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根本无课可复。没有教材，更没有老师（不少老师还在“牛棚“里关着或是接受审查）。中央的这个决定，可能是”革命小将”们在文革初期到全国冲冲杀杀搅乱一潭死水的作用已尽，要回到学校重新戴上羁绁，以便管理。

同学们都回到学校了。虽说数月不见，同学间并没有重逢的喜悦，甚至连寒暄都省了。但既然复课了，至少要有个上课的形式。所以每天早上八点，我们都到教室会齐。由红卫兵领我们读毛主席著作，常常是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老三篇”。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一次背着背着，发现又转回前边去了。大伙儿面面相觑了一阵，然后哄堂大笑起来。后来还是别班的一位同学，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我们不要搞这样的形式主义了，这样的“晨祷“才算停了下来。

复课不成，革命还是要闹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干部子弟为主，一共有十个红卫兵的团体，统称“十红”。其他不是“十红“的红卫兵团体另成一派。记得当时称为”兵团派“。学校的权力似乎是掌握在”兵团派“的手中。我们既然不是红卫兵，当然是游离于两派之外，文革中称我们这帮人为”逍遥派“。听着很有诗意，不过在文革中，”逍遥派“完全没有庄子笔下”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那样无拘无束、毫无羁绊的意境，是个贬义词。

红卫兵在忙什么，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当时就忙两件事，打桥牌和打篮球。刚刚学会了桥牌，自然乐此不疲。每天有空就打一圈十六副。不但打，还琢磨怎么提高牌技。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各种桥牌的叫法，如自然法，罗马法，维也纳法等等。下午则常常花在篮球场上。学校的室内篮球馆，平时都是校队专用的。现在校队不练球了，让我们“出外快”了。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是在这时候结识了一群患难之交。这是我上中经历中最珍贵的记忆。

当时男生宿舍的寝室是按班级分配的，每间寝室住20人左右。每班都会有几位住不下的，这些同学就住在一个混合寝室中，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高二年级的混合寝室在男生宿舍208室。经过近一年运动，同学们都根据观点不同分化改组，原有的床位都变动了。可能是臭味相投，我们208室成了逍遥派的大本营。住在这里的除了对运动不怎么参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被审查或批斗。这时候“狗崽子”这一称呼因为不符合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怎么读得这么绕口）的政策，已经废弃不用了。官方对我们新的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嫌这名字太长，叫着不方便，就自称”可教子“。

背景相似兴趣相投，”可教子“们很快有了自己的不可谓外人道的秘密：看书和听音乐。自从大革文化命以来，我们的文化生活真可以说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读书只有毛主席的雄文四卷，看戏唯有毛夫人”呕心沥血“炮制的八个样板戏。但这些毕竟满足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饥渴。多谢红卫兵当初破四旧时除恶未净，现在沉渣泛起。有些”四旧“的漏网之鱼开始在暗中流传，当然只有在最亲近最信得过的人之间。”可教子”中自有“路道粗”（上海话“有办法有门路”的意思）的人，于是在208室我们开始了地下读书活动。记得拿来的第一本书是罗曼罗兰四卷本的《约翰 克里斯多夫》。书虽然旧，但整洁完整，看得出是小心保存的。打开扉页，读到傅雷先生写的译者序第一句：“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只是不被黑暗所遮蔽。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缺陷，只是没有向缺陷屈服（大意）。” 这已经让我心魂荡漾。再读到小说的头一句“江声浩荡，在屋后奔腾，” 我竟止不住流下泪来，像是见到了神交已久却素未谋面的朋友。记得当时读过《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大卫 科波菲尔》，《野性的呼唤》，《第三帝国的兴亡国》，《怎么办》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卫 科波菲尔》。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除了那个伪装卑下的尤利亚希普（可能还要加上他的妈妈）外，每个人都那么善良淳朴，这和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地不同。一读那书，我就随着大卫科波菲尔的喜怒哀乐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置身于那些可爱的人物中间，周围的喧嚣和烦恼都离我而去。一本好书，原来是可以过滤我们生活中的丑陋的。

这些书总是来去匆匆，限时限刻要还的。所以我们有时必须接力读书。一人读累了就把书交给下一个人，人停书不停地读。我记得《基督山恩仇记》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读完的。有时还书的期限到了书还没读完，只能囫囵吞枣，然后恋恋不舍地把书送走。生理学家说我们生来具有避免饥饿的警戒机制，即经历了饥饿以后，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地以超乎寻常的速率积累脂肪，以防止再一次的饥饿危机。其实我们在心理上也有类似的机制。经过了文革中的精神食粮的匮乏，我对书本有种不可控制的拥有欲。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带薪上学，口袋里常有些余钱。一看到学校的书店有新书出版，哪怕是读过的或是图书馆可以借到的，仍是忍不住要买下来，拿在手中，放在案头，心里才踏实。

除了读书， “可教子“中还很有几位音乐爱好者。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的资源就十分有限了。没有外来的交流，我们只有手头的几张唱片。我记得我们当时翻来覆去听的几张唱片有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演奏的《天鹅湖》，刘诗昆和东德德雷斯顿交响乐团合奏的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一张捷克斯洛伐克的唱片，录的是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和《塞而维亚理发师》的序曲，还有一套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是那种每分钟78转的老唱片，录成三张六面，不时要翻面换片。当然我们不能在学校宿舍里听，而是在一位家中有唱机的”可教子”家里。几个人头凑在一起，为防邻居听见告发把音量调到勉强可以听到。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是听得如痴如醉。记得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那套唱片的封套上是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位忧郁的吉普赛流浪艺人，抱着一把吉他坐在一辆牛车上弹唱。牛车的轭搁在地上。我对这幅画的解读是这位艺人对音乐如此痴迷，虽然已经食不果腹了，他仍然不放下手中的吉他。直至今日，一听到这首协奏曲我就想起当时的情景，勾起一丝淡淡的忧伤。其实这首曲子，尤其它的第一乐章，应该是很热情欢快并充满活力的。

以下的这段经历，我的记忆有点模糊，可能发生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但这是我在文革期间心路历程的一个低潮，所以还是留一个记录。

回校后，又有了一个“工学运动“。让我们去工厂学工。我和另一位”可教子“郑大里一起去了上钢一厂，被安排住宿在厂的附属技校宿舍里。我们在厂里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的印象是钢铁厂的车间里很危险，所以工人们没有让我们去车间干活。但我记得厂里工人分为两派。一派和王洪文的“工总司”挂上了关系，人多势众。另一派称“东方红”，人不多，在辩论中总是“吃瘪”，处于劣势。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同情弱势的心理，我们站到了“东方红”一边，其实我们对两派的观点为什么对立根本不了解。当时去上钢一厂学工的还有上中初中部的四位同学，也和我们同仇敌忾，支持“东方红”。这几位小同学口齿伶俐，笔头也快。在辩论中为”东方红“派增色不少。

如此糊里糊涂地打了一阵“派战”，我们就回学校了。不料过了一阵，从上钢一厂传来消息，说“东方红”是反革命组织，被上海警备区取缔了。我们因为当年支持“东方红”，厂里要我们回去给工人们一个交代。突然和反革命组织挂上钩，这让我们如雷轰顶不知所措。既是厂里要我们回去，我们六人第二天一早赶回上钢一厂。一进厂就看见大字报栏上张贴着“上海警备区通令001号“，斗大的字写着，查上钢一厂“东方红”系反革命组织，奉命予以取缔云云。接着我们就去见“工总司“一派的头头“请罪”。接见我们的不是工人，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的红卫兵，原来他们是工总司一派的参谋或军师。这清华“井冈山”在当时可是全国造反派的头一块金字招牌，它的总司令蒯大富是毛主席钦定的学生革命领袖。难怪他们有这么大的神通，让上海警备区出面取缔“东方红”，并把几位头头抓了进去。

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先给我们渲染了一番上海警备区取缔“东方红”时的气势。说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乘坐着军用卡车和三轮摩托风驰电掣地进入厂里，宣读了通令，特别强调了这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次出通令取缔一个反革命组织。当场逮捕了“东方红”的头目。说完这些，他意味深长的看着我和郑大里说：“初中的同学犯了这样的错误，情有可原。可是两位高中的同学，要结合自己的家庭出身，深挖阶级根源，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

会后，我们凑在一起，起草“请罪书”。写完又用毛笔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大字报栏里，洋洋洒洒竟有二三十张之长，一直搞到半夜。我和大里无法入睡，心情糟透了，便在厂区漫步闲聊。那晚我们谈得很深。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又恐慌，又无助，更多的是后悔。我最大的担忧是，既然他们要我们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考虑自己的问题，说明他们一定和我父母的单位联系过了。那我们在这里支持反革命组织的事，他们也肯定告诉我父母的单位了。父亲在单位已是经常挨批斗，我闯的祸，肯定让他雪上加霜。一想到这里，我心中悔恨不已。更觉得自从文革以来，我前面的路是越走越窄。家被抄了多次，父亲已是牛鬼蛇神。自己在学校里的处境也不好。前途不明，读书已是无望，做工都没有机会。我仿佛生活在一团黑暗之中，拨都拨不开。即使拨开了，前面仍是黑暗。

上钢一厂是座不夜城，已过午夜，车间内外仍是灯火通明。厂内运送钢包的小火车打着“叮叮”的警铃从我们身边驶过。我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只要侧身向轨道上跨一步，这些烦恼就可以都结束了。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我是个胆小惜命的人，平时不站危墙不临深渊，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紧紧抓住大里的手臂，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的稻草。火车轰隆隆地从我们身边开过，也带走了我的绝望的念头。时至今日，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站在灯火通明之下心中一片漆黑的我，那年我十九岁。

如此复课闹革命，虽然不知道要闹到哪一天，日子倒也一天天过去。可是运动形势的发展，让我又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文革近一年了，人们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一般是分为“保皇派“（支持原来当权派）和”造反派“（批判原来当权派）。社会被撕裂了，而且这样的撕裂是如此全面地发生在单位里，行业中，社会上，甚至家庭中。人们因为观点不同而势不两立。一开始解决分歧的方法是辩论，可是两边都引用毛主席语录支持自己的观点，辩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兵戎相见，文斗上升为武斗。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是1967年八月四日上海工总司攻打上海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上柴联司），双方动员了十余万人。即使双方动的是冷兵器，还死了数十人，伤了几千人。外地则武斗逐步升级，从大刀长矛升级至枪炮。听说四川兵工厂的武斗，连坦克都开上街了。社会上流传的小报，都是各地武斗的消息。那时全国在最出名的武斗团体，是四川的”产业军“和武汉的”百万雄师“，都是当地的“保皇派”。

哥哥在武汉上大学，武斗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就逃回上海了。没多久，表姐一家也从武汉逃来上海。表姐四岁的小儿子一天到晚在家里乱串，唱着武汉造反派的“战歌”：

陈大麻子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

歌中的陈大麻子是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造反派指他为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后台。

1967年七月，武汉的武斗愈演愈烈。中央派出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前去处理。周恩来和毛泽东稍后也去了武汉。周到武汉后在军区内部宣布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犯了错误。这一决定又由王力向“百万雄师“宣布，激起兵变民变。一些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成员围攻谢王下榻的东湖宾馆，并把王力带走责问。这引起中央的强力反弹。中央文革在北京组织了百万人游行，声援武汉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不日，武汉军区公告，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于是”百万雄师“作鸟兽散。武汉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武汉的局面平静了，大哥急着要回去。因为逃离武汉匆忙，没有把他的小提琴带上。他怕回去晚了，小提琴找不回来。我和二哥反正在上海也无事可干，于是陪大哥一起回武汉。不想这一路让我见证了当时武斗的普遍和残酷。

轮船驶离了上海，头两站镇江和南京都还平和。可是再往上游走，沿途的城市如马鞍山、芜湖、铜陵等都在武斗。到安庆前，船上广播说因为武斗，我们不停靠安庆了，要所有乘客躲进在舱里平躺在床上，甲板上不许有人。说是前些天船经过安庆时，岸上有流弹打伤了船上的人。安庆一带的江面很宽，但我们的船紧贴着河的南岸航行。只听见安庆码头上的高音喇叭里一个女声近乎凄厉地叫道：“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请转告毛主席党中央，安庆革命造反派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的背后就是长江。我们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然后播放文革中最煽情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颇有点儿悲壮的歌声在江面回荡。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船上有三位安庆的年轻人，要下水游回到北岸他们造反派的战友中去。过了安庆码头，船慢了下来。三个年轻人，顺着船舷滑下水向对岸游去，我们的船则继续前行。我站在船舷旁，看着三个年轻人的身影渐渐地融入了波涛中不见了，心中的感觉十分复杂。既有为他们的安危担心，又有对他们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的钦佩。不过心中也有几分疑虑：如果就这样死了，值得吗？

一两天后，船在九江码头靠岸。这里一派已经把另一派打败赶出城去了，所以九江暂时没有武斗。我们在江堤上漫步了一阵，就回到船上等候开船。听得一声汽笛，眼看船就要离岸了。突然从码头外冲进一队人来，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沿着船舷一字排开。一个挎着短枪的下令：“不许开船！” 然后领人登上船来。原来我们这艘江轮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也分为两派，船上的一位水手刚才上岸时，与岸上的另一派起了争执。他打了人家一记耳光，逃上船来。原以为船开走了就没事了。不料岸上的另一派把船扣下，一定要被这人搜出来。一会儿，果然从机舱里把他搜出。拖下船时，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船到武汉，急忙到哥哥学校去找小提琴，侥幸找到了。然后我们就在学校住下了。校园被武斗摧残得哪里像个读书的场所？各派都占山为王，抢占了各栋教学楼并把它们修成堡垒。所有教学楼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因为在武斗中一楼最易被攻破，所有的窗都用砖砌起来了。在攻防战中，用砖往下砸是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各派的头头都要求自己一派的成员上楼时都顺便带块砖上去。日复一日，带到楼顶的砖竟然把楼顶压裂了。

一日忽然有传言说“百万雄师“加入了四川的“产业军”要反攻倒算打回武汉，于是造反派组织武装游行以示军威。这让我见识了武斗的装备和阵容。造反派的武斗勇士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加武斗）头戴藤帽，手持用自来水管斜着锯开一头尖锐的长矛，排列整齐地站在敞篷卡车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林副统帅语录歌开出了校园：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

我心中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问题：如果就这样死了，值得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是当时红卫兵小报报道武斗场面最爱引用的毛诗词。前一句是对红卫兵参加武斗时的心理描述，后一句是红卫兵们对牺牲所带来的未来的期许。但是他们的牺牲能换来”新天“吗？而所谓的”新天“又将是怎么样的呢？

一天走过一间教室，见有一群人在门口围观，我也挤进去看。原来是学校里一个“百万雄师”的成员，不合与造反派争论了几句，被抓来审讯。教室里的课桌椅已经被搬到四边，留出中间一块空地，那被抓来的人正站在那儿。根本没有问话，只见一个造反派用一只麻袋，一下子套在那人头上。旁边另一个人抡圆了一根镐把，猛打在那人的腰上。那人站立不住，滚进了堆起的课桌椅下。我从没见过这么狠地打人，禁不住“哇”地叫了一声。那打人的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低声喝道：“出去！” 我一边往外挤，一边想着，这要怀着怎样的深仇大恨，才能下这样的毒手把人往死里打？却没有想到比这更厉害的毒打，不久就临到我至亲至爱的人的身上。

武汉的夏天真热。我们搬去东湖边表姐家住，天天泡在湖里。可是水面以下几公尺的水都是热的。要抱着插在湖里的铁杆子潜下去，才能享受到一会儿湖水的阴凉。我们从武汉大学坐船穿过东湖，到东湖公园玩了一天。公园里基本没人。一位工作人员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走在铺设了的林道上，不要走进树林里或草地上去。因为武斗的时候，两派都挖了陷阱，底部插着削尖的竹签。这是越南游击队对付美国兵的战术，不想在这里用上了。园中还有一处用芦席围了起来。我掀起芦席一看，里面是一尊高大的汉白玉塑像，着汉装，留着山羊胡子，相貌清癯。问了工作人员才知道，是屈原。文革开始时，一派人要砸，一派不让砸。官司打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是暂不做结论，待运动后期处理。于是用芦席隔离审查以观后效。武汉实在太热，我们不几天就回上海了。

告别上中

见识了外地的全武行回到上海，不想武斗在我们学校也频频发生，而且也逐步升级。“十红”和“兵团”两派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小冲突时有发生。“十红”派人少，武斗中往往吃亏。不过“先棉堂”已经成了他们的大本营，如果寡不敌众，他们就退守“先棉堂”三楼。把教室的讲台并排竖起来，一头搁在楼梯上，一头顶住天花板，中间只留下一个人的宽度，就成了一道易守难攻的屏障。双方就用我们平时军训时用的木枪在空隙间来回对戳。先棉堂的三楼是生物实验室。打到紧急的时候，生物实验室的烧杯、天平秤、和显微镜都当作武器砸下来。我们逍遥派，自然没有去凑武斗的热闹。每当有武斗发生，我们往往旁观一阵就散了。两派对持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不甚了了。

1968年，终于等来了要给在校的六六、六七、和六八三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消息。大家一觉振奋。运动进行两年了，人们都有点儿厌倦。虽说分配的前景不明，大家都希望这样现状不要再持续了。我当时已是二十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立，点滴的花费都要伸手向家里要。尤其那时父母都被隔离审查，工资被扣除，只按人发生活费。家中是妹妹当家，看她每日捉襟见肘地应付家里的开支，我心中又愧又急。不记得是谁帮着联系了到上海火车南站打工的机会，让我们去卸车，208的弟兄们都去了。大多是卸沙子。运沙的车到了，一部装着巨大铲子的卷扬机把沙子从车厢铲到上方的传送带上，卸到铁道旁。我们四五个人站成一排，跟着卷扬机走，用铲子把卷扬机没铲起来的沙子再喂进去。沙子一被搅动，冒出的水气就把我的眼镜糊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也顾不上擦，埋头猛铲。一趟车铲完了，可以到工棚里休息一会儿，等下一趟车。这样干十二个小时一班，赚五毛钱。虽说不多，但也不无小补，至少我不至于什么事都要手心向上，向家里要钱，稍稍挽回了一点男人的自尊心。听说要分配了，心中自然是充满期待。

分配从六六届初高中同学开始。一开始有三个出路：工矿、农场、插队落户，后来因为有些同学这三条路都走不通，又多了一类称“待分配“。分到上海工矿当然是抽到了上上签。分到农场也有好坏之别，农场有在上海近郊奉贤崇明的，也有在苏北大丰，甚至远至云南黑龙江的。农场很艰苦，但好歹有固定收入。插队落户就是把户口迁出上海到农村当农民了。记得不少同学去了江西，也有些同学自谋出路，通过农村的亲戚关系落户。事关日后的生计（之所以不说”事关前途“，是因为无论那一条出路，都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分配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时学校里是“兵团派“掌权，据后来同学告诉我，“十红”派觉得“兵团“派在分配中偏袒本派的同学，压制他们，很是气愤。原有的尖锐对立，加上当前利益的冲突，让他们决定要闹个大动静出来，引起注意。于是引发了震惊上海的上中武斗事件。

记不清武斗发生的日期了，反正是1968年的夏天。我们正待在宿舍里，忽然听见校园里一片喧闹。有人惊慌地呼叫着：“武斗了！武斗了！” 从二楼窗口看去，只见一群陌生人拿着三角铁，追着人们暴打。后来知道他们是“十红”从外校请来的援兵。听说有近百人之多。他们骑着脚踏车到了上中后门，把脚踏车藏在农田里，发一声喊，推倒了一片篱笆，冲进校园，逢人就打。我们208的左姓同学，为人十分正直。他迎着一个手持三角铁的暴徒走去，喝道：“你怎么可以打人？” 话声未落，那人一棍打在他的头上，顿时血流如注。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一见，连忙找出一幅白布，上面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大的十字，挂在寝室门上，以示中立。

“兵团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四处逃散无还手之力。起初的一阵慌乱之后，才稳住阵脚开始反击。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一边从学校的农具室拿出锄头铁撘（一种四齿农具，翻地用）发给兵团派的学生们， 一边说着“文攻武卫！文攻武卫！” 却不料被一个外校的学生在腰间捅了一刀。我看见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一件白衬衫全被血染红了。“十红”方面到底强龙不压地头蛇，兵团派组织反击后，他们就退进先棉堂里转攻为守了。兵团派的人攻了几次，没有攻进去。就把先棉堂团团围住了。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我们208室的中立地位，还是起了点作用的。武斗开始十红派占优势时，有两位兵团派的同学躲在我们寝室的帐子里。后来兵团派控制了局面，有一位十红派的同学躲在我们寝室里。期间两派都有人进来查看过。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逍遥派，两派都不参加，保护了这些同学。学校武斗成这样，我们不想再待下去。第二天一早，那位十红派的同学混在我们中间，从隔壁的上海小学出了校门，回家去了。

文革期间，上海的局势基本平静。自从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以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斗。上中这次武斗，确实惊动了上海市革委会。市革委会派了一位原来是市六女中学生的高姓委员，带着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到学校处理武斗事件。那时我不在学校，听说是用车把“十红“和他们带来的外校学生送到龙华，让两派脱离接触。并宣布上中学生的分配问题，全部由工宣队负责，学生不参与。

