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浅议
1971年，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尼克松政府解禁了美国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民间来往，居住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开始络绎于途，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国，或探亲访友，或学术交流。毛泽东也会见了其中的几位访客，如他年轻时候就相识的李振翩和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这些会见和谈话中，笔者觉得毛泽东同李政道的谈话对后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富有值得回味的哲理性。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的谈话发生在1974年5月30日，这次会见是临时安排的。据李政道回忆：“那天早上6点钟左右，在北京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出人意外地响了起来。有人通知我，毛泽东想在一小时内在他中南海里的住所见我。”[1] 李政道原来计划当天离开北京的，为什么毛泽东在最后一刻想起要见李政道，笔者没有见到什么可靠的资料说明，只能依据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李政道的谈话内容来推测其中的原因。
李政道在5月20日从上海飞抵北京后，通过迎接他的友人、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转交给周恩来一份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题为“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他在建议书中说：“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是基础科学的应用。基础科学包括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基础科学的实验。基础科学不是单独的基础理论。单独的基础理论，脱离了实验，是不能存在的。”[2] 在这段话里，李政道讲了两个层次的道理：第一个层次是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之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建筑在前者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说的是，基础科学内部，有理论和实验的分工，前者是不能脱离后者而存在的。
周恩来在读了李政道的建议书后，在5月24日借接见李政道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讨论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个会议的级别和规模都不同寻常，“四人帮”王张江姚全部到场，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也出现在会场，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长郭沫若和党的负责人周荣鑫，以及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外交部的王海容，北京市委的谢静宜等。李在会上把他在建议书中的内容作了介绍，主要是关于加强大学基础科学教育的问题，以及从小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谈话中间，江青作了多次插话和诘问，显然对李的主张不以为然。[3]根据会上的反应，李政道在当天晚上又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散发给白天的与会者。他在“补充说明”中进一步阐述了应用科学对于基础科学的依赖性，指出，基础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基本规律的学问，“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李政道在这里重申了：“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4]换言之，基础科学先于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的成就之上，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也就没有应用科学。
一，毛泽东说李政道的“理论”没有讲清楚，为什么？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发生在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之后六天，据“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记载，毛泽东在见到李政道夫妇，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但是你的理论没有讲清楚。”李政道听后回答道：“很对，我没有讲清楚。”毛泽东接着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告诉李政道：“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在谈话过程中他又再次强调：“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5]
如前所述，李政道在建议书中已经说，基础科学包括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基础科学的实验，而基础理论是不能脱离实验而存在的。这个话，跟毛泽东所说的“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看起来似无分歧——如果你把李政道的“实验”理解为毛泽东的“实践”的话。那么毛在谈话开场说的那几句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话是不是无的放矢呢？为什么毛又认为李政道的理论“没有讲清楚”呢？
笔者认为，李政道说的那一番科学理论不能脱离实验而存在的话，属于第二层次的道理。而毛关注的是李政道所说的第一层次的道理，也就是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究竟是谁产生了谁? 哪一个是基础？显然，李政道在建议书中阐述的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的说法对于毛来说是陌生的，引起了这位“战斗的唯物主义”（列宁语）战士的警惕。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的《实践论》中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6] 遵循毛的理论，用“实践”这个“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来审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谁先谁后，顺序是显而易见的：应用科学比基础科学更为贴近实践，应该是实践先产生了应用科学，然后应用科学产生基础科学。这就同李政道的主张相冲突了。
应该说，“伟大导师”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基础科学虽然包含理论和实验，其根本目的——按李政道的话说——还是“掌握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以便“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研究旨在创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李政道所断言的基础科学产生了应用科学，等于是说远离实践的理论产生了植根于实践的应用。那么，理论又是哪里来的呢？这是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自然要提出的问题，毛在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却是相反的论断——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所以毛见到李后一进入话题就开门见山说“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产生应用科学”这一说法的异议。
