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遭遇政治规矩（下）

钱学森紧接着遇到了比反右派运动更加意外和离奇的全国性狂潮。

1958年1月，毛主席庄严宣布了他动员人民“除四害”的目标，要消灭苍蝇，老鼠，麻雀和蚊子。这位一贯冲动而又浪漫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只要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什么事都能够办到。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他对于潜在生态后果的警告置若罔闻。毛泽东促进农业、工业和经济急剧发展的运动就是后来声名狼藉的大跃进。

1955年钱学森回国的时候，是期望为国家建立核武器和太空计划。他何曾料到三年后，会在北京的胡同里爬在地上去寻找苍蝇幼虫？

北京力学研究所附近有一条胡同，两排低矮的灰砖房屋之间的冷清狭窄小巷。人们在那儿看到钱学森正在用铁锹在土壤中挖土，从泥土中寻找白色如米粒大小的蛆状苍蝇幼虫。每找到一个，他就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将它夹起来放进一个罐子里。他也尝试消灭苍蝇成虫。一位员工回忆说：“我仍然记得钱学森在那个胡同里用苍蝇拍拍苍蝇。” “一天下来，我们要计数看我们打死多少苍蝇。真的，我们一只一只地数！互相比赛和吹嘘做得如何出色。”

随后是几乎全国人民总动员消灭麻雀的日子。在政府指定的某个日期，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敲打锣钹或盆罐，挥舞绑在杆子的床单，或者爬到屋顶或树木上大声喊叫，使得受惊的麻雀无处停歇，直到它们筋疲力尽而死亡。在北京，钱学森和另外几位科学家被分派到那条胡同里不让麻雀停留。几十年后，他的朋友们生动地记得钱学森在胡同里来回奔跑，一边吆喝，一边在空中大力挥舞着竹竿的样子。

“他会吆喝，呵，他喊得这么响！”他的秘书张可文想起来就会笑弯了腰。“我们——整个研究组——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去。在这方面，中国非常民主。无论你是高官还是小孩，全都出去打鸟。我出去，郭永怀出去，钱学森也出去。当然，钱学森不是每一次活动都参加，但他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学森的所作所为。他的亲密朋友罗沛霖的儿子罗晋回忆说：“这真令人尴尬。”罗晋的哥哥有一次在火车上听到有人批评钱学森，那位陌生人告诉罗晋的哥哥，他能理解普通百姓为什么会参加这种疯狂的运动，因为他们愚昧，但是他强调，钱学森是科学家，应该懂得任意发起运动消灭一种鸟类会造成中国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钱学森的私人秘书也对他的行为表示怀疑。 “我当时就觉得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不应该参与这种事情！”多年后张可文这么说，“我告诉他这是浪费时间。但是他说他想体验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了解这个新社会。他很愿意这样做，并且决心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尝试做各种事情。”

假如钱学森在美国时是一个喜欢喊口号和紧跟政治风向的人，那他的这些行为也许符合他的个性。但是他以前不是那样的人。相反，钱学森在人们记忆中是一个惯于嘲讽和尖锐批评各种理论的人，怎么可能会愚蠢至此。他喜欢嘲讽的性格如今在哪里？他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和中国的反右运动时期的经历，会不会让他如此震撼，以至于现在决定明哲保身呢？还是作为一个人，他只是被时代的狂欢感所裹胁？

更多的惊异还在后面。1958年春，钱学森开始积极向科学界宣讲党的路线。钱学森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出现于3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们的老科学家们，也就是科学队伍里带队的人，他们的责任就很重大，要他们能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是要他们能这样做，不只是他们要决心红，更必须真的红，红得透。必须烧掉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式各样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想头。当然，既然说明这是火烧，是以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火来烧，烧起来不会好受，也许会好几天睡不着觉。

钱学森告诫他的听众说，如果科学家不改造，他将远远落在“客观现实”的后面，最终变成时代的垃圾，虽然活着，而其实已经死去。钱总结说：“所以还是烧一烧好。让我们投身入火，从而能取得新的生命。有了新生，我们才能把我们步调一致起来，那就会真正地发挥出我们的潜力。”

不清楚钱学森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在美国时这样的高傲自大，似乎不可想象他现在会在公开场合自愿地表现得如此谦卑。这文章是钱学森自己决定写的吗？还是他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写的？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事实真相，但中国科学界的观察人士不相信这是政府强迫他写的。曾是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和官方历史学家的姚蜀平说，1958年许多人都争先恐后贬低自己以证明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因此发表这封信是一种光荣，而不是一种惩罚。钱学森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带头人之一，这一身份保证了他的文章得以发表。

这篇文章似乎为他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在1958年，钱学森的地位开始明显提高。他被视为整个中国航天事业的象征：有点像中国的维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那年，钱学森应邀写科普文章，发表有关苏联太空计划的演讲。他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展览会上与毛泽东交谈。他接受许多荣誉职务，例如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席，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主任，以及科学技术协会的成员。他在1958年9月还获得了政治职务，他被选举为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

