来表现她留学美国是为了用科学拯救中国。一个扮演我父亲的小男孩几次出现在场景中，包括有一次他跑进房间，手里挥舞着护照，并顽皮地问道：谁还会想离开美国？

扮演我祖母的女演员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他摔倒在地上哭了。

我转头看了看父亲的反应。

他睡着了。

吴健雄和她的同事们，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右），1957年1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他们的开创性发现。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和手稿收藏馆大学档案室藏）

在那四年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邮政局的一封标记为“机密”的电子邮件。询问我们是否同意吴健雄成为“杰出美国人”邮票系列中的一张？当时只是“推荐”阶段。他们需要查看遗嘱文件。公民邮票咨询委员会每年会获得大约三万条邮票主题的提名。我们至今不知道是谁提交了她的名字以及她是如何被选中的。

作为她遗嘱的执行人，我父亲得到过很多这一类的要求。他都懒得作出回应。我祖母的粉丝和崇拜者常常最后求助于我，询问我是否可以催促父亲给他们回信。他已经74岁，仍在从事保密的核物理研究项目，他不大使用个人电脑，主要是用来查看我的行踪，以及纽约尼克篮球队或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的赛事。不过对于邮政局的要求，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马上回复了。

我们当然知道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已经敲定了，但是两年后，画像的初稿寄给了我们——一幅由香港出生的布鲁克林艺术家麦锦鸿（Kam Mak）创作的蛋彩画。此后又过了几年，美国邮政局传来消息：邮票将于2021年2月11日国际科学界妇女纪念日发行。它将是普通邮件用的永久性邮票。

除非您是集邮者，否则邮票不过是邮票——但是如果祖母在邮票上就不一样了。这张邮票将我与我祖母失散多年的堂亲表亲以及从前的学生联系了起来。热爱科学的小女孩们寄来了她们的新英雄吴健雄的画像。

纽约的一位朋友将吴博士的邮票贴在100张号召“停止仇恨亚裔”运动的明信片上，她鼓励人们寄送给他们的国会代表。

我告诉她，她每张明信片多付了12美分。她说让我祖母的头像出现在上面更为重要。

本文作者袁婕达（中）和（左起）父亲袁纬承、祖母吴健雄、母亲露西以及祖父袁家骝1992年在祖父母居住的克莱蒙特街公寓大楼外合影。（家庭照片）

祖母在纽约的公寓，我喜欢把它看成是学会了以中国人为傲的地方。这里有着华丽的茶具、煮白菜的味道，以及中文谈话，这个另类的世界，总会使我觉得祖父母就在当着我的面谈论我。

那些年去纽约时都排满了访问各种亲戚，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我的祖父母帮助下移民到纽约的。经常在铺着白色桌布、优雅的餐厅里举行宴会，门口有木头浮雕的龙迎接我们。我的祖母知道最好的餐馆都藏在哪里，它们好像总是位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下面。孩子们在餐厅里四处奔走，接受装满簇新钞票的红包，设法逃开让我们吃海参的叔叔伯伯。我的祖母像女王一样主持这些活动——这是吴女士的高光时刻。

她的英文写作优雅而流利，但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听不懂她在电话中的口音感到沮丧，只好把话筒交还给父母。我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会带我去看……什么，奶奶？这是一个p开头的字。直到我们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挤过人群，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从北京借来作短期展出的大熊猫勇勇和玲玲。

我们当面交谈或者通过她从世界各地给我写来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发行纪念邮票，贴在她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上，看来是一种颂扬她的恰当方式。我无法知道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之间的相互深入了解。不过，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被简化为最纯粹的感情：我知道她爱我。

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个成绩报告单曾被交给一位近乎诺贝尔奖得主过目的人。我在六岁时得过一次坏成绩，后来再也没有过。我的父母让她随时了解我的学业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面的进步，有一段长时间我热衷于练习小提琴，那是因为她带我去了一个青少年交响音乐会，由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指挥。她是祖母的朋友。

不知道我这里讲的故事是否给了人们一个严厉的中国祖母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她无非是想让我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围的障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在美国的女性和中国人很少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她努力让自己受到重视和尊重。

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讲中提倡科学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年召开的关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妇女的研讨会上，她抨击那种把科学视为男性领域的“牢不可破的传统”，并大声提出质问：原子或DNA分子难道也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对男性或女性有偏袒”？

本文作者幼年时同祖母合影。（家庭照片）

她问道：“在我们现在这个富足而成熟的社会，在白天提供优良的专业托儿服务，使得妈妈们可以摆脱单调的家务，在他们喜好的领域工作，这种要求难道太过分吗？”她说，科学家们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对于伴侣和父母作奉献的人类高贵愿望也必须由男性平等分享。”

我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次冲突，当时我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给她看了我刚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气。我怎么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打洞呢？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一直坚决反对女孩子缠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缠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做法仍长久地持续存在。她侥幸地逃过了这样的厄运。