工宣队进校后，每班都有两三位工人师傅负责。第一件事是消除派性，两派团结。我们班同学间的对立不很严重，同学还能坐在一起。想到同窗多年，一旦要分开，竟有点不舍。有同学还准备了留言簿，留些祝福勉励的话。然后工宣队就开始了毕业分配。到十月间，知道去向的同学们陆陆续续地离开学校了。我抽得上上签，分到上海重型机床厂，开始了我十年的工人生涯（见“我的工人生涯”）。

自从1961年进上中读书，我大概设想过一百个毕业的情景：盛大的毕业典礼，彩旗鲜花装点的校园，老师的谆谆教导和良好祝愿，笑逐颜开的爸爸妈妈，依依不舍的同学之情，当然还有意气奋发的我。有没有如美国学校中那样的“高中甜心”（high school sweet heart）呢？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应该有些朦胧的憧憬吧？年岁久远，记不清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的毕业，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可以说是“树倒猢狲散”。上中这棵百年大树，已是将倒未倒。在我们后面，上中还收了两届学生。不是按成绩而是按地区收的，所以无质量可言。随后校园校舍被江青看中，让上中关门大吉，改为“五七京剧学校”，为革命样板戏培养接班人了。我们，是栖息在上中这棵大树上的最后一批猴子。树要倒了，猴子们，散了吧！

再进学校读书，是十年之后的1978年了。

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又有新的革命创举，开始了“革命大串联”。不用自己花钱买票，就可以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还包吃包住。这样的好事大家肯定是趋之若鹜，但是串联要学校开介绍信，那是红五类的特权，狗崽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到十月间，学校里人去楼空，喧嚣的校园冷清了下来。只有我们几个如孤魂野鬼，无事在校园里游荡。

一日和一位同学走在去操场的路上，看见几位工人师傅正在修补用花岗岩石块拼砌的“弹硌路”。我们闲得无聊，就停下帮他们干活。正干着，副校长吴恒槐老师路过，我们直起身来问吴校长好。他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帮工人师傅修路呢。” 他点点头，告诫我们要多多向工人师傅学习。吴校长走后，我心中忽然不平，凭什么别人可以出去串联，我们却要在这儿向工人师傅学习？于是决定“自己解放自己“。（文革用语，意即不管不顾，预备闯祸了。）

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商量一起行动。我们先用纯蓝墨水（用纯蓝而不是蓝黑墨水，自有讲究）给自己写了一封介绍信：“兹有本校学生某某某等三人，前往电影院观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影片，请予以接待为荷。此致敬礼，上海中学革命委员会。” 拿着介绍信，我们找学校革委会主任周学长盖章。有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周学长不疑有它，给我们盖了章。（至今欠周学长一个道歉，乞谅。）又去医务室，说是要下乡，讨了一点漂白粉。回到宿舍，把漂白粉溶入水里，把介绍信浸入。纯蓝墨水极易褪去，于是得空白介绍信一纸。重新写上”兹有我校学生某某某等三人，前往北京等地革命串联。请予以接待为荷。” 三人商定第二天早晨在上海火车北站碰头，上北京。

当晚回到家里，告诉父亲我要去北京串联。那时家中又被不同单位抄家多次，真正是家徒四壁。一点钱都没有。可怜老父爱子心切，敲开隔壁程医生的家门，向程医生借了五十块钱，还找了些全国粮票给我带上。现在想来我真是不孝。父亲那时正在单位被批斗，我若留在他身边，虽然无济于事，但多少是他的一点慰藉。我却离他而去。如今念及于此，每每黯然泪下。不知老父在天之灵，能不能原谅儿子的不孝？

第二天一早，我和那两位同学在上海北火车站会合。车站内外人山人海，都是串联的学生们。我们凭着假介绍信领了车票，进了站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已经放弃管理，任凭学生们乱串，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哪班车驶往哪里，大家都是道听途说。这时来了一列车，有人说是上北京的。于是大家蜂拥而上，转眼间车厢爆满。座位上、座位下、走道上、行李架上、车厢接头处、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列车慢慢地驶出了上海站，走走停停二十多个小时才到了北京。这一路的事，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车上肯定没有食物供应，所以这二十多个小时有没有吃饭、吃的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最难的事是上厕所。车上挤得无立锥之地，根本走不过去。即使走到厕所，里边也挤满了人。有的女孩子都急哭了。于是群策群力，让厕所里的人都出来，这些女孩子从人们的头顶上爬过去上厕所。

到了北京，我们被送到先农坛体育场等待安排住宿。偌大的体育场连观众席加足球场，坐满了的学生们， 至少有几万人。这时北京的机关和学校接待能力已经饱和，我们近十个人被安置在邮电大楼旁一条胡同里的居民家里。户主是位老太太，很热情。招呼我们上炕坐，然后给我们送来了晚饭。可能是居委会统一做的，在北京期间，每顿都是一样的：两个馒头，一碗蛋花汤。在火车上折腾了几十个小时，终于躺平了。这也是我头一次睡炕，觉得又新鲜又舒服。住在邮电大楼旁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到准点，就听见邮电大楼的自鸣钟就悠悠扬扬地播放“东方红”的旋律和咚咚的钟声。比起在学校时那种受压抑的气氛，心情顿时就大不一样。几十年后又到北京，我还想着故地重游，可是邮电大楼周边早就拆迁了，那胡同也没了踪影。

北京满街都是学生。红卫兵们穿解放军服，戴军帽，手臂上箍一个红臂章，上有黄色的“红卫兵“三个毛体草书。这是当时一等一的最高时尚，不是吾辈可以僭越的。虽然不是红卫兵，我们倒是心知肚明，此行的目的是“革命”。于是心无旁骛，整天去各个大学和机关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做笔记。时隔多年，现在只记得一些印象最深刻的内容了。

一是在一所大学里看到的对“畅观楼事件“的揭露。说是以彭真为首的前北京市委，1960年代在北京畅观楼纠结了一批文人，收集并批判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错误言论。大字报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那些文人对收集的”毛主席语录“评头论足、挖苦嘲讽的神态。不止于此，这些言论，还被当时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里敲打一番，对毛主席含沙射影。”燕山夜话“中的许多篇，如”两个鸡蛋的家当”, “粮食能长在树上吗”，“姜够本”，“放下即实地”等，都源自畅观楼事件。彭真和邓拓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所以大字报的矛头直指他们的后台刘少奇。尽管刘已经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从第二把手降到第八把手，当时还不在打倒之列。我之所以对这事印象深刻，是因为“燕山夜话”是文革前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很受欢迎的一本书。邓拓知识渊博文字流畅，其杂文常在不经意之间，从身边的小事中引出大道理来。大字报中提到的这些文章，我都用心读过。这一下变成了黑书，且有如此黑暗的背景，令我大惊失色。另一个原因是它颠覆了我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之间关系的印象。我（和我同龄人）一直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一定是亲密无间的。记得刘少奇1965年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毛刘二位主席的照片并排套红登载在报纸的头版上，我们都以为以后的幸福生活是加上双保险了。熟读毛选四卷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我们，怎么会想到国家领导人在背后会有这样的明枪暗箭剑拔弩张的关系呢？

又一件是在团中央看到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胡耀邦污蔑延安整风运动。说是胡告诉别人，延安整风时有人写大字报批判他，标题已经写下了，“胡耀邦十大罪状”。 写了九条，怎么也凑不出第十条来。于是说他姓胡，第十条罪状是“糊涂主义“。我看得忍俊不禁。早就听说这位团中央书记语言风趣。如果大字报说的是真的，不但证实了胡书记的语言风格，还让我看到严酷的政治斗争原来是可以这样随意的。

还有一桩是关于陶铸的。那时陶铸刚从中南局第一书记调到中央，排在毛、林、周后任第四把手，权势如日中天。可是也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数以万计的广东老百姓都等在中港边界中国一方的山上，只等香港警察一懈怠，就冲过边界。陶铸的“罪行”，是下令大陆警察把香港方面设置的拒马拉开，帮广东老百姓“叛逃香港”。那时我们对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已略有所闻，但是不知道在广东有过如此规模的逃港。如果真如大字报所说，陶铸倒像是个有人情味的好官。

革命之余，也游山玩水了一次，去了长城和颐和园。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却不知如何还在颐和园的长桥上摄影留念了。记得在颐和园攀到了万寿山顶时，看到那智慧海墙上几百上千个佛龛里的佛像全砸掉了，心里还奇怪那么高处的佛像红卫兵们是怎么砸的。

自从那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学生到了北京，不被接见是绝不离开的。这可能是为什么差不多每半个月一次， 毛主席一连接见红卫兵（也包括我们这些混进去的非红卫兵们）八次，共一千多万人次。到北京后我们就一直等待接见的消息。终于通知了，十一月三日接受毛主席接见。当时接见有两种形式，一是学生不动（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动（坐车），一是毛主席不动（在城楼上）学生动（列队通过广场）。听别人说，前一种形式不好，车子开得很快，还没有看清楚就过去了。第二种形式可以在广场里多待一会儿，看得比较真切。于是我们都希望是轮到我们的时候，毛主席在城楼上我们从广场走过。结果还真猜着了。

十一月三日凌晨两点，我们都起床了，每人发两个馒头，一个煮鸡蛋，一个小苹果，这就是一天的饭了。然后列队走到与长安街相交的街道上席地而坐，等待接见的开始。北京深秋的夜晚，朗月晴空，凉风习习。数百万人坐在天安门东边沿长安街的大街小巷里，竟然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我们连说话都是低声细语，像是等待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早晨九、十点钟，接见开始了。先是林彪讲话。湖北口音，声音飘忽而颤抖。听不出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的威严。然后接见开始。先是看见长安街上的学生开始从西向东移动。旁边街道的学生依次加入。一直等到下午，终于轮到我们出动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天安门城楼下。这时候，“毛主席不动我们动”的优势就显出来了。我们本应该是列队从广场快速通过。可是进了广场，学生们都向天安门城下涌去。尽管维护秩序的解放军战士竭尽全力，哪里挡得住这股洪流。不一会儿我就站在金水桥前了。天安门城楼虽然高大，但城楼上的人仍能看得很清楚。注意力的中心当然是毛主席，穿着军装。尽管不能看出报纸上天天形容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可以看出身体很好。接见已经进行几个小时了，他仍然挺腰站着，取下军帽向人们挥舞。 在他身边的是林彪、周恩来、陶铸、江青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袖们。其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他站在城楼上中央，但像是带有瘟疫似的，周围的人都和他保持着“社交距离”，很是落寞。其他人都偶尔交头接耳说说话，但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和他说话。广场上学生们如神灵附体，亢奋无比，泪流满面，右手挥舞着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带着节奏喊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看见地上有踏掉的鞋子，挤掉的军帽，和踩碎的眼镜。解放军战士连推带拽，想让学生们向西移动，哪里动得了分毫？

这时毛主席向天安门城楼西边走去，只有那几位“最亲密的战友们“尾随着他，其他人站在原地不动。我估计这谁能跟谁不能跟一定是事先关照好了的。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和站位特别敏感，这方面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能被解读出大量的政治信息。毛主席向西边一走，广场上的学生也都蜂拥向西。可是等他走到城楼西端站下时，大家也都站下不动了。这时听见陶铸在扩音喇叭里问：“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啊？” 广场里雷鸣一般：“听！” “听就往前走嘛。” 我这时倒是想往前走了，可是周围被挤得铁桶一般，根本动弹不得。

我在广场里待了有一个小时。直等到毛主席走下城楼休息，学生们才向前移动走出广场。虽然从早上两点起来，一天只吃了那两个小馒头，我既不累也不饿，仍处在高度亢奋中。走回住宿处时天色已晚，只见邮电大楼里挤满了学生，都在拍电报给自己的学校报告见到毛主席的特大喜讯。我的串联名不正言不顺，自然不敢给学校发电报自投罗网。邮电大楼的工作人员说，发报告特大喜讯的电报不要钱，于是很多人洋洋洒洒好几页，把电报稿写成散文。邮局工作人员也照单全收，我想这些电报可能不会发出去。

毛主席接见以后，北京下了逐客令，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走前我们三个商量下一站去哪里。原来打算去四川或新疆，一位同学的哥哥在北京工作，一听就竭力反对，说是李井泉和王恩茂在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牢结棍”的（上海话，很厉害），去不得。于是改道去武汉。我们在北京站外的广场等了一天，总算进了车站。上了去武汉的车。这次我们占了座位， 坐下了。可是我在北京车站候车的时候，踩在一枚朝天的铁钉上，上车后就发炎了 。脚后跟滚烫，又红又肿，痛得钻心。又是二十多个小时，车到了武汉。天下着瓢泼大雨，我的脚不能沾地，全靠两位同学搀扶着我。一不小心，三人滚到路边的水沟里，一身泥水，狼狈不堪。近半夜时分，我们被送到武汉某区的一个房管所去住宿。真是上帝保佑，房管所有一个医务室，那么晚了居然还开着， 有一位女医生值班。她用手术刀在我脚跟一划拉，一滩脓流出来。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得了破伤风或败血症，恐怕我就没有机会给大家讲文革经历了。

我大哥在武汉上大学。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分道扬镳，去了哥哥的学校。不巧大哥病了，住在医院了。我在医院陪了他几天，哥哥的病好一点了，陪我在武汉玩了一天，又就帮我买了点吃的，送我去武汉车站，预备去广州。武汉车站已经积压了好几天没走成的学生，有票都进不了站。我只得回哥哥学校又待了一天，第二天又去了车站。情况依旧，仍是不得其门而入。我无计可施，绕着车站的围墙走。见一处墙根前有一群大妈们站着，我想一定是居委会请来维持秩序的“小脚侦缉队”，就没有理会。不料她们却向我招手。我走上前去，一位大妈问我：“你是要进站吗？” 我点点头。大妈们一转身，露出藏在她们身后的一张方凳子，原来她们是帮我们翻墙进站的。我感激不尽，翻墙进了车站。

车站里也是人山人海，火车一到，也不问去哪里的，就往上挤。我试了几次，没能挤上。这时有些学生爬上了火车头后边一节车厢（可能是煤车）的顶部， 我也爬了上去。上面是约十米长与车厢等宽的一个铁的平面，周围有大约一尺高的挡板。“能坐在这儿去广州吗？” 我不敢确定。可是想起在电影“列宁在1918”或是“列宁在十月”里好像看到过的人们坐在火车顶上旅行的画面，胆子一壮，就和其他十几位学生坐下来，打算就这样去广州了。过一会儿火车司机来了，一看就要我们下来，说不安全。他还解释说火车车厢有平衡的机制，火车拐弯的时候车厢是平的。可是火车头没有这样的机制，拐弯时火车头随轨道倾斜，我们在第一个弯道处就会全部甩出去，绝无生机。不知死活的我们却不以为然，执意不下。幸好这位师傅非常负责，他跑去找来了武汉红卫兵纠察队。纠察队员上了车顶，二话不说， 把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都扔了下去，这才把我们撵了下来。

这时车站也是黔驴技穷，把最老式的有三级踏板的舷梯凸出车外的车厢也拿出来用了。我们仍是一拥而上，我没能挤进车厢里，只能呆在车厢的接头处。后来发现这个地方上下方便，进退有据，离厕所又近，其实比坐在车厢里还好些。待到上满了人，火车要开动了。站台上还是有许多没有能上车的人。一位学生就坐在车门外的舷梯踏板上上路了。我一觉醒来，不见了他的踪影，不知道是出溜下去了，还是自己下车了。

从武汉到广州，我们这趟列车走了整整七十二个小时。车上早就不供应吃的了。车到湖南郴州停下，我饿得实在受不了，打开车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车站，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面，再奔回来，所幸车还没有开走。这是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好吃的一碗面，至今想来仍是齿颊生香。

到了广州，又是分配住在居民家里，地上铺着稻草打地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了，广州的天气一点儿不冷。与北京相比，政治空气可是冷得多了。广州的街市依旧太平，男人们还是早起饮茶。广州的女人们很辛苦，家里家外都是她们打理，背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上班。公园里人们还在踢毽子、下象棋、扯响铃、踢藤球，这在其他城市早就绝迹了。电影院里还放映着在别处已经被批为“四旧”或“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产物“的 “枯木逢春”等四部电影。我们这几十天来大字报也看得厌倦了，于是把四部电影都看了一遍。

在广州各方面都好，就是吃不饱。每顿的菜是一小碟非常非常辣的辣椒，就着辣味，把白饭送下肚去。不过广州人自己也是吃得非常节俭。家庭主妇每日买菜，都不用菜篮子，就是用稻草扎着一小条肉，一把蔬菜，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了。一天，一位上海的初中生兴冲冲地拿了一罐“葛扣肉”来，叫着“请客，请客“。我们问他哪来的钱买罐头。他说他把身上的皮带取下来，双手提着裤子去了省接待站。说是皮带断了，要人家解决。接待站大概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无赖，也是无计可施，给了他三块钱。这就是葛扣肉的来历了。打开罐头一看，所谓葛扣肉，就是一块芋艿夹一片肉。他看了一下，说是七块芋艿夹了六块肉，而不是七块肉夹六块芋艿，“不合算，广东人门槛精。”

作为孙中山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有不少革命遗址。我去了黄埔军校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这些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明日黄花，包括那个袖珍版的自由女神像，经破四旧的疾风骤雨居然没有被破坏，可以说是奇迹了。也可见当时广州的政治空气不似北方狂热。我是在黄花岗烈士陵园第一次读到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至今记得起首那催人泪下的几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 想着林先烈从容地舍身取义之时，只有二十四岁，并不比我年长多少。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我在广州还出了两件糗事。在火车上焐了七十二个小时，我觉得身上都要臭了。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洗澡。我和上钢三厂技校的一位同学在街上找到一家上海人称为“老虎灶”的卖水的店，说是可以洗澡。付了一毛钱，提了两桶水走进一个隔间。我提起水来，先来个“醍醐灌顶”，好不痛快。可是等我擦完肥皂，才发现隔间里没有水龙头。可是这时身上都是肥皂沫，眼睛让辣得睁不开，没法穿衣服。我连忙敲敲隔间的板壁，告诉同去的那位这里不比上海的浴室，付一毛钱水只有两桶水，要省着点用。他洗完了帮我再买两桶水来，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另一次是到广州著名的南方大厦玩。一时内急，冲进一间厕所的隔间。用完刚要出去，听见外边有女人说话。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难道我是”误入白虎堂“进了女厕所了？这在当时可是要作为流氓罪抓起来批斗的。我在里面屏声息气地等了好一会儿，一直等到外边没有人声了，才敢开门出来。这才发现这广州的厕所与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是男女混用的。男人关上门用就是男厕所，女人关上门用就是女厕所。这些年看到美国社会为无性别厕所争得不可开交，不由让我想起当年的尴尬。看来还是广州人得风气之先，五十年前就开始实施了。

在广州待了几天，北京下令停止串联，要求学生马上返回学校。可是我还想去长沙看我外婆。文革前外婆一直和我们住一起，帮助爸妈照顾我们。可是她没有上海的常住户口，文革前被户籍警赶回长沙去了，我很想念她。我的外公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的湘军）第十九师师长，北伐时从广州一直打到南京。宁汉分流前解甲归田，不久脑溢血病故。 因为他没有参加国共内战，解放后算作革命军人。外婆因此而成了革命军属，每月还领有政府的津贴。可是她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虽然又加了个“开明士绅“ 的头衔，回长沙后会不会被斗呢？我心中十分惦记。领了车票离开广州，我没在株洲下车转浙赣线回上海，再向北一个小时，到了长沙。

外婆瘦了不少。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告诉我，里弄没有斗她，但是不时要她去洗刷墙上粘贴的大字报。可怜她老人家小脚，每次要先把墙上的大字报撕下，然后用水把墙洗干净，让人再往上贴大字报。我真是十分庆幸那年我去长沙看她，因为直到她两年后过世，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她。妈妈去长沙奔丧时亲戚告诉她，那年冬天外祖母又被叫去洗墙，棉袄袖子全湿了，得了感冒。可是她执意不去医院看病，一心求去，不多日仙逝。

到了长沙不去韶山是不可想象的。于是长沙的接待站组织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去韶山。虽然串联已经停止了，韶山还是许多“朝圣者“。普通的农居，我们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地看了一遍，想象着伟人当年在这里耕读的情景。我站在屋前眺望对面的那座不高的山，大概就是韶山吧。山倒映在屋前的池塘里，很有几分诗情画意。忽然纷纷细雨停了，雨过天晴，山顶云雾妖娆。阳光的映照下，小山在蓝天上留下一个娟秀的剪影，这是韶山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同去的“葛扣肉”同学又惹是生非，找了一个老乡问：“毛主席家里是什么成分？” “贫农。”“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地，富农吧。” “贫农，贫农。” 我怕他闯祸，连忙拉他走开了。后来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才知道“葛扣肉”原来是对的，毛主席告诉斯诺说，家里本来贫穷，可是父亲善于经营，慢慢买了二十多亩地，“有了富农的地位”了。