然后在12月他获得了最高荣誉：受邀加入共产党。

仅仅几年前，钱学森还在美国谴责共产主义的哲学。现在，他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个主义。若干年后，他高兴地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有些科学家认为，邀请钱学森入党是奖励他在反右运动中对政府的忠诚。钱学森本人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最高境界。

1958年似乎标志着钱学森转型为政治强硬派的真正开始。钱学森在那一年所做的一些事情被许多同事认为是有失尊严，不负责任的，简直令人吃惊。这体现在钱学森为《大众科学》杂志1958年6月号写的一篇有争议的文章。（该文章的简短版本也出现在当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他在文章中声称，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钱学森写道，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将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二十倍。“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和人们的不断创新，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这篇文章令中国的科学界惊愕。他们不明白，钱学森写这样一篇文章企图得到什么？当然，他并不真的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会提高二十倍，或许他相信？他是不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完全相信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宣传？还是他精明地试图讨好毛泽东？不管他动机如何，这篇文章冒犯了别的科学家。他在中国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多年后对本书作者说，钱学森的文章不仅荒唐可笑，而且“令人无法容忍”。

然而，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一直梦想着一个农民集体劳动生产出丰富食物的乌托邦社会。 1958年夏天，毛泽东下令将千万个小型农民合作社组织成庞大的权力集中的官僚机构。每个省都成立了数百个大型的公社，每个公社约有两千至两万户人家。

毛泽东还相信，中国的工业产值将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的钢铁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的产量翻一番。

但是这些钢从哪里来呢？毛有办法。就是在每家中国人的后院都建起一个炼钢炉，让每个人都为钢铁事业做出贡献。

正如“除四害”运动吸引了千百万人的想象力一样，大炼钢铁运动也是这样。1958年秋天，全中国的人民将所有的金属财产献出来，送进燃烧木材的炉子里，他们确信一个钢铁强国将从溶化了的锅碗瓢盆和床垫弹簧中崛起。钱学森很快就遇到了北京这个空前绝后的奇观。几乎在每个街角，所有的标语牌、招贴和扩音器都在宣传大炼钢铁的成功。街道上充斥着烟火，来自那些土高炉——粗糙的金字塔形的砖砌结构，或内壁糊着泥土的油桶。

国防部五院的所有严肃工作都停止了，工程师和研究人员都在家中搜寻金属来送入炼铁炉。他们将砸碎铁锅，拆下门把手，撬起地上的栏杆和铁门，拆下窗户的铁框。 “我们到街道上、院子里、垃圾堆捡钱币，能捡的都捡回来，”五院的一位火箭专家回忆道，“我们停下工作，出去将它们捡回来。所有科学家，每个人都参加了。然后，像炒菜一样，设法将金属熔化。我们点上火，翻动锅里的东西。我不知道钱学森参加了没有，但其他老科学家都参加了。”

随着全国大炼钢铁的开展，毛泽东的野心也大起来。他原本希望当年的钢铁产量将达到1100或1200万吨，而中国到1962年将生产1亿2千万吨钢，到1970年代生产7亿吨钢（美国人均钢铁产量的两倍）。这些在中国“生产”的钢铁最终变成了破碎的一文不值的铁疙瘩，这在当时对毛泽东来说都无所谓。

大跃进是一场灾难。在毛泽东决定推行激进政策之前，经济一直在发展，夏粮的收成比上一年增长了69％。现在，情况急转直下。全国农民宰杀牲畜而拒绝将牲畜上交政府，公社里的父母殴打他们的孩子，迫他们吃更多，粮食在田野里腐烂或堆放在车站里，因为火车被征用来将废铁运送给高炉。将近1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抽出来投入到大炼钢铁中，白白浪费了上百亿个工作日。麻雀的消失导致农作物遭到昆虫损毁，大炼钢铁消耗的燃料使山林都成了光秃秃的山头。

大跃进的后果在第二年就显出来了。1959年，水灾和旱灾加剧了粮食浪费和庄稼腐烂造成的问题，饥荒席卷了整个国家。它始于农村，农民受害最严重。饥荒也蔓延到城市，很快，杀婴和吃婴，绑架和杀害儿童以及出售人肉等骇人听闻的故事开始在全国流传。

钱学森肯定不会不注意到弥漫在北京的饥荒。许多人得了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皮肤发黄，肿胀，并伴有异常积水。但是，政府设法让钱学森和他手下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要比普通中国百姓好一些的食品供应。在饥荒期间，五院的工程师每月有38斤（或19公斤）大米和玉米，而大学教授只有28斤。聂荣臻下令给予国防部五院食品特供，其中包括最贵重的食品：黄豆和鱼。但是，即使这些额外供应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食品需求。工程师中可能没有饿死的，但免不了饥饿。一位科学家回忆说：“我们都挨饿。因为聂帅是主管，我们被当作政府的宝贵财产，所以五院受到特殊待遇。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挨饿。”

