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先生被宣布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网上一时评家蜂起，要想说的话都被别人说完了。本来已经无话可说，直到日前看到有篇评论，给了我一个凑热闹的机会。该评论讲的是华人得诺奖，从李政道，杨振宁算起，直到新出炉的高先生，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了，可惜都是外国籍的华人。这话其实不确，岂止是不确，根本就是政治错误！李、杨在１９５７年得奖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不仅他们的血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当时的国籍也是中国——不过他们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把“中华民国”籍说成是外国籍，那不成“两个中国”了吗？
李、杨在四十年代出国时，和后来成为“共和国”研制核弹的英雄人物邓稼先等人一样，都是拿“民国”护照的公派留学生。四九年以后，美国承认的还是“中华民国”，那些不愿意回国报效的“民国”留学生中的大多数自然是继续做他们的“中华民国”国民。李、杨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去领取中国人获得的第一份诺贝尔奖的。
余生也晚，不知当时中国的新闻界是如何报导这件事的。研究历史的朋友，比如王丹，不妨去查阅一下１９５７年十月份到十二月份的《人民日报》，结果说不定可以成为你的博士论文里的一章。不过，在手头一时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从今天中国朝野对高行健得奖的反应出发，根据我们中国人在过去四十多年的长进速度，我们也许可以作一点“线性反推”，来猜测一下当年中国的政府和百姓是怎样对李、杨获奖作出反应的。比如，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当年中国的报刊是不会欢呼中国人终于实现“零的突破”、拿到了第一份诺贝尔奖的。最多是登一条不显眼的消息，也许压根儿不提，在《参考消息》上转引一段“外电”。替当时新华社的领导想想，确实比今天的高行健还要难报导：怎么说呢？说是中国人得了奖吧，那是两个拿着已经推翻的“反动政府”护照的人，说不是中国人吧，人家没有入美国籍，又没有到联合国去申请“无国籍人士”身份。何况，那时我们有很多荣誉和权威性比诺贝尔高得多的奖要报导，比如列宁和平奖金、斯大林奖金，中国科学院的郭沫若院长还是评奖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呢。比起这些革命导师来，诺贝尔算什么？“不值一提”。
又比如，当年和今天一样，多半也有人怀疑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这两个中国学者发奖“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这种“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相信在爱党人士中一定大有市场。就在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给两个中国科学家颁奖前三个月，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受过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受帝国主义控制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这个时候，挑选两位西方教育出来的中国科学家得奖，而且其中一个偏偏还是“反革命家属”——杨振宁的丈人就是那个不听伟大领袖敦促投降、顽抗到底的在押战犯杜聿明——你说这不是给那些成了“落水狗”的右派分子打气是什么？尤其令人起疑心的是发奖的时机，纵观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获奖的成就常常要经过多年的考验才能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承认，像李、杨这样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一年就得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诺贝尔奖委员会里的那些帝国主义代理人为什么要那么迫不及待呢？这不是明明要同当时正在乘胜前进的反右运动对着干吗？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当年的反右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是“娘错打了儿子”。既然“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成了“娘打儿子”，那么回想起来，人家的“政治目的”——如果真有的话——也许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这亲娘将自己的儿子往死里打，邻居看在眼里，于心不忍，规劝两句，那亲娘说你“干涉”她的内政。正在无计可施，那亲娘有两个寄养在别家的儿子，恰好做了点有出息的事，于是急中生智，赶紧拉来当众表彰一番。用这种婉转的办法提醒这位亲娘：您看令公子在我们这里多有出息，其实府上其他公子也都是振兴贵府家业的栋梁之材，请您老暂息雷霆之怒，放他们一马。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这一番“用心”，说它“别有”也好，说它“良苦”也好，都没有能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有丝毫影响。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人民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从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路披荆斩棘奔向前方。那些年头，诺贝尔的名字最多一年一度出现在《参考消息》上。他的文学、和平奖是同“反动”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奖是同“白专”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
诺贝尔奖在中国“浮出水面”，那要等到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之后，紧接着就有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华。第一批当中就有李、杨这两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而诺贝尔的名字也从此变得家喻户晓。不过这批当年“中华民国”的留学生，如今都变成了“美籍华人”。据一位险些成为右派的五十年代大学生告诉笔者，李、杨之加入美国籍，还有一段小故事——话说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颁奖典礼，其时瑞典已经同“民国”断交，同“共和国”互相派有大使，尽管那两位得奖的主儿是“民国”国民，瑞典政府还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邀请“共和国”的大使出席。而这位大使在典礼上做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他听到李、杨在受奖答辞中表达了对美国的感激之意便起立退场。李、杨回到美国不久，便提出申请加入美国籍。
这段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共和国”大使的退场是否促成了李、杨改变国籍的决定，都有待研究历史的学者去钩沉。考虑到就在斯德哥尔摩颁奖典礼之前不到一个月，伟大领袖在莫斯科刚刚宣布“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共和国”的大使听到“亲美”言论而不表示革命义愤，倒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了。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此刻“共和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同北京之间大约正函电交驰，或者，大使馆的请示报告已经搁在了第三代核心的办公桌上：中国大使已经收到了出席一位“法兰西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邀请，是否接受邀请呢？要是去的话，万一这位“法兰西作家”发表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应该怎样表示呢？
比起四十三年前，中国总该有点儿长进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海内外的忧国忧民之士，让我们都来替党中央出出主意吧。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 cm001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