毛泽东坚持的、也是我们自小被灌输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因此，物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精神世界中一切成果的源泉。根据这样的世界观，生产活动首先产生了更贴近实践的应用科学，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产生离实践较远的基础科学，其最高成果一般是具有普适性和抽象性的理论。这种世界观中的生成链是：生产活动（实践）→应用科学→基础科学。李政道的“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今天的各项应用科学，如激光、核技术、电脑等，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是从基础科学的成就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生成链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实践，这等于是把毛泽东一生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颠倒了过来。
当年在中国领导人会见那些访问祖国的美国华裔学者的时候，客人说的大多是一些客气话——毕竟是久别重逢，不便畅谈心中真实的观感，也是人之常情。李政道以书面的形式直陈时弊、提出建言，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从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一种另类的世界观，而且李在几天前的会议上同江青不卑不亢的对话也明白显露出一种中国知识界已经绝迹多年的挑战意味，这或许是促使毛泽东临时决定要会一会这位年轻人的原因。
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先孰后？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已经远去，李政道也已经仙逝，再回顾中南海里的这一席谈话，笔者认为：李政道的建议书和补充说明中所阐述的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回顾，是一位职业科学研究人员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科技潮流的第一手陈述。毛批评李的建议书中理论上没有讲清楚，无非是表达对这一结论不认同的委婉之辞。从李政道这方面来说，他没有直接反驳毛的意见，是因为这压根就不是理论论证，只是近代科技发展史的常识。
三十一年后的2005年，李政道又回到了这个话题，这一次是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必照顾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也不必像给领导人的建议书那样斟字酌句。他直接明了地阐述了伽利略和牛顿开创新科学以来的几百年中，基础科学促进文明迅速进步所起到的“源头”作用：“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历史上来看是非常清楚的。仅就二十世纪来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给整个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走向了电气化时代，从依靠太阳能时代走向了近代原子能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了信息化时代。人类文明的这样巨大的进步，从源头上讲，应该归功于基础科学的发展。稍远一点讲，在伽利略和牛顿以后，科学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两千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他们之后的几百年，科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起来。这是一个分界线，说明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7]
要质疑这样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何须在理论上“讲清楚”？只须举出相反的事实就可以了。这一点毛泽东作为科学研究的门外汉固然做不到，即使科学研究的内行也做不到。因为，谁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二十世纪出现的大量新技术及相关的应用科学，在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分支——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之前，连雏形或萌芽都没有出现过。
李政道的上述结论早已是几百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识之士根据他们长期的经验和观察达成的共识，而且早就被写进各种文献之中。这里只举其中一份阐述得最为清晰有力的文献，这是一份为美国总统撰写的报告，标题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作者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1944年——也就是在毛泽东同李政道谈话之前30年——布什根据罗斯福的指令组织撰写了这份报告，1945年发表。该报告有专门的一节论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它说：
“基础研究是不以实际结果作为目标的。它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决大量重要实际问题的手段，尽管它未必能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给出完整的具体答案，完整具体的答案是由应用研究来提供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他的工作成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但如果长期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停滞不前。
基础科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它取得成功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为了其它目的而从事的实验所带来的意外结果。从统计学上讲，基础科学的某些部分肯定会产生重要且非常有用的发现；但任何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都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基础研究导致新的知识。是一种科学资源，为实际应用创造了取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新产品和新工艺一开始往往不够成熟，它们是建立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的，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来自于纯粹的科学领域里的潜心研究。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领跑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在十九世纪，美国机械的创新主要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础研究发现之上，它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一个依赖其他国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术水平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免不了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也将会衰微。”[8]
这一节文字明白地阐述了李政道在他的建议书中所表达的道理。它强调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相对于技术进步的领跑作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没有讲清楚”的理论，早在他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成为朝野的共识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9]不少论者认为，范内瓦·布什的这份报告为美国此后几十年间持续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