当年，这些科学家的胃一直受着饥饿折磨，有着像囚犯那样对油脂的渴望，试图吃上几口大米和腌菜来加以缓解。在国防部五院可容纳一千人的食堂里，摆放着一排玉米粥大桶。在食物充足的时候，没人关注这些粥桶。但是现在粮食要定量分配了，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一大早就跑来，排着长队打一份不要定量的稀饭。他们在粥桶四周推挤着抢大勺，顾不上军帽掉进稀粥或绿色军装沾上的白色的粥斑。

几十年后，钱学森的前美国同事担心他在饥荒期间可能遭受了苦难。而实际上，在中国，今天有许多人认为，钱学森可能对这场饥荒负有部分责任。

批评者指出钱学森在1958年夏天写的声称有可能使粮食产量增加20倍的文章。他们说，钱学森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和有意地扭曲了真相。他们称，正是这些文章导致了毛泽东和其他高层官员在大跃进期间推行了脱离实际的农业政策。对钱学森的事业跟踪多年的前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许良英明确表达了他对钱学森的看法：“对农业一无所知的钱学森写了这篇文章，为毛泽东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在登上报纸之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他的政策。这篇文章对毛泽东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它对随后的饥荒无疑也有影响，这个饥荒造成了3千至7千万人死亡。”

四十年后，当本书作者前往中国为这本书的进行一系列采访时，许多受访者都强烈谴责钱学森写了这篇文章以及可能导致了大饥荒。中国的科学家、学生、新闻记者，甚至包括钱学森在美国和中国的朋友都众口一词地表达了这种义愤。没有人知道钱学森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怎么会有意写一篇如此公然歪曲事实的文章。

近年来，有两位杰出人士在私人书信和公开书籍中巧妙地不点名谴责了钱的行为。一个人是李锐，他是毛泽东的前秘书以及一系列关于毛的回忆录的作者。另一个是物理学家方励之，他后来成为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流亡到美国。

李锐在《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书中指出，中国一位著名科学家撰写的某篇文章给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篡改农业政策的底气。1958年7月，农业部宣布夏季收成的粮食作物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前一年增加69％。“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 6月号的一篇文章中为此添加了证明，他说如果人类对太阳能的利用可以达到几个百分点，那么产量可能比这些神话般的数字还要高。毛泽东相信了这位科学家的话，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产生了新的担心：如果食物过多该怎么办？”

李锐说，毛泽东当时想出了一种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办法：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稼，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花，余下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轮休。这项计划被提交给1958年12月武汉召开的第八届中共中央第六次会议，但在全国各地进行尝试时，结果却是一场灾难。《人民日报》匆忙发表社论，强调这样的种植制度虽然将在未来实行，但在目前情况下，国家不应急于推广。

方励之也不点名地提到钱学森的文章，认为它影响了中国领导层，间接地造成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方励之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这种计算的结果是给大跃进提供了科学的根据。然而， 物理学是不可欺的。这位先生的计算是完全错误的，可惜，没有人有权威和自由——哪怕是从物理学角度——对他提出批评。更加可悲的是，这么大的一个政党和伟大领袖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竟然相信这种‘科学’并据此作出涉及亿万人的决策。”

钱学森真的要对这场大饥荒负责吗？这个问题现在和永远都不容易回答。虽说要他为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之死负责可能有点过分，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篇文章摧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前对钱学森的尊敬。在他们看来，这篇文章象征着钱学森为了向当权者献媚，不惜扭曲科学事实。科学家在独裁统治下沉默地遵守疯狂的政策是一回事，主动地公开促进这种政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批评钱学森的人们说，至少他可以沉默不言。

对钱学森作出如此这般评判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写这篇文章背后的真正动机。除了钱学森自己，没人知道他是不是被迫写的。或者虽不是被迫，但是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在乎其他一切。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真地融入了那种席卷中国的蚁群思维，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篇歪曲事实的文章最终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今天，反对钱学森的人坚称，如果说他写这篇文章之时为了政治上自保，那么其代价是数百万生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记者说：“钱学森在1958年写了那篇文章，从而最终导致那么多同胞死亡，很多人因此不能原谅他。” “钱学森应为大跃进带来的饥荒承担一些责任。任何有同情心的人都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悔恨。但是钱学森对此并不感到后悔。直到今天，钱学森都认为这篇文章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是钱学森一生中最神秘密十年。他搬进了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上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