出游五十天，是倦鸟归巢的时候了，从长沙我回家了。到家后知道学校来了通知，要我们“复课闹革命”了。

“狗戴帽子”之后，爸妈好像对我有点儿另眼相看，毕竟上海中学是有名的百年名校。那个暑假因为没有暑假作业而过得轻松，常常去看电影，游泳。只是想到开学就要住校了，心中有点儿忐忑不安。

开学前一天，大哥提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和涮洗用具，送我去学校。从徐家汇坐50路公共汽车，到底就是上中站。沿着上中路走了近一里路，到了上中路400号上海中学。宽敞的校门敞开着。秋高气爽，我第一眼看见的，是在瓦蓝的天空衬托下高耸的旗杆，巍峨的教学楼，宽阔的行道和两边整齐的梧桐树。我走上旗杆的底座时，广播喇叭里正好开始播放一首优雅的曲子“幼儿园的早晨”。我的小小的心灵被这份美丽震撼了。从那天起，每当我想到上中，母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全息摄影那样伴随着那美好的感觉又回到我的心中。

从只有半个篮球场的小学到占地四百余亩上海最大的中学校园，我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学校有两栋教学楼，一栋叫“龙门楼”， 是纪念上海中学的前身1865年建立的龙门书院。另一栋叫“先棉堂”，是因为这栋教学楼建在宋代把纺织术从海南岛带来江南的黄道婆的墓址上。校园呈沿龙门楼为中轴线的对称型。龙门楼的背后，是我们每周全校周会和周日晚上放电影的大礼堂。大礼堂的两旁，是东、西两个植物园。奇花异木之间，铺着又细又厚的园艺胡老师说的“天鹅绒草皮”。校园里居然还有两个湖，临湖建有凉亭，营造出一片湖光山色。再往里走，是被称为“北大荒”的一大片空旷地。我们进校的时候，那里放牧着十几二十头牛。校园的最北端是东、西两个食堂。学校有四百米跑道的标准操场，室内篮球场。我们在校期间还建了游泳池。学校还建有四个学生宿舍，和校友们为老师建的 “校友廬”。

当然，让上中出名的不只是它的校舍和校园，更是它拥有当时中学教学一时之选的师资。 学校有好几位一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好几位老师的名字是经常出现在教材或教辅材料上。除了这些名闻遐迩的老教师，被分配来上中的年轻老师也都是不同凡响。记得有一位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xxx, xx大学的高才生。” 虽然言下颇有大材小用的味道，但能如此夸口，还是有实力作后盾的。

三生有幸，在这样的学校里度过了从1961年1968年的七年。可惜的是，只有前五年接受的是正规中学教育。从1966年五月到1968年十一月，则是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前五年的学校生活极有规律而波澜不惊，而后来这两年的生活却是常有惊涛骇浪险象迭生。套用托翁的一句话：“平静的日子日日相同，不平静的日子天天相异。” 所以我想把前五年的正常的学校生活给我的最深刻的影响说一下，然后集中记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上中当时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女学生分别按班级住在二十多人一间的宿舍里。早晨六点（冬天是六点半）铃声一响，全体起床。半个小时完成漱洗，到楼下集合。由体育委员带队到操场晨练30分钟后集队到教室上早自习。然后集队到食堂用早餐。刚进校的时候，同学们是分桌用餐。八人一桌，桌上有两个竹签，一个领饭，一个领菜。八个人的饭菜放在两个脸盆里领来，由同学自行分为八份。吃完后个人洗干净自己的碗勺，放进自己这一桌的碗柜里。最后吃完的同学要负责洗装饭菜的脸盆。早餐后就是上午的四节课。中午也是集队到餐厅吃午餐。夏天在午餐后安排午睡。否则就是下午的三节课。课后几乎每天都有特别的安排，有时是劳动（在学校的农田或校办工厂里）， 有时是军训，有时是政治学习， 有时是整理内务。等这些活动结束，已经是晚餐时分。吃完晚餐，是我们难得的一点儿自由活动的时间。七点上晚自习，八点半下课。回宿舍漱洗。九点钟统一熄灯。在如此整齐划一的作息制度下生活五年，我觉得自己的生物钟都已经被设定了。这之后的五十年，我的起居仍是这么刻板，没有多少松动的余地。

这个五年一贯制的作息制度给我带来的积极影响是终身的。一个是养成了锻炼的习惯。虽然这些年的身份在工人、学生、教授之间变化，锻炼却是雷打不动的。直到现在年过七旬，每天游泳一英里（1.6公里）每周五次仍是雷打不动。另一个好习惯是守时。不但要求自己守时，对别人是否守时也十分计较，有时过于苛求，要改（也难）。可是每天鸡鸣即起，却是我后来在工厂工作时一大苦恼。有时上完中班回到宿舍已是清晨二、三点，早晨六点左右自己一定醒来。虽然非常疲倦，却再无法入睡。这个作息制度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给学生足够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那时我跟老师学小提琴，老师每个星期都有布置功课，可是我找不到时间练琴。唯一可能的时间是晚餐和晚自习之间那约半个小时。所以我常常是一个星期只练了一、二个小时的琴就去上课了，学艺不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中给我的另一个受用终生的礼物是“好学心”。我不是一个有天分的学生，可是有一个小小的可取之处是总抱有一个“不可让一日闲过”的信念。在文革的十年中，除了学毛选， 学习被认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可是我总是好像有人逼着似的，想要学点什么。一会儿学中医，一会儿学机械，一会儿学日文，毋论成果，毋论兴趣，逮着什么学什么。（看拙文《我的工人生涯》）在美国学了心理学后，我发现美国的心理学比较实用主义。在探讨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动机时，特别关心人们对所做的事所持有的 “价值”（value），并把能引起我们动机的价值归为三类：成就价值（Attainment Value），内在价值（Internal Value），和实用价值（Utility Value）。成就价值是活动的重要性（“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重要”）；内在价值是活动过程的兴趣（“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有趣”）；而实用价值则是活动所带来的实用性的好处（“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有用”）。若以这三者来衡量，在文革中读书是毫无价值可言。读书不仅不重要，反而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那时读书也不完全受兴趣驱动，再说我不可能有那么广泛而多变的兴趣。要说能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读书远不如溜须拍马或和领导套近乎来的有效。李白失意时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用，只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 而我连书生都算不上。之所以在文革十年中一直抱着“开卷有益”的想法四处涉猎，与其说是毅力或远见，不如说是在上中养成的学习的惯性。后来当了教授，一次给心理学的专业刊物审稿。收到一位“Li”姓作者的投稿，想必是老中。说是他（或她）研究一个在美国心理学文献中找不到对应概念的现象，叫“haoxuexin”。我看了会心一笑，这不就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好学心吗？ 文革后与上中老同学再聚，更发现这好学心不是个例，而是不少同学的共同体验。

上中还教会了我该怎样学习。在学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1977年预备高考时，我觉察到我对十年前学过的东西记得的似乎比和我一起复习的伙伴们多一点，但是当时没有细想为什么。直到后来学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时，才知道这背后有一条简单但极其真实的心理学的原理：储存在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里的信息，如果是有意义（Meaningful）的话，可以储存很久，甚至永远；但如果是无意义的话（Meaningless），则不加复习即遗忘。那怎样才能使信息有意义的呢？心理学的定义是，如果新信息和人们的原有信息有联系的话， 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新信息是孤立于原有信息之外， 则是无意义的。要让信息有意义，心理学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学习者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学习心态”（Meaningful Learning Set）, 即学习者相信所要学习的内容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学习者已经拥有与新内容相关的知识储备。第三，学习者意识到新知识和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了解了这三条，我心中豁然开朗：我在上中的老师们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老师们很少要求我们死记硬背，总是把理解放在第一位。让我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教学，自然养成了我们的“有意义学习心态”。 新知识当前，我们不仅相信我们可以掌握它，而且把理解而不是记忆作为学习的目标。这一信条不但对我自己的学习大有助益，而且指导了我以后的教学。无论教什么课程，总让学生相信课程内容是可以理解的，帮助学生复习已有的相关知识，并让他们看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虽然这个教学过程中的抽丝剥茧看似多花了时间， 但“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意义学习带给学生的好处是终生的。

这五年的正规教育，让我养成了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也教会了我学习的方法。每忆及此，都让我深感师恩似海。可惜的是这样的学生生活到1966年六月嘎然而止了。

按官方的说法，文化革命是1966年五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的。可是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左风在这以前已经刮了好几年了。1962年，国家刚从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人们刚能吃饱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最高指示就发布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什么事都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1963年，中苏分裂公开化，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九篇批判苏共的公开信，号称“九评”。每次文章一发表，学校就会组织我们学习， 而我们也闻风而动学得十分认真，并为文章中语言的尖刻而折服。 1965年，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文化革命的序曲。同学中就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在历史上的作用开展了热烈的辩论。一些同学认为清官为民做主，多少对百姓有好处。另一些同学认为清官有欺骗性，让人民对封建王朝有幻想，延缓了人民的觉悟，实际上是延长了封建王朝的寿命，所以比贪官更坏。进而就讨论到那些年在历史课上一再提到的“让步政策”，即每次农民起义推翻了旧政权后所建立的新王朝都会轻徭薄赋，减轻对农民的负担。有些同学认为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反动阶级根本不可能对人民让步，他们只会反攻倒算。为此，教室的墙上开辟了一个辩论园地，常常贴着两派不同的观点的文章。现在想来，在这一不自觉的过程中，洗脑就完成了。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的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就会闻风而动。不仅思想如此统一，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都如出一辙，全是“九评”的口吻。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半个月，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揭开了文革的序幕。那时我们正在北桥公社学农， 那是当时每个学期的必修课之一。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学农也不是纯粹的干农活，也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我们住在生产大队仅有的几栋楼房中，在二楼一间屋里打地铺。那户主是富农，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富农能住着队上最好的房子，可能是修徐（徐家汇）闵（闵行）公路时拆迁的补偿吧。老富农已经死了，家里就是富农的老婆和儿子。那“富农子弟”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每天低着头，扛着农具一声不吭地出工收工，没有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倒是富农婆有天看我们收工回来，就搭讪了一句：“你们学生仔也蛮幸苦，又要读书，又要种田。” 本来是句关心的话，可是开会学习时，有人把这事提出来，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地主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表现。现在想来真是莫名其妙，可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言之成理，十分精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还真没有冤枉我们。

从六月一日起，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出社论，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学校就终止了学农，让我们回校参加文革。文革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破四旧“，即学生们“杀向社会”，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记得那天我们学校去的是金陵东路西藏南路八仙桥一带破四旧。到了那里，街上已经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开始行动了。看着谁的衣着打扮不顺眼，如裤脚管窄小、尖头皮鞋、或是烫头发，当街就剪裤脚管剪头发，皮鞋脱下提着走。街牌都被涂抹了或遮盖了，因为旧街名不够革命，改为”反帝大道“，”东方红大道“之类的街名。甚至有人提出红绿灯的指示系统要改，红色是革命的象征，怎么可以要交通停下来呢？于是要改为红灯行绿灯停。还好因为太过混乱没有真的实行。

我们学校的同学似乎比较”温良恭俭让“，没有谁真动手的。我在街头看了一会儿，拐进了街角的一家卖香烟的店铺。只见一位外校学生，一手提着一罐墨汁，一手拿把刷子，往货架上的香烟上涂墨汁，因为“大前门”、“牡丹”、“勇士”（画有武松打虎）这些香烟牌子都是四旧。旁边站着一位中年人，不知道是店员还是店主（公私合营之后，这样的小店铺还是允许私有，店主称为“小业主”），嘴唇哆嗦着，伸着双手，想要劝阻又不敢，看着好不可怜。我走上前去，对那个学生说，“这飞马牌香烟是当年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时生产的香烟，不能算四旧。” 那学生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总算是对“飞马”牌香烟手下留情。如此荒唐的事也发生在学校里。“龙门楼”继承封建书院的衣钵，肯定是四旧了，改名为“跃进楼”。可是有一天看见一位同学拿着铁锤和凿子在凿“先棉堂”的楼名，我想着黄道婆是劳动人民，贫下中农，忍不住说了一句：“‘先棉堂‘有什么不好？” 他站在竹梯子上，回头轻蔑地瞪了我们一眼：“‘先棉堂‘有什么好？“ 我们毕竟底气不足，不敢再言，败下阵来。

那时的学校如同一口沸腾的高压锅，青春的激情和革命的狂热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每天晚上八点半的新闻联播则成了高压锅的出气阀。党中央宣布停课闹革命，校园里一片欢呼；宣布推迟（还是取消）当年高考，又是一片欢呼；发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更是一片欢呼。当叶剑英宣布“经过医生全面检查，毛主席全身没有一点毛病，可以活一百五十岁。林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那更是鼎沸的欢呼。不过我想一定有同学和我一样，暗中有一丝疑惑：”若是那样，接班好像有点接不上了。“

老师中的第一批“牛鬼神蛇”马上就揪出来了，大多是所谓出身或历史上“有问题”的老师。每天早晨由语文教研组的一位老先生领着在校园里劳动。出工时还要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神蛇，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 学校很快用竹竿和芦席搭起了大字报栏，让大家揭发“阶级斗争的动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学生的毒害。其实就是把老师或校领导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线上纲，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我们当时却以为我们所做的，是”反修防修”的重要举措，是不让阶级敌人复辟、不让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吃二次苦受二茬罪“的革命行为。不仅正义，简直神圣了。

那时我们不上课了，可是老师还惦记着我们的学习。一天早晨，教我们代数的韩老师手里提着一块小黑板走进来。他把小黑板挂在教室前，小心翼翼地对我们说，”这道题目你们有空时做做看，以后高考时可能有用。“ 话音刚落，就有同学呵斥他不要企图”干扰革命的大方向“， 赶快把小黑板拿走。看着老师佝偻着身子提着小黑板离去，我心中有一点儿酸楚，可是我却没有勇气作任何表示。这件事一直都印刻在我的心里。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把这件事写进了语文考试的作文中。我的语文考试成绩不错，我想很可能是作文击中了阅卷老师的心中之痛吧。老师的羞辱，成了我进大学的敲门砖，可是我却从没有向被伤害的老师道歉过。运动初期的狂热，是我这一辈子最悔恨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事。不过这样的狂热，不久就被革命形势的发展中止了。

八月中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市区游行，为文革摇旗呐喊，还听说北京会派人来。大家猜不是姚文元就是张春桥。我们先到距鹿路上海文联（或是作协），一面等候游行组织者的安排，一面看看文联里批判上海文化人的大字报。等我们上路时，天已经黑了，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浑身湿透了，却被狂热的情绪鼓舞着，一路走到了人民广场。市政府大楼的检阅台上，站着一排人，从北京来的是郭沫若，站在中间。大家大失所望。郭沫若在文革前已经是“水寒鸭先知”，在报上说自己一生的著作都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都应该被销毁。毛对他的评判，“十批不是好文章”，我们已有所闻。冒着这样的大雨，来接受这样一位几乎成为革命对象的人的检阅，大家觉得不值。

游行结束回到家时已是清晨。打开家门，只见家里一片狼藉。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都打开了，东西翻了 一地。壁炉的炉壁倒了，耐火砖从炉口泄出，地板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过一会儿，与我们同住的姑妈回来了，这才知道是她教书的学校红卫兵来抄过家了。这是我们家在文革中抄家十次中的第一次。可能是红卫兵觉得抄家的成果不够丰富，突发奇想，觉得我们可能把贵重的东西或罪证藏在壁炉里了。于是勇猛地用撬棍对炉壁一撬，不想壁炉常年不用，风化了，炉壁坍塌了下来。同时坍塌的还有我参加运动的权利。“你也配姓赵？”

“红卫兵”在文革舞台上的正式亮相，是在1966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典”上。可是北京的干部子弟成立红卫兵却比那早得多。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马上闻风而动，也成立了红卫兵。八月间，北京红卫兵首创的血统论从北京传到了上海，概括在一幅对联中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对联一时在校园和社会上甚嚣尘上。根据家庭出身，人们被分为含“工、农、兵、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五类”和含“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坏（犯有刑事案件的人）、右（右派分子）”的“黑五类”。 “黑五类”子女一概被称为”狗崽子“。 后来黑色阵营不断扩大，又加上了叛徒（历史上有叛变行为）、特务（被认为是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安置的有特殊使命的人）、走资派（被认为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共产党当权派）成了“黑八类”。“狗崽子”群也随之日长夜大。再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每下愈况，忝居于黑八类之后，于是被称为“臭老九”。

阶级一旦设立，阶级斗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运动之前和睦相处的同学，一下子就分出了贵贱。我很快就有了对“狗崽子”身份的直接体验。一天我们到教务处领取写大字报的纸张，遇到同年级的一位“红五类”，平时虽无深交，点头之交还是有的。他上下瞟了我们一眼，直截了当地问： “狗崽子也要写大字报吗？” 奇怪的是，面对这样的唾面之辱，我既没有出离愤怒，也没有含羞忍辱，甚至连阿Q的“妈妈的，只当是儿子骂老子” 的心理安慰都没有，只是讪讪地走开了。现在想来，这些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奴化了我的心灵，让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分配给我的贱民地位。

成了运动的旁观者，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一天，和一帮同病相怜的同学去不远的上海师范学院看大字报。出了上海师院的校园，我们拐进了桂林公园。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在公园的小卖部每人花六分钱买了一碗藕粉。吃完后有位同学嘴刁：“都是糖精，不好吃。“ 没想到这话怎么就让红卫兵知道了，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回到宿舍时，一份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把蚊帐的进口都遮没了。大字报批评我们不参加运动，出去游山玩水。而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吃了藕粉还嫌不好吃。大字报最后“勒令狗崽子”把自行车和贵重乐器交给红卫兵，这贵重乐器当指我的小提琴无疑。这一招确实“触动灵魂”（文革用语，指真正打到痛处），我思想斗争再三，决定抗命，没有舍得把琴交出去，连忙转移到家里去了。幸好红卫兵没有认真。以后的十几天里，我进出蚊帐都要小心翼翼，唯恐弄破了大字报。

现在来说这些，不是要指责当时一些同学的举动，只是给那个年代留下一个记录。我常想，如果当年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会不会有同样的举动呢？运动初期我的狂热，让我相信我不仅会，而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呢？反思让整个社会疯狂长达十年的文革，其背后一定有个体原因、环境原因、和社会原因。我相信 “原罪”，即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作恶的本性和冲动。这是个大题目，不宜在这里讨论。这原罪就是文革的个体心理基础。教育是我们成长环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可惜教育的效果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如果所受的教育一味地鼓吹仇恨而不是爱和怜悯，人性中恶的成分就被放大强化了。但即便如此，人们的行为仍可以是循规蹈矩的，这是因为有社会规范的约束，触犯了社会的约成俗定是要受惩罚付代价的。可是如果连社会的约束也被松绑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人性中的恶就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而且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群体趋险“法则（Risky Shift，即在群体中，越偏激越激进的意见越可能为群体接受），这样的恶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和极端。一旦被释放，想要把它再关进盒子里，不说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而这正是当年中国社会的写照。

要说到小学前的学前教育，我还真是乏善可陈。当我的小学同学们追溯他们在幼儿园的同学史时，我只有自叹不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让我在一所幼儿园里待长。常常是在一所幼儿园里待一段时间，又换到另一所幼儿园去了。所以我的学前教育是极不系统的。比起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已经掌握了一千个中文字，一百个英文单词，再加上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我的学前教育岂止是“输在起跑线上”？ 至少是输在更衣室里：还没有上赛场，就落后一大截了。我的学前教育的所有成果，现在能记得的只有在幼儿园里一位老师教我们唱的一首歌：

花园里，石板上，有着一个金鱼缸。

缸里面，金鱼多。大大小小种类多。

游上来又游下去，游过来又游过去。

花园里，石板上，有着一个金鱼缸。

缸里面，金鱼多。大大小小种类多。

之所以记得这首歌，倒不是因为它好听，而是老师的宁波口音让这首歌唱来十分滑稽。

东辉小学/愚园路第二小学

七岁了，要上学啦！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会去和我家仅一篱笆之隔的芳德小学。多方便啊！竹篱笆上有洞，即使是上课铃响了，我从洞里钻过去也不会迟到。可是爸爸妈妈却替我在离家二十分钟之遥的东辉小学报了名。东辉小学原名彼得小学，估计是因为有崇洋迷外之嫌而改的名，坐落在而今因为有不少文人骚客、海上闻人曾寓居其上而声名遐迩的愚园路上。

沿愚园路的深宅大院或高级里弄里住过些什么人，我当时是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最不爽的是每天上学和放学路上的孤单。那时我们班上除了一位同学每天家里有三轮车接送，我们上学都是自己来去的。 到了放学的时候，老师把我们分为三“路”。 第一路出校门沿着愚园路往东，浩浩荡荡，是到宏业花园、岐山邨一带的。第二路出校门往西，也是兵强马壮，是往中山公园方向的。第三路向南，是我们这些剩下的散兵游勇。沿愚园路走不了多远，拐入冷清的福世花园，我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独行者了。这每天上学路上的独处给了我很多遐想的时间。于是我臆想出一位有奇异功能无所不能的好朋友。是个男孩，还有名有姓的。我每天上学路上的时间都是和他一起在各种各样想象中的奇遇中度过的。后来学发展心理学，书中说多至四分之三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在小学低年级都有过这样“虚幻朋友”（Imaginary Friends）的陪伴，我不禁拍案叫绝：我这么隐秘的想法他们都能知道，心理学太牛了！