这是我们之间的代际距离之一——我这种美国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种中国人的坚忍不拔。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祖父母终于可以回中国了，他们回去了很多次，但是从未带他们唯一的孙女——他们回去见亲戚，了解文化。中国曾是他们的家，但我觉得，对于我的祖母来说，这也是一个略带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当我经过哥伦比亚附近她居住过街道时，所产生的失落感。

我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她坐在套着褪色的黄灯芯绒的扶手椅里，她和我的祖父喜欢一起坐在那一对椅子里。我握着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风后不久。她喜欢看着窗外的巴纳德学院校园，赞叹透过体育馆的大窗户所看到的打篮球的女青年。

她说：看她们有多强壮，多快。看她们做事多么努力。

（Jing Li 绘制）

她是在1997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去世的，那正是我在耶鲁大学上大一的第二学期第一个月。我祖父正在为她准备午餐的时候，她倒在了黄色扶手椅中。我的室友告诉我：“你得给你妈妈打电话，她给你打了二十次电话。”一个我并不熟识的同学在我之前从《纽约时报》读到了祖母的讣告，他告诉我他非常悲伤。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祖父在她去世六年后也去世了，他是在去中国旅行时被送进医院的。发行纪念邮票是一件好事——给了我机会回顾我祖母的一生，和父母谈谈他们的记忆。但我有时感到很难保持一种假象，仿佛我们对于纪念她有着无穷的热情。我不需要从历史书中去了解她。我只想再次握住她的手，让她告诉我那是什么样感受：横渡大洋、无法估量牺牲、战争、吴实验的争分夺秒、作出科学发现时那种独特的快乐。

我想到了那晚的话剧，为了讲述她的人生故事，为了不多的几次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演出，人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扮演我祖母的歌手在会见我们时都哭了。他们讲述的部分是吴健雄的故事，部分不是她的故事——它是从中国声称拥有她的角度来讲述的。

这是永恒不变的现象。在一个不对称的宇宙中，一个现实中的人同他延伸到空间和时间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民、机构和国家都想声称拥有她，正如我现在仍然想拥有她一样。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她究竟是谁？其很大一部分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

原载：华夏文摘第一六一零期(cm0222b)，2022年2月9日

华新民·王作跃

大跃进

接着钱学森在4月28日（本文译者注：原文有误，此文发表在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评文章。钱在题为《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的文章中，钱学森批评自己对中国的航天计划曾有悲观情绪，他称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目空一切，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群众实际上是制造不出导弹的。钱学森承认：“发动大家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对个人主义者来说，也就是对我这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来说，却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总结说，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他写道：“我们的力量真是无穷无尽，绝对不会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现在已经恢复了两年多以前的高度乐观。我觉得科学的跃进要乘风破浪，这是完全可能的。”

钱学森在多年后说：“如果不是周总理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费尽心力保证我的安全，恐怕今天我已不在人世了。”（本文译者注：这是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主要因为钱学森对邓小平和张爱爱萍的批判，他开始失去在中国导弹体系中的权力。杰出的科学史家和民主活动家许良英推测道：“我相信1976年以后，钱学森日子不好过。”钱学森的地位慢慢地被架空，在重要会议上受到尊敬，但一般不受重视。在1970年代后半期，由张爱萍主持新的导弹研发计划，导弹科学家们注意到渐渐地，钱学森在会议上被人们回避，受到年轻而更有权的同事冷落。他会坐在会议室里，目光呆滞，设法不理睬对他的嘲讽。“如果你那时见他，会发现他的心情不很愉快。” 导弹科学家、后来叛逃到美国的华棣如此回忆， “他的心情一点也不好。他在会议上变得非常沉默寡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逐渐从动乱中恢复过来。长期停滞不前的科学与工业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开始。钱学森的家庭也恢复了正常。钱永刚参了军，钱永真被上海军医大学录取。蒋英重回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授课并将外国音乐介绍到中国来。

钱学森开始对许多事情产生兴趣。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担任了多家科普杂志的顾问和科学协会的名誉会长，替航空杂志写卷首语，亲手给自己的崇拜者回信。他对不同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滔滔不绝地谈论针灸和沼气，并敦促将对不明飞行物的研究纳入到地理教学中去。他还提议，建立研究垃圾回收系统的特别国家委员会。他盛赞中国女性，认为她们的智力一点儿都不比男性逊色。（以上二段被归入中信版译本的第二十四章，成为该章倒数第四、第三段。）

钱学森也成了中国政府的代言人，赞扬社会主义的美德。1981年7月2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不能不大声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把中国科学的进步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起社会主义就像一个新皈依宗教的人一样真诚和热情。比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自己的思想极为渺小，就像“大海中的泡沫”一样微不足道。同时，钱学森强调，中国人并不逊色于西方强权。在1982年9月4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钱学森说中国核武器的研发证明中国人“绝对不笨”。三个月后，他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组会上发表讲话，声称中国人一点也不比西方人差。