人们对钱学森在1960年代初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几乎没有人受到过邀请访问他的家。少数几位当年去过钱家的访客没有多少记忆，只记得大部分的窗户望出去都是令人压抑的灰色混凝土大楼。研究院里在钱学森领导下跟他密切合作的科学家对他工作以外的生活也只见到一些零星短暂的掠影。有一次，人们看到他与妻子以及警卫人员在颐和园附近散步，或者在报纸上读到钱学森在前一天晚上的某次会议上受到邓小平和刘少奇的接见，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他个人生活的细节少有人知。在交际方面，钱学森遥不可及。

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中，钱学森与他的大多数朋友失去了联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对他也感到有些陌生。他过的是斯巴达式得生活。他每天凌晨6:00起床，晚上10:00睡觉。多年之后，据他的儿子永刚回忆，吃饭的时候，他喜欢沉默，他会突然发话“专心吃饭”，打断孩子们的谈话。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记得，他和父亲交谈的唯一机会就是拿学校的成绩报告单给他签字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特别是1950年代后期研发第一枚短程导弹的时候——会事前不通知家里就出远门而且数周没有音讯。到发射场一去可能会数月或半年之久，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信件告诉家人自己是否平安。有一次的离别特别长久，让他的妻子抓狂。她向负责安全的官员打听他的下落时说：“他难道不要我了？他不要孩子了？不要这个家了？如果是这样，我放把火把这屋子烧了！”后来钱学森终于回了家，但是拒绝解释他去了什么地方或者做了些什么。而且依然跟从前一样神秘地离家和回家。

在这段保密隔离期间，钱学森有一个不寻常的机会给毛主席讲解。 1964年2月6日，钱学森在毛泽东的住处给他讲解科学知识，另有两名杰出的科学家给毛泽东讲解地质、农业、气象学和探矿方面的知识。三人中钱学森最年轻。钱学森从来没有和毛泽东成为亲密的朋友。实际上他一生只见到毛泽东六次。但是他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关系类似于低级工程师与他的关系：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才可能当面见到上级。尽管毛泽东的权威已有所削弱，但毛仍然保持着神一般地位，钱学森觉得自己有机会直接与毛主席交谈是一种殊荣。

人们不知道钱学森给毛泽东讲解些什么内容，但似乎并没有引起毛获得进一步知识的兴趣。毛泽东相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掌握了真理，几年后，钱学森回忆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 1964年2月13日，钱学森给毛讲解之后几天，毛泽东宣称：“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年轻人，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这是最有害的，应予以制止。”两年后，他的这些话让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陷入困境。

1966年，毛泽东对教育的蔑视和对刘邓集团的担忧表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毛发动的企图破坏中国整个社会结构以恢复自己至高无上地位的恐怖年代。1966年3月，毛泽东鼓动中国青年起来投入新的革命：“我们需要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教育程度不高，有坚定立场和政治经验的人接班。……我们自己闹革命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三岁，而那时掌权的……年长而经验丰富。他们学问比我们大，但是真理在我们手里。”

钱学森在若干年后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接着发生十年浩劫。”它使中国陷入了现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暴力的时期之一。表面上看文革是自发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及其盟友精心组织的，他们在高中和大学中悄悄地培育了一个地下网络，直到夏末正式登场。最早的红卫兵出现在北京，大多是十二至十四岁的初中青少年，戴着红布臂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字样。批判大学当局的大字招贴出现后一周之内，上万名的学生在全市贴出了几十万张大字报，其中一些大字报的字有4英尺高，其中大多数是控诉，辱骂和暴力威胁。

第七机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归国务院管辖后的新名称）大楼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6月6日，星期日。大字报批评了部领导，还胡说什么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访问德国后在国内散布纳粹宣传。很快，部里出现了几百张内容同样耸人听闻的大字报。七机部的工作停顿下来，每个人都忙着看那些充满别人传闻的大字报。许多人写大字报作出回应，签上假名或自己口述让朋友代写，使别人无法查对笔迹找到作者。

一周后，刘邓势力发动了反击。他们使出党对付动荡常用的标准办法，把工作组派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作调查。工作组给那些被认为制造麻烦的人整黑材料，将所有工作人员分为四类：好的、一般的、差的、以及反革命。

北京的街道迅速成为危险的地方。任何人都可能被挥舞着毛语录的狂热少年骚扰、侮辱和殴打。穿着被认为过于资产阶级可能被当众划破，头发被认为留得太长可能会被当街剃掉（红卫兵特别喜欢给受害者剃半边头，称之为“阴阳头”）。餐馆、剧院、音乐厅、茶馆和咖啡馆统统被关闭。红卫兵还闯入寺庙、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破坏那里无价的历史文物。那个夏天，钱学森有可能在街上看到红卫兵将书籍、艺术品、皮草、旗袍、绸缎长袍、音乐唱片、家具、高跟鞋等等一切被视为西方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堆到街上付之一炬。

