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终于被军宣队、工宣队准予毕业，分配工作，报到地点是“云南省勐旺解放军农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分到云南省。我庆幸军宣队、工宣队网开一面，“急急如漏网之鱼”，从北京坐了三四天火车到昆明，才知道那是昆明军区所属第十四军42师124团所办的农场，地点不在勐旺，而是在西双版纳的勐海县。我在这支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当了一年五个月的不穿军装的兵，是我从学校踏进社会的第一个台阶。
真想不到，这支一直驻扎在中国边陲地区的部队的名号出现在了五月十七日的《华尔街日报》上，报道说：薄熙来在二月初去昆明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军队驻地有他父亲薄一波的一尊蜡像，薄熙来前去是为了“缅怀革命前辈”，此事引起了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警觉云云——似乎薄熙来有挟枪自重的嫌疑。
回想起四十四年前，我到达云南时，当地流传着“肃薄肃李”的口号，薄就是指薄一波，李是指李成芳，当时是昆明军区的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是省委书记阎红彦，已经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口号的意思是要“肃清薄一波—李成芳黑线在云南的流毒”。原来，十四军的一部分起源于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李成芳抗战时曾在决死队任职，后来从十四军军长任上升到昆明军区领导。薄一波当时已经被揪出来了，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名列第一。这个口号的起源于何时何地，笔者没有考证。当时只要中央揪出了什么“走资派”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下面自然会有人“上挂下联”，利用上层领导人的政海沉浮，谋求本人或者本派的利益。事实上，那时离薄一波在山西组织决死队已有三十多年，十四军内只有师以上的少数干部可能还跟薄一波有过上下级的关系。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就归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后来的陈赓、谢富治兵团，随着陈谢进军云南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谢富治在五十年代一直是云南省的党政军第一把手，直到1959年进京接替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所以，与其说十四军有薄一波的流毒，不如说是谢富治的嫡系部队。“肃薄肃李”似乎也没有对军队的领导层有大的冲击，当然，同薄一波划清界限的表态是少不了的。李成芳似乎靠边站了一阵子，后来就离开云南到别处当官去了。
十四军当时的军长叫梁中玉，出身于山西决死队的军人，也没有受到什么牵连。相反，他领导下的十四军在云南的整个文革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这种作用，在全国来看也是相当独特的：全国的军队在1967年开始以“支左”介入文革的时候，由于军队本身的成份和常年受到的政治灌输，自然会支持群众组织中与自己“同质”的相对“保守”的派别，这些派别常常在运动初起时保卫各级党委，组成成份上也比较“纯洁”——基层干部、党团员和出身于红五类的群众占较大比例。全国各省的军队支左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即使在北京，卫戍区派进各中学军训的部队也有类似的倾向。但是昆明军区的部队（十三军和十四军）却与众不同，他们支持的是云南省两派中的较为激进的“造反派”——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为核心的“八派”，反对相对保守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炮派”。
笔者到达云南的时候，该省的两派斗争大局已定。康生、谢富治在1968年一月接见了昆明军区和云南省两派代表。康生“凭革命四十年的经验和敏感”，在会上断言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乱边疆，并当场将赵健民拘捕。由于赵健民是受到“炮派”支持的主要干部，“炮派”成了两条路线斗争中“站错队”的组织，而反对赵健民的“八派”就成了云南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造反派一派独大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除了上海以外，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昆明军区以及十四军在“支左”中站对了队，自以为“路线斗争觉悟”高。部队里的各级官兵在我们这些新兵面前都表现得十分自信。那个时候的说法是“亲不亲，线上分”，说起他们那些多少跟阎红彦、赵健民有点瓜葛因而“站错队”的首长来，毫无军人常有的那种下级对上级的崇敬。
这种超强的“路线斗争觉悟”使我们从外省刚到的人印象深刻。有这么一件事，至今难忘：从昆明到勐海要乘汽车走五六天，半路上，云南农业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追上的我们的连队，要将我们的连队中几个该校“炮派”的学生头头带回学校接受批斗。这些学生已经毕业，带队的军人本来是可以拒绝的，但是事涉“路线斗争”，他们把那几个学生交了出去。过了几个月后，这几个学生回到我们中间，闭口不谈在学校批斗的遭遇，因为他们在连队里要继续接受“帮助”。后来有一天连队发生了一件奇事：被揪回学校批斗的学生之一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蘸点酱油生吞了下去，说是生吃小老鼠可以治腰背伤痛。人们这才猜出一点他们回学校后所受到的待遇。不仅这些当过头头的学生，凡是参加过“炮派”的普通学生和小头目在我们连队的“路线斗争”学习中也要人人过关。领导我们连队的军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路线斗争”，而且是云南省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似乎那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心。像我这样从外地来到云南的学生，在原来地区的文革运动中表现怎样，他们并不关心。于是我们得以置身事外，除了体力劳动以外，在美丽在西双版纳雨林中过了一段时间平静的“田园生活”。