政府对钱学森的忠诚给予了极大的奖赏。1989年8月，钱学森获得了小威拉德·洛克威尔（Willard F. Rockwell Jr.）奖章，这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国际技术学院颁发的一项年度技术成就奖，这给了中央领导层提供了对他加以颂扬的机会。198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有关钱学森的长篇故事，称他为“中国人民的骄傲”，并将他的《工程控制论》誉为“天书”。1989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总理李鹏公开赞扬老科学家对天安门镇压的支持，同时中国的电视和报纸也充斥了对钱学森的赞扬。

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将一个中国科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颁予钱学森。整整一个月，钱学森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钱学森的事迹，国家前总理李鹏亲笔写了贺信。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时任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讲话说，钱学森代表了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钱学森被当成其他科学家崇拜学习的典范。李鹏和江泽民号召知识分子向钱学森学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也发动大家以钱学森为榜样，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科学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风格，以及对党和祖国人民的忠诚。（本文译者注：中国科协通知的原文为 “要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崇高的民族气节、严谨的科学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象他那样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以上二段被归入中信版译本的第二十四章，成为该章倒数第二、第一段。）

然而，可悲的事实是，钱学森不再是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偶像。那些因为钱学森的率直和真诚而崇敬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现在同样这些人因为他支持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而鄙视他。虽然中国政府把钱学森抬高到勇敢面对美国人迫害回到祖国的英雄，在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许多人却把他当作不过是老卫道士的一员——更像是个政治人物而不是科学家。

2021年11月12日

发表于《华夏文摘》2021年11月18日

华新民·王作跃

美国的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1968.03.28—2004.11.09）1995年11月在美国出版了她撰写的钱学森传记，题为《Thread of the Silkworm》（直译为“蚕丝”，出版商是：Perseus Books 集团下属的 BasicBooks。）

张纯如的《Thread of the Silkworm》原版在美国出版后一年，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它的中文译本（1996年12月），书名为《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译者为张定绮。中国大陆对这本书的问世保持沉默，没有报道介绍，也没有评论，直到2011年3月，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鲁伊翻译的中文译本《蚕丝—钱学森传》。此时钱学森先生逝世已经一年半，离张纯如的原著出版已有15年之久，作者张纯如也已经在7年前离世。

我们在阅读北京出版的该译本（以下简称中信版）时，注意到它对原著内容作了很多删节和改动。纵观中信版全书，其前十五章译文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只有屈指可数的改动和删除。这些章节的内容是关于钱学森的早年生活，从钱学森出生到1950年他受到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之前。然而，在此后的章节，随着钱学森人生经历的推移，删改的力度逐渐加大，从某些句子的省略和改动，到整个段落的删除，直到原著的最后一章被完全隐去，使一本原来有二十五章的书变成了只有二十四章。

这些删改的内容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应于钱学森回国前后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钱学森回国前，原著记载了他在美国受到调查以及争取回国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他和美国当局以及美中两国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法律和政治互动。这些叙述大部分基于从美国的档案中找到的钱学森在同美国当局打交道时应对的记录，以及钱学森当时的友人、同事关于他在这个时期的言行的回忆。其中有些内容在审稿者眼里似乎不利于塑造钱学森爱党爱国、坚决要求回国的形象，因而遭到删改。例如，该书第16章讲到，1950年6月6日，两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询问钱学森是否曾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钱学森，他曾经以约翰·德克尔（John Decker）的名字出现在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中信版译文中把钱学森回答询问时所说的下面引文中括弧中一段话删去了：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事实上，他坚持说自己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在他看来，俄国的共产主义无非是一种极权形式的政府，同民主或自由的政府相比，它是“邪恶”的。）至于他的名字如何会出现在党的名册中，钱学森说他不知道，他完全没有听说过“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

显然，这删去的一段话被认为不利于显示钱学森的正面形象，因而被删掉了，尽管这是FBI的档案中所记载的。

后一阶段，在钱学森回到国内后，原著在记载他的科研活动以外，也记载了他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涉及他所经历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以及他在运动中的表现。有关的叙述包括国内外公开的报道、同钱学森有各种关系的人士在接受访谈时的回忆和评论，也包括作者本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些观察评论。这些内容除了有不利于塑造钱学森正面形象的文字，也有许多审稿者认为政治不正确而不希望中国读者看到的内容。例如，在第24章中，作者在评论中苏关系时，有如下一段括弧中的文字被删去了：

(中苏)合作破裂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出尔反尔，不愿再帮助中国开展核弹项目。（但是中苏合作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无疑是大跃进以及毛的自大狂。赫鲁晓夫确信，毛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个疯子，一个中国版的斯大林，一旦有了能力不惜把世界炸烂。1957年的时候，毛欢迎核战争的话让俄国人震惊：“我们可能会牺牲三亿人，那没有关系，战争就是战争，战争过后，我们会生育比以前更多的孩子。”）