随后的几个月，形势变得更糟。孩子们结成战斗组，公开批判他们的父母、邻居和老师。到处是抄家、戴高帽子和挂牌游街，在体育场召开批斗会，受批斗者在万人大会上嘴被塞住，手脚被捆绑，人被拳打脚踢虐待致死。受害者无法求助于法律保护，因为政府认可这类暴力行为。没有人是安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遭到攻击、羞辱，被送到劳改营。估计有40万人被杀害。

七机部的导弹工程师们被中国政治的迅猛发展所震慑。由于每个人都卷进无休无止的会议、集会和政治学习，部里所有认真的科学工作都停了下来。工程技术人员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仔细琢磨报纸社论中的政治动向，以便据此炮制大字报和讲稿。部里一位科学家多年后评论说，假如当时掌权的精英不是每隔几周翻转一次，而是每十年翻转一次，生活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说“权力的平衡变动如此之快，以至于连钱学森这样非常紧跟的人也跟不上形势。”

七机部很快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支持刘邓的“ 915”和支持毛泽东的“ 916”。（派别的名称分别来自其成立的日期：1966年9月15日和9月16日。）技术人员大多加入916牌，而官员和管理人员则倾向于915派。低层的工人的立场和人数在两派之间对等。

起初，七机部的工作人员聚集在走道里，各自成群私下交流，互不相干。但是，大字报上的指责和涂写在墙上的侮辱性标语引发了公然的冲突。不久，人们就直接对抗，互相喊叫。一位科学家回忆说：“他们先是用言语交锋，然后用拳头交锋。”七机部很快陷入了派性武斗。武斗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用铁棍武装。“幸运的是，在北京搞不到枪，”一位工程师心有余悸地这样回忆。“在其他省份，受到军队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对立派别，用机关枪开战。”

1967年1月23日，夺权行动推翻了钱学森和七机部的领导层。夺权的头头是年轻的导弹工程师叶正光，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将领叶挺的儿子。当时他读到了毛泽东对上海夺权认可的消息，准备了几天后采取行动。“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夺权，”几年后他回忆道。“这是中央政府批准的。实际上，我们向周总理和聂帅提出了报告请他们批准夺权。北京的各部委开始造各部领导的反时，我们曾向李富春副总理提出也要造反。”

1月23日晚上10点，叶正光接到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准许他们在七机部夺权，只要求造反派不要“过分”。有人建议叶正光效仿一星期前二机部夺权的先例。叶放下电话后，就让他的助手把钱学森、部长王秉璋和其他四名副部长从床上叫起来，半夜三更到王秉璋的办公室出席会议。

他们来的时候看上去很疲惫，穿着便服。叶正光由八到九个簇拥着，通知他们七机部的权力已经被接管。

只看到钱学森脸上血色全无，站立不稳几乎昏了过去。身体健壮的王秉璋从后面扶住钱学森，才使他不致昏倒在地。叶正光让钱学森坐下。他轻轻地告诉钱学森不用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仍然是副部长。然后，叶正光要求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次夺权表态。钱学森和两位副部长立即表示支持，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王秉璋称他的权力直接来自国家的中央政府。当叶正光要求他交出七机部的大印时，王严词拒绝。

印章在中国传统中象征着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是拳头大小的木质圆盘，篆刻有国家的宪法象征：由一个红色圆圈围绕的天安门城楼。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印章，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它们被锁在主楼三层的金属保险箱中。因为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造反派只好用喷枪将保险箱切开。从此以后，1月23日在整个七机部被称为“916夺权日”。在七机部，钱学森留任，王秉璋下台，叶正光得到了“总勤务员”头衔。

尽管被夺权所惊吓，钱学森安很快恢复了镇定。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甚至有点高兴。他在七机部二楼的会议室里对着数百人发表了一个赞扬叶正光和造反派的讲话。他满意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但是，夺权后他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叶正光掌权后，钱学森受到了与其他普通员工一样的待遇。他第一次不得不像别人一样到食堂吃饭。七机部的导弹科学家还记得钱学森站在大饭厅里，看上去有点困惑，因为他从前从未在在食堂里排过队。他有点不知所措。一位局长看到了钱学森的困境，给他端上了一碗面条。钱学森困惑而尴尬，独自一人把饭吃了。他的低职位维持了几个月，周恩来宣布七机部的夺权无效，叶正光手里的权力和大印又转到王秉璋手里。

1968年6月8日，暴力达到了顶峰，七机部杰出的冶金专家姚桐斌被两名男子用钢管打死。庄逢甘回忆说：“这位冶金专家去世后，王秉璋发了命令，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情。” 1968年，周恩来指示第七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起草一份应受到国家保护的专家名单。周恩来特别要保护从事导弹和卫星项目的科学家，并派出警卫员保护他们免受人身伤害。在其他科研机构暂时瘫痪的同时，导弹研究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钱学森属于仅有的五十名受到北京政府保护的顶级科学家之列。