我入学的时候，东辉小学还是私立的，学费不菲。可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学校的设施可以说是简陋。教室形状各异而且大多昏暗。因为教室不够，我们低年级还只能上半天的课。要是下大雨，弄堂和马路上的积水会漫进教室来，我们就穿着套鞋上课。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水漫金山的教室里考试，一位同学答完了试卷，站起来缴考卷时一不小心考卷飘到水里，急得哭了起来。这样的尴尬可能是现在的学生们想象不到的。学校的操场只有半个篮球场大。我们的体育课常常是在学校所在的弄堂里上的。一架滑梯，一个跷跷板，和一个爬竹竿的架子，就是我们课间活动的所有设施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我的一年级的班主任唐老师，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的老师。近五十岁吧，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轻声慢语，让我们特别愿意和她亲近。她给我们上语文课，记得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我们天天上学。” 那时的书是直排的，用的还是繁体字和“ㄅ ㄆ ㄇ ㄈ“那样的注音符号。上学第一天回家做作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个繁体的“學”挤进了那个小方格中，而且还得重复若干遍。 不料第二课学的是“学校里有很多同学和老师。“ 又是这个烦人的“學”字，只好再九牛二虎一番。我们有一位同学独辟蹊径，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在一个字后面点两点，就是重复了前面那个字。所以在他的作业本上，只有第一行是生字，余下的全是点。唐老师只能把这芝麻饼似的作业发还他重做。

二年级时，私立学校公立化。学费改为六块钱一个学期，我们的校名也改为“愚园路第二小学”。 更重要的1956年的汉字简化和拼音拉丁化，用汉语拼音代替了注音符号。第一次看到简体的“学”字，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张乐平笔下那个头上飘着三根头发的三毛，这让我乐不可支。应该说简体字和拼音字母对学生来说是一大德政，极大地减轻了学中文的困难。至于因为学简体字而不认得繁体字的缺失，我是通过阅读繁体版的四大名著和习字临帖补上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那时的童年生活真是太幸福了。每天不多的作业做完后，就是疯玩。一个“永”字牌的小橡皮球，比网球大不了多少，可以让我们一群男孩子在弄堂里踢一个下午。再就是到中山公园去玩“官兵捉强盗”。同学们分为两拨，一伙是官兵，一伙是强盗，分别有自己的牢房和山寨。分配当强盗的同学都清一色地把外套或衬衫披在肩上，只扣住最上面的那颗纽扣。为的是一旦被官兵抓住时，一解开那颗扣子，就可以施“金蝉脱壳计”了。哦，那幸福的只可追忆的童年！我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一群孩子，汗流满面，小脸通红，在公园的草地上像小马驹似的耍欢。

我们还有一个玩耍的好去处，就在我家。我家当时住的是一栋1923年建的三层楼房，以前是上海海关一位英国高级职员的住宅。1949年以后，海关的事务由中国政府收回自己管理，英国人要回国去了。可是他觉得中国政府会再聘他回来，所以没把房子卖掉。连同一些笨重的家具，包括一架三角钢琴，都“顶”给了我父亲。(“顶“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直到1956 或1957年，他大概是看“返聘”无望，才把那些家具运回了英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那英国人的孙子，想是受祖父之托，还来上海故地重游，拍了好多照片。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我们的童年。那楼前有好大的一片花园，以前英国人住的时候有园丁打理。我们刚搬进去时仍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可是不久就荒芜了。附近一家生产订书机的元昌文具厂把场地租借了去，修成了一个灯光篮球场， 还架设了单双杠和其他的运动器材。这就成了我们的课后活动中心。锦上添花的是我们家还有一辆24英寸的小自行车，给孩子们学车真是再合适不过。于是班上的好多男同学都是在我家学会骑自行车的。（那时候没有怜香惜玉之心，竟然从没有邀请女生来共享其盛。）六十年后的小学同学会，好多同学还问起那辆为我们学车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小脚踏车。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是一段平静而又快乐的日子。上半天课，疯玩，偶尔孤单的时候倒挂在单杠上望着天空的白云苍狗遐想，晚上在灯光球场边看篮球赛，为主场元昌文具厂摇旗呐喊，或是看楼下王老伯教工人们打太极拳。这位王老伯有武功，一柄大刀舞得虎虎生风。因解放前曾是一贯道的坛主，被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过工人们并不在乎，好多人跟他学太极拳。还送了一块“武艺之光”的匾给他。

这平静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我已经三年级了。1958年，我的平静的学生生活第一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被政治运动打断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说来有点令人不能相信，政治运动会影响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的生活吗？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一下子长大了。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学的算术或是生字，我们日常的活动也不只是踢足球和“官兵抓强盗”了。我们与比这些重要得多的事情发生联系了。

对三面红旗的宣传是以铺天盖地雷霆万钧之势地进入我们的生活的。记得最鼓舞人心是“超英赶美” 的口号，然后是一连串数字的狂轰乱炸：十五年赶上英国，三十年超过美国；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到1958年的1,07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是1,700万吨，不过那时候大饥荒已经开始，钢产量已经没有什么人关心了。报纸上天天有“放卫星”的消息，粮食产量天天破纪录，水稻的亩产量从一万斤一路飙升至三、四万余斤。我还记得报纸上登着两个孩子坐在待收割的稻穗上面欢笑的照片。城里孩子，对粮食产量毫无概念，报上怎样说，我们就怎样信。只觉得粮食多得吃不完了。

记得离我家不远的延安西路上有一堵几十米长的墙，上面用红漆大字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每个字都有两个我那么高，我要跨四五步才走完一个字。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总路线复诵一遍。不几天，总路线就烂熟于心了。这时候，我这小小的杞人就开始忧天了：这总路线是从东往西写在墙上的，那从西往东的人会读到什么呢？于是我每次路过时都会把总路线念两遍，一次顺着念，一次倒着念。不多久，我就能把总路线倒背如流了。现在想来，全国能把总路线倒背如流的，除我之外，大概不作第二人想吧？几十年后，儿子告诉我，他上课无聊的时候，曾试着把英文字母从Z倒背到A，也能倒背如流。我心中不禁暗暗称奇：在这么无聊的事上，我们父子也会有心灵感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运动。钢产量要在一年里翻一番，怎么实现呢？于是政府号召大家捐“废”钢铁。一声令下，我家前后门的铸铁大门就不知被谁卸走了。孩子们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在家里掘地三尺地搜寻金属制品。我把家里经年不用的壁炉里放木柴的铸铁架子和烧壁炉用的火钳都捐了。有人因为成立了食堂，不用自己做饭了，连家里的铁锅都捐了。有了这些“废”钢材，土法炼钢就可以上马了。大跃进开始后，再没人打篮球了。于是元昌文具厂的工人们在球场上建了三个一米多高的小高炉。运来了焦炭和鼓风机。工人们用大铁锤把捐来的废钢铁砸成小块，放进一个半个暖水瓶大小的坩埚里，放进小高炉里烧起来。鼓风机吹得轰轰地响，焦炭烧得通红。一位工人师傅不时透过深色的镜片观察坩埚里钢铁碎片的熔化情况。过了许久，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他宣布说：“化了，可以出铁了。” 早就准备在一旁的锣鼓顿时敲得震天价响。工人师傅小心翼翼地用钳子把小坩埚从炉中取了出来，试着把铁水倾倒到一个模子里去。可惜那个师傅没有经验，铁块只是烧得透亮，却没有熔化。于是只能偃旗息鼓，回炉再造。如是者三回，终于铁水熔化了，倒进了模子里。那时已是深夜，但小高炉前仍是人声鼎沸，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孩子更是不愿离去。铁水渐渐冷却下来，红色转暗变成了黑色。我看着那块表面上坑坑洼洼的麻子似的铁坨坨，“怎么这么丑？” 不免心中有点儿失望。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一部分啊。工人们把这铁坨坨披红挂彩，开着一辆卡车，敲锣打鼓地向上级单位报喜去了。可是这样的盛况，只在那个晚上发生了一次。小高炉再也没有点火炼铁炼钢。焦炭和一袋袋炼铁时要加用的不知什么白色粉末堆放在篮球场上。带有护目镜的面罩和炼铁时用的钳子和钢钎扔得四处都是，成了我们玩“官兵抓强盗”时的道具。

为大跃进我们可没少出力。我们少先队小队曾走到郊区去割草，说是送给人民公社喂猪。我和另一位同学走了很远的路，到江宁路一带，找到一家华丰钢铁厂，说是要到厂里去帮忙。当然大人们没有搭理我们。后来学校又让我们养小球藻。于是每个同学都随身提着一个广口瓶，里面是绿色的液体，说是含有小球藻。老师告诉我们说，小球藻喜欢二氧化碳，要我们不时地用一根管子往瓶里吹气。随着小球藻的浓度越来越高，液体就越来越绿。老师说，小球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等液体里的小球藻足够浓了，就可以提炼出来做成饼干等食品。老师的描述让我们对小球藻饼干很是向往。可是后来老师说，这瓶里装的液体是尿液，顿时大倒胃口。想起吹二氧化碳时溅到脸上的尿液，不禁有几分恶心。

还有一次，里弄居民委员会组织打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麻雀当年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为“四害”之一，其罪名是吃了粮食。那是一个星期天。一早，里弄大妈们就把大家都叫起来，各就各位。人们手持红旗并锣鼓脸盆锅盖等各样响器，摇旗呐喊，使麻雀无枝可栖，力竭而亡。我被分配到和隔壁的造纸业工人疗养院（现在的比利时领事馆）毗邻的一堵墙上，拿着一个脸盆，一见雀落枝头，就声嘶力竭地“鸣盆而攻之”，惊起雀儿一片。可怜麻雀何时见过这样的阵势，眼见着在天上疾飞一阵，就直直地坠落下来。听说那年麻雀被灭得太多，第二年农村的病虫害特别严重，是造成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之一。于是悄悄地为麻雀平反，其在“四害”中的位置由臭虫取而代之。

1958年就在这全社会的躁乱中度过了。1959年，这躁乱所带来的后果开始显露了，所谓的“困难时期”开始了。最明显的是物资紧张了，什么都配给，什么都凭票。一年四次，每家每户都要凭户口本去居委会领取一个季度的各种票证。除了粮票、油票、肉票、布票和买工业制品的工业卷，我记得的还有盐票、煤票、烟票、酱油票、火柴票、肥皂票、豆制品票、和买糕饼的糕饼券。还发给每人每月一斤的就餐券，凭券才能到饭店点菜吃饭。其实饭店里也没有什么吃的。记得有一个菜叫“红烧扣肉”，其实是凉粉（上海人叫“模腐”）加点红酱油。这些票证在当时真就是生命线。我眼见我的一位至亲，刚从居委会领来的一个季度的粮票油票，在回家的路上丢失了。年近六旬的老人，急得在人前就嚎啕大哭起来。让我至今想来仍是一阵心酸。

那时最经常的感觉就是饿。还记得我那时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3斤。要按现在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标准来说，23斤粮食不少了。可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能量来源，每天只有八两的定量，总觉得不够吃。那时我家已经在居委会办的公共食堂吃饭了。每天早上上学前，到食堂买二两用面粉加水煮成的面糊，撒点盐。二两就有一大碗，骗个肚圆。可是两节课后，就有饥饿感袭来，常常无力地趴在桌上。调皮的男同学不知道从那里学来了一首上海儿歌：“酱油斩鸡，萝卜饨蹄膀，肉丝生炒炒。什锦两面黄、糖醋排骨、红烧狮子头。八宝辣酱，两斤花雕、一客汤包。” 课间时同学们一起唱，精神会餐。

我们这还是在上海，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是有保证的。外地听说有饿死的，没有亲见。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儿子出生后，我们从妈妈的老家湖南乡下请了一位亲戚来帮忙。她告诉我说，她的孩子，那几年饿死了四个。从1960年起，可能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开始起作用了。市场供应才渐渐有点儿起色。上海开始有所谓的“高档食品”，有能力出得起高价的，可以买到一些不凭票的食品。我的二伯父，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生物学硕士，一九五六年从上海发配到兰州工作。一九六一年他到上海，在街上看见卖白糖水晶包，是用当时从加拿大进口的”精白面粉”包起猪油白糖，卖五毛钱一个的。美食让他驻足不前。售货员看他穿着不起眼就说：“老先生，要五毛钱一个呢！” 我伯父说：“小姑娘，你让我花五毛钱看一眼，我都心甘情愿啊！” 他告诉我，困难时期那几年，要不是他在家里养了一只羊，每天挤点羊奶，能不能活下来都不一定。

还有趣事一桩。学校附近有一家卖糕饼的副食品店。一天晚上店员没有把“排门板”上好。有个临街柜台的玻璃没遮上。半夜时分，一位路人禁不住柜台中糕饼的诱惑，用砖头砸破了玻璃。可是洞口太小，他钻不进去。正好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路过，这路人就让这位同学钻进去帮他拿些糕饼出来。可是这位同学钻进店里后，恰如上海人说的，“老鼠掉在米缸里”， 忘了外面还有一位始作俑者望眼欲穿地等他拿糕饼出来。他在里面把各种糕饼都尝了个遍，后来竟然在店里睡着了。第二天店员来开门，才看到店里的一片狼藉，好多糕饼都被他咬了一口。这同学被送到学校，当然也没法处罚他。放学后我们还去店里看了，确实被他祸害了不少。糕饼上被他咬过的部分被小心地切掉了，剩下有半个的，有四分之一个的，但仍放在柜子里卖。老实说，我们暗地里都有点羡慕他的口福。

曾几何时，这样的饥饿已经离我们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遥远。有一次我和孩子说起那时家里没有吃的，他反问我说：“为什么不去饭店吃呢？” 看来“何不食肉糜”并不是一个愚蠢的答案，只是时过境迁，人们不再能设身处地想象当时的情境。这些年回国，所到的城市，都有一条美食街。看着美食街上那一眼看不到头的卖食物的摊位，我不禁想，当年要怎样地胡乱折腾，才能造成那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惨状啊？这几十年的变化，却正印证了美国传教士Arthur Smith 一百多年前在《话说中国人》一书中论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所说的：“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发展，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中恢复起来。”

四年级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年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招四年级生。我老爸对音乐情有独钟，已经有一个儿子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了，还要我也去试试，于是给我报了名。听说报考的有数千人。规定考生要唱一首歌，我准备的是当时流行的一首儿童歌曲，记得歌词的头两句是：“公社里边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 初试很简单，先唱了这首歌。再由一位老师在钢琴上弹一段旋律，让我复唱，大概是测试我对旋律和节奏的记忆力吧。这样唱了几段，基本是一次过。不几天发榜，侥幸过了。接下来参加复试，于是我又赶了一遍小鸭子。又是复唱老师在钢琴上弹出的旋律。不过这次的旋律比初试时唱的要长而且复杂得多，有的我试了几次。不过复试也过了，于是进入面试。几个热身的问题后，老师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平时最喜欢做什么？” 标准答案当然应该是喜欢音乐，可是我满脑子都是同学们在弄堂里踢永字牌小皮球的事，于是回答道：“踢足球。” 老师又问：“那你为什么来考音乐学院呢？” 我指着在门外等我的老爸说：“是他要我来的。” 于是彻底断送了我的音乐生涯。不过我二哥掐指一算，音乐学院附中七年，如果考取了，我会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那年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同学大多去了上海钢琴厂。所以即使我考上了上音附小，离音乐家的梦好像还是蛮远。

五年级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是我童年生活的的第一道阴影。那时每年都由班主任老师给我们写品德评语并打分。从五年级起，一位陈姓老师接替唐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他在评语里写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品德的五级评分“优、良、中、差、劣“中，他给了我一个“中”。 我拿着成绩单让老爸签字。老爸看着我说，“儿子啊，你明年怎么考中学啊？” 我默然无语，不知如何回答。我自忖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作奸犯科的事更不敢做，可是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给这样的评分。如果是学习成绩不好，我还知道该如何努力。这品德评分低，我又该怎么改进呢？不久我就理解了老爸的担忧。第二年我大哥考大学，他从上海的一所好中学南洋模范毕业，一心想进清华读水利工程。考得也很好，可是因为班主任在他的档案中写了“此生不宜录取”（这是后来文革中知道的），连一个正规大学都没有考上。我当时虽然年幼，却也知道我让父亲为我担心了，幼小的心灵很是内疚不安。这么些年过去，想起父亲那时忧虑的眼神和语气，我还是心有戚戚然。幸好第二年陈老师开恩，给了我一个“良”。现在想来，把一个孩子的前途甚至命运，交由一个似乎并不睿智的成年人的好恶来决定，实在有点儿残忍。

转眼小学要毕业了，要填考初中的志愿了。我们区里最好的学校是区重点延安中学，于是我第一志愿报了延安中学，又填了四所其他的中学。那年上海市的五所市重点中学之一上海中学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只计划招四个班二百学生，在我们区只招几名学生。我自己掂掂分量，觉得没有希望，就没有报考。不想那天傍晚，陈校长和教导主任白老师到我们家来了。爸爸妈妈正好也在家。老师们就动员我报考上中，理由是我们小学每年都有学生考进上中，今年没有人报名不好。于是我懵懵懂懂地报了名，居然考上了。用我老爸的话来说，是“狗戴帽子”：运气好碰上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好好看看马德里的博物馆。马德里有几十个博物馆，其中最负盛名的有Prado国家美术馆，Sofia博物馆，和Thyssen-Bornemisza博物馆。可是我们只在Prado博物馆参观了不到两个小时。按照导游预先指定的馆内珍藏，我们几乎是目不斜视地从一幅名画走到下一幅名画。在一幅Goya（戈雅）的画“1858年5月3日”前我驻足良久。画面表现的是十九世纪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遭到西班牙人民的抵抗。法军占领马德里后，挨户搜查，逮捕四百余人，全部枪杀。想不到温文尔雅的法国人，也有如此凶残的一面。有人为这幅画题诗说：“人人都知道战争的疯狂并无法补救，为什么寻求并维护和平却如此困难？”

从博物馆的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深远影响。油画的题材，不是出于希腊罗马神话，就是圣经故事。尤其是中世纪的作品，有不少是表现在公元四世纪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以前，基督徒为信仰献身的故事。他们有的被乱箭射死；有的被剥皮。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看到这些人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虽死无悔，不由得你不肃然起敬。这些殉道者后来多被罗马教廷追认为圣徒。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徜徉马德里的街头，看看那些精美的雕塑。乘车在马德里，常常会出其不意地与这些街头的雕塑邂逅。可惜都是如白马过隙，没有能好好欣赏。所幸我们在西贝蕾斯大地女神广场稍作逗留，让我们亲近了马德里的标志性雕塑，西贝蕾斯大地女神喷泉。西贝蕾斯大地女神亦称自然女神，主管五谷丰登和生儿育女。女神端坐在两头狮子拉动的车上巡视大地。传说这两头狮子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西贝蕾斯女神看不得他们如此亲密，心生妒忌，把他们变成狮子共轭拉车， 但不让他们对视。所以两头狮子面向不同的方向。这女神也忒不讲理了。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这广场的西北街角（如果我的方向感不错的话）有两家礼品店，是买旅游纪念品的最佳所在。雅俗各赏，丰俭随意。如果旅途包括马德里的话，一路上就不要在旅游点为纪念品费心了。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好好看看马德里的市容。马德里素有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称。我们所走过的几条主要街道两旁，几百年前修建的教堂、皇宫、修道院和现代的建筑如欧洲门等鳞次幯比，让人目不暇接，却又毫无杂乱无章的感觉。城市的绿化也让人赞叹不已。导游告诉我们，马德里市政府有规定，每一平方米的车行道，就一定有一平方米的人行道和绿化面积。即使是在最繁华的街道上，两边的车行道中间，是宽宽的绿化区和人行道。“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又有供行人休息的座椅。设计得非常人性化。导游又告诉我们马德里市政府的一大举措：把马德里的高速公路全部地下化。市区里不再有高架桥破坏景观。为证明此言不虚，他还让司机带我们到地下的高速公路一游，果然是四通八达。光是这一项工程，马德里市就花费了四百亿欧元。我问他钱从哪里来，导游哈哈一笑：“借呗。”我私下里想，如此寅食卯粮，总要有捉襟见肘的一天吧？果不其然，这一天在我们离开马德里的第二天就是了。到德国后，从电视里看到马德里二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振兴经济不利，消减社会福利。可是从电视里看，示威群众好像并不愤愤然，击鼓跳舞，倒像是在过狂欢节。导游先生曾说，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前些年经济发展时从北非和东欧来西班牙的劳工们，经济萧条造成的失业率上升，他们是首当其冲。想不到回美国之后，看欧洲经济危机愈演愈烈，西班牙竟成了危机的祸根PIIGS（葡萄牙，冰岛，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之一。虽是和西班牙只有五天的渊源，却是无由地为他们担心，希望西班牙弟兄们一路走好。