这里，作者对于毛泽东的评论看来越过了审稿者政治正确的底线，中文读者看到这里，读不到那些隐去的内容，会误以为作者对中苏关系破裂的看法同中国官方完全一致。

至于全书最后一章第25章，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邓小平执政时代以及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等等，敏感的内容太多，删不胜删，以致审稿者决定将原著里30页篇幅的这一章删去，只保留大约1页篇幅的几个段落，不加说明地附在第二十四章的末尾。

除此之外，作者张纯如的书在正文后面附有详细的注释，标明书中内容来源。原著全书正文263页文字，有53页注释，平均每五页文字有一页篇幅的注释，做到了书中记载的每一个事实、引述的每一条谈话都有来历出处。这部分内容是该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信版中完全阙如。

一本译著，如果不是“编译”，标明了原作者和译者的姓名，本应原原本本、不增不减地将原著的文字尽可能忠实地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原著的内容或有技术或事实上的错误，译者对于原作者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评论或有不同的立场，这些都是正常的。对于前者译者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这种纠正应该以注释或其他方式加以说明，而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中的错误内容。至于后者，译者没有权力对原文中的观点评论作出裁判，更没有权力对他认定为错误的内容加以删除和改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在译书中适当的地方（比如译者前言后记）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和评论，甚至可以另外撰文对原著发表评论。但中信版《蚕丝》的译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译文中不留痕迹地删改原著的内容，使得读者误以为译著即是原著的原汁原味的译本，这是十分不可取的，不是对原著和已经不在人世的作者尊重的态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执政当局对于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近现代历史领域——里的研究和出版有着严格的控制，有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规矩。近来，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更是捅破窗纸说亮话：“历史记载，价值观念重于事实。……历史研究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成果应用，国家利益至上。”〔注1〕他并认为，有“纯粹的研究者”存在，但他们“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不合时宜的，无法公开发表的，更不可能在网上讨论。”〔注2〕

对照张纯如这本书的问世和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可以说，作者是以“纯粹研究者”的严谨态度对待这本书的写作的，而中信版的译者和审稿者则显然认为她的研究结果有些部分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不能公开发表。他们是从宣传的角度来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运用这本书塑造钱学森这个“爱国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让中文读者了解张纯如《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的本来面貌，我们将中信版译文对原著所做的删改罗列在文后的两个附录之中，其中一个附录所列是全书前二十四章及前言和尾声中我们所发现的删改内容，第二个附录是被删去的第二十五章的整章中文复原。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对原著可原谅的误译，中信版的译者和审稿者是根据宣传纪律的要求对原著内容做出取舍的，原著中凡是有违于这个要求的内容几乎都遭到了删改的命运。读者中如果有人只对钱学森的宣传形象有兴趣，对张纯如关于钱学森的纯粹研究结果没有兴趣，不想看到不合时宜的历史记录，不妨略过这两个附录。

〔注1〕见葛剑雄2021年1月4日演讲图片
〔注2〕见葛剑雄2021年6月13日微博

2021年11月12日

◇ 附录

华新民（翻译）·王作跃（校对）

◆ 附录一：中信版译文（第25章以外）的删改

〔以下所列译文均取自中信版，所注的页码是英文原著中的页码。[]中的是中信版的对原版意思有所改动的译文，随后（）中的黑体为本文作者认为更忠实于原版的译文；（）中的黑体如果不是出现在[]之后，则是原版中被删除的内容的译文。〕

前言

（xii页）
▲第2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当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之际，钱学森决定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然而，（他没有料到，）美国此时正在进入冷战的歇斯底里状态。许多科学家均身陷其中。
▲第3段：……被收监关押了两个星期。（困惑而恐惧的他体重减少了20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美国移民局召开了旨在将钱学森遣返中国的听证会——尽管根本没有[充分]（一点确实的）证据表明钱学森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

（xv 页）
▲第4段：关于钱学森生命中[各]（这个）阶段的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整个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钱学森在中国活动的新闻报道。（此外，中国政府官员中的保密意识和防范恐惧也使得其他人——如《纽约客》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无法打听到更多的信息。在我199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深切感受到这种保密意识：我在北京被邀请出席一次晚宴，出席宴会的几个钱学森同事就因为害怕遭到惩罚而请求我不要写任何可能冒犯钱学森的事情。）

（xvi页）
▲第2段：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个到中国来就此进行[深入]（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和他们先后在华盛顿、上海和北京见面。[谈及中国太空项目的缺点和优势，他们身处其中的共产党政权，以及钱学森其人，他们都非常坦诚，对此我深表感激。]（他们在评判中国太空项目和他们身处其中的共产党政权的缺陷和优势、以及钱学森本人的缺点和优点时，表现出坦率和诚实，对此我深表感谢。）不幸的是，由于[某些敏感问题]（书写涉及到仍在世并可能在自己的祖国受到报复的人），在写作时我只能隐去许多人的姓名。

