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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要给你们谈谈我这次西巡的见闻什么的，直到今天才算兑现，离我西巡回府已经二月矣。你们别以为我按错了键，把个“行”字打成了“巡”。自从两年前一位“普通党员”从北京往深圳跑了一趟被官方和非官方的人士一致称为“南巡”之后，这个“巡”字就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啦。我好不容易逮着个过瘾的机会，岂肯放过？
这次秋冬之交到北京，离我上次北京之行相隔有十二年之久。走在马路上，变化确实够大的。只见中关村一带，车水马龙，路两边挂满了各种“开发公司”、“高科技中心”的招牌，中间夹着些 Kentucky Fried Chicken、Pizza Hut 以及 “美国加州牛肉面”之类的店铺。记得以前去过几次的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家，应该在路边的白杨树下就看得见的，如今几乎被店面房子完全遮住了。当我穿过一条泥泞的车道，来到依稀还记得的门前时，不禁又一次查对了楼号和门牌，怕找错了地方。当年我求学时初次来这里的时候，这些灰砖楼里里外外给人的感觉是宁静而整洁，而如今我看到的却是被横七竖八的自行车挤得终年敞开着的楼门，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得去。
拜访几位老同学，有的正当着什么书记、主任一类的官，虽然房子还是那么几间，但地上铺了瓷砖，墙上贴了塑料，有点“小康”的样子了。最接近“大款”的是我的一位哥儿们，他利用自己的血缘关系早早入了外国籍再到中国去经商，先是当外国公司的代表，后来自己成立公司，现在已经拥有北京、深圳的几处房产，一个生产出口商品的小厂。一辆“奔驰500”是他以“外资”身份免税进口的。据他说，不坐高档车便有失身份，会影响生意的。那天他派车来接我。同司机聊起来，他原来是某机关的驾驶员，因为自小爱好评剧，考上了评剧演员，但不久因为剧团没有观众，上边发百分之六十工资，各人自谋生路，他也只好重操旧业，就雇于“外资企业”。
这位拥有工厂、房产的哥们告诉我，他的北京房产租给外地人开歌舞厅，自己不经营。为什么不租给本地人呢？他说本地人多有强硬的后台，向他们收租不易。我说，记得你当年在“收租院”雕塑剧里还演过贫下中农的一角，现在也当上刘文彩啦，报上不是说有讨债公司吗？他说，那是一批打砸抢的流氓，找他们只会惹更多麻烦。我说，你现在成了民谣里边的第四类人：“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好过“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象我们这样受党长期教育之人，马列主义自然烂熟于心。我故意问他，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里上政治经济学课，说资本家都是靠剥削起家，“每根毛孔都渗透着血汗”。有的同学家里是“小业主”成分，说自己父母是勤俭起家，还受到大家“帮助”。你现在致富是靠什么呀？他狡猾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咱这是一不留神，当上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第一代新生资产阶级。”那些在科技部门或者学校工作的老同学，没有第二职业，他们也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描写自己的生活：“相对贫困化”。
马路上许多商店的招牌都用名人的题字，最多的似乎是胡平的题字。不是“北京之春”的胡平，而是商业部长胡平。商店开门，找商业部长题字，当然是最自然不过。如果按老规矩，这胡部长的“润笔”一定是笔不小的收入。除了部长大人之外，还能见到李先念、田纪云以及许多知名不知名人物的“墨宝”，还见到过军统特务沈醉的题词。如果有一天见到蒋中正的题字，人们大概也不会大惊小怪。
江泽民、李鹏不给商店题字，他们在别的场合题字。《中国青年》庆祝创刊七十周年特刊，便有党和国领导人的题字。比较起来，总书记的书法至少还能看懂，内阁总理大人的字大概是中国历代宰相中最蹩脚的了：那个鹏字分明让人觉得是座山雕的“雕”字，不信你们把那一期《中国青年》找来瞧瞧。令人开眼界的是荣毅仁副主席的题字，他那钢笔字，不是对照说明，几乎一个字也教人认不出来。这位“红色小开”当年在圣约翰念书时想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感兴趣。
商店除了爱找名人题写招牌之外，还爱起个带洋味的名字。“燕沙”、“赛特”，那是合资企业，起个洋名情有可原，就是那些一个门脸儿的个体户小店也喜欢起个带“奥”、“特”字样的名字。商品上也常标着“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以示质量上乘。与此相联系的是，港、台用语大量侵入北京口语中。生猛海鲜、追星族、发烧友这类说法，不仅口头上说，而且上了报纸、电台。McDonald 快餐店，要按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翻译的老规矩，应叫做“麦克唐纳”，现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也跟着不列颠帝国的臣民叫“麦当劳”。Office building，现成的“办公楼”不用，却叫做什么“写字楼”。Cashier 叫作“收银员”，就连卖 cookie 的地方，居然也学港腔标上“曲奇饼”的字样。
走进新华书店，从《我的父亲邓小平》到《人体艺术》、《中国宫廷房中术》，似乎应有尽有。不过你要找反映“平暴伟大胜利”的书，就会大失所望。这件事已经在中国的“正史”中消失，虽然老朋友见面几乎都会给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这种故意不提的办法也用在别的地方。比如《中国青年报》早先曾宣传过一阵《废都》，后来大概是上边有了禁令便不再提它。在介绍陕西作家小说创作情况的文章中只提《白鹿原》等，好象《废都》不是陕西作家新近的创作。