这段文字这样来描述基础科学的特点：“基础研究不以实际结果为目标”，“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他的工作成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的研究常常是没有功利目标的。为了创造适合于基础科学的研究环境，这份报告还刻意主张基础研究中心应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主，因为那些地方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拿出实际成果的压力最小，从而会将大部分研究精力投入到拓展知识的前沿方面，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中心应以远离实际功利为最佳。
报告中的这些主张，翻译成中国的科学家所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基础研究不妨——甚至应该——“脱离实际”，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必考虑实际应用——包括生产任务、国家安全任务——的需要，换句话说，基础研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心最好设在实际需求的干扰最小的“象牙塔”里。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可是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政府在发展基础科学方面却并不排斥看起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
相形之下，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直到今天的中国，“理论脱离实际”几乎是所有中国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的原罪，是悬在他们的头上、随时都会降临到头上的一顶帽子。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在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在干部和工农兵头脑中的形象是：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书呆子，在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电影《决裂》中那个研究“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掌握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曾在科学院和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展开过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肃清他们头脑中的“理论脱离实际”和“为科学而科学”一类的资产阶级思想。[10]《竺可桢日记》中的如下一则记载可提供一个这方面的例子：（1952年2月17日）“吴征镒以为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非小资产阶级思想。……又问余既受哈佛影响甚深，对于Charles Eliot 埃利奥特印象如何。余回答说Eliot 给我的印象甚深，一切为科学而科学，剥削阶级观点、贤人政治由此而来。”[11]吴征镒是一位植物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党员十分稀少的科学院，他任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代表党组织帮助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进行思想改造，在谈话中，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的竺可桢在吴的引导下反思哈佛大学及其校长埃利奥特对他的影响，反思自己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观点，其中就包括“一切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
1963-1964年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工作条例”规定，科学院此后十年从事的四种研究工作的份量比重分别是：“基础研究占15-20%，应用基础研究占35-45%，应用研究占30-40%，推广研究占5-10%。”[12]在这里，“基础研究”同“应用基础研究”分离为两项，前者显然是指那种看不到实际应用的“纯粹科学”研究。可见，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真正的基础研究的份量只占了不到20%，远远小于应用研究。而这还是经过了大跃进的失败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在政治上最为宽松的时期所确定的比例。或许，“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可以算是科学院里少数“没有用处的”纯粹基础研究之一例，研究者陈景润因此在科学院一直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到了文革期间更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只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使得当时的当权者看到了他的宣传价值，陈景润的处境在文革后期才有所改善。
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没有别的来源吗？
毛泽东在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感受到了他的“理论”对自己一生坚持的认识论的挑战。我们在这里对此做一点深入的探讨。
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可以用几段他自己的话精炼地概括。除了前面引用过的《实践论》，毛在1963年5月总结了掌握政权十多年后的经验教训，把实践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13] 在另一段文字中，他又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上升为“三大革命运动”，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14]
毛泽东的认识论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他所列举的三项社会实践。从毛泽东本人经历来看，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生以“阶级斗争”为本职工作；取得政权之后，也发动过诸如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一类的“生产斗争”；也多少了解一些农村里种试验田、工厂里技术革新一类的“科学实验”；在他的领导下，也成功地实施了兼具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性质的“两弹一星”计划。在他的视野里，“三大革命运动”已经包罗了人类一切产生正确思想的实践活动，他看不到在此以外，人的正确思想还可以来自其他的活动，包括在远离社会实践或实际需要的“象牙塔”里进行的、不以任何功利为目标的、纯粹出于求知和好奇的动机从事的科学探索活动。而这正是李政道在建议书中谈到的那一类基础科学研究。
历史上，这类科学探索活动总是局限在少数人的小圈子内，而且它们的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过程相对缓慢，对于大众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不那么显著，所以，在几百年之前，这一类科学研究的作用并未得到人们的足够注意。然而，进入近代之后，一方面，这类研究逐步深入到了人类感官无法到达的微观和宇观层次，另一方面，它们带来的技术成果造成的影响却迅速而显著，这些成果，如核武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从而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或者如半导体，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这类“纯科学研究”的意义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有识之士最先认识到，并被政府纳入国家发展的考虑之中。李政道的建议书以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例证，向中国领导人指出的，正是这一类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研究以及新技术开发的重要意义。从毛泽东的言论文字中可以看出来，他的视野中没有这类新科学的地位，相反，在他本人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曾经开展过对一些新科学理论的官方批判。