第八章 敢死队（1937—1943）

（78页）
▲第4段：有一次，在电影院里，一名观众要求领座员不要把钱学森安排在他旁边，因为他不愿意挨着一个亚洲人坐。（这激怒了钱学森，以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

第十六章 嫌疑（1950）

（149页）
▲第3段：钱学森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事实上，他坚持说自己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哲学。在他看来，俄国的共产主义无非是一种极权形式的政府，同民主或自由的政府相比，它是“邪恶”的。）至于他的名字如何会出现在党的名册中，钱学森说他不知道，他完全没有听说过“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

（152页）
▲第1段全删：（钱学森半信半疑，父亲的那些信是不是在共产党的压力下写的，目的是把他引诱回中国大陆？他曾同杜布里奇和其他几个朋友谈到过这种担心，有位朋友把这个情报告诉了联邦调查局。他的父亲是否真的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这件事也许永远无法证实。但是确有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受到中共政府公然骚扰的事例。跟钱学森一样，不少在美的中国人收到家属的来信，敦促他们回国，有的人甚至发现自己成了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的这类信件的收信人。据说，有位留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精神崩溃而进了精神病院。不过这样的事例并没有认真保存的纪录，也不广为人知。）

（153页）
▲第5 段：在这个时候，杜布里奇也在为钱学森安排一个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由陆军工业就业评审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这可以迫使政府解释清楚，为什么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会被撤销。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失去了接触空军、海军、陆军和陆军军械部机密材料的权利。[事实上，早在一年前，陆军军械部便撤销了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而陆军军械部在一年前则还核准了钱学森的保密许可。）

（155页）
▲第5 段：金博尔相信，中国政府急需钱学森的技术专长，希望钱学森返回中国（并对钱的父亲施加压力，把钱引诱回国）。当钱学森当天晚上抵达洛杉矶机场时，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纸，那是由美国政府签署的禁止钱学森离境的法令。可以想象，钱学森当时是多么的愤怒。

第十八章 调查（1950）

（164页）
▲第5段：当我看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政府]（任何存在于中国大陆的政府）之间可能会出现公开的敌对行动时，这让我更[困惑]（不安）了。（换句话说，大陆已经被共产党政权所控制。）

（165页）
▲第5段：齐舍回忆道，[看起来，钱学森正挣扎于父亲、祖国和师友几种力量的撕扯中。他很希望能回到父亲身边尽孝，]（钱学森正挣扎于对生父、师父、和祖国中国相矛盾的爱和责任中。）（他曾希望他能把父亲从共产中国带到香港，以便在那里他可以照顾父亲直到终老。）但他也想要履行自己对冯·卡门所作过的承诺，终生追随其左右。最后，祖国对于钱学森依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它在共产党统治下）。对于钱学森来说，被儒家文化所浸淫的中华文明，是永远不会被（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影响而磨灭的。钱学森说：“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166页）
▲第2段：“他的父亲仍在中国（从而会受到那个方面的压力），这件事本身就会导致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申请被驳回。”

第十九章 听证（1950 —1951）

（170页）
▲第2段：“如果在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
▲第3段：“我最终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人民。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而美国卷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我想将会是这样的，）那么我当然会为美国一方而战。”
▲第4段：钱学森反复强调，无论是在信仰还是行动上，他都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当被问及他更倾向于国共双方中的哪一方统治中国时，钱学森回应道，（他对双方都没有效忠的义务，）他只在乎中国人民。

（171页）
▲第3段：弗兰克·马布尔写给冯·卡门的一封信中显示，刘易斯后来对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卡尔·尼曼（Carl Niemann）表示，他当时经受了来自移民局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出庭指证钱学森。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刘易斯本人的确认或否认。（因为作者直到本书出版也无法找到他。）

第二十一章 日内瓦会谈（1955）

（185页）
▲第1段：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军事盟约），（接着在）1950年11月，[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展开抗美援朝战役。经过两年的血战，中美双方都抓获了大量战俘。]（中国在朝鲜攻击了美国军队，在随后两年的激烈战斗中，双方都俘获了战俘。）
▲第4段：另外一些（在得到美国承诺会公平处理后向联合国部队）主动投降的战俘则担心，回国之后会遭到（清算）审查。

（186页）
▲第1段全删：（回到美国的战俘谈起他们被关押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在战争初期，他们被迫住在户外或者挤在泥土盖的草棚中，俘虏们拥挤得躺不下身子。大多俘虏经历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灌输：每天6到8个小时的驯话、审讯和自我批评。不服从则受到刑罚。有些人被迫赤脚在雪地中行走，有的则要23小时保持立正姿势，还有人被关在5X3X2英尺大小的箱子中。报纸披露的这些暴行进一步升高了美中之间的敌意。）
▲第2段：1954年，中方（因为渴望参加联合国）同意与美国展开战俘问题谈判。这促成了1954年6月，王炳南和约翰逊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会谈。
▲第4段：1955年初，当美国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以承诺防卫中华民国——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岛屿——）之后，中国大陆向一江山岛发起了进攻并占领该岛。