在1960年代的最后几年，钱学森显然是北京最有权力的科学家之一。他被授予了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里崇高的职位——可能相当于将军，该委员会后来被纳入军队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他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并以高级官员的身份出席外国使馆的招待会。西方媒体报道说，钱学森毫发无损地幸免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即便如此，文化大革命对他全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刚刚从高中毕业，而永真则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但对于他俩来说，大学无疑是上不成了。中国的大学几乎全都被关闭了。教授下放到全国各地与农民一起劳动。幸运的是，对于永刚和永真来说，父亲的地位使他们免于下农村劳动，他们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十多年后才恢复学业。

蒋英担任教授的中央音乐学院文革期间关闭了。1969年，蒋英差点儿去郊区跟她的同事们一起劳动，但是在她打算离开的那天，学院收到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阻止蒋英下乡。该官员说，为了保护她本人和钱学森的安全，她必须留在北京。于是，蒋英被分配到托儿所，照顾下乡的教师的孩子们。人们记得她特别和善：花自己的钱给孩子们买零食，给他们补袜子衣服，生病时送他们去医院。她甚至从自己家里搬来一张沙发捐赠给托儿所。她在文革时期简直是代替了孩子的母亲。

毛泽东曾经的得力助手林彪死后，钱学森及其家人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1971年9月12日，林彪夫妇在看似企图越境叛逃到苏联的过程中丧生。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这次事件无非显示了毛泽东的核心圈内权力的反复无常。就在两年前，林彪因其在中苏边境争端中的勇敢而受到称颂。现在他被毛泽东谴责为叛徒。林彪事件的余波震荡整个北京城，导致一场清洗，数百人遭到逮捕和审讯。没有人可以逃脱严格的审查，即便是七机部下层的工程师也如此，他们吃惊地得知，他们为将来的宇航员训练而设计的振动床实际上属于治疗林彪失眠症的秘密计划。那些与林彪有疏远关系的人只是被调查问话。关系密切的人就糟糕多了。与林彪十分亲密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则被关押了好几年。

仅仅一年前，钱学森以为林彪是毛的继承人，无意地发表讲话吹捧林彪。一位工程师回忆道：“钱学森以为林彪是忠于毛的，实际情况太复杂他也弄不清楚，结果他遇到了大麻烦。他必须作检讨，承认自己在1970年犯了政治上的重大错误。”钱学森的检讨内容没有公开，因为党内会议纪录属于机密。不过群众中有传言，说钱学森被要求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党组织。

那次事件后，钱学森和他的妻子待人似乎变得生硬起来。钱学森在中国的一位同事的女儿是有机会观察到这种变化的少数人之一。（为了保护她，这里隐去她的姓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母亲不幸同毛泽东夫人的敌人曾有故交，因而被隔离在“牛棚”中，所谓牛棚，是指一种临时关押地，牛棚里的人受到同事的监视、审问，被迫作检查。她受到两名妇女持续不断的审问，被指控为美国间谍。那个自愿下乡的女儿在1971年回到北京，她拜访了钱学森家，以为会得到一些安慰。

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很突兀的经历。在她小的时候，钱学森的妻子通常会带着“西方政客”那种淡淡笑容与她说一些甜蜜的话。而这一次，钱学森夫人看她的表情里带着轻蔑，甚至有点生气。这时，这位钱学森同事的女儿才注意到蒋英穿着蓝色军装，给人以高级干部的印象。接着，钱学森夫妇开始起批评起她的家庭来。钱学森谈到，听说她母亲在牛棚里不老实，他尖刻地说：“你母亲交待问题就像挤牙膏一样。”同时，蒋英上下打量着她，眼里毫无笑意，对她的话都用说“嗯！”或“哦？”来应付。多年以后，这位受到伤害的钱学森门生的女儿说，“我难以理解。” “我以为他们是好朋友。”

钱学森夫妇误以为她被送下乡是一种惩罚，对她说话的语气是冷漠的。他们对她说：“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回乡下去。”钱学森的同事的女儿原来想告诉他们她是自愿下乡的，但是这时决定不再谈下去了。她后来回忆说：“我不想玩他们的政治游戏。”从那次拜访之后，她再也不想与钱学森夫妇交往了。

差不多这个时间，有机会见到钱学森的还有一个人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以前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曾担任美国空军部的助理部长和副部长，当时是COMSAT（通信卫星公司）的总裁兼董事。1972年初，查里克到中国建立卫星通信设施，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向美国电视直播作准备。查里克抵达后，问中国官员是否可以面见钱学森。之后不久，中方主人把查里克带入一家优雅的餐厅，接着钱学森也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到了。

钱学森首先问查里克他能否用中文致正式的欢迎辞。接着他在讲话中谴责某些失势的中国官员，译员为客人们逐字翻译了这些话。说完这些之后，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在那晚其余的时间里，他都用地道的英语说话。查里克说：“在我看来，无疑是有人要求他发表那个小小的演说。”