考察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大革命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无疑是人类产生的一种“正确思想”。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哪一些生产活动的实践、或者哪一门应用科学的研究产生的呢？如果这样的问题有答案，那么李政道建议书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实际发生的过程告诉我们：它们不是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而推动的某些技术或应用研究产生的，促成它们诞生的是十九世纪后期物理学内部出现的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关于电磁波的理论同牛顿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出现了矛盾，导致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从而催生了相对论；经典的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关于黑体辐射强度的预言（瑞利-金斯定律）在高频率波段趋于无穷大，同所有的实验和经验明显不符，导致了量子力学的诞生。这些过程均属于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提到的第二个层次——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什么生产活动或应用科学在其中发生作用。
李政道在1992年的一次座谈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又有两项尽管有点神秘但却很关键的发现。一项是1887年由迈克耳孙(A.A.Michelson)和莫雷(E.Morley)在美国做的实验：测量顺、逆地球转动时光速的差异。这似乎和应用完全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两个光速不一样，然而，测出的结果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推翻了以前存在绝对惯性系的观念。另一项是普朗克提出的黑体辐射公式，这似乎也与应用无关。但是，前者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而后者则为我们构造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15]
值得注意的是，李政道在这一段话里，两次提到“与应用无关”，说明毛泽东当年那句话：“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常在他的心头，他要以物理学两大理论创立过程为例告诉深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中国学界：历史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这两大理论确立了两个物理学上的常数，它们的数量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光在真空中的速度：3.0×108m·s^(−1)以及普朗克常数：6.63×10^(−34)J·Hz^(−1)，如此高的速度或如此小的能量，即使在今天，人们要从生产活动的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来感知并获取关于它们的知识，不免会像中国古代学者所主张的“格物”一样徒劳无功。
新科学产生于远离实践的基础研究这种特点在相对论诞生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相对论在1905年最初问世时的论文题目是“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讨论的是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的行为，而那个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既未提出研究这一课题的任务，也不具备研究这种运动的条件。相对论的主要原理，如光速不变、同时的相对性等等，如此违反人们常识，它们是从某种生产活动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吗？显然不是，而几乎是从爱因斯坦一个人的思辨里产生出来的。在爱因斯坦个人的回忆中，即使是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于他建立狭义相对论的贡献，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当时，洛仑兹（Hendrik Lorentz）和庞加莱（Henri Poincare）是名满欧洲的物理学和数学大师，他们根据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结果，在数学上推导出了相对论的时空变换公式,然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却无助于使他们成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反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26岁的瑞士专利局职员靠头脑里的“思想实验”完成了创立相对论的突破。要论“社会实践”，爱因斯坦远不及他的这两位前辈：大学毕业才五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后来在瑞士政府专利局找到一个职员的位置。这些“实践”，除了给予他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的宽裕时间之外，对他的相对论研究有多少助益呢？他本人很少提及，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即使有的话，也不是关键性的。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只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出现，只是二十世纪之前比较少见。李政道认为十九世纪电磁学的发展也是基础研究在先而应用技术在后的例子，他在1991年一次题为“建立强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的演讲中指出：“十九世纪法拉第就发现动磁生电、动电生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实验发现。紧跟着麦克斯韦就把动磁生电、动电生磁这个关系用极精密的方程式——麦克斯韦方程式总结起来。不但在十九世纪，也影响到二十世纪，于是产生了发电机、电动机、电话、电报、电池、无线电等等。从这个基础实验的发现、基础理论的突破产生了高科技，才有了人类今天的一切与电有关的文明．”[16]
回溯历史，生活在十七世纪的牛顿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例子。纵观这位新科学开创者的一生，牛顿的经历包括：短暂地当过国会议员（据说从来不发表意见）；担任过皇家造币局的主管达30年；其间办理过缉拿制造伪币罪犯的案件；可以说富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可是，他一生对人类的最伟大的科学贡献、他开创的新科学——运动定律、万有引力理论、微积分等一系列“正确思想”——恰恰是在他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的年轻时代作出的，而不是在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他在45岁那年发表了总结那些正确思想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此之前，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极为有限：只是在剑桥大学爬满长青藤的“象牙塔”里，从当学生开始，通过学习经典和自己的研究积累知识，逐步上升到教授的位置，同社会的接触主要是同当时从事最前沿研究的少数学者之间的交流。
以上事例说明，那些探索根本性问题的基础研究，由于其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通常遥遥领先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生产活动，常常在整个社会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首先在从事“无用的”最前沿研究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头脑里形成和取得突破。这种突破产生的正确思想不是在社会中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作用而发展成熟的，很大程度上是在少数人缜密的思维中涌现出来，然后经过理论和实验上的验证。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规律，李政道这样总结上述规律：“为什么基础科学可以产生如此重要而广泛的应用成果呢？宇宙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宇宙。宇宙中众多的物质形态只遵从同一组的基本定律。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这组操纵一切的基本规律。对自然界，这组定律决定着从宇宙诞生直到现在所有粒子在各种表现形态下的运动，如气体、液体、固体、生物、行星恒星星系等等。基础科学使我们了解这决定一切的定律。有了了解，才能掌握，才能应用。不仅物理学是这样，生物和其他科学也是这样的。”[15]——这一席话从根本上说明了基础科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他对毛泽东批评他理论上“没有讲清楚”的一种回应。