第二十二章 “一个世纪悲剧”

（191页）
▲第1段“我记得，在谈起即将离开美国这件事时，钱学森有时显得有些遗憾，但偶尔也会口出豪言壮语。对于身处此种情势下的人来说，这再普通不过。”（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学助理教授佩纳（S. S. Penner）记得，“他对于离开美国的感情是喜忧参半，基本上，他对于离美是一点也不愉快的。”）
▲第2段：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指控”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惩罚，他们将钱学森遣返，交到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手中。

第二十三章 英雄般的欢迎（1955）

（203页）
▲第4段：没有捕风捉影的记者，也没有鬼鬼祟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没有低俗的广告招贴）！我们呼吸着纯洁、清新、健康的空气！

（204页）
▲第5段：同8年前的那次归国见闻相比，钱学森对这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大为惊叹（，至少他公开是这么说的）。

（205页）
▲第3段：当两辆自行车或黄包车撞到一起时，不再能听到尖叫或吵嚷的声音。”（据说，一位怀旧的老北京回忆到过去这座城市的嘈杂、苍蝇和贫穷时说：“没有了叫化子，唉，这不能算是北京！”）
▲第4段：[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建起了恢弘雄伟的人民纪念碑，四四方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也在城市中拔地而起。]（共产党早先造起了塔型建筑被批评为门面的装饰过于浪费材料，新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方正、触目而实用。）
▲第5段：到达北京两天后，钱学森和家人游览了（相当于莫斯科红场的）天安门广场。

（206页）
▲第1段：[这座城门向来被视为政权的象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正中，便是它的形象。]（漆成紫红色的天安门城楼高高在上，下面是用于群众集会和示威的讲坛和观礼台。天安门如此庄严，它在共和国的国徽中象征着公平正义的政府，位于五颗星星和一圈麦穗中的齿轮之间。）
▲第2段：的确，美国并没有给钱学森太多的选择——至少，就他的自尊心所能容忍的范围内，选择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回到一个他所不了解的新中国时没有对自己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
▲第3段：在中国，他能做大事，但方式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的远见卓识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将别人研究开发的见解和知识付诸应用。）

（207页）
▲第2 段全删：（而且还有更大的问题。钱学森亲自见识了一个官僚机构控制了一个人的生活后会发生什么事。无论他在道义上如何正当，也无论加州理工的影响力如何巨大，还有他的科学工作对美国所做出如何巨大的贡献，他都无法洗清自己受到的指控，这种指控的含糊性使它难以反驳。现在他回到了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直接和持续地监控其人民的行动视为自己的责任。钱学森经历之后，无疑能够看出这两者之间在过程上的相似性，尽管两者目的迥然不同。滥用的权力把他强制遣送回中国，现在，无节制的权力将控制他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方面。如果他发现自己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最高层发生冲突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他能到哪里去？他和他的家庭将何以自处？）
▲第3段全删：（此前，他的安全保证在于自己的工作。现在，不仅他的安全，甚至他的身家性命也依赖于自己的工作——那种中国政府相信唯独他才能完成的工作。政府会给他提出什么科学上的要求？他们真的相信一个人就可以把美国关于导弹和航天的整个知识体系带回中国？他们是否认为他能创造奇迹？他们是否会给他提供发挥他专长必需的资源和自由？即使有了这些资源他是否就能成功？他们是否能宽容暂时的挫折？他是否能够尽一切努力完成他们交给他的任何任务？）
▲第4段：[刚回国时，钱学森是否对未来产生过某种担忧，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年后，他有些无奈地发现，他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帮助中国制造一枚足以行驶防御功能的导弹。]（几年以后，他只能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即最后一个问题提供答案。几年以后，他对人说自己对于是否能帮中国建造一颗能够打到日本的导弹一点把握都没有。）

第二十四章 东风导弹

（208页）
▲第3段：40年后，中国拥有了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商之一。（它是俄国以外唯一把洲际弹道导弹对准美国的国家。）

（209页）
▲第3段：直到最近为止，几乎所有与导弹相关的活动都属于军事机密，（泄漏这些机密是可以判死罪的）。
▲第5段：最有价值的信息源[来自本书作者在1992年华盛顿世界太空大会（World Space Congress）上与几位中国顶尖导弹科学家的访谈]，（来自在1992年华盛顿世界太空大会（World Space Congress）期间，几位中国顶尖导弹科学家鼓起勇气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215页）
▲第2段：1958年，甚至连第五研究院这个名字都属于机密。泄露这个研究机构存在的人可能被判（死）刑。