昆明军区以及十四军为什么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军队不同，在文革整个过程中始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笔者觉得跟谢富治的长期经营有着一定关系，军区的上层领导在文革中是否得到过老首长的提示？这是一个值得文革历史的研究者考证的问题。从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布局有着比别人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文革的前半段时期，他地位变的越来越高，成为毛泽东推动文革进程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此过程中对以前的老部下有所提醒和影响，不是没有可能的。说到谢富治，他不仅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还是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的政委，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谢富治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文革中最新出炉的新政治局里，军人特别多，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除了原来就是政治局委员的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林彪以外，新加入了林彪系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另外还有谢富治、许世友和陈锡联。毛泽东的原意显然是希望这些军人能够为他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以他们手里的枪杆子作为他身后江青及文革派执掌政权的“坚强柱石”。然而，事后的发展显示，这些军人中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一心一意追随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只有谢富治一人。林彪和他的党羽在一年后的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庐山会议）上就开始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分道扬镳，突然发动对张春桥的攻击，让毛泽东看到了林彪系军人对于他的文革事业的异心，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旧部，最受毛泽东的信任，但是为了让江青接班以确保文革路线的继续，毛泽东不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铲除这个军人集团，最终导致林彪、叶群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机毁人亡以及事后对黄吴李邱的清洗。
这时政治局里，除了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只剩下了三位能够在毛泽东一代人身后影响大局的军人：谢富治、许世友和陈锡联。他们都来自红四方面军，属于张国焘的旧部，但是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忠臣。其中尤其以谢富治最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超过了黄永胜等嫡系人马，可惜谢富治此时已经身患重病，在1972年三月去世，天不假年，仅63岁。余下许世友和陈锡联二人，原来在毛泽东的接班布局中只是“第二梯队”，现在被推倒了第一线。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没有问题，毛泽东也赞其“厚重少文”，但是许世友并不赞同文革的路线。毛泽东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政委，并一直试图撮合他和司令许世友的关系。希望许世友扮演汉初在刘邦死后安邦定国的大将周勃的角色，以手里的枪杆子在他身后支持中央文革的路线。但是许、张二人无论在政治路线以及个人经历和性格方面都格格不入，完全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令毛泽东深为失望。毛泽东也为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配了一个政委——自己的侄儿毛远新，陈锡联表面上同毛远新合作愉快，使毛泽东误以为可以将辅佐毛远新的重任托付给他，在临死前不久让叶剑英退休，意在由陈锡联主持军委为毛远新和文革派撑腰。可是毛泽东死后，在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和毛远新时，陈却无所作为，拱手把全国军队的控制权交回给叶剑英。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一世英明，但是身后的接班安排却完全落空。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谢富治在毛泽东辞世时仍然健在，历史将会如何展开：华国锋1972年进京出任公安部长，又在第二年进入政治局。同时，陈锡联从沈阳军区司令调任北京军区司令。这两个任命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试图用华、陈二人来弥补谢富治离去造成的残缺的接班布局。假如谢富治在世，他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公安部长、副总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政委，毛泽东以上这些政治安排统统可以省去。而且，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来看，谢还有华、陈二人加起来也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一，谢富治长期在中央工作，同中央文革的人结下“深厚战斗友谊”。在“二月逆流”中，多位副总理和老帅指责中央文革时，谢富治是唯一站在中央文革一方的副总理。