不过，这样的“了解—掌握—应用”过程中起始的“了解”阶段对不少局外人有点神秘，让他们觉得像是“从天上掉下来”或者“头脑里固有的”，从而苹果掉在牛顿头上产生万有引力理论一类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进入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课题日益抽象化和数学化，又由于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物理学处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而数学又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所以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研究方面这种事例远比其他学科丰富。在更抽象的数学领域中，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黎曼几何并不来自任何应用科学的需求，纯属个人思考，为追求逻辑的完美而产生出的一个数学分支，没有想到后来会在广义相对论里得到应用。这样的事例在过去一百多年明显增多，在文明发达的国家已经广为人知，形成共识。
四，毛泽东说他赞成李政道提出的培养人才的建议，落实了吗？
综上所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物理学基础理论都不是通过生产实践—应用科学—基础科学这条路子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科学内部新旧理论的矛盾或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矛盾推动下产生的。因此，要发展基础科学，通过生产活动的实践获得知识这一途径，就明显不如通过学习前人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这一途径。这一点可以从建立这些基础理论的那群人看出来。李政道在“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一文中列举了在二十世纪物理学重大进展中作出主要贡献的学者，指出他们在作出贡献时大多十分年轻，如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是只有26岁。海森伯1925年建立量子力学时只有24岁，狄拉克在1927年建立相对论量子力学时25岁。[17] 这些人从大学毕业不久，除了在学校中获得那些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本本主义”的书本知识和从事了几年科学研究以外，都没有那种在中国最受重视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据此，李政道在他的建议书中这样说：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基础科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20至30岁之间。[2]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看到中国的学生从中学里出来就被送到农村，中断了课堂学习，他感到非常忧虑：“我特别沮丧地发现，在这文明古国，教育几乎完全停止。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办法能改善这种状况。”[1] 这种对中国科学事业后继无人的忧虑，激发了李政道向最高领导上书的念头。
为了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接受，李政道在建议书中用了不少文革中流行的语言和概念，并将建议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就是挑选一部分十三四岁的少年，作为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象，培养的办法是：像芭蕾舞学员一样，不必上山下乡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是不间断地学习基础科学的课程。
李政道的这个建议，让江青觉得来者不善。在她和她的党羽们看来，李政道的建议实际后果是在当时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打开一个缺口，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命运，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学习科学知识，而且李政道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以江青直接抓的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作为先例，堵住了江青一伙人的口。所以，江青在5月24日会议上对李政道的建议提出了为什么不能培养50岁的基础研究人员之类的质问，显得十分无力，反而暴露了她的无知。[3] 李政道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次会见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关于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原本是很简单的问题，答案也是极明显的，任何人用狡辩和强辞都不可能改变正确的理解。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连周总理都不能作比较肯定的答复，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4] 周总理都不能作比较肯定的答复，不只是因为江青在会上的无理取闹，更多的是他担心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经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的。”周恩来在同李政道告别的时候问他“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4]就是这种担心的流露。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办公，白天睡觉，他大概是5月29日晚看了李政道的建议书以及关于李政道在5月24日的会议上同江青发生争论的记录。他明白争论涉及自己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式的辩护对此毫无帮助。不过，这是一个他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哪怕它牵涉到几千万户人家。一年多前，一位走投无路的下乡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他写了一封诉苦的信，毛给他寄去300元人民币，用“容当统筹解决。”一句话把问题推延到不确定的未来。[18] 这天，他想见李政道，更加关心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谁产生了谁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之一，是有利于年轻人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广阔天地”里增长知识和才干，如果像李政道所说的那样，基础科学的源头不在应用科学，反而是应用科学的源头，那就颠覆了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如果说，招收少量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只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挤开一个狭缝的话，那么承认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就无异于挖了整个运动的墙脚。所以他在谈话一开头就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并此后直到谈话结束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他不想让这个问题妨碍更具哲学意义的讨论，尽管在李政道来说，这是他建议书中表达的最关切的问题。