晚宴的气氛很亲切，查里克和钱学森谈到了旧日的熟人和朋友。在问及钱学森的工作时，他回答得含糊其辞并把话题岔开。晚餐后，两个人在餐厅的庭院里散步。期间查里克告诉钱学森，他听到了一个谣传说他病了。钱学森话外有话地说，人的身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现在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感觉也好了。查里克说：“我认为这是有所指的，是指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能有过不那么愉快的经历。”

回头去看，钱学森一定意识到，他在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幸运，因为他当时很可能被下放农村，被判入狱或被杀害。当年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钱学森有着完美的科学资历，但这并不能保证他免于受到攻击：全国顶尖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在1968年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特务”。钱学森有一些政治权力并和领导层关系良好，但这也不能保证他免受攻击：他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在敌对国家度过了二十年，并且娶了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女儿。

即使钱学森的家庭出身清白，来自于普通农民家庭，还是不能保证他没有危险。他的同事郭永怀出身于可靠安全的农民家庭，但在1968年12月的一个雨天，他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经验不足的飞行员误读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信号，使飞机着陆的时候发生倾斜而爆炸起火，机上人员无一幸免。郭永怀的女儿后来说，这起事故主要原因是文革期间推行的政策使得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重要岗位。

回首这些不堪的往事，钱学森看到了同样的命运也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他有许多朋友被关进过牛棚。有些朋友受到了折磨。罗时钧，1951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学博士学位，钱学森是他的论文导师，他不仅眼看着妻子被她的同事逼得自杀，他本人也被红卫兵关押在办公室里，近一年的时间里被严重剥夺睡眠。这些人不分日夜审讯他，指控他是美国间谍，在他试图睡觉时一巴掌将他打醒，以至于他神情恍惚产生幻觉。罗时钧幸运地活了下来，回到了被抄过的家中，他的孩子们过着像被捕猎的动物一样的生活。

邓小平掌权时期

1975年1月，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邓小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张爱萍也得到提升，并被任命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使他成为了钱学森的上司。

但是到那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邓小平和周恩来在设法消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到11月底，毛泽东转而反对邓小平，邓小平被罢黜，遭到公开批判。

在邓小平失势之时，钱学森在一次高级党委会议上发言批判张爱萍，他指控张帮助邓小平搞复辟。他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张爱萍，贴在北海公园附近的国防科委大楼里。钱学森在大字报中揭发了1960年代他陪同张爱萍前往导弹发射场事发生的事。当时张爱萍似乎曾指着地图说：“这是蒙古。它曾经是中国的领土。”钱学森想用这句话来指控张爱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他想把蒙古从苏联手中夺回来。这张大字报，被原原本本地转抄传遍了北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邓的处境更加恶化。在当局试图撤除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时，发生了十万人的暴动，有数百人被捕，邓小平立即被指控为骚乱的后台。当时，毛泽东正式罢了邓小平的官，撤销了他的所有职务，只保留了他的党籍。四人帮的支持者再次在七机部内发动了批判邓小平和张爱萍的运动。有些干部受到迫害，员工队伍发生分裂，整个七机部陷入混乱。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在五天的哀悼期间，钱学森曾担任了毛的守灵人。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学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颂扬了毛泽东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文章中说：“毛主席把我从在外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又亲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严厉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称他们为“我们要走革命道路的科技人员的死对头”。

钱学森很快将会意识到，这篇文章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10月6日，军方对“四人帮”发动了一场政变，逮捕了毛的遗孀和她的盟友，把一切可以想象的政治罪名加到他们的头上。虽然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是来自湖南的党的总书记华国锋，邓小平迅速第二次复出，其速度惊呆了钱学森，邓在1978年3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本文译者注：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钱学森急忙地修补他的政治地位受到的损害。他声明效忠于邓小平新政权，并谴责了“四人帮”。 1977年7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科学与技术》，文中写道：“‘四人帮’当然反对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在《经济管理》杂志上指责林彪和“四人帮”使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对钱学森来说，不幸的是，邓小平的复出使张爱萍重新获得了权力，再次成为钱学森的上司。一位工程师说：“对于钱学森来说，给张爱萍贴的那张大字报真是莫名其妙，” “如果他要批判张爱萍，他只要照抄报纸上的批判稿就行了，他本该随大溜，人云亦云。人们听过后也就忘了。钱学森的问题是他喜欢标新立异，这么一来，人们会永远记住他这些话。”

钱学森的这些宣传性讲话，毫不令人惊讶，但是他的讲话触及到超自然现象领域，就让人吃惊了。1979年，他在颇具争议的超感官知觉（ESP）这个问题上表了态，从而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议始于一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十二岁男孩唐雨，他声称能阅读放在耳朵后面的纸上的文字。报纸报道说，这个男孩有超感官的知觉，可以“听到”写在纸上的文字，而四川省领导杨超则相信这个孩子的说法。突然间，全国各地也纷纷发现具有ESP的人。让人联想起在这同一十年中席卷美国的UFO狂潮。