新华书店里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见到了一套《厚黑学丛书》，包括《商场厚黑学》、《情场厚黑学》等。李宗吾老先生五十多年前创立的学说在今天得到如此发扬光大，大概要归功于它对当今社会具有“立竿见影”的实用性。美中不足的是，我四处寻找，没见到《官场厚黑学》，只看见虽经广大群众踊跃购买，仍在墙边堆得有一人多高的“当代马列主义”新篇，不消说，那是李老先生一位四川同乡新推出的（你看，我也沾上了港台腔啦。）文选第三卷。
马路上书摊很多，卖各种文摘、周末之类的小报，只要不涉及“敏感”内容，倒也显得琳琅满目。比如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杀的事件，大报上只字不提，大概觉得不够“级别”，那些小报就报道得十分详细。买过几份回家看看，发现有些编得很好，像《作家文摘》，电视上也说，它销路一直很好。不记得是否就是在《作家文摘》上，有一篇叶永烈的文章，讲蒋介石离大陆赴台湾前后的事。他的结论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了共产党一个历史的机会，使它得以在陕北站住了脚；而朝鲜战争则给了国民党一个历史的机会，使它在台湾稳住了脚跟，造成了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这话讲得精辟！
说到朝鲜战争，又想起看到一篇《人物》杂志上的采访录。被采访的是中国驻朝鲜最早的武官柴成文将军，对于采访人关于朝鲜战争谁开第一枪的问题，柴将军的回答是：这个问题还是让朝鲜人民自己去弄清楚吧。习惯于听中共官方语言的人都能从这句话中辨别出背后的意思。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有多少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真话而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以至杀身之祸。看了柴将军如此轻松而有风度的谈话，真使人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慨。
也许中宣部忙不过来，让这种“违反原则”的言论漏了网。须知当时正在号召青少年观看一百部革命电影，柴将军的言论对于象“英雄儿女”、“黄继光”这样的抗美援朝英雄形象岂不是釜底下抽了薪？那些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青少年难保不会问：这场谁开了第一枪都没有弄清楚的、朝鲜人之间的战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掺和在里面把命都赔进去？
也许中宣部即使有意见也奈何他不得。毕竟，柴将军已经到了“白发渔翁”的年龄和境界，不愿意再一味把假话说到进八宝山。像他这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我还看到伍修权的一篇回忆，叙述他如何在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期间跟着彭真、康生到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党代会上去吵架，如何扶植世界各地一小撮人组织“马列主义共产党”，讲得十分坦诚，自承是充当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棋局上的卒子”。
所以，尽管大报在宣传革命电影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毛泽东的光辉一生，小报却在那里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挖着意识形态的墙脚。即使是大报，宣传的调门也不同从前了。《中国青年报》刊载了龙应台女士的一篇文章“我在北京吵架”。讲的是她第一次到大陆探亲，在海关以及市场上的种种不愉快经历，每个回过国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过了两天，一位自称是“外地读者”的给报社投书，劝“中国人不要生气”，大意是说龙女士的遭遇实属平常，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一种“基本国情”，国情如此，外地人到北京只能活该受气。如果说以前对于批评是打棍子、扣帽子这种“恶霸”式的回应，那么现在有所进步，不那么凶神恶煞了，虽说有点“无赖”的味道：鄙人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来就得忍着点。
最后，给你们说一点道听途说的消息。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本名俞启威，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解放后官至天津市长、重工业部部长。正史上说，他五十年代后期因病去世。你们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吗？精神病！原来，解放以后，黄部长隔段时间就会收到老情人的来信，每次收到信，黄部长都惶惶不可终日。终于，这位当年令国民党政府头痛的学运领袖在饱受惊吓之下，精神失常而跳楼自杀。这倒使人想起庄则栋的一句名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江青半夜里来电话。”
还有一件事，说出来一定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好在海外没有“散布反革命谣言罪”，不妨姑妄听之。那是我买了几盒“中华鳖精”，巧遇一位熟人，是我在美国念书时的室友，当年他是科学院生物学部某所派出的访问学者。他指着我手里提的东西说，“你也相信这东西？”我说，“电视广告里马俊仁教头说他的马家军就是吃这个创造世界纪录的，难道是假的吗？”他笑道：“你们在国外跟洋人一起受骗了，喝甲鱼汤哪里就能创造世界纪录，告诉你吧，她们还是服兴奋剂的，外国人查不出来而已。体育学院的人都知道。”你们那里有体院出国的人吗？有的话劳驾打听一下，否则吃着“鳖精”心里老不踏实。
九四年元月上
□ 本文寄自加拿大
刊登在 1994 华夏文摘 cm940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