李政道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接见我，表示同意我的建议，这样才平息了“四人帮”的反对，开始实行我的建议，国家领导把我的建议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19] 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却没有那么简单，充满着曲折和斗争，涉及到高层官员的沉浮,甚至生死。
今天看来，毛泽东对自己那句表示赞成李政道建议的话并不放在心上，尽管表示了赞成“那个东西”，却没有兴趣讨论如何落实他赞成的东西。在1974年，他的话虽然不像前几年那样“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凡他有一点落实自己那句话的意愿，那么他的“最高指示”，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而且，按当时的说法，“最高指示”要落实不过夜。然而，在1974年5月30日到毛泽东离世的两年多日子里，官方没有公开毛泽东赞成李政道建议的这条“最高指示”，大学招生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文化考试继续处于被废除状态，李政道的建议也没有传达到中国科技大学付诸实施。显然，毛泽东并不认同建议所依据的“理论”，不希望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知道他说过赞成的话，并不打算落实。后来的发展显示，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意图——至少在他有生之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中国领导层中知道李政道的建议而且热心于落实这个建议的那些人，在毛泽东离世前两年多的时间里遭遇了怎样的逆境？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半个世纪前的努力，如今已经鲜为人知，需要从尘封的历史记载中一一钩沉——
周恩来无疑是第一个热心于落实李政道建议的人，他在看了李政道的建议书后，很快就召集了5月24日的会议，还请了一些科学家出席，并且在会上鼓励他们发言，希望他们的发言能增加李政道建议的分量，然而，所有科学家都对李政道的建议保持沉默。于是，他只好把李政道的建议书和会议记录整理后呈送毛泽东，等待毛的发落。6月1日，也就是周恩来5月24日会议后一个星期，周恩来因为膀胱癌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在医院里没有等来毛泽东对李政道的建议书的积极反应，不过他应该看到了记录有毛泽东赞成李政道建议的通报，有了毛的这句话，他就直接指示有关部门落实这个建议。郭罗基所著《“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记载了周荣鑫等人因遵循周恩来指示落实李政道建议而遭到的批斗，从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这一努力及其后果：
1975年12月 14 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要求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推向全国。名为“辩论”，实际上是批斗，批斗的目标是当时国务院下面的教育部负责人周荣鑫、李琦，批判的内容是“梁效”编发的 《周荣鑫讲话选编》和《周荣鑫言论摘编》。其中有周荣鑫的以下言论：“总理说过，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梁效”抹掉“总理说过”四个字，把周恩来说的编入周荣鑫的言论，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从1975年12月开始，周荣鑫就被批斗；病了，住进医院，又被揪出来，批斗了50多次。1976年4月12日，在批斗会上昏倒，13日凌晨0:35去世，终年59岁。[20]
周荣鑫是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新一届国务院的教育部长的。周恩来说的“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应该是他对教育部的指示。可惜到这一年年底，就遭到了批判。据《“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记载，“梁效”在内部讨论时就有人说：“这话是周总理讲的，不能批吧。”其领导人迟群说：“周荣鑫讲过的就可以批”“谁讲了谁吃哑巴亏”。 [20] 这时离周恩来去世只有一个月，他已经无力落实李政道的建议了，还把企图遵循他指示的周荣鑫也赔了进去，随着他走上了黄泉路。
在同一个四届人大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接替病重将不久人世的周恩来的工作。邓小平就任后即主导了全面的整顿工作，整顿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所有领域。他和胡耀邦、李昌等人继续周恩来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努力，把落实李政道建议作为这个领域的整顿措施之一，提出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数理化学得好的尖子入大学深造。李昌的夫人冯兰瑞所撰《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记1975-76年的一场斗争》一文记录了邓小平等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及其结果——
1975年7-8月间，李昌向邓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说：“我们打算直接从65-67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可是到当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却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小会上，胡乔木多次揭批邓小平。1976年2月23日，他在全室大会上揭发了六个问题。在讲到“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时，胡乔木揭发说：“邓小平说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赞成。他说半工半读是毛主席主张的，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胡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科院运动办公室所编批判材料《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论摘录》（1976年2月），第七部分摘了以下一段话：“胡耀邦、李昌同志准备建一所科学技术专科学校，要从各地直接选拔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所谓尖子入学。……李昌同志还要科大也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并要科大办理科中学，培养尖子。”主张恢复高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成为李昌的罪名之一。恢复高考问题除了批判邓小平翻案外，始作俑者李昌因此挨了多次批斗。[21]
周恩来、邓小平、周荣鑫、李琦、胡耀邦和李昌等人的方案中都有挑选“理科好”的中学生或“数理化好”的高中生这样一些限定词，这样的用词明显是沿袭了李政道建议书——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表态赞成过的，因而毛难以反对。他们也确有在中国科技大学落实李政道建议的打算。然而到了1975年11月，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落实李政道建议的计划也胎死腹中。江青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可以把周恩来说的话按到周荣鑫的头上加以批判，胡乔木可以说邓的话“完全是胡说”。他们是否知道周、邓的话是得到毛泽东赞成的意见呢？江青、胡乔木肯定是知道的，梁效的直接领导迟群、谢静宜当然也是知道的，谢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同毛泽东的接触比江青还要多。唯一的解释就是：毛泽东说他赞成李政道提出的培养人才的建议云云只是一种敷衍的客套话，他的实际想法同江青是一致的，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江青那么露骨，而是将李政道的建议书束之高阁，使之无疾而终。当周、邓等人把它拿出来准备落实的时候，就成为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风”的一部分，他就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支持者出手将其扼杀，不在乎那是他自己赞成过的意见。在更大范围上看，邓小平1975年初在推动整顿时所用的口号“三项指示为纲”，每一项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指示。但是，“梁效”批判的时候，照样毫不留情：“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20]