（217页）
▲第2段：两个苏联原子弹专家尤其让中国人大感不满，他们被形容为“[只听不说的哑和尚]（只会读经不会说话的哑巴和尚）”。
▲第3段：合作破裂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出尔反尔，不愿再帮助中国开展核弹项目。（但是中苏合作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无疑是大跃进以及毛的自大狂。赫鲁晓夫确信，毛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个疯子，一个中国版的斯大林，一旦有了能力不惜把世界炸烂。1957年的时候，毛欢迎核战争的话让俄国人震惊：“我们可能会牺牲三亿人，那没有关系，战争就是战争，战争过后，我们会生育比以前更多的孩子。”）
▲第4段：1960年8月，苏联突然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大约1390名苏联专家和顾问被紧急召回国，至少343个合同和257个技术项目被取消。中国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大加抨击]（，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背叛，一夜之间撕毁合同，撤走技术人员。）

（218页）
▲第2段：此时，中国的所谓导弹项目所拥有的不过是几枚苏联的R-2导弹和一些中国留苏学生从苏联获取的技术材料罢了。（1950年代后期，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火箭专业的中国学生通过偷窃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从健谈的教授口里套取秘密、从保密笔记上抄袭公式等方式获得了苏联导弹尖端技术的一些关键资料。）
▲第5段：到1960年时，一条连接酒泉和北京的铁路已经铺就（，铁路穿过首都，直接通到国防部五院内的保密区）。

（220页）
▲第3段：钱学森经常说：“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中国人一点儿都不比美国人差！”（然而，如果说加州理工的学生曾被钱学森“吓得不知所措”，那么在中国，学生会被他吓得呆若木鸡。每当他走进房间，所有的人会立即起立，甚至比他年长的科学家也不例外。然后，当他在椅子上坐定后，就听取那些人的汇报。有时他会静坐在那儿，沉思某一项建议。有时，他会背着双手在房间内踱步，这表示他有些不耐烦，看不起汇报人的智力。这在低级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造成了恐怖气氛，因为钱学森的批评会极为尖锐，挨批的人常常会抖成一团。曾在东风2号计划中跟钱学森有紧密接触的林晋如此回忆：“我们全都象小学生面对严厉的老师一样。”谁都不想让钱学森失望，或在他面前受到羞辱，所以大家都努力工作以期让他满意。）
▲第4段：钱学森对布里斯（Bliss）公式的阐释尤为重要。布里斯是一位著名数学家，以其关于[变量计算]（变分学） 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在“二战”中，他的计算公式被广泛应用于弹道的计算。

（222页）
▲第2段：6月29日，经过重新设计的“东风2号”导弹也发射成功，导弹发动机的升空推力被降低，使其飞行距离缩短到1050公里（，刚够打到日本）。
▲第3段：这枚导弹是失败的“东风2号”导弹的升级版，也是中国第一枚实现了[自主]（惯性）导航的导弹。
▲第4段：1966年10月27日，[中国人大胆地同时进行了原子弹和核导弹的试验]（中国人鲁莽地同时进行了原子弹和核导弹的试验——这使得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从事这类试验的国家）。
▲第4段：“东风2号”A型导弹在发射基地以西800公里的发射点升空，飞向新疆的沙漠，在那里投下一枚爆炸力相当于1.2万吨的核弹。（关于这次试验，聂荣臻后来说：“万一核弹头提前爆炸，或者发射后掉落下来，或者越过了预定的靶区，后果都不堪设想。”）

（226页）
▲第2段：“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毛泽东在1958年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要搞就搞个大的。也许从小一点的开始。但是决不能像美国那样搞个鸡蛋那么小的卫星。”大跃进期间，整个国家都在每一个领域象征性地“放卫星”。“放卫星”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口号。整个国家都给孩子起名叫“卫星”。）

（227页）
▲第2段：1966年5月，以钱学森为首的科学领导小组决定，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并在1970年以前使用长征一号火箭将其发射上天。（，长征一号是这样的一种火箭：它有二级用的是液态推进剂，第三级是用固体推进剂的引擎。）

（228页）
▲第5段：在[第五研究院]（力学研究所）担任[副主任]（副所长）的郭永怀加入第九研究院后，只用了8年时间就在压力、震动、结构强度、环境和飞行测试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29页）
▲第6段：如果钱学森没有适时回国，[中国或许将推迟导弹项目，从而令整个发展进程滞后]（中央政府可能会对向导弹计划提供资金犹豫不决，从而使导弹的研发大大推迟。）

（230页）
▲第2段全删：（但是在这些成就后面，钱学森的生活中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为了取得这些成就，他不得不付出政治代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付出代价。）