萨戈维亚是萨戈维亚省的首府，人口五万多人。是联合国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公元一世纪时，这儿就有居民定居。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和阿拉伯人的争战中几经易手后，终于从十一世纪起成为西班牙阿方索王国的一部分。十三至十五世纪期间，卡斯蒂利亚几代国王都定都萨戈维亚。城市虽小，却有两千年的历史。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厚爱。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今日的苏州经历了两千年的沧桑却只有五万人口，或是哪一个五万人口的小镇却完善地保留着两千年前辉煌的文化古迹。

从马德里出发，不到一小时的车程，我们到了萨戈维亚城外。下车后我们沿着整洁的街道漫步向小城走去。远远地看见一座拱门似的建筑，高高地耸立着，横跨公路，架在两座小山之间。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既雄伟，又纤巧。导游告诉我们说，那就是闻名世界的萨戈维亚渡槽。

萨戈维亚渡槽是罗马人在公元一世纪修建的。渡槽长八百多米，用了近两万块花岗岩石块，堆砌建成了这个美丽的含167个拱门的双层拱形结构。最高处离地面28.5米。说是堆砌，是因为在石块之间并无灰浆或任何构件固定，只是靠石块的重力支撑着。底层的石柱的底部约五米宽，向上逐渐消瘦，在渡槽的顶部是半米见方的水槽，水流借着渡槽的百分之一的斜度，流到萨戈维亚市中心来。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精确的设计和施工，真叫人叹而观止。而且当时的萨戈维亚只有两千居民。

走近了看，更能体会古人的匠心良苦。比如下层的石柱，并不是直统统的一根，而是在中间用檐状的突出，把石柱分为三段。既增大了石柱的承力面积，又有装饰的作用，让石柱看着不呆板。尤其让我叹服的是这一百多个拱门的建造。没有灰浆和其他的固定装置，这些拱门完全是靠石块的互相挤压支撑着的。即使我们假设当时阿基米德的几何学已经如此深入人心，让每一块石头的切割要完全符合弧形的角度不说，这些石块是怎么堆砌起来的呢？要知道只有当拱门的每一块石头都同时到位，拱门才有一个稳定的结构。它们是不能一块一块叠加上去的。没有现代的施工设备，古人是怎么完成这样的高空作业的？这在建筑业的内行看来，可能不是问题。可是让我这个门外汉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西班牙建筑师可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我们在西班牙皇宫里看到的一座石头凉亭，就是四根石头的方柱，顶着一个石头的平顶。如果这凉亭有一个穹顶，那好像不稀奇，我们在别处见得多了。可是这平顶是怎么呆在空中的呢？幸好有一座凉亭的模型，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平顶是由一个个的同心圆组成，每一个同心圆都分割成好几段弧形的石头。每一块石头的上下两面是平的，可是侧面都带有弧形，里圈的圆“坐”在外圈圆的边上。最中心是一块圆形的石头把所有的同心圆给镇住了。构思巧妙自不待说，可是我又有同样的问题。每一个圆只有当所有石块同时到位才是稳定的，否则的话，石块会“出溜”下来。而且整个结构只有当所有的同心圆都到位才是超稳定的。当年这是怎么建成的呢？我的愚笨的方法是堆一个与石柱同高的土台，托住平顶，待所有石块到位了，再把土台扒了。可是传说当年的建筑师是一夜之间建成了这座凉亭，赢得了皇帝管家的信任，委以设计皇宫的重任。我的办法费时费工，不能及古人智慧之万一。

渡槽源头的水从何而来呢？导游说是山上融化的雪水，然后有两个人在渡槽的另一头不停地提水入槽。我想这两个人要供两千人的用水，够他们累的。不过又想那时候罗马是奴隶社会，有源源不断的战俘和奴隶供差役。倒也不是不可能。回来查书，才知道这渡槽是罗马人一项引水工程的一部分，把几十公里外的河水引进萨戈维亚。好像这个说法更合理一些。

渡槽在公元十世纪时被摩尔人破坏了一部分。在雄才大略的费迪南和伊萨贝尔共同执政期间，开始修复，重建了36个拱门。重建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才重新恢复了渡槽的供水功能。直到今天，逢到下雨，水仍然能槽口流到萨戈维亚的蓄水池。即使是在十五世纪，当时的修复工程就要求要“整旧如旧”，不破坏原来的建筑风格。因为这样的真知灼见，才让我们今天能走进两千年前古人的生活，体验古罗马的文明。

萨戈维亚城建在渡槽一头的小山上。我们沿着渡槽旁的石阶拾级而上，漫步走入了城区。路经渡槽尽头的蓄水池。如今当然已经废弃不用了。可是仍然蓄着一泓清水，让人遐想当年姑娘们大婶们在这儿打水洗涮的生活情景。城里的街道狭窄但是打扫得十分干净。奇怪的是和我们同时到这儿的有好几辆旅游巴士，可是游客如水银泻地似的都不见了，也不见当地的居民。长长的街道上，就我们十几个人彳亍而行。街道常是沿着萨戈维亚城齐胸高的城垣逶迤。城墙外，顺着山势向下延伸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绿色的牧场和金黄色的小麦田在夏日的阳光下斑驳相陈，宛如一块调色板，其间点缀着小树丛、民居、和教堂。那一份平和静谧，真是很难和几百年间在这片土地上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争战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联系起来。可是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却又是无所不在的。导游指着街边的一栋民居说，下功夫装饰房屋外墙就是阿拉伯遗风。他指给我们看的那栋房子的外墙，塑有菱状的凸起，被称为“钻石墙。”经他这么一说，我们留意看街上的房子，果不其然，外墙上都饰有不同的图案。

在萨戈维亚与渡槽齐名的还有萨戈维亚大教堂和阿尔卡萨尔皇宫（Real Alcazar）。宏伟的萨戈维亚大教堂（Segovia Cathedral）从１５２５年开始建造，直到１７６８才建成。阿尔卡萨尔皇宫更是从公元八世纪由阿拉伯人开始建造，最后由西班牙国王在十四世纪完成，集阿拉伯文化和天主教文化之大成。西班牙导游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到德国的行程中将要看到的德国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所造的新天鹅堡就是以阿尔卡萨尔皇宫为蓝本的，所以人称阿尔卡萨尔皇宫为“老天鹅堡”。可是平心而论，待我们见到了新天鹅堡，才知道即使新天鹅堡在塔楼的造型和蓝色的屋顶上和阿尔卡萨尔皇宫有几分相似，在规模和梦幻程度上新天鹅堡都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们那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能进教堂和皇宫内参观，只在外边拍了张照。回来后看到别人拍的教堂和皇宫内部的照片，这才悔之不及。

到了马德里，溯本清源，我们是来到弗拉明戈舞的发源地，当然想看一看原汁原味的弗拉明戈舞。我们就向导游打听有没有弗拉明戈舞的演出。导游说旅馆不远一家酒吧里当晚九点有演出，用他的话来说，水平“还算正宗”。怕我们迷路，下午还带我和哥哥踩点认路。晚饭后，我们一行乘兴而往。酒吧设在地下室里，灯光昏暗。一端有个小舞台，围着舞台排着一些长桌。我们被安排在舞台前方的一张桌子坐下，每人可以点一杯饮料，是包括在票价里的。观众们陆陆续续地进场了。那天上座率不高，大概有一半左右。

饮料还没有喝完，伴奏的乐队登场了。一位男演员站在舞台后方的麦克风前，另外四位坐在麦克风前的椅子上。两位是吉他手，另两位空着手。接着三位女演员登场。微胖，穿着和我们在德州看见的迥然不同。黑色或素色的裙装略带花饰，远没有墨西哥跳弗拉明戈舞的姑娘们穿得那么花俏，那么张扬。这时站在麦克风前的那位演员开始一声长吟。没有吉他的伴奏，他的略带沙哑的嗓音听来颇有几分苍凉。让我联想到穆斯林清真寺每天五次对祷告的呼召。坐着的男演员中的一位加入了他的吟哦，可是又不能称他们为重唱，因为两人的旋律并不和谐，只是让前奏更富张力了。吉他开始加入了。一反我们从我们墨西哥兄弟那里听到过的欢快明亮的弗拉明戈音乐，这里的音乐听来有几分忧郁。我注意了一下，一个晚上我们听到的音乐全是小调。这时我们才知道，那二位徒手坐着的也是乐队的成员，被称为Clapper。他们的乐器就是他们的双手。不仅要拍得异乎寻常地响，而且要拍在点子上。节奏不好掌握，快而带很多切分，而且两人拍的节奏时有不同。

(弗拉明戈舞的乐队)

随着音乐，三位女演员每人先来一段独舞。先声夺人的是她们的舞技，与我们在德州看到的墨西哥的弗拉明戈舞不可同日而语。墨西哥弟兄的弗拉明戈舞以烘托气氛为要旨，对舞技要求不高。女的甩大风车，男的转小蘑菇。斗胆说一句，如果让我练习两个小时，我也敢上台滥竽充数地充当老蘑菇。可是西班牙的弗拉明戈舞，没有专业的训练大概是跳不成的。只见她们上半身矜持地端着，只有手臂婀娜地舞动。可是她们打着鞋钉的前掌和后跟急急地叩击着地板，发出疾风暴雨般的节奏。合着吉他的拨奏，真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只是忙中有序，并不错杂。俞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谈到过，弗拉明戈舞的最高境界是在下肢快速剧烈的运动中，保持上半身的不动。看来这还真是这几位追求的境界。用不那么有诗意的话来说，是鸭子凫水，脚下忙得紧。

（弗拉明戈独舞）

另一个与墨西哥弗拉明戈舞的不同之处是西班牙的弗拉明戈舞者并不在意和观众的交流。不像墨西哥的少女们在台上笑容嫣然，流光盼顾，这几位一开始跳舞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全神贯注，不带一点表情。我甚至不记得见她们笑过，或是和台下的观众有过眼神的交流。倒是她们几位舞者之间，十分在意别人的表演。一人起舞，其他人就站在台边，急切地看着。好像她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观摩。音乐声起，她们和乐队就进入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把观众都留在了外面，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们作为专业舞蹈演员素养的一部分。作为观众，我们只能从圈外观看她们在舞台上物我两忘、心中只有舞蹈的神情，不由地对她们肃然起敬。独舞之后，三位女演员又跳了一支群舞。动作并不整齐划一，而是各跳各的。可是她们的节奏互相镶嵌着，急速而不错乱，更显一份从容。

（观摩演出？）

(取长补短？)

（弗拉明戈舞的群舞）

舞罢，从后台走出另一位女演员。一袭黑色的长裙，一脸的冷艳，显然是“大姐大”级的人物。也是带着或徐或急的踢踏声，在舞台上游走。我们外行，已看不出她比其他几位跳得好在哪里。但从那三位女演员对她恭敬的态度，可以想见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只是感到如果说前面这几位跳得妩媚的话，她的服装、神情、和舞姿则让我们感到几分神秘，几分诡异。

（“大姐大”风范）

压轴的是原来在乐队拍手的两位男演员中的一位。也是一身黑色。身材挺拔，约有一米九十。比起他的女舞伴们，他的舞风阳刚硬朗。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男性的魅力。他跳得热烈而长久，不间歇地跳了二十分钟左右，而且节奏越来越快。可是无论多快的节奏，他的踢踏声仍是点断分明，不拖沓，不含糊。我试着在桌下用手指叩击模仿他的节奏，但无法做到。他却用脚尖和脚跟磕打出来，而且他身材高大，动作又那么夸张。跳到后来他的衬衫全被汗水湿透了。终于乐声嘎然而止。那舞者一跺脚，一亮相，汗珠从发根里甩出，在聚光灯的反射下，在空中形成一片晶莹。我们也为他长舒一口气：别说跳了，我们看着他跳都替他累得慌。

（超卖力的男独舞演员）

曲终人散，我们却有一肚子的疑问：我们看到的真是弗拉明戈舞吗？怎么和拉丁美洲的弗拉明戈舞在服装、气氛、音乐、舞姿上都如此不同呢？是我们看到的不正宗？还是拉丁美洲的弗拉明戈舞已经蜕变得认不出本宗了？事有凑巧，回美国后，听到本地电台的一档节目，纪念最近过世的一位弗拉明戈吉他大师。其中也介绍了弗拉明戈音乐和舞蹈的起源和演变，让我好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弗拉明戈舞有一个卑微的出身，卑微到人们都不记得为什么称它为弗拉明戈。众多的解释中，有两个在我看来言之成理。一个说Flama在西班牙中是“火”的意思（如英文中的flame）。Enco 有“质地”（quality of）的意思。所以Flamenco可以译为“火一般”的舞蹈，倒也传神达意。另一个说法是弗拉明戈是阿拉伯文中“逃亡的农民”（fellah mengu）的音译。因为不懂阿拉伯文，无法验证。可是考虑到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近八百年的影响，这个说法好像也靠谱。

公元十世纪时，印度旁遮普一带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下的种姓阶层贱民（untouchables）中的一部分人因为战争和灾荒向西迁移。他们分为两支。一支穿过中亚、土耳其、希腊从北边进入西班牙，另一支由南路经北非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西班牙，在安达鲁西亚定居下来。因为出身低贱，他们只能从事卜卦，杂耍，驯兽，乞讨等被人看不起的职业，而且不同外族人通婚。因为人们以为他们是从埃及过来的，所以称他们为吉普赛人（Gypsies从Egypt衍变而来）。西班牙人又称他们为弗拉明戈人。在长达几百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夺西班牙的战事中，吉普赛人被赶进为他们而设的集居点居住。尽管在这几百年中吉普赛人的生活境况很悲惨，他们倒认为正是这样的隔离让吉普赛人的文化虽然受犹太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却得以在家族中代代相传而保持其纯正。其中包括他们的音乐和舞蹈。直到1782年，西班牙的国王才让吉普赛人在西班牙的公众场合表演他们的歌舞。这一“改革开放”政策让弗拉明戈歌舞大放异彩，成为西班牙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是弗拉明戈歌舞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也正式成为西班牙的艺术教育和研究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弗拉明戈的登堂入殿并没有提高吉普赛人的社会地位。二战期间，纳粹对吉普赛人的迫害登峰造极。他们和犹太人一样被关进集中营，有近四十万吉普赛人遇害。甚至时至今日，在西班牙以致全欧洲，吉普赛人仍是种族歧视的对象，仍然从事低下的职业，仍然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中。在这样的历史和现状下，弗拉明戈音乐中所有的那一份忧郁、伤感、和悲愤，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似乎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反观拉丁美洲，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前，土著的居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数千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传说是，他们的神要他们跋涉迁移，一直走到他们看见一头老鹰，鹰爪抓着一条蛇的地方，那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在墨西哥的国旗上有一头抓着蛇的老鹰。土族居民遵照神的指示，找到了墨西哥并定居下来，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积累了极大的财富。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为西班牙国力的发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十六世纪西班牙向拉丁美洲大规模移民，解决了欧洲人口膨胀的问题；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掠夺的大量的黄金，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资金，加速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西班牙又击败葡萄牙成为十六、十七世纪的海上霸主；整个南美洲，除了巴西，都成了西班牙的天下。当时西班牙移民带去拉丁美洲的弗拉明戈舞蹈和音乐，有没有可能因为当时西班牙民众踌躇满志，傲视天下的心态而变得欢快了呢？

可惜的是风水轮流转。当年的应许之地，如今已经成了毒枭的天堂。有美国这么个毒品大主顾做邻居，毒品贩子们资金充足、装备精良，敢向政府军叫板。一年死于毒枭之间争斗和政府剿毒的人数以四、五千计。纵然墨西哥的老百姓愿意再次跋涉迁移，他们又到哪里去再找一块能看见老鹰抓蛇的风水宝地呢？

进得场内，见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斗牛场，铺着沙土，用木头的围墙圈起。圈内有三处筑有板墙，正面堆着沙土。板墙与围墙之间，仅容一人宽的距离，是斗牛士的藏身之处。我们的票价虽不贵，座位却离斗牛场很近。可以看得很清楚。更幸运的是，六月的马德里已是夏天。傍晚的斜阳仍是威力无比，把斗牛场分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阴凉”。我们的座位正在那阴凉处。坐下后左顾右盼，见周围都是兴高采烈的老西们，像过节似的。中国人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伙。

七点整，场内的一支小乐队奏起来激昂的“斗牛士之歌”，顿时全场欢声雷动：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听说在天性懒散的西班牙，斗牛是少数几个能准时的活动之一。首先入场的是两位骑马的绅士。他们不是斗牛士，而是今晚斗牛的裁判，（似乎不应该称裁判，因为斗牛不是一场比赛，）称 “President”。他们亮相入座后，斗牛士和他们的助手入场了。每场表演有三个斗牛士出场，每人斗两头牛。三位斗牛士骑在马上，每人身后徒步跟着几位助手。事后导游告诉我们，斗牛分“地斗”和“马斗”两种。地斗时斗牛士徒步斗，马斗则是斗牛士骑着马斗。相比之下，马斗更为精彩，因为涉及到人、马、牛的互动，一年中也没有几次。我们运气好，正赶上了马斗。更巧的是，斗牛士们和我们下榻同一个旅馆，我们出门前，正看见他们整装待发。小伙子们个个相貌堂堂，英气勃发，像电影明星似的。斗牛士们并没有穿我们印象中他们该穿的红色镶金边的斗牛服，下身是长裤加皮护腿，上身是衬衫，紧身的马甲，外罩一件像是剪短了的燕尾服，还都戴着礼帽。他们的坐骑也是打扮得十分精神，尾巴和鬃毛都梳理成辫子，用绒花点缀着。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为不受惊吓而戴着眼罩，而是低眉顺眼，一付沙场老将在大战前神闲气定的样子。尤其是那匹带着豹纹的银色的马，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酷呆了。

说到西班牙，许多人就会想到斗牛。所以一到巴萨罗纳，我们就问导游有没有可能安排我们看一场斗牛。导游说，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去年通过了法律，禁止斗牛了。成了西班牙第一个禁止斗牛的省，所以在巴萨罗纳是看不成了。不过她说我们到马德里可以再试试。马德里每个星期天应该还有斗牛。到马德里的第二天正是星期天，就请马德里的导游先生安排。下午，他告诉我们票子搞定了。票价可以从十欧到一百多欧，他为我们订的是二十欧一位。表演晚上七点开始。白天的旅游节目一结束，我们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往斗牛场了。听说这是西班牙最大的斗牛场， 可容纳二万多人。从外观看，像是个小型的足球场，呈碗状。我们到的时候，正是观众进场的高峰。只见老西们扶老携幼，“阖家光临”，很像在美国全家出动看棒球赛。

进得场内，见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斗牛场，铺着沙土，用木头的围墙圈起。圈内有三处筑有板墙，正面堆着沙土。板墙与围墙之间，仅容一人宽的距离，是斗牛士的藏身之处。我们的票价虽不贵，座位却离斗牛场很近。可以看得很清楚。更幸运的是，六月的马德里已是夏天。傍晚的斜阳仍是威力无比，把斗牛场分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阴凉”。我们的座位正在那阴凉处。坐下后左顾右盼，见周围都是兴高采烈的老西们，像过节似的。中国人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伙。

七点整，场内的一支小乐队奏起来激昂的“斗牛士之歌”，顿时全场欢声雷动：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听说在天性懒散的西班牙，斗牛是少数几个能准时的活动之一。首先入场的是两位骑马的绅士。他们不是斗牛士，而是今晚斗牛的裁判，（似乎不应该称裁判，因为斗牛不是一场比赛，）称 “President”。他们亮相入座后，斗牛士和他们的助手入场了。每场表演有三个斗牛士出场，每人斗两头牛。三位斗牛士骑在马上，每人身后徒步跟着几位助手。事后导游告诉我们，斗牛分“地斗”和“马斗”两种。地斗时斗牛士徒步斗，马斗则是斗牛士骑着马斗。相比之下，马斗更为精彩，因为涉及到人、马、牛的互动，一年中也没有几次。我们运气好，正赶上了马斗。更巧的是，斗牛士们和我们下榻同一个旅馆，我们出门前，正看见他们整装待发。小伙子们个个相貌堂堂，英气勃发，像电影明星似的。斗牛士们并没有穿我们印象中他们该穿的红色镶金边的斗牛服，下身是长裤加皮护腿，上身是衬衫，紧身的马甲，外罩一件像是剪短了的燕尾服，还都戴着礼帽。他们的坐骑也是打扮得十分精神，尾巴和鬃毛都梳理成辫子，用绒花点缀着。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为不受惊吓而戴着眼罩，而是低眉顺眼，一付沙场老将在大战前神闲气定的样子。尤其是那匹带着豹纹的银色的马，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酷呆了。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08.JPG

(斗牛表演的President)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15.JPG

（英俊潇洒的斗牛士们）

斗牛士们亮相完毕下场，场上只留下一位斗牛士，斗牛就要开始了。先是有个人举着一块木牌，上面标示着牛的资料，包括重量、出生年份、及训牛场，绕场一周。我们那天所看的牛重量从480 到620公斤不等，都是2007或2008年生的三、四岁的牛。西班牙斗牛有规矩，斗四岁以上的牛的，可以称为斗牛士(Matador)，而斗四岁以下的牛的，只能称见习斗牛士（Novillero）。这些牛原是非洲的野生公牛，生性好斗。可是为了斗牛表演的精彩，这些牛还都要经过训练，让它们更富有攻击性。所以一场马斗，实际是对三方面的考验：斗牛士的技术和胆量，马术的训练，和公牛所表现的攻击性。