1967年七·二〇武汉事件中，他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起被保守的群众组织劫持，解救出来后回到北京，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谢富治无异于是中央文革里的一名成员。其二，谢富治为了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惜得罪自己的老上司陈云、邓小平、徐向前，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向他们发难。谢富治还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重要成员，秉承江青的旨意不遗余力为刘少奇罗织叛徒、特务、工贼的罪名。也就是说，谢富治是交过投名状的人，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还有最后一条，就是谢富治虽然跟中央文革一样的极左，却没有中央文革的那种张狂跋扈，在公开场合比较低调。北京的各派学生组织和个人常有炮打谢富治的举动，他从不为此打击报复。不像上海那些炮打张春桥的学生无不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谢富治在群众中并不像其他中央文革成员那样招致那么多怨恨。假如谢富治不是在1976年前死去，必是毛泽东临终托付重任的第一号“顾命大臣”。他彻底得罪了以前的上司，肯定不会像华国锋那样同叶剑英、李先念等老臣私下里联合起来对付文革派。在他辅佐下的江青、毛远新和中央文革，顺利接班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那样，就不会有什么陈云、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的复出和刘少奇的平反。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或许因为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虚妄，让后来那些复出的“走资派”每想到此就不寒而栗。以致在谢富治已经离世多年后，还要将他和康生一起钉到历史耻辱柱上。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当初对其一生盖棺定论的《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谢富治遭到的“死后算帐”，对于十四军显然有不小的冲击。这一次，它要做文革初期相反的事：同谢富治划清界限，同复出的薄一波恢复关系，薄一波的蜡像，大概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除此之外，据网上资料，1984年，陈赓将军的公子陈知建来到十四军主力师40师当副参谋长兼团长，可能也是该部队冲淡同谢富治历史渊源努力的一部分。
事实上，早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以后，这种“转弯子”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云南省阎红彦和赵健民案的平反，原来军内“站错队”的干部恢复了职位，当初“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那些干部命运如何，外界所知不详。在地方上，云南省文革中的两派命运发生了逆转：原来的“八派”头头，全国硕果仅存的少数还在掌权的造反派，全部下了台，其中一部份被送进了监狱。上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知识青年朱克家，因为被姚文元发现并树为全国知青的标兵，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仅23岁，会后进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仅仅因为同那些省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目有来往，也遭到隔离审查。笔者几年前回到昆明，曾见到一位原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八·二三”的头头，刚从监狱出来，沦落为社会无业人员。说起往事来，让他感到不平的是，当年他们掌权时干的坏事，大多由革委会里的军代表所决策和主导。后来他们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进了监狱，而那些军代表却悄悄回了部队，基本没有受到追究，大多已经离休、安享晚年了。
说到十四军在文革中干的坏事，笔者觉得最缺德的一件，就是它作为主力部队参与了对红河自治州沙甸回民的武力镇压。据当初一位在农场带领我们的军人复员后对我们的同学说，我们原来所在的团负责攻占一个村庄，一开始就用炮火将该村庄炸平，部队进入村庄时，村内已经几乎没有活人，后来从别的回民地区迁移很多人来填补这些无人的村庄。这位军人本人也是回族，说到进村看见的惨状，不胜唏嘘。这件事发生在1975年的七、八月份，事后还在昆明举办了展览会，展示沙甸“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各种证据，各政府机关和厂矿单位都要组织员工前去参观。我记得展览中的罪证有各种枪械弹药之类，还陈列了叛乱分子妄图成立“蒙自伊斯兰共和国”的传单和旗帜（沙甸公社属蒙自县）。民间听到的传说，则是另一种故事：沙甸是有着深厚穆斯林文化的地方，《天方夜谭》的中文译者即出自这里，村里还有人在开罗的大学里教书，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沙特阿拉伯因此推迟了同中国建交。笔者不知这些传言是否正确，不过文革后中央就给沙甸回民平反，说是那些叛乱证据都属子虚乌有。平反的文件把酿成惨案的责任向上推到林彪、四人帮的头上，向下推到曾在云南主持工作的谭甫仁和周兴的头上。事实是，林彪集团早在1971年复灭，谭甫仁也早在1970年被刺身亡。中央当时的真正决策人是尚未失势的邓小平。
十四军原辖40、41和42三个师，在1985年的大裁军中并入了来自其他军的部队，重组为第十四集团军。而我们原来接受再教育的部队42师，则整编制被裁撤掉。这也不奇怪，因为42师是由地下党员廖运周在淮海战役阵前倒戈带过来的国民党部队，跟薄一波一点关系都没有，受陈赓指挥的时间也最短。缺乏光荣的历史传统，又没有老首长的关照，不撤你又撤谁呢？
https://hxwk.ciaos.org/hua-xinmin.hxwk.org/1994/12/09/
https://hxwk.ciaos.org/hua-xinmin.hxwk.org/2006/01/13/
201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