第二十五章 成为共产党员（见后面的附录二）

尾声

（261页）
▲第2段全删：（然而，他的个人生活仍然是个谜。只有少数他最亲密的朋友有机会在私下的家居场合见到他，而且对他们来说，每年见面的次数也很少超过一次。通常，他们只在钱学森家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新年聚会上才能见到他。没人敢随便上他家去串门，拜访钱家需要向闲人免进的大院门卫说明情况，填好几张表格。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庄逢甘，他的寓所跟钱家在同一个大院里，也不敢敲他的门：如果他有什么事要讨论，要等钱学森每天出来散步的机会。）
（262页）
▲第1段：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在他旅居美国的20年中，对美国到底有怎样的感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1950年突然决定返回中国？（或者是否真的有一丝可能性：他是一名间谍？）
▲第2段：这些细节将来自曾与钱学森共事的科学家的回忆录。（以及钱学森去世后可能会由他的前任秘书王守云撰写的官方传记。）
▲第3段：他对美国政府是否仍旧心怀怨愤？或是内心期待着一次怀旧的故地重游？（在公开场合，钱学森谴责将他驱逐出境的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私下里，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钱学森悄悄地让他的两个孩子（因其出生在美国所以仍是美国公民）回到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这个迹象表明他对美国的敌意可能远没有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深。）
▲第4段：无论钱学森是否得到他期待已久的道歉，他很可能永远不会回到美国。（他的岁月已经所剩不多。据认识钱学森的人说，他身体不好，经常练气功。）
▲第6段全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使用钱学森开发的任何导弹攻击另一个国家，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这样做。但是，中国已将其许多初级的导弹出售给其他国家，而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是怀有敌意的。通过研究中国向朝鲜、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转让导弹技术的情况，人们可以发现钱学森影响力的痕迹。到目前为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开发的所有导弹中，中国已经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了蚕式反舰导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了东风-3中程导弹。）
▲第7段全删：（这些导弹的销售制造了令人恐惧的可能性。例如，东风-3 将以色列置于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范围之内。更糟糕的是，东风-3和蚕式导弹可以作为中东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种子技术，就像苏联的R-2导弹曾作为中国的种子一样。考虑到中东领导人近年来作出的威胁，这种能力令人不安。将美国称为“大撒旦”的伊朗希望在 1997 年之前实现本土核能力。利比亚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曾说过，假如他有能力向纽约发射核导弹，他就会这样做。把钱学森递解出境的全部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蚕丝还在抽开的过程之中。）

（263页）
▲第3段全删：（钱学森故事的最大悲剧不在于他被驱逐出美国以及随后带来的对美国国防的损害和威胁，甚至也不在于他在美国移民局手中以及中国各种政治动乱期间不得不默默经受的多年不幸。相反，真正的悲剧在于，在很大程度上钱学森回国后显然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并接受了该制度。在中国，钱学森可能逐渐变成了他自己最痛恨的人——那种麦卡锡时代的移民局和美国政府中他曾经极为鄙视的僵化、唯命是从的官僚。）
▲第4段全删：（年轻时候的钱学森同老年的他，两者之间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年轻时期的钱学森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科学的事实。而年长的钱学森，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地，帮助了两个独裁者散布谎言和制造混乱。年轻的钱学森梦想一个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年长的钱学森生活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等级制所统治的世界，并帮助制造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年轻时期的钱学森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在本质上是两个国家的公民。而老年钱学森却感到被两国都疏远。这位曾经蔑视迷信的老科学家，之所以在他的人生晚年却拥抱迷信，从气功中寻求慰藉，这或许并不奇怪。）

◆ 附录二，第二十五章译文

〔以下所列黑体为对照原版后发现被删除的内容的译文。其余未删除的译文取自中信版第二十四章末尾。〕

（原书231-260页）

第二十五章 成为共产党员

然而钱学森仍然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人们最难了解的是，钱学森在回到中国后的初期，他对美国有怎样的个人感受。但有一点很明显，被驱逐出境的一些细节对钱学森来说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在中国的大多数同事都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是被驱逐出境的，许多人相信他是自愿选择回国的。钱先生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着重介绍的是自己被拘留的情况，而不是他为了解除驱逐令而同移民局的斗争。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回忆的那样，钱学森甚至不喜欢别人当他的面提到驱逐出境这个词。我们不清楚他对驱逐一事守口如瓶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想忘记自己一生中的这段痛苦时期？还是他觉得让别人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回国并无坏处？

表面看来，钱学森对于他生活了20年的美国并无恶意。“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在我滞留美国期间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正直的美国人，”钱学森刚刚回到中国时，对一位中国记者谈起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们，“他们就像所有热爱和平的美国大众一样，与美国政府截然不同。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是他们的行为。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并无恶意。我们想要成为朋友，和平共处。”在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钱学森告诉中国媒体，他从来都没有将机密技术文件带出美国，这令美国人大吃一惊。（这一段被归入中信版译本的第二十四章，成为该章倒数第五段。）

但是，钱学森应邀在1956年5月11日冯·卡门75岁生日之际为他的纪念册写一些话的时候，他写了一封让那些加州理工学院的前同事大惑不解的奇怪的信，信中写道：

这次反右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和对政治敏感。在他刚刚定居北京的时候，他穿着美式的衣服：熨烫整齐的衬衫，格子或带花的毛衣，有时穿西服外套，戴帽子握手杖。但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他的衣服开始变成标准的中共统一的蓝色或灰色，至少使得钱学森看起来融入了城市居民的一片的蓝色中。

（未完待续）

发表于《华夏文摘》2021年11月17日

发表于《华夏快递》202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