一声号角，围墙上打开一道门，一头黑色的公牛莽莽然冲入斗牛场，与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对面相持。这时斗牛士舞动一幅红色小旗，引牛低头相撞。我们过去以为公牛是看见红色会变得暴躁，其实是以讹传讹。牛色盲，对所有移动的物体不论颜色全都以角相抵。斗牛士等牛冲到近身处，才引胯下的坐骑轻轻向旁边跳开，顿时引起一片欢呼。几次躲闪之后，斗牛士手中握有一柄长剑，外面裹着红黄二色的绒花。迎着公牛驱马而去，借着与公牛错身的瞬间，一剑刺入公牛颈后，顿时血流如注。虽是在黑色的牛背上看不出血的红色，可是借着夕阳，可以看见剑伤之处一片血的反光，黑色的牛背似乎被血浸润得更黑了。剑上红黄二色的绒花悬挂在牛背上，更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而且这一剑刺伤了牛背上的一条肌肉，使牛抬不起头来，把肩胛骨上的一个命门暴露给斗牛士， 为最后的致命一击开了方便之门。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IMG_6514.JPG

（斗牛士和公牛相持）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24.JPG

(斗牛士暗藏杀机)

围墙外一个小厮，沿着围墙奔跑着给斗牛士传送“军火”。这次递上的武器是三把短剑。斗牛士再次激怒公牛，借着与牛错身而过的机会，将三把短剑一把把插在牛背上，只留出白色的剑柄。这时斗牛士开始逗弄公牛，引公牛对着彩旗横冲直撞，可是每次都腾挪躲闪地避开。一开始斗牛士跑的圈子比较大，可怜牛不懂切小半径，只会跟着马屁股猛追，牛角就在马屁股后面比划，却怎么也顶不着。后来斗牛士的圈子越转越小，牛和马的距离越来越近，牛角就贴在马肚子上，牛血都蹭到马身上了。可是那马训的真是好，四条腿左右交叉，像跳华尔兹舞似的，若即若离地和牛周旋着。这时斗牛士一定会表现一个最得意的动作：他们把右手的胳膊肘撑在牛角的中间，手掌握拳支在颏下，面带微笑，似在小憩。神情如喝下午茶般的安闲。胯下的马则踩着碎步，绕着牛团团转。顿时场内又是欢声雷动。斗牛士则脱帽像观众挥手致意。

这时那可恨的小厮又送来军火，这次是三根短矛。也是用红黄二色的绒花裹着。那不知死活的牛却仍是余勇可贾，召之即来。斗牛士更是卖弄精神，一手持矛，在与公牛错身而过的瞬间，轻舒猿臂，用打篮球时勾手投篮的手法，把短矛越过头顶刺入牛的背脊。这矛头上一定有个装置，刺入牛背后，红黄二色的矛柄并不直立，而是垂落下来，悬挂在牛背上。这时的公牛，背上已是伤痕累累。七七八八地挂着斗牛士插入的利器。又失血过多，不再有刚上场时的勇猛，反应也变得迟钝。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44.JPG

（斗牛士逗引暴怒的公牛）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29.JPG

（血上加伤，对公牛来说是雪上加霜）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33.JPG

（轻舒猿臂勾手刺矛）

这时轮到斗牛士的助手上场了。他们倒是穿着传统的斗牛服，手持彩旗。可是他们似乎应被称为“逗牛士”而不是斗牛士才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利器能刺伤公牛。他们的任务只是逗弄公牛，重新激起公牛的怒气，为表演的高潮做准备。只见他们腾挪移转，与暴怒的公牛擦肩而过，身手也十分了得。可是如果公牛冲得太近太快，眼看逃脱不开，他们就飞奔躲进板墙后面。公牛虽然能把板墙撞得砰然作响，却因为板墙与围墙之间的距离太小，奈何不了他们。可能是这个原因，观众认为这些“逗牛士”胜之不武，对他们不很捧场。每次他们逃到板墙后面的时候，场上总是嘘声一片。

这时公牛的表现，就关乎训牛场的声誉了。如果公牛已经斗志全无，只求一死，这就给母校抹黑了。可是如果公牛仍然斗志昂扬，尤其是如果在斗牛表演中戳伤甚至顶死了斗牛士，那就给母校长脸，牛和训牛场都会被记录在案，彪炳史册。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31.JPG

(“逗牛士”与公牛周旋）

突然，一支军号吹响一段旋律，很有几分凄厉。这是告诉斗牛士“午时三刻”已到，要“斩立决”了。斗牛的规矩是斗牛开始后十分钟下“处决令”，以后三分钟有一次警告，两分钟后又一次警告。如果十五分钟内斗牛士不能杀死公牛，President就要赦免这牛，留作种牛。可怜牛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优惠政策”，一味地死打蛮缠，却成了斗牛士扬名立万的牺牲品。否则采取拖延战术，捱过这十五分钟，就可以悠然田间，终老林下，又有“处牛”相伴，岂不是“牛”间天堂？

这时牛和斗牛士又是在斗牛场两端相持。牛已是疲惫不堪，唇下搭拉着长长的涎沫，胁旁因喘气而起伏着。另一端则是斗牛士指挥着坐骑表演各种花俏的马步。乐队又一次奏响了斗牛士进行曲，观众们用掌声打着拍子。那马竟会随着拍子，前左后右、前右后左地做着原地高抬腿。我脑海里忽然不合时宜地想起老毛的诗词“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终于那牛按捺不住，冲将过来。斗牛士手中持一柄那小厮送上的剑，拍马迎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交会之间，斗牛士把剑从牛肩胛骨的隙间刺入，直取心脏。要在牛和马的相对速度中，如此稳准狠地施致命一击，是斗牛士的功夫所在。我们那天见到的一位斗牛士，二击不中。只能在观众的一片嘘声中下马，步战解决问题。另一位小个子斗牛士，则是身手利落。剑到之处，那牛轰然倒地。观众们掏出白毛巾狂热地在头顶上挥舞。我本以为那毛巾是擦汗用的，却不料是观众们表达民意的手段。我们没有预备白毛巾，就跟着起哄。那President顺应民意，允斗牛士割一牛耳作为奖励。再高一级的奖赏是割两只牛耳，最高的奖赏是两只牛耳加牛尾。中国古来有“执牛耳”一说，想不到被老西们生吞活剥用到斗牛中来了。导游先生告诉我们，斗牛士的奖赏与他们以后的出场费直接相关。

那天除了一头牛是一剑毙命，其他几头牛中剑后都苟延残喘了一阵。这时两位逗牛士又上场了，分站在牛的左右两边，舞动彩旗。那牛已站不起来，卧在地上左顾右盼，似乎在选择最后一搏的方向。终因生命耗尽，倒地而死。这时有司殡仪的骡子进来，把死牛拖进斗牛场旁的屠宰场。斗牛士则骑马绕场一周，向观众致谢。在斗牛表演中还有“致意”一说，斗牛士可以把将要杀死的牛献给在场的某一位，或是心仪的女士，或是尊敬的先生。如果斗牛士把帽子掷在斗牛场的中央，那就是把牛献给全场的观众。这就是为什么下面照片中的斗牛士头上没有戴帽子。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36.JPG

（一命归西的牛）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39.JPG

（“牛”革裹尸还）

C:\Users\william\Pictures\Europe (photos from others)\Wu Gosheng\P6130030.JPG

（“一将功成”的背后）

场面确是有点血腥。斗牛场上的砂土平整了，地上的牛血被遮盖了。下一轮的斗牛马上又要开始。我看着左右兴高采烈的观众们，想起进来之前和导游先生的一段对话。我和他谈起巴萨罗纳省的禁斗牛令。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们，斗牛太过血腥，在西班牙会渐渐式微，可能几年后就看不到了。导游先生非常不以为然。他说巴萨罗纳人自外于西班牙人，总觉得他们比别地方的西班牙人文明，有修养。其实他们不理解斗牛是西班牙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已有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的历史。哪里会因为一部份人的反对就消亡的呢？他说，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个月，五月就是马德里的斗牛月。斗牛不是一星期一次，而是每天都有。观众可以买月票观看。以每天杀六头牛计，一月之间仅这个斗牛场要这样宰杀近二百头牛。确是有点惊心动魄。四月则是另一个城市（好像是西班牙旧都Toledo）的斗牛月，也是每天有斗牛。

斗牛确是西班牙的国粹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比利牛斯山的岩画中就有人牛对持的画面。后来斗牛成为西班牙皇室祭祀的一部分。几百年来，斗牛一直是皇室和贵族的专利，是贵族成员表现勇气和矫健的一项活动。只是在十八世纪西班牙国王飞利浦五世认为斗牛对贵族子弟造成太多的伤害禁止斗牛以后，斗牛才流向民间，让平民得以有机会参加。但民间一如既往地崇尚斗牛中所表现的勇气。在西班牙，对斗牛士的追捧一如其他国家对影星和球星的追捧。在马德里斗牛场外，有一座塑像，表现一位天使扶着一把椅子哭泣，椅子上放着斗牛服。因为西班牙人相信，地上死了一位斗牛士，天上就多了一位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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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死去的斗牛士哭泣的天使)

我看着周围的孩子们。他们从小看斗牛长大，怎么能不喜爱斗牛？不崇尚斗牛士所表现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要知道斗牛是可能丧命的。在斗牛场外，还有一尊佛莱明的塑像。在他发明青霉素以前，很多斗牛士受伤后因炎症而死亡。佛莱明的青霉素救了他们，所以他被斗牛士们供奉为守护神。就这样，斗牛成了文化传承的工具，让一个民族对荣誉的定义和诠释代代相传。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娱乐是不是表现了这个民族的民族性？

古罗马人娱乐的一个形式是角斗，让角斗士与人或兽以死相搏。嗜血而残忍。但罗马人自己并不从事这一活动，他们让战俘和奴隶充当角斗士，表现了鼎盛时期的罗马人高人一等的心态。西班牙有斗牛。在美国曾有斗狗，在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声”和“白狼”中有精彩的描写。现在虽是被法律禁止，可是地下斗狗仍屡禁不止。美式足球一位最好的四分卫Michael Vicki前些年就因为参与斗狗而入狱十七个月。出狱后在费城的老鹰队充当先发四分卫。每次出场时，总有动物保护组织不依不饶地在场外示威。泰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斗鸡。听说在鸡爪和鸡喙上装有利刃，每次斗鸡的结果是非死即伤。而我们中国人， 至少我这一代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是斗蟋蟀。上海人叫斗“财积。”(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我这里讨个口彩。)

说到斗“财积,”勾起多少有关童年的快乐的记忆。记得在中学读书时，把“木兰辞”的头两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改成“唧唧复唧唧，木兰捉‘财积’” ，被老师讥讽为“想象力太丰富”。我当时心里不服道：“老师您肯定没有玩过斗蟋蟀。捉蟋蟀时靠的不就是‘唧唧复唧唧’吗？” 那时二哥的朋友阿夫在“白毛女”样板团吹小号，带我们到样板团的驻地上海芭蕾舞学校捉蟋蟀。夜深人静，沿着墙根倾听“唧唧复唧唧”。循声找到蟋蟀洞后，用便携式水龙学诸葛孔明先生来个“水淹七军”，把蟋蟀灌出洞来。用网罩住，关进竹竿筒里。那上海舞校地处郊区，门口又有解放军为样板团站岗。久而久之，那里的蟋蟀以为解放军是为它们站岗而放松了警惕性，所以每次去都是斩获甚丰。而且那里的蟋蟀长期受样板团的熏陶，表现欲特强，在格斗时常有上乘表现。带回家来，取两只放进蟋蟀盆里。用蟋蟀草一引，两只蟋蟀张开紫色的板牙互掐。精彩的时候可以格斗几十个回合，甚至一只把另一只掀翻在地，行话叫“翻白肚皮”。一番格斗之后，胜负已定。胜者振翅而鸣，负者如丧家之犬，沿盆边惶惶而行。这时我们会把那斗败的蟋蟀取出来，放在手心，向天上掼三次，行话叫“掼三掼”。令其头昏脑胀，放回盆内，看它能不能再战。这实际上和现在竞技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已是同一伎俩了。不过这一伎俩成效甚微。蟋蟀这东西自尊心极其脆弱。一旦战败，即斗志全无，再怎么养都不能让它重振雄风。我们对这战败的蟋蟀有一个非常人道的举措：放它们生，让它们悠然田间，终老林下。你看这整个娱乐过程，既不血腥，又无杀戮， 却又趣味无穷。比起角斗、斗兽、斗牛、斗狗、斗鸡来，是不是特别平和，特别温良恭俭让，特别体现中国人的民族性？可怜现在的孩子，有几个有过“唧唧复唧唧，木兰捉‘财积’”的乐趣？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斗蟋蟀似乎又少了一点阳刚，少了一点决断，少了一点杀伐之气。所以斗蟋蟀在中国文化中有玩物丧志的负面印象，曾有让一位皇帝因玩蟋蟀而不思上进，不问政事而亡国的记录。

似乎扯远了，再回到斗牛上来。一场斗牛要宰杀六头牛，看了四轮以后，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杀戮，决定抽身走人。回到车上，眼前还浮现那血腥的场面，情绪不免有点低落。那导游先生可能是想宽慰我们，告诉我们说，比起肉用牛来，这些牛算是长命了，一般肉用牛活不到三、四岁。又说每次运来斗牛场的有九头牛，选其中六头来斗。可是其他的三头也要“陪杀场”，当天也要被宰杀。言下之意，这些牛在死前能轰轰烈烈地斗一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但我仍然不能释怀， 总觉得牛好可怜。分析一下自己的思绪，我发现斗牛中最残忍的，并不是牛所受的三刀六洞，而是斗牛中对牛的戏弄。那牛从一进了训牛场，人们对它们的戏弄就开始了。它们被训练成要跟着领头的牛走，这领头牛一般由母牛或骟过的公牛充当，颈下挂着一个铜铃。饮水进食，皆以铃声为号。让牛觉得跟着铃声走，必有好处。却不料这领头牛却是“牛奸”，死期到了的时候，还是这头牛用铃声领着九头牛乖乖地走进斗牛场。那牛先是被割伤了颈背上的肌肉，把命门暴露给斗牛士；又被刺得伤痕累累而失血过多；再在徒劳的追逐中耗尽了体力；最后才在一连串的戏弄之后，命中注定地死在斗牛场上。牛若有知，说不定会长哞一声：“牛可杀，不可辱。” 或是如白门楼上的陈宫：“大丈夫死则死耳。” 岂不悲壮？在回旅馆的路上，我想孔夫子是“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我大概要“观斗牛，三月不尝（牛）肉味”了。不争气的是，刚回到旅馆，看到兄嫂从上海带来的五香牛肉干。我竟把刚萌发的恻隐之心弃之脑后而大快朵頤。愧对那四头牛了。

(斗牛表演的President)

（英俊潇洒的斗牛士们）

斗牛士们亮相完毕下场，场上只留下一位斗牛士，斗牛就要开始了。先是有个人举着一块木牌，上面标示着牛的资料，包括重量、出生年份、及训牛场，绕场一周。我们那天所看的牛重量从480 到620公斤不等，都是2007或2008年生的三、四岁的牛。西班牙斗牛有规矩，斗四岁以上的牛的，可以称为斗牛士(Matador)，而斗四岁以下的牛的，只能称见习斗牛士（Novillero）。这些牛原是非洲的野生公牛，生性好斗。可是为了斗牛表演的精彩，这些牛还都要经过训练，让它们更富有攻击性。所以一场马斗，实际是对三方面的考验：斗牛士的技术和胆量，马术的训练，和公牛所表现的攻击性。

一声号角，围墙上打开一道门，一头黑色的公牛莽莽然冲入斗牛场，与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对面相持。这时斗牛士舞动一幅红色小旗，引牛低头相撞。我们过去以为公牛是看见红色会变得暴躁，其实是以讹传讹。牛色盲，对所有移动的物体不论颜色全都以角相抵。斗牛士等牛冲到近身处，才引胯下的坐骑轻轻向旁边跳开，顿时引起一片欢呼。几次躲闪之后，斗牛士手中握有一柄长剑，外面裹着红黄二色的绒花。迎着公牛驱马而去，借着与公牛错身的瞬间，一剑刺入公牛颈后，顿时血流如注。虽是在黑色的牛背上看不出血的红色，可是借着夕阳，可以看见剑伤之处一片血的反光，黑色的牛背似乎被血浸润得更黑了。剑上红黄二色的绒花悬挂在牛背上，更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而且这一剑刺伤了牛背上的一条肌肉，使牛抬不起头来，把肩胛骨上的一个命门暴露给斗牛士， 为最后的致命一击开了方便之门。

（斗牛士和公牛相持）

(斗牛士暗藏杀机)

围墙外一个小厮，沿着围墙奔跑着给斗牛士传送“军火”。这次递上的武器是三把短剑。斗牛士再次激怒公牛，借着与牛错身而过的机会，将三把短剑一把把插在牛背上，只留出白色的剑柄。这时斗牛士开始逗弄公牛，引公牛对着彩旗横冲直撞，可是每次都腾挪躲闪地避开。一开始斗牛士跑的圈子比较大，可怜牛不懂切小半径，只会跟着马屁股猛追，牛角就在马屁股后面比划，却怎么也顶不着。后来斗牛士的圈子越转越小，牛和马的距离越来越近，牛角就贴在马肚子上，牛血都蹭到马身上了。可是那马训的真是好，四条腿左右交叉，像跳华尔兹舞似的，若即若离地和牛周旋着。这时斗牛士一定会表现一个最得意的动作：他们把右手的胳膊肘撑在牛角的中间，手掌握拳支在颏下，面带微笑，似在小憩。神情如喝下午茶般的安闲。胯下的马则踩着碎步，绕着牛团团转。顿时场内又是欢声雷动。斗牛士则脱帽像观众挥手致意。

这时那可恨的小厮又送来军火，这次是三根短矛。也是用红黄二色的绒花裹着。那不知死活的牛却仍是余勇可贾，召之即来。斗牛士更是卖弄精神，一手持矛，在与公牛错身而过的瞬间，轻舒猿臂，用打篮球时勾手投篮的手法，把短矛越过头顶刺入牛的背脊。这矛头上一定有个装置，刺入牛背后，红黄二色的矛柄并不直立，而是垂落下来，悬挂在牛背上。这时的公牛，背上已是伤痕累累。七七八八地挂着斗牛士插入的利器。又失血过多，不再有刚上场时的勇猛，反应也变得迟钝。

（斗牛士逗引暴怒的公牛）

（血上加伤，对公牛来说是雪上加霜）

（轻舒猿臂勾手刺矛）

这时轮到斗牛士的助手上场了。他们倒是穿着传统的斗牛服，手持彩旗。可是他们似乎应被称为“逗牛士”而不是斗牛士才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利器能刺伤公牛。他们的任务只是逗弄公牛，重新激起公牛的怒气，为表演的高潮做准备。只见他们腾挪移转，与暴怒的公牛擦肩而过，身手也十分了得。可是如果公牛冲得太近太快，眼看逃脱不开，他们就飞奔躲进板墙后面。公牛虽然能把板墙撞得砰然作响，却因为板墙与围墙之间的距离太小，奈何不了他们。可能是这个原因，观众认为这些“逗牛士”胜之不武，对他们不很捧场。每次他们逃到板墙后面的时候，场上总是嘘声一片。

这时公牛的表现，就关乎训牛场的声誉了。如果公牛已经斗志全无，只求一死，这就给母校抹黑了。可是如果公牛仍然斗志昂扬，尤其是如果在斗牛表演中戳伤甚至顶死了斗牛士，那就给母校长脸，牛和训牛场都会被记录在案，彪炳史册。

(“逗牛士”与公牛周旋）

突然，一支军号吹响一段旋律，很有几分凄厉。这是告诉斗牛士“午时三刻”已到，要“斩立决”了。斗牛的规矩是斗牛开始后十分钟下“处决令”，以后三分钟有一次警告，两分钟后又一次警告。如果十五分钟内斗牛士不能杀死公牛，President就要赦免这牛，留作种牛。可怜牛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优惠政策”，一味地死打蛮缠，却成了斗牛士扬名立万的牺牲品。否则采取拖延战术，捱过这十五分钟，就可以悠然田间，终老林下，又有“处牛”相伴，岂不是“牛”间天堂？

这时牛和斗牛士又是在斗牛场两端相持。牛已是疲惫不堪，唇下搭拉着长长的涎沫，胁旁因喘气而起伏着。另一端则是斗牛士指挥着坐骑表演各种花俏的马步。乐队又一次奏响了斗牛士进行曲，观众们用掌声打着拍子。那马竟会随着拍子，前左后右、前右后左地做着原地高抬腿。我脑海里忽然不合时宜地想起老毛的诗词“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终于那牛按捺不住，冲将过来。斗牛士手中持一柄那小厮送上的剑，拍马迎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交会之间，斗牛士把剑从牛肩胛骨的隙间刺入，直取心脏。要在牛和马的相对速度中，如此稳准狠地施致命一击，是斗牛士的功夫所在。我们那天见到的一位斗牛士，二击不中。只能在观众的一片嘘声中下马，步战解决问题。另一位小个子斗牛士，则是身手利落。剑到之处，那牛轰然倒地。观众们掏出白毛巾狂热地在头顶上挥舞。我本以为那毛巾是擦汗用的，却不料是观众们表达民意的手段。我们没有预备白毛巾，就跟着起哄。那President顺应民意，允斗牛士割一牛耳作为奖励。再高一级的奖赏是割两只牛耳，最高的奖赏是两只牛耳加牛尾。中国古来有“执牛耳”一说，想不到被老西们生吞活剥用到斗牛中来了。导游先生告诉我们，斗牛士的奖赏与他们以后的出场费直接相关。