钱学森在《科学与技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将近一千名具有ESP的青少年。他说，也许ESP与气功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康复艺术有联系。钱学森推测，最著名的中医师可能都是气功大师。他敦促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大脑的研究，以便了解更多有关ESP，气功和针灸的知识。钱学森宣称，这项研究可能是科学的下一个重大突破。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时的学生，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学教授范·戴克（Milton van Dyke），亲眼目睹了钱学森对于这个课题热情。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范·戴克有机会亲自在酒店会见了钱学森。他回忆说，钱学森拿一张纸，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或数字，然后将它举到他头上。他告诉范戴克，一个小男孩能够“听到”这些字。范·戴克说：“坦率地说，我感到惊讶。” “我差一点跟钱先生说，恐怕你在北京有魔术师吧？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加州理工学院人们熟知的钱学森，那个除了数学证明或科学事实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容忍的人，今天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真是截然相反，与我记忆中的他如此不同，”他从前的学生亚当森（Thomas Adamson）听到钱学森痴迷于ESP的故事时说，“当年在他身边，永远都是‘除非你能写出来或证明出来，否则都是废话！’” 钱学森的行为使他从前的熟人感到困惑。他们想知道，他疯了吗？还是老糊涂了？可能被中国政治压垮了？在他们眼里，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加州理工学院的人们曾经爱过、恨过或恐惧过的钱学森永远消失了。

1989年春季，北京兴起了新一波的不安。尽管经济繁荣，仍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对它的制度表示不满。在1980年代中期至后期，高层干部中发生了大量经济丑闻、任人唯亲、逃税和其他腐败。许多中国人感到，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官员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到八十年代末，学生和教授们公开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参与政府管理，这对邓小平的领导构成了最大的挑战。

天体物理学家兼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是最早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科学家之一。1986年10月和11月，《人民日报》开始发表他的文章，内容涉及言论自由和分散权力对于防止腐败的重要性。1987年1月，学生示威活动从位于合肥的他的大学开始，后来传播到北京。在1980年代后期，学生们不顾警方的反对和政府的威胁，在北京和上海的街道上挥舞旗帜宣扬他们的民主梦想。

到（1989年）5月，成千上万的学生决定进行绝食抗议。假如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走近天安门广场，他会看到那里布满着临时帐篷和精疲力尽的学生。它已经成为记者、围观者、带着食物篮子的居民以及将绝食学生送往医院的救护车熙熙攘攘的营地。中国媒体无视政府警告，公开忠实地报道了这些新闻，而学生对传真机和计算机文字处理等现代技术的掌握确保了最新动态传播到全世界。

到月中，广场上的人数已超过百万，学生们公开要求邓小平和李鹏辞职。中国领导人与学生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会谈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宣布戒严并下令清场。两周以后，学生运动走向低潮，这时，北京艺术院校的学生使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灰泥制作了运动的象征：一名妇女双手高举火炬，中国人将其命名为“民主自由女神”，运动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6月3日深夜，北京居民被机关枪射击的声音惊醒。坦克沿着长安街成队列移动，从东西两方进军广场。在关掉灯光并堵住出口之后，装甲部队突入广场，向人群随意开枪。另外的部队也开着枪从紫禁城内冲出来。坦克碾压了学生营地，摧垮了民主女神像，冲破了汽车和巴士构筑的路障。随之而来的是子弹横飞、直升机和救护车的一片混乱，混乱中有700多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广场上充满了烧毁的巴士上冒出的烟雾，被自制炸弹摧毁的坦克，以及看起来像是大堆大堆的尸体。在这片混乱中，方励之逃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大屠杀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震惊。1989年6月1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瑞斯（Frank Press）中止了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在致钱学森和其他科学界杰出人士的电传中，普瑞斯写道：“我们对中国政府军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示威所采取的行动感到震惊和沮丧。我们必须暂停一切活动。我们在愤怒和悲伤中这么做。”

6月14日，钱学森北京电视上露面，他是在怀仁堂听取邓小平有关“反革命暴乱”的讲话。两天后，钱学森主持了一个著名科学家学习和讨论邓小平对戒严部队讲话的座谈会并在会上讲话。钱学森宣称方励之是“民族败类”并谴责其“叛国行为”。钱学森说，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不过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而已。

这些言论帮助钱学森从中央政府那里重新获得了一些权力。在1980年代后期，钱学森的门生宋健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时，他的政治地位已有所改善。1989年，宋的影响力加上钱学森在天安门危机中对邓小平的支持，恢复了他早些年在执政精英中失去的大部分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