李政道的建议是到了1977年才得到真正落实的，邓小平在这一年8月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不仅是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而且是选拔各行各业的人才。这正是李政道当年上书周恩来毛泽东时的初心，他说过，访问祖国后就发现，“国内完全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使我忧心如焚，似乎觉得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一条绝路。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4] 不过那个年代的环境过于严酷，全面恢复高考，对他来说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所以他选择了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希望能够从这里挤开一条狭缝。他说：“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我的建议不得不先从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入手，又不得不从少年人才入手。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够较容易地被接受。……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人正轨。”[19] 幸运的是，毛泽东离世后李政道的心愿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乘着恢复高考的大潮，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也在1978年初顺利地招生开学。
1974年5月24日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同李政道分手前，问李说：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李回答：“我想会有阻力的。”他们二人在谈到“阻力”时，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本文撰写过程中，作者同王作跃和熊卫民进行了富有教益的讨论，谨在此表示谢忱。〕
注释
[1] 李政道：“教育应该受到重视——同毛泽东主席谈对称和教育”，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培养术中心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5月，61页。原文取自Lee，T．D.，Symmetries, Asymmetries, and World of Particl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中译本：朱允伦译 “对称，不对称和粒子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李政道：“关千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些感想”，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培养术中心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5月，57页。
[3] 施宝华：“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4]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成文于2005年10月9日，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9页。
[5]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ia-chinese-mao-19740530.htm
[6]毛泽东：《实践论》，发表于1937年，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7]李政道：“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79页。原为2005年10月26日作者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郑千里、王丹红采访时谈话的一部分。
[8] Bush, Vannevar：《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1945 https://www.pi.infn.it/~giorgio/INFN/3M/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pdf。
[9]王作跃，《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Zuoyue Wang, “Theory Attached to Practice: Chinese Debates over Basic Research from Thought Remolding to the Bomb, 1949-1966”in David Kaldewey and Desiree Schauz (eds.),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8), 228-247。
[11]《竺可桢日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
[12]《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1963年底起草，1964年4月4日在科学院内发布。
[13]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1963年5月。来源：《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14]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1963年5月9日。
[15]李政道：“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35页。原为作者1992年5月27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周年座谈会上的专题报告，曾发表于《科技导报》1992年第10期。
[16]李政道：“建立强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31页。原为作者1991年6月6日在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17]李政道：“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91页。取自作者1999年6月10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成立五周年庆祝会上演讲的有关段落。
[18]见“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https://discovery.cctv.com/20080130/100952_1.shtml）
[19]李政道：“少年班的建立和思考”，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65页。成文于2005年12月。
[20]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第十章 “梁效”的疯狂。
[21]冯兰瑞：《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记1975-76年的一场斗争》，中国改革信息库，2007年（https://www.reformdata.org/2007/0720/5982.shtml）。文中提到1977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口头揭发邓小平的事，1977年应为1976年之误，张成洁：《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一文对于此事件的记录可作为佐证。（https://www.hprc.org.cn/gsyj/rws/lsqy/200909/t20090911_30627.html）
[22]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
2025年3月13日
□ 原载于《华夏文摘》2025年3月10、11、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