那天除了一头牛是一剑毙命，其他几头牛中剑后都苟延残喘了一阵。这时两位逗牛士又上场了，分站在牛的左右两边，舞动彩旗。那牛已站不起来，卧在地上左顾右盼，似乎在选择最后一搏的方向。终因生命耗尽，倒地而死。这时有司殡仪的骡子进来，把死牛拖进斗牛场旁的屠宰场。斗牛士则骑马绕场一周，向观众致谢。在斗牛表演中还有“致意”一说，斗牛士可以把将要杀死的牛献给在场的某一位，或是心仪的女士，或是尊敬的先生。如果斗牛士把帽子掷在斗牛场的中央，那就是把牛献给全场的观众。这就是为什么下面照片中的斗牛士头上没有戴帽子。

（一命归西的牛）

（“牛”革裹尸还）

（“一将功成”的背后）

场面确是有点血腥。斗牛场上的砂土平整了，地上的牛血被遮盖了。下一轮的斗牛马上又要开始。我看着左右兴高采烈的观众们，想起进来之前和导游先生的一段对话。我和他谈起巴萨罗纳省的禁斗牛令。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们，斗牛太过血腥，在西班牙会渐渐式微，可能几年后就看不到了。导游先生非常不以为然。他说巴萨罗纳人自外于西班牙人，总觉得他们比别地方的西班牙人文明，有修养。其实他们不理解斗牛是西班牙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已有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的历史。哪里会因为一部份人的反对就消亡的呢？他说，就在我们到达的前一个月，五月就是马德里的斗牛月。斗牛不是一星期一次，而是每天都有。观众可以买月票观看。以每天杀六头牛计，一月之间仅这个斗牛场要这样宰杀近二百头牛。确是有点惊心动魄。四月则是另一个城市（好像是西班牙旧都Toledo）的斗牛月，也是每天有斗牛。

斗牛确是西班牙的国粹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比利牛斯山的岩画中就有人牛对持的画面。后来斗牛成为西班牙皇室祭祀的一部分。几百年来，斗牛一直是皇室和贵族的专利，是贵族成员表现勇气和矫健的一项活动。只是在十八世纪西班牙国王飞利浦五世认为斗牛对贵族子弟造成太多的伤害禁止斗牛以后，斗牛才流向民间，让平民得以有机会参加。但民间一如既往地崇尚斗牛中所表现的勇气。在西班牙，对斗牛士的追捧一如其他国家对影星和球星的追捧。在马德里斗牛场外，有一座塑像，表现一位天使扶着一把椅子哭泣，椅子上放着斗牛服。因为西班牙人相信，地上死了一位斗牛士，天上就多了一位天使。

(为死去的斗牛士哭泣的天使)

我看着周围的孩子们。他们从小看斗牛长大，怎么能不喜爱斗牛？不崇尚斗牛士所表现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要知道斗牛是可能丧命的。在斗牛场外，还有一尊佛莱明的塑像。在他发明青霉素以前，很多斗牛士受伤后因炎症而死亡。佛莱明的青霉素救了他们，所以他被斗牛士们供奉为守护神。就这样，斗牛成了文化传承的工具，让一个民族对荣誉的定义和诠释代代相传。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娱乐是不是表现了这个民族的民族性？

古罗马人娱乐的一个形式是角斗，让角斗士与人或兽以死相搏。嗜血而残忍。但罗马人自己并不从事这一活动，他们让战俘和奴隶充当角斗士，表现了鼎盛时期的罗马人高人一等的心态。西班牙有斗牛。在美国曾有斗狗，在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声”和“白狼”中有精彩的描写。现在虽是被法律禁止，可是地下斗狗仍屡禁不止。美式足球一位最好的四分卫Michael Vicki前些年就因为参与斗狗而入狱十七个月。出狱后在费城的老鹰队充当先发四分卫。每次出场时，总有动物保护组织不依不饶地在场外示威。泰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斗鸡。听说在鸡爪和鸡喙上装有利刃，每次斗鸡的结果是非死即伤。而我们中国人， 至少我这一代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是斗蟋蟀。上海人叫斗“财积。”(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我这里讨个口彩。)

说到斗“财积”，勾起多少有关童年的快乐的记忆。记得在中学读书时，把“木兰辞”的头两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改成“唧唧复唧唧，木兰捉‘财积’” ，被老师讥讽为“想象力太丰富”。我当时心里不服道：“老师您肯定没有玩过斗蟋蟀。捉蟋蟀时靠的不就是‘唧唧复唧唧’吗？” 那时二哥的朋友阿夫在“白毛女”样板团吹小号，带我们到样板团的驻地上海芭蕾舞学校捉蟋蟀。夜深人静，沿着墙根倾听“唧唧复唧唧”。循声找到蟋蟀洞后，用便携式水龙学诸葛孔明先生来个“水淹七军”，把蟋蟀灌出洞来。用网罩住，关进竹竿筒里。那上海舞校地处郊区，门口又有解放军为样板团站岗。久而久之，那里的蟋蟀以为解放军是为它们站岗而放松了警惕性，所以每次去都是斩获甚丰。而且那里的蟋蟀长期受样板团的熏陶，表现欲特强，在格斗时常有上乘表现。带回家来，取两只放进蟋蟀盆里。用蟋蟀草一引，两只蟋蟀张开紫色的板牙互掐。精彩的时候可以格斗几十个回合，甚至一只把另一只掀翻在地，行话叫“翻白肚皮”。一番格斗之后，胜负已定。胜者振翅而鸣，负者如丧家之犬，沿盆边惶惶而行。这时我们会把那斗败的蟋蟀取出来，放在手心，向天上掼三次，行话叫“掼三掼”。令其头昏脑胀，放回盆内，看它能不能再战。这实际上和现在竞技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已是同一伎俩了。不过这一伎俩成效甚微。蟋蟀这东西自尊心极其脆弱。一旦战败，即斗志全无，再怎么养都不能让它重振雄风。我们对这战败的蟋蟀有一个非常人道的举措：放它们生，让它们悠然田间，终老林下。你看这整个娱乐过程，既不血腥，又无杀戮， 却又趣味无穷。比起角斗、斗兽、斗牛、斗狗、斗鸡来，是不是特别平和，特别温良恭俭让，特别体现中国人的民族性？可怜现在的孩子，有几个有过“唧唧复唧唧，木兰捉‘财积’”的乐趣？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斗蟋蟀似乎又少了一点阳刚，少了一点决断，少了一点杀伐之气。所以斗蟋蟀在中国文化中有玩物丧志的负面印象，曾有让一位皇帝因玩蟋蟀而不思上进，不问政事而亡国的记录。

似乎扯远了，再回到斗牛上来。一场斗牛要宰杀六头牛，看了四轮以后，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杀戮，决定抽身走人。回到车上，眼前还浮现那血腥的场面，情绪不免有点低落。那导游先生可能是想宽慰我们，告诉我们说，比起肉用牛来，这些牛算是长命了，一般肉用牛活不到三、四岁。又说每次运来斗牛场的有九头牛，选其中六头来斗。可是其他的三头也要“陪杀场”，当天也要被宰杀。言下之意，这些牛在死前能轰轰烈烈地斗一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但我仍然不能释怀， 总觉得牛好可怜。分析一下自己的思绪，我发现斗牛中最残忍的，并不是牛所受的三刀六洞，而是斗牛中对牛的戏弄。那牛从一进了训牛场，人们对它们的戏弄就开始了。它们被训练成要跟着领头的牛走，这领头牛一般由母牛或骟过的公牛充当，颈下挂着一个铜铃。饮水进食，皆以铃声为号。让牛觉得跟着铃声走，必有好处。却不料这领头牛却是“牛奸”，死期到了的时候，还是这头牛用铃声领着九头牛乖乖地走进斗牛场。那牛先是被割伤了颈背上的肌肉，把命门暴露给斗牛士；又被刺得伤痕累累而失血过多；再在徒劳的追逐中耗尽了体力；最后才在一连串的戏弄之后，命中注定地死在斗牛场上。牛若有知，说不定会长哞一声：“牛可杀，不可辱。” 或是如白门楼上的陈宫：“大丈夫死则死耳。” 岂不悲壮？在回旅馆的路上，我想孔夫子是“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我大概要“观斗牛，三月不尝（牛）肉味”了。不争气的是，刚回到旅馆，看到兄嫂从上海带来的五香牛肉干。我竟把刚萌发的恻隐之心弃之脑后而大快朵頤。愧对那四头牛了。

话说是“时势造英雄”，论及高迪在建筑上的成就时，人们说除了他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以外，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首先是经济因素。高迪生活在的时代，正是巴萨罗纳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财富的不断增长，让布尔乔亚们对经济的前景信心十足。所以不惜重金争奇斗艳，打造独具一格的自我形象。这就使高迪有慷慨的赞助人，如奎尔，米拉，和巴特罗，让他有可能实现他的在当时来说是惊凡骇俗的建筑理念。第二个因素就是当时巴萨罗纳的政治形势。西班牙从1701年到1714年，曾经历了一场“继承人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1700年，西班牙国王Charles一世去世，后来成为国王的Philip V （菲利浦五世）和Charles公爵，背后各有法国或英国并其他欧洲列强的支持，为王位的继承权打了十四年的内战。巴萨罗纳在这场内战中站错了队，被后来的胜利者菲利普五世剥夺了政治上的自主权。时过一百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族意识高涨，要重建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自我。高迪的独特的建筑风格， 正代表了加泰罗尼亚文化，符合当时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诉求。高迪本人更是加泰罗尼亚文化的身体力行者。一辈子不说西班牙语，只说加泰罗尼亚语，哪怕他给建筑工人的指令全要由加泰罗尼亚语翻译成西班牙语也在所不惜。再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正是美术史上现代主义（Modernism）兴起的时期。虽然人们并不认为高迪是现代派的建筑师，但是他出凡脱俗的建筑风格，使他和当时最富盛名的现代派的艺术家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对他的艺术追求是强有力的激励。高迪独特的建筑风格，在我们参观的奎尔公园，米拉公寓，和巴特罗之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时间的先后来看，高迪建巴特罗之家是在1905 到1907年，建米拉公寓是在1906 到1910年之间，奎尔公园则建了14年，从1900 到1914年。从规模上来看，巴特罗之家是私宅，米拉公寓是公寓楼，而奎尔公园原本是一个可容60 栋住家的住宅区，是奎尔家族把它献给巴萨罗纳市以后才称为公园的。从1914年奎尔小区完工后，高迪就没有再接手过私宅的设计和建造，直到他1926年去世，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是完全投注在圣家大教堂上。

巴特罗是巴萨罗纳一位富有的纺织商人。他原来的住宅建于1877年，被人称为是“巴萨罗纳最有情调的街区上最乏味的房子。” 在他家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建造了时髦的住房，这让他很没有面子。于是巴特罗向市政府请求把他的家扒掉重建，一定要在摩登程度上胜人一筹。幸好他的朋友米拉把高迪介绍给他。高迪“化腐朽为神奇，”在原来的建筑上改建，使之成为高迪建筑风格的登峰造极的代表作。直到今天仍然是到巴萨罗纳旅游的必到之处。

站在巴特罗之家前面，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临街那六根像是巨大动物胫骨的柱子，支撑着六层的楼。再往上看，二楼和三楼也用骨状的柱子装饰或支撑，连骨头的关节都塑得惟妙惟肖。所以巴特罗之家还有一个名字叫“House of Bones。”屋顶上的装饰则让人想起另一类的动物，像是恐龙或传说中的龙的脊背，高低起伏，似有脊突和鳞片。不宽的六层楼的街面的外墙上，建有精巧的阳台，像是在海边悬崖上筑有的鸟巢。外墙自左致右呈波浪形，其上有鱼鳞似的装饰。整座楼的外墙没有一处直线或平面。人们说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他要外墙看着像某一种海中生物的皮肤，光滑而有曲线美。

（巴特罗之家外景， 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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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罗之家外景）

楼里的精雕细琢自不待说，且处处表现了高迪的匠心。盘旋而上的楼梯装饰成动物的脊椎；每间房间的天花板都各不相同，有的如海螺的螺状曲线，有的如水珠垂垂欲滴；门窗用的不知是什么木头，细腻而有光泽，中间镶嵌着彩绘的磨砂玻璃。下端留有通风的孔，设计精巧，可以开关。连门窗的把手都是按照人手的握姿来设计的，（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左撇子。）楼里还有一处有趣的设计值得一提。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房中房”，像壁炉似的凹进墙里。里面面对面地设有两个座椅。原来这个房中房是为屋主的女儿和男朋友约会用的。可是又担心年轻人情不自禁，行为越轨，于是在姑娘和小伙子的对面又加了一个座位，让姑娘的奶妈坐着监视。整个设计是个矛盾的产物：既要尊重姑娘的隐私，又要全过程监控。可是为姑娘和小伙子计，如此近距离的全场紧逼，这约会还约个什么劲？我想，大概姑娘和小伙在心里不知道“老顽固”“老古董”地把高迪骂了多少回了。但也让人感叹在这一百年中，人们的行为规范有多大的变化。

楼内有一处天井，可供从一楼到六楼采光。高迪所采用的内墙的蓝色瓷砖，颜色由上到下逐次变浅，让人在视觉上不觉得内墙的颜色有太大的变化。采光的窗也是至上而下，逐次变大，让楼内各楼层的光照均匀。楼里并有一架老式电梯，进电梯后先要哗啦啦关上两道门，才能操作上下。快一百年了，还运作自如。我们也进去体验了一把怀旧之情。

（脊椎状的楼梯扶手， 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约会专用房， 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就连屋顶，建筑师也没有草率从事。造型怪异的八个烟囱排成两排，用瓷砖贴面，造成马赛克的效果。很有视觉冲击的效果。烟囱后面是从另一视角所看见的龙的背脊，有脊突但没有鳞片。临街的那边塑了一把带有十字架的剑柄，像是一柄宝剑插入了恶龙的背脊，仅留着剑柄在外头。让人想起中世纪基督教骑士与恶龙争战的故事。站在烟囱前面面对镜头的，则是骑士解救出来的仙女。（一笑）。

(巴特罗之家楼顶)

米拉公寓离巴特罗之家不远，几个街区而已。当我从车上下来站在米拉公寓前时，不由得心中暗暗叫一声“惭愧”。这座建筑我以前在书里见过。那时是“有眼不识泰山”, 不仅不欣赏，反有些不以为然。如今身历其境，才觉出它的不同凡响来。

波浪状的建筑，在一个街口沿两个方向逶迤几十米长。整栋公寓，连同屋顶的烟囱，一反在巴特罗之家时所用的绚丽色彩，都是灰色的。冷峻而沉重，像是在岩浆冷却而成的一块巨石上凿挖而成的。雨水在外墙上留下的褐黄色的痕迹更给大楼增添了一道历史的沧桑感。六层的楼面上，凹凸有致地点缀着大小不一的窗户。有人说，高迪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在悬崖上凿洞而居的非洲原始部落。每一座阳台都有用黑色锻铁打成的海藻状的栏杆做装饰。

（米拉公寓外景）

（米拉公寓外景）

公寓楼里还有人家居住，倒也没有人强迫他们搬迁。导游领着我们参观了一套对游客开放的公寓。室内的设计和巴特罗之家所看到的相似。但当我从近处看到阳台上纠结在一起用铁锻成的海草时，心中不禁嘀咕道：“说句对大师大不敬的话，用铁来表现飘逸的海草，恐怕还真有点吃力不讨好呢。” 不过我这是“无知者无畏”，算不得数的。

然后导游就把我们带到顶楼参观。建米拉公寓时，还没有洗衣机和烘干机，所以顶楼是分割给各住户的洗衣房。每间都装有水池和水龙头。顶楼中间的空旷的地方，则是让住户晾衣服的。在这儿我们又一次看到高迪师法自然的风格。走进顶楼，我们像是走进了大鱼的肚子，一根根像是鱼刺似的梁木，托起了顶楼的天花板。墙上开有高低不一的窗洞，是供采光和通风用的。顶楼还陈列有一座米拉公寓的建筑模型，让我们可以一窥全貌。模型中可以看到的六楼以上的楼顶部分有排列不规则的凸起，就是为洗衣房设置的通风采光的窗户。从模型上还可以看到，楼顶上的烟囱造型怪异，本来是米拉公寓的一大看点。可惜下雨，楼顶没有开放给我们参观。

（米拉公寓顶楼的鱼腹设计， 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米拉公寓模型）

到巴萨罗纳的第三天下午去了奎尔公园。称其公园，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奎尔原本的计划不是建一个公园。富商奎尔是高迪一辈子最慷慨的资助人。他买下了当时在巴萨罗纳西北城外这块五十英亩的土地，让高迪把它设计成六十户人家居住的住宅区。区内的社区功能齐全，有市场，有停（马）车场，有供小区居民社交活动的场所。希望籍此吸引巴萨罗纳城内的富人们来此居住。和我们现在小区的概念很相似，不知是不是奎尔的首创。高迪的设计也不可谓不用心。六十块宅地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每栋房子建成之后，视野都互不干扰，可以向南眺望巴萨罗纳城区并遥望地中海。看今天园区里花草茂盛，大树参天，谁也想不到当年这是一片陡峭的山坡，因为蓄不下水，几乎是没有植被的不毛之地。如今有这番景象，全是高迪的功德。小区由一条沿山势而建的围墙圈起，并有七个大门。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地势最低的南边的大门。

高迪认为南大门是整个小区的脸面，一定要造得引人入胜。南大门的两边，是两座小楼，当时是为了马车夫和物业管理预备的。这两座小楼的造型十分独特。似乎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看着觉得这样的楼房如果出现在另一位西班牙画家达利（Dali）的画中， 和达利那些怪异的造型放在一起，一定能相得益彰。

（奎尔公园南门东边小楼）

（奎尔公园南门西边小楼）

走进南大门，沿着上升的山势造有一排台阶，中间被一道人造的泉水分为左右两边。泉水潺潺而下，被分割成几处跌宕。泉水的源头，塑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蜥蜴，用瓷砖贴得五彩缤纷。其模型是不少旅游品商场上可以看到的巴萨罗纳的标志性旅游纪念品。沿台阶拾阶而上，在石阶的尽头，是高迪为社区设计的市场百柱大厅。由八十八根柱子，撑起一个空间。按照高迪的设想，这儿应是一个农贸市场，供居民来这儿购买农副产品。如今农贸市场是不用了，却成了给民间艺人们一展身手的地方。

（奎尔公园南门阶梯， 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大蜥蜴，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奎尔公园南门入口处左手阶梯）

（奎尔公园南门入口处右手阶梯）

百柱大厅的两边，有台阶沿山势而上。这儿我们见到了高迪的又一个独特的设计。既然是一个社区，其间一定要有道路相通。如果你以为高迪会修建一些街道或是石阶把小区连结起来，那高迪就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迪了。高迪没有对原来的山势作很多的平整，他用高耸的长廊连结原来设计中的建筑群。以下照片中的长廊的柱子，看着像是是一排排的行道树。树干全用就地取材的石块镶贴，石头的树顶枝叶茂盛，连成了拱形的为行人遮风避雨的人行道。我们从百柱大厅左边上去，看见另一条这样的长廊，柱子倾斜着，像是一排翻滚的波浪。可惜没有找到一个拍摄的角度，能照出那长廊的气势来。

（奎尔公园长廊）

百柱大厅的顶部，是高迪为社区设计的一个活动场所。有一个小足球场那么大，铺着渗水性能良好的砂石。场地的外围，沿着山坡的边缘，修有让游人休憩的有靠背的长椅。长椅也是以彩绘的瓷砖贴面，如长蛇一般逶迤而去。导游一再让我们坐着试试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我们坐下了才体会了建筑师的用心良苦：在靠背上腰那么高的地方，修有一条弧度不大的突起，正抵在腰间。对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正走得腰酸背痛的游客来说，十分受用。用刚学会的国内的流行语来说，叫“十分给力。”

（彩蛇般的座椅，引自Rainer Zerbst的“Gaudi 1852-1926：A life Devoted to Architecture”）

这个小小的广场，显然是奎尔公园的中心所在。游人如织。不时还有民间艺人的表演。这不？这个女孩子在地上放了一块木板，就跳起了弗拉明戈舞。她的两个朋友在一旁，一个弹吉他，一个拍打着音箱为她伴奏。阳光明媚，海风拂面，游客们惬意地欣赏这不期而遇的演出。离她不远的地方，另有一个四人小乐队，正在给吉他和贝司调音，便携式的扩音设备也准备就绪。正准备为游客们献上一场即兴的音乐会。在广场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沿着以广场为中心延伸开去的道路随意走走，所到之处无不鸟语花香，绿树成荫。路边更有无证小贩和“城管”打“游击战”。有一个创意值得介绍。小贩们把小件的旅游纪念品挂在一把大伞上，平安无事时把伞打开了做生意。一有风吹草动，收拢了伞拔腿就跑。小贩们的做法除了没有“敌驻我扰”之外，很符合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战术原则。常听说国内小贩和城管纠纷迭起，舆论似乎是同情小贩的为多。这一方法可供小贩借鉴。可惜只适用于小件商品。

