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人生涯(下)

五 苦中作乐

如果生活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和没有休止的政治学习,在工厂的十年一定是十分难熬的。幸好我有一群情投意合(或臭味相投)的师兄弟们,让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我们一周五天住在厂里,下班后的时间实在难打发。幸好闵行靠近黄浦江。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好去处就是去黄浦江游泳。夏天下班后,一行七八个年轻人,打着赤膊,从农田中穿过走去黄浦江边。蒙头走了一阵,有人提议说,这样走太没意思了,我们唱歌吧。唱什么呢?各唱个的,但是要一起唱。于是有唱“啊,我的太阳”的,有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的,有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有唱“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的。鬼哭狼嚎,肆意汪洋,好不痛快。步行四五十分钟到了江边。浮着待放的粗圆木扎成的木排,成了我们的天然的更衣室。换上游泳裤,跳进江里游了起来。有跃跃欲试要横渡黄浦江的,但我们看着四五百米宽的江面,终究没有敢冒险。这样去江边游了好多次,直到一天有一位船工路过,告诉我们说,从木排上下水是极危险的事。一旦被江水卷入木排底下,就游不出来了。而且沿江几十里都是木排,顺着江水游,也不可能游出来。他说每年把木排拉走时,都会有尸体浮出来。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黄浦江不能游了,我们就找了条十几米宽支流,下班后常去河里扑腾。游着游着就觉得不够刺激了,就从桥上往水里跳。上海郊区的水泥桥大多只有桥面,没有栏杆。所以桥面离水面不甚高,不觉得危险。我们都是城里长大的,也不懂河水的深浅与涨潮落潮有关。一天一位师弟跳进水里,出来时一脸的淤泥,原来是他的脸擦到河底了。这才知道当时正是退潮水浅。以后都是估摸了涨潮的时间去,那时河水满而且干净。要是没算准,碰上落潮了,河水把农村的垃圾都带出来,不时有死狗死猫顺流而下,这都不算是最脏的。其他的就更说不得了。可是依然挡不住我们戏水的热情。后来学心理学,说到青少年期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会有所谓的“百毒不侵幻觉” (Invincibility Fallacy),即以为自己对那些能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致命的危险行为,如吸毒、飙车、无防护性行为等,刀枪不入。我想起我们当年的行为,是不是也是“百毒不侵幻觉”在作祟?

该说一下我们对周围农民弟兄的祸害了。时隔多年,现在想起来仍是心存愧疚。进厂时让我们住在工人宿舍之外的红旗新村书店里,本是厂里因宿舍不够的权宜之计。陆陆续续地,原本住着的六十多人大多都搬进了厂里的工人宿舍。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一帮十几个不愿搬去厂里的宿舍。 虽然住在书店里又冷又潮还没有窗,我们倒觉得这里天高皇帝远,自由自在,任我们胡作非为。

宿舍外边就是菜田,那几年常被我们光顾。尤其是每年蚕豆成熟的四月天, 我们常在夜里去偷摘一些蚕豆,用脸盆煮熟了,稍放些盐。那新鲜蚕豆的鲜美是我离开工厂后就再没有尝过的。除了蚕豆的美味,更让我着迷的是夜访菜地时刺激又略带神秘的气氛。有时我竟忘了此番夜行的目的。静坐在田间,周围是豆苗的清香和朦胧的月色,想象远处闪烁的灯光是驶过船上的渔火。此情此景,像极了鲁迅先生幼时和小伙伴们去看社戏的那个夜晚。只是小说里的阿发大方,因为自家的蚕豆长得好,就让大家偷自家的而不是六一公公家的,我们却是在偷公社的。当然更没有六一公公因为我们夸他家的蚕豆好吃就夸我们“有见识”。

如此多行不义,与农民弟兄起冲突是必然的事。有一次和社员们遭遇上了,差点动起武来。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师弟急中生智:“慢!你们想清楚了。我们有劳保,你们没有劳保!“ 一句话点醒了农民弟兄。是啊,万一武斗受伤,吃亏的可是他们。于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罚我们为他们劳动半天。不想这半天的和平共处就”化干戈为玉帛”,让我们成了朋友。有一位在生产队养鸡场工作的小王一定要跟我学拉小提琴。我居然也教会了他拉“东方红“。

冬季,浦江戏水已不可能,菜地也已经荒芜。我们住的新华书店与外面的天寒地冻只有一层橱窗玻璃相隔,夜里湿毛巾都能冻得站起来。下班后百无聊赖的我们开始赌博。一开始只是我们自己圈子里的几个人赌着玩。玩不多久,我就去机电一局的文艺宣传队了。听说我离开后,因为我们这里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赌博的队伍不断壮大。住在工厂宿舍的工人们也来参加。鼎盛时有师兄弟嚷嚷道:“开两桌! 开两桌!” 那时没有“小赌怡情”一说,赌博就是犯法。终于被厂里觉察,派民兵偷袭,将参赌的人一网打尽。我虽然没有被抓现行,也被从宣传队叫回来参加学习班。

新上任的车间支部书记很宽宏大量,并没有处罚我们。只要我们作了检讨。不过这次被抓赌确实让我回头看看我这些年的变化。从进厂时还略带青涩(即使是七秩老人当年也曾青涩过)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说脏话、偷窃、打群架(和红旗新村的团伙)、赌博的混混。这肯定不是我当年为自己设想过的生活道路。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每念及此,心中常有失落之感。