（跳弗拉明戈舞的姑娘）

我们在奎尔公园所看见的一切，似乎都十分美好，那为什么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原来小区按规划建成之后，人们并没有像奎尔和高迪所期望的那样趋之若鹜地搬进来住。据说在以马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当时，奎尔小区离巴萨罗纳市区太远，交通不方便。可见“要想富，先修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后真正在这儿买了地建了房子的只有两家，其中一家还是高迪本人。另一位是巴萨罗纳的一位医生。既然他是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买家，他当仁不让的选择了最好的位置：小区最高处的那块宅址。而且至今这栋房子仍是他家的产业。高迪则是让他的学生为他设计了自己的住所，在那儿供养他的父亲。高迪还有一个姐姐（或妹妹），过世得早，留下一个女儿。姐夫是酒鬼。所以高迪把他外甥女也接来抚养。高迪本人不是未婚就是鳏居（perennially lived alone）。而且在高迪一生的最后几年，他为了建圣家大教堂废寝忘食而住在工地上。并没有很多机会住在这儿的家中。

从奎尔的商业计划来看，奎尔小区因为观念太超前而失败。可是奎尔商业计划的失败，却留给了巴萨罗纳市民一个享受生活的去处。如果奎尔的计划成功了，奎尔小区很可能成为巴萨罗纳的Beverly Hill，那高迪的艺术创作就会被圈养起来，成为一些富人的禁脔。现在的奎尔公园，让一般的市民有机会亲近并享受他的创作，就像我们这个周末在公园所见到的那样。两相比较，似乎让奎尔错失商机带来的结果更好一点。看高迪的照片，他像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想来这大概也是他愿意见到的。

不是题外的题外话

看了高迪的主要代表作，什么是他的风格呢？本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我为他总结了三条：崇尚自然，以人为本，和不惜工本地追求完美。

不知在高迪以前的建筑界有没有仿生学一说。但即使有，像高迪这样把自然奉为圭臬的建筑师恐怕也不多。他的设计中直接从自然界借鉴过来的理念和造型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树木，骨骼，及动物的造型等。对爬行类的动物，如蛇（龙），蜥蜴，及乌龟（虽不是爬行类亦不远矣）更是情有独钟。他在设计中从不用直线，这也是他崇尚自然的体现之一，因为他认为在自然界不存在直线 （“The straight line does not exist in nature”）。他又是环保的身体力行者。无论是采光、通风、或是保持室温，他都是以接近自然为要素。

尽管高迪的设计理念不同凡响，美学追求不落窠臼，可是他在设计民居时，第一诉求一定是居住者的舒适和感受。如前所述，他在门窗把手和座椅上为腰部设计的突起这样的细节上，都是处处为使用者着想。在墙面上瓷砖色彩的深浅和不同楼层窗户的大小的选择上，都考虑到居住者视觉上的舒适。他考虑到人们在上楼和下楼时所需助力的不同，为向上走的楼梯和向下走的楼梯设计了不同的扶手。在巴特罗之家和米拉公寓，还陈设着高迪设计的家具，无不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高迪是幸运的。他好像不必在意实现他的设计的费用问题。尽管是外行，我们都能看出他所设计和建造的，无论是教堂还是民居，一定是所费不菲。如在奎尔公园中他用石块砌成的行道树。他在建造圣家大教堂东门的塔楼时，原先已经修建的塔楼是有棱的。因为不合他意，就全部推到重来，建成了现在这样圆锥形的。他为民居所设计的门窗，如我们在巴特罗之家所见，美则美矣，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没有一扇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标准件。如果想要用高迪的设计，来实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社会理想，恐怕是行不通的。不过也正因为不可重复，他的作品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就不再是建筑物，而是艺术品了。因为只有原创的和唯一的，才能被称为艺术品。留下这样的艺术品在人间，就成了高迪的使命，而有缘观赏这样的艺术品，则是我们的造化了。

写到这儿，关于高迪的话题似乎可以打住了。我自己都没有料到我对高迪能有这么多可说的。可是关于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件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值得我稍稍多费点笔墨。我本来以为，以高迪在建筑界的成就，“伟大建筑师”的名分对他来说一定是名至实归，一辈子都被赞美和鲜花簇拥着。看了书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高迪的一生也蛮不容易的。

高迪于1852年六月25日出生于离巴萨罗纳才四公里远的小城Reus一个铜匠的家中。从小受风湿病的侵扰，遵医嘱每天要散步。不料这例行的散步最后却成了他骤然离世的原因。1869年，他离家到巴萨罗纳读中学并建筑学院，从此巴萨罗纳就成了他事业的中心。在学校里，他像所有的天才那样偏科偏得厉害，在有些科目里出类拔萃，可是在拼写和制图上却表现不佳。而且他对老师有点桀骜不羁，常常挑战教授的权威。以致有些教授不能断定他到底是疯子还是天才。从建筑学院毕业后，他在各个建筑事务所打工。其中就有后来圣家大教堂第一任建筑师Villa。1878年，高迪时来运转。他设计的一个陈列橱在巴黎的一个展览上被奎尔慧眼识珠看中。奎尔一定要见设计师本人。结果是两人相见恨晚，开始了高迪和奎尔一辈子的友情和合作。

除了自己对高迪无条件信任，奎尔更把高迪带进了巴萨罗纳上层社会的圈子，给他带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可是可能是观念太超前，也可能是同行相轻，高迪的作品在巴萨罗纳建筑界和舆论界引来一片讥讽嘲笑。当他为奎尔建造的一栋房子的地下室完工时，报上报道说是巴比伦的废墟在巴萨罗纳被发现了。当他完成了另一栋私宅时，报上登了这栋房屋的照片并两位居民的对话：“哦，这看着像一座监狱。” “不，这是一位绅士的住宅。”米拉公寓施工期间，报上的评论和漫画把它比作齐百林飞艇停机库，复活节的蛋糕，或地震后的废墟。曾被我腹谤过的锻铁的阳台栏杆也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说高迪是不是把在车祸中被扭曲的铁轨用来装饰阳台了。甚至对我们现在叹为观止的圣家大教堂，当时的人们也是颇有微词。报上的漫画讽刺说，圣家大教堂之所以没有被拆毁，是因为它还没有建成。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徒，高迪每次接受客户订单前都要向圣母玛利亚祷告。一位报纸的评论人刻毒地写道：“对巴萨罗纳建筑界不幸的是，圣母玛利亚每次都要他接单。” 对高迪的批评甚至还超出了国界。远至美国，有人在纽约的报上说，巴萨罗纳正成为“一位加泰罗尼亚建筑师恶梦的牺牲品”。甚至法国总理，在他从非洲回法国的途中经过巴萨罗纳时看了米拉公寓后评论说；“可怕之极！他们在巴萨罗纳为恐龙建造住所。”

面对冷嘲热讽，高迪拒绝从他的美学理念上退让半步。当别人批评他的设计时，他反唇相讥：“我的设计不是为了取悦于你。” 奎尔更是力挺。一次有人对高迪的作品稍有微词，奎尔马上说：“现在我更喜欢它了。” 尽管如此，这样的批评也让高迪从当时的社交圈里退缩并得了忧郁症。在奎尔公园完工后，他不再接受民居的设计，离群索居，全身心地投入到圣家大教堂的建造。1926年六月12日的下午，他像往常一样从圣家大教堂的工地散步到附近的一所教堂去祷告，不料被一辆街车撞倒了。没有人认出这个衣裳褴褛的老人是巴萨罗纳最著名的建筑师，甚至连出租车都不愿载他去医院。到了医院也没有及时抢救。当人们认出他要把他从贫民病房里搬出来时，他执意不肯。他说：“我属于穷人。” 三天后，他死了。得到了教皇的特许，高迪下葬在圣家大教堂的地下室。几乎巴萨罗纳全城的人都来给他送葬，送葬的人有几英里长。人们称他是“最有独创性的建筑师”， 是“加泰罗尼亚人中的加泰罗尼亚人”。 高迪在世时，现代派的画家达利可以说是他在艺术界仅有的知音，是他把高迪的作品介绍给其他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高迪的风格和作品，是在1929年巴萨罗纳世界博览会之后，才为世人所知。如今高迪去世已有近九十年了，人们从世界各地到巴萨罗纳来瞻仰他手造的教堂和民居，折服于他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更有如我辈，还打算2026年圣家大教堂建成时，重游巴萨罗纳再来瞻仰大师的杰作。不管专家们这么说，至少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心里，高迪伟大建筑师的地位是肯定了的。

从达拉斯飞马德里，再转机到巴萨罗纳，是我们与国内朋友汇合的第一站。马德里的机场很漂亮，尤其是候机楼的顶部。线条明快流畅。只是机场的海关入口处离登机处很远，机场大巴开了好一阵才开到。后来又经马德里机场一次，仍是坐在机场大巴里转了很久。至今没有琢磨出两处的相对位置，何以有这么远的距离。另有两处不同。一是美国机场的指示牌上如果要你往前走的话，用的是一个向上的箭头，可是马德里机场用个向下的箭头。好几次误导我试着找下楼的楼梯。另一处是对登机口的指示不很清楚。比如我们要在59号登机口换乘到巴萨罗纳的飞机。一处指示牌上用箭头指示1至18号登机口向左，19 至50号登机口向右。可是59号登机口呢？语焉不详。心存疑惑向右转，走了一阵，仍是不得要领。硬着头皮再走一段， 才发现是要顺着50 号登机口的方向走得足够远，才看见另一块指示牌，指示说第51 到60号登机口，还得从50 号登机口继续往前走。不明白为什么第一块指示牌上不标明19 到60号登机口右转。

（马德里机场候机楼）

从巴萨罗纳机场打的到入住的Hotel Solvasa Barcelona。 是一家四星级的旅馆。很多西班牙的旅馆把他们的星级标示在旅馆的大门上。不光是好的旅馆，我看见好些一星级和二星级的也是明码示级。我们入住的旅馆不大，可是很干净。设计也别出心裁。七层楼的旅馆围成一个心形。中间是一个很敞亮的空间，做前台和餐厅。有一座玻璃的吊桥把前台和住房部的旅馆房间连接起来。

团队的大部人马要半夜才到，所以我们就先到市里逛逛。出门就看见旅馆附近两座标志性建筑，那栋红的似乎有点不同凡响。随手拍了张照。不为别的，怕在市里迷路，语言又不通，可以借着照片问路找回旅社来。这也是这次学到的教训之一。原以为到了欧洲，英语就可以通行无阻了，（是不是有点沙文主义？）可是在西班牙，要找个说英语的还真不容易。一次在ATM取钱，手续都完成了，可是钱不出来。想找个人问问，从银行分理处的小姐，到Mall的保安，到超市的营业员，竟没有找到一位说英语的。所以要未雨绸缪，预作准备。

（巴萨罗纳街边建筑）

途中经过一片住宅小区，弯进去“社会调查”一番。公寓显得比较老旧，也不甚整洁。在小区中间有为孩子预备的游乐场。不少看着是祖父母级的老人带着孩子在其中滑滑梯，打秋千。很让我想起在上海看到的情景，似乎十分亲切。小区不远有一购物中心，虽不大，却打理得富丽堂皇。在购物中心找到一家中餐馆，就把晚餐给打发了。可能因为地近地中海，海鲜很多，有一道饭，加了不少海鲜烩制。略带酸味，很可口。后来才知道，那是巴萨罗纳著名的海鲜饭。当夜回旅馆无话。

（巴萨罗纳不知名购物中心）

第二天开始了巴萨罗纳的旅游。巴萨罗纳是西班牙第二大城。面积才100平方公里，也就是十公里见方。人口一百多万，是巴萨罗纳省的省会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自治区的首府。西班牙的行政划分，是把全国分为若干个自治区，自治区辖下有若干个省。自治区的自主权很大。照导游小姐的说法，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意识很强，很有自外于西班牙的倾向。自治区的第一官方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也是公立学校授课所用的语言。巴萨罗纳地区的历史沉积厚重，公元前三世纪就有罗马人殖民定居。从公元八世纪被阿拉伯人（摩尔人）占领至公元十五世纪，达700年之久。其间伊斯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冲突一直没有消停过。直到1469年，当时西班牙最强盛的两个王国的国王伊萨贝尔一世和费迪南联姻，击败西班牙南部的最后一个阿拉伯人的格林纳达王国，这才奠定了西班牙国家的基础。而这数千年历史中的每一个过客，都在西班牙的文化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圣家大教堂

到巴萨罗纳旅游，不可能不看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的作品。在巴萨罗纳的两天中，我们参观了高迪设计的圣家大教堂，奎尔公园，米拉公寓，巴特尔之家，深深为高迪天才的想象力所折服。回家后还到建筑学院找来好几本关于高迪的书来看。

高迪的作品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圣家大教堂。圣家大教堂，西班牙文中是“Sagrada Familia,” 不知对应的英文是不是“Sacred Family？” 中文译为“圣家”倒也中规中矩。在这儿，“家”指的是耶稣和圣母。高迪从1883年31岁时从他的师傅Villar接手这个教堂的设计和施工，直至他1926年去世，在这一工程上投注了他的43年的生命。从开工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可是教堂还远远没有完工。教堂是如此高大巍峨，我们是走到教堂东面的小山上，才勉强照到了教堂的全景。照片上所看见的， 只是东门的四座塔楼，有100多米高。按照高迪的设计，在西门和南门都将建有这样的塔楼。十二座塔楼象征基督教的十二使徒，围绕着中间高达170米的象征耶稣基督的主塔楼。可以想见建成后的雄伟。

（ 巴萨罗纳圣家大教堂）

从教堂的东门走进教堂，我们就身处教堂崇拜的中心会堂。第一印象犹如走进了岩石的森林。高迪设计理念的一个特点，就是借鉴自然界中的现有的结构和实物，使他的设计贴近自然。中心会堂的四根柱子，象征着基督教的四大使徒，像是擎天大树的树干，拔地而起，擎起六十多米高的拱顶。越往上，每一棵树干就分出许多枝桠来，科学地分担着拱顶的重量。在照片中可以看见的， 是四根中的两根。

（圣家大教堂聚会厅）

会堂的北面是一座祭坛，正中间是耶稣受难的塑像。上边有一个金色的华盖。据说只有由教皇敕封的教堂才有资格有这华盖。除了北边没有大门，教堂的东，西，南边各有一个大门。门上的雕塑是教堂建筑的精华所在，表现了耶稣生平的三个阶段：诞生，受难和复活。三个门面中，东门和西门似已完工，南门还没有开始动工。

(圣家大教堂内祭坛)

东门的主题是耶稣的诞生。东门上的雕塑全是我们熟悉的圣经故事。在东门正上方雕塑中，约瑟和玛丽亚正照看着圣婴耶稣。在他们左右两边的牛头告诉我们，耶稣诞生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塑像的上边，是奏乐报佳音的天使。塑像左边，是三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没药来朝见圣婴。塑像的右边，是在旷野中听到福音的牧羊人。所有的人物，连同牧羊人背上背的小羊都塑得栩栩如生。

（圣家大教堂东门）

（耶稣诞生在马槽）

（听佳音的牧羊人）

再远去一点，还可以看到有关耶稣诞生的其他故事的雕塑。圣经记载说，“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下面的这幅塑像就是讲述这个故事。罗马兵丁一手持剑，一手托起要被杀害的婴儿。兵丁的脚下，是为孩子哀求的母亲。看着孩子惊恐的面孔，我们似乎都可以听见孩子的哭声。圣经又记载有天使向约瑟显示，告诉他：“起来，带着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下面照片上那组塑像，表现的是约瑟和骑在毛驴上的玛丽亚怀抱着耶稣逃往埃及的情景。稍高处的一个老人和孩子的塑像，不知道是不是表现幼年的耶稣正在向约瑟和玛利亚解释他留在圣殿中是因为他“以我父的事为念？”

（罗马兵丁杀害境内的婴孩）

（耶稣一家逃往埃及）

转到西门，雕塑所表现的主题是耶稣受难。中间大门上方最瞩目的地方，建筑师用简洁的线条勾画出耶稣在罗马总督彼拉多和兵丁逼迫下，在众人的羞辱和唾弃中，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最后在那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场面。又有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信徒们在十字架下悲痛哭泣的情景。在耶稣受难像的左边，有一群人环坐在一间屋子里，垂头丧气。应该是表现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绝望的神情。门外，骑着马的罗马兵丁正配合着犹太人的长老和拉比，搜捕耶稣的跟随者。

（耶稣受难）

在耶稣受难的塑像下方，又有雕塑讲述了两个有关耶稣门徒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左边的是犹大之吻。塑像中，犹大正搂着耶稣亲嘴，藉着亲吻把耶稣出卖给犹太人和罗马的兵丁。在耶稣脚下的石块上，刻着“Mac 14.45，”那是圣经中的马可福音14章45节：“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在耶稣的身边，刻有一个4×4的矩阵。其中填写的数字，无论是按行，按列，按正负对角线相加，或把它分为四个2×2的小矩阵，或取中央的2×2矩阵，四个数字的和都是33，寓意耶稣在世的三十三年。

1 14 14 4

11 7 6 9

8 10 10 5

13 2 3 15

（犹大之吻）

在右边刻的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耶稣遇难的危难中曾三次不认耶稣的故事。背景是那位指认彼得是耶稣门徒的使女。前景中是悲伤哭泣的彼得。如圣经所记，“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虽然只是几笔很简单的线条，却把彼得心中的悔恨表现得惟妙惟肖。使女的身后，是那只让使徒彼得痛哭的雄鸡。

（痛悔的彼得）

东门和西门还有许多圣经故事的雕塑，如最后的晚餐。可惜的是我们参观时，滂沱大雨倾盆而下。不能拍更多的照片。我最想要知道的是建筑师如何表现耶稣被卖那夜的最后的晚餐，如何表现那出卖了耶稣却还问说“拉比，是我吗？”的犹大的嘴脸。这应该是西门雕塑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已经是许多大艺术家包括达芬奇创作的主题，可是用雕塑来表现，圣家大教堂是我知道的第一家。等将来南门关于耶稣复活的雕塑完成了，一定有更多精彩之作。记得前些年在俄国旅游时，所参观的教堂，无论多么古老，一定有大量的关于耶稣生平和旧约故事的壁画和雕塑。导游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圣经不多而文盲很多。除了神职人员，能读圣经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教会用这些壁画和雕塑来向信徒讲授圣经的故事和道理，像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教材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圣家大教堂这本教科书真是编写得太好了。让我在这儿再看上一个星期，我想我都不会觉得厌倦的。

比较一下东门和西门的雕塑，可以看出艺术风格的变化。东门的雕塑比较写实，似以逼真为追求。据说高迪在塑像的时候，极其认真。所有的形象都有模特。甚至罗马兵丁手上的婴孩，都找死婴用石膏做了模特。在高迪的工作室里，有一付悬挂在十字架上的骨骼，是他当年设计和塑造耶稣受难时所用过的。可是当建筑师开始设计西门的雕塑时，他的风格变得抽象而夸张，以传神为目的，似与毕加索的画有相通之处。有书记载说，当高迪1926年去世时，其实连东门都没有完工。所以不知道东门和西门雕塑风格的不同，是因为高迪设计风格的豹变，还是设计另有其人，待考。

教堂已经造了一百多年了，什么时候能造完呢？没有人知道。财务状况是一个问题。教堂从一开始就不是政府工程。建教堂的发起人是巴萨罗纳一位成功的出版商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建教堂的钱全靠信徒的奉献。以致一次大战期间，高迪因为资金紧张而不得不亲自出马，挨家化缘。即使现在的工程款也是依仗奉献和门票。每年的花费在三百万左右。再一个问题就是教堂的设计。不同于其他的建筑师在开工前就有了设计的图纸，高迪作为一位天才，他宁可让设计随着工程的进展而变化。人们说他的第一批设计图与其说是为施工准备的，不如说是传递了他对教堂的抽象的理念，仅是“营造气氛”（atmospheric portraits）而已。他为教堂所做的石膏模型，也在西班牙内战时被破坏了。从高迪起，已有五代建筑师接手主持教堂的设计和施工。如何保持风格的一致，如同高迪从他的老师那里接手时所必须做的，是每一代建筑师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有人估计教堂将在2050年建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是无缘得见的了。但陪同我们参观的导游比较乐观，说是2026年可以建成，那我们还有可能躬逢其胜。尽管按照这最乐观的估计，落成也还有十年之遥，人们已经在为落成典礼而兴奋地期盼。教堂一旦建成的话，可以容纳一万人参加崇拜聚会。并为献堂仪式留下可容1500人的诗班并700人的童声诗班参加的空间。诗班将由7架管风琴伴奏，那必然是“天籁之声”(choirs from Heave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