在工厂的最后几年,我的生活中突然增加了一个亮点。徐汇区工人文化宫成立了一个管弦乐队,每星期三晚上排练。那几年上海(可能全国)拉小提琴的人特别多。一是小提琴便宜,一把学习用琴才二十几块钱。二是因地制宜,便于携带。三是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让人们饥不择食,哪怕只让拉样板戏,也聊胜于无了。我们闵行属徐汇区,一听到成立管弦乐队的消息,我就报名了。一时报名的人还不少,还考了一下,幸好侥幸过关了。也多亏厂里宣传组的头头支持,让我每星期报销一块钱的车钱。每周三下午赶去徐家汇的工人文化宫参加排练,周四回厂上班。从此周三成了我每周扳着手指头盼望的一天。

当时上海有好几个区的工人文化宫都成立了管弦乐团。但是全市水平最高的是“市宫”管弦乐队,即西藏南路上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乐队。听说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给他们上课,这更是让我们梦寐以求想要挤进去。传闻是如果能啃下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就有可能进了。于是莫扎特第三成了我们最热门的曲目。每次周三排练都有让我们自由练习的时间,这时就听见杂乱的乐声中,时不时地飙出一句熟悉的旋律。指挥小周也是内行,不时用指挥棒敲打着谱架嚷道:“不要拉封资修!不要拉封资修!” 直到四人帮倒台,宣传队可能是对宣传的内容不知所措,才停止了活动。

六 再见了,我的工人生涯!

四人帮倒台了,厂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班纪律抓紧了,奖金分级多劳多得了,工作时间不再“坐而论道”了,食堂承包给职工了。我也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学好技术,为四化做贡献了。不料却传来了大学要重新招生的消息。

与农村和农场的同学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不同, 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在厂里引起普大喜奔的反响。即使在可以应试的老三届青工中间,也只是很少人有兴趣。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人对现状很满意,不想再折腾。一位和我同时进厂的66届高中生知道我想报考后对我说,“你考上大学,毕业分配的最好结果也就是上海工矿。我现在已经在上海工矿了。” 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只能说人各有志了。

于是开始了备考的阶段。真是“十年不磨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实是不如人。” 十年没有读书,不说所学的都已抛至九宵云外,就连学习的习惯也没有了。一看书就犯困。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学习资料,复习无从下手。幸好我的狐朋狗党之中,竟颇有几位“不坠青云之志”的有志青年,大家找到一点复习资料就互通有无。如是准备了几个月,就赴闵行中学的考场参加高考。可能是有“我已经在上海工矿”的底牌壮胆,考试时也不觉紧张。不日放榜,我们厂那年一共有五人考上大学,其中竟有四人是出自“新华书店”帮。

现在一说起文革后第一批入学的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是赞不绝口,说是从五百七十万考生中只录取了不到百分之四等等。 对此我一直认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用阮籍的话说,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们七七级高考时的数理化考卷,其简单程度是事后都不好意思亮出来的。所以等到经过正规高中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参加七九级高考,高考就没有老三届学生什么事了。

终于可以上大学了!兴奋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虽没有“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失态,却也是“漫卷铺盖喜欲狂”。但真要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工厂,和朝夕相处的师傅们和师兄弟们说再见,心中却又有一丝不舍之意。好在我凭工龄可以带薪读书,常常还要回厂办事和他们见面。但随着我留校教书,出国留学,在国外定居,我们的人生轨迹是渐行渐远了。

行文至此,我的工人生涯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还有几句题外话要说。近年来,该不该“青春无悔”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争论得不可开交。依我看,这是一个伪命题。“有悔”还是“无悔”的前提,是我们当初的决定,无论是插队、去农场、还是进工矿,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命运强加给我们的。就这个前提而言,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讨论“青春该不该无悔”的资格。当时确有一些同学,满怀理想主义的激情,选择了去最艰苦的农村或农场。听说我们学校六六届高中就有一些同学,把上海工矿的位置留给了班上家里有困难的同学,他们自己一起去了崇明或是奉贤的农场。对这些有献身精神的同学,我至今满怀敬佩之情。我想,他们才是有资格反思当年的选择,以决定该不该“青春无悔”的。 但是对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如果我们当年面前有考大学、进工矿、去农场、插队、和待分配这些选择的话,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选择去我们被分配去的地方呢?至少我不会选择进工矿,即使那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文革时偷看禁书,常为《悲惨世界》和《九三年》中的小人物掩卷长叹。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动荡流离颠沛,卷入了他们本无意卷入的时代的风潮中,从而演绎出雨果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我特别记得斯汤达笔下的于连在狱中回顾一生时用到的一个比喻: 一个猎人为追逐猎物在林中奔跑,无意间踢翻了一个蚁巢。猎人并不为此停下或放慢脚步,可是对蚁巢中的每一只蚂蚁,这一脚却是滔天大祸,它们的“蚁生”因此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有幸(抑或不幸)生长在文革时期,我们就如蚁巢中的蚂蚁。我们的人生被文革改变,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那“猎人的一脚”啊!可叹的是,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我们还没有等到像雨果、斯汤达那样的如椽大笔,记下大动荡中小人物的命运。既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关于 红雨

1985年自上海来美国求学。1990年毕业后到德州理工大学任教。2020年退休。现居美西华盛顿州。爱好音乐、读书、旅游、运动。偶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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