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各位有没有同感，在对五十年前的文革的回忆热潮中，参与最多的是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农场的也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当年分配到工矿的学生们写的文章。这很可能是我们这些当年分配到工矿的幸运儿对我们的同伴们心存愧疚吧。当他们在艰苦的农村或农场受苦受难时，我们待在城里，不用日晒雨淋，工作的环境和农村有天壤之别。并且可以经常回家，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可是，如果我们不把那几百万“幸运儿”在那十年中的生活和工作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对文革的记录将是不完整的。所以我想把自己在工厂的十年写下来，也算是拾遗补漏吧。
我的工厂
1968年十一月，我被分配到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上海重型机床厂。工厂地处上海西南郊的闵行工业区二号路，也叫银川路。闵行是当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业区，过万人的大厂就有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锅炉厂四大金刚。我们的厂才一千多人，在闵行只能算是小厂。与我们毗邻的是上海锅炉厂和锅炉研究所，另一边是上海钢门厂，顺理成章地被师傅们叫做上海屁眼厂。我们进厂时，厂里有七个车间。第一、第二车间是产品车间，第一车间造C6100车床，是个几十吨的大家伙。第二车间造C630，可以加工直径630毫米的工件。虽然不如C6100大，也是个几吨重的机床。其余的都是辅助车间，如齿轮车间，工具车间，热加工车间等 ，都是为第一第二车间服务的。另有一个四车间是军工车间，常年为越南生产大口径的炮筒（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中国版的105 榴弹炮），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听工人师傅说，本来我们厂也是和“四大金刚”同样身量的万人大厂。可是刚造完第一车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援了。本来的一个车间就成了重型机床厂。尽管如此，工人师傅们却对自己的厂非常自豪。他们最讨厌别人把我们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混为一谈。一旦有人问，“你们就是那个有万吨水压机的厂吗？” 师傅们会说：“阿拉是伊拉格爷!” （上海话”我们是他们的爹。”） 师傅们说，制造机床的加工精度是以”丝“（1/100毫米）为单位，比制造机器的加工精度高得不可以道里计。只有我们造出了重型机床，他们才有可能制造重型机器。所以我们和重型机器厂之间是父子关系。可惜的是，我在厂里工作了十年，这个”爷”也不是个合格的“爷”。我们造的C630一直是等外品，从来没有合格过。不过在计划经济下，国家包产包销，厂里从来没有为等外品卖不出去担心。所以几十年了，也没有费心提高质量。
厂的对面是红旗新村，是厂里职工的生活区。厂里的职工如果已经把家安在闵行的，厂里给分配公房。另有一栋五层楼的工人宿舍，供单身或家在上海市区的工人们居住。虽然从闵行到徐家汇才三十多公里，那时从上海到闵行可不容易，开车要一个小时。公交车只有一条徐闵线。要先从我们厂坐徐闵支线到闵行老街，才能转乘徐闵线到徐家汇。车资四毛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所以大部分工人都是住在厂里的宿舍。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班多做一个小时，星期一上午和星期六下午就可以不用上班。厂里的大卡车装上了篷，称“大篷车”。周一早晨把我们拉回厂里，周六把我们送回上海，停徐家汇，静安寺，和人民广场三站。我们厂区之外，就是农田了。记得是颛桥人民公社。农村包围城市，磕磕碰碰是少不了的。工农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且待后述。
说“人心不足得陇望蜀”真是一点不假。在学校等待分配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分配到工矿，随便什么工厂都可以。待到分进了工厂，工种的好坏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机床厂的工种，技术含量区别很大。这可以以一个工种的最高级别来衡量，有点像是围棋的段数。钳车铣镗电，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最高可以有八级。操作刨床钻床的工人和漆工，最高可以到六级。最差劲的是开天车（又称行车）的行车工和地面辅助工，最高只有四级。辅助工的主要职责是把加工零件从一处搬运下一处，有时凭体力，有时辅助天车吊送。辅助工还要干些车间里其他工人不愿意干的话，如清理机床下面的铁屑，或是帮女工们把她们搬不动的零件搬上搬下机床。如果看过电影《桃李劫》，那里面的落魄书生所干的就是辅助工的活儿。厂里大部分的辅助工是1958年大跃进时由上海的三轮车工人转业来的。没有技术，在厂里地位低。唯一的好处是没有学徒期。当其他技术工种的学徒们拿十七块五毛的月薪时，当辅助工就领每月三十六块的“正式”工资了。但我们当时最怕的是分配去当辅助工。刚进厂的学生们，既然求学无门，总想着能学一门技术。并不很看重那点经济上的好处。
在底层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熬过了两个星期的新工人培训，我们被分配到各自的车间和工种。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被分到生产C630车床的第二车间当辅助工。一起分去当辅助工的有七人，就我一个高中生，其他六位初中生就尊称我一声“老师兄”。 这个称呼竟跟了我十年。苏联援建的这个庞大的车间分为六“跨”。跨与跨之间并没有墙隔开，但每跨都有天车, 辅助工就在地面协助行车吊送工件。我们第二车间占了二跨和五跨。车床的零部件在五跨机加工后，运到二跨的总装小组，由钳工师傅们把它们组装起来，从我们这儿出厂。我和一位师弟分到车间的总装小组。到总装小组报到后，我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人生涯。
都说第一印象是最难磨灭的，此话不假。时过近五十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工人的头几个星期。与其说一切是新鲜的，不如说一切是让人震惊的。在工厂里所看到的，和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和所预期的相差太远。在学校里我们被教导说，工人阶级在摧毁旧世界的同时，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得到的却是一个崭新的新世界。所以他们是最大公无私、最有纪律性的。可是我们在厂里看见的，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厂里规定我们班组是十一点半吃午饭，四点半下班。可是常常在规定时候的半小时前，师傅们就开溜了，班上就只剩下我和师弟。最守纪律，靠读报纸打发这没活干的时间。当然，要不了多久，我们也就入乡随俗了。厂里的浴室每天早上十点在大池里换干净的热水，师傅们常常就在那前后溜出去洗澡。工人们都干私活。 我们班组的钳工师傅们，利用自己的心灵手巧，给自己或女朋友做各种生活用品。当时最时兴的是做开啤酒瓶的扳子和煤油炉。师傅们用不锈钢锯出自己设计的开瓶器，最热门的是美女的侧面头像，那波浪形的长发翘起来的部分就用来开酒瓶盖。再用钻床在磨光的扳手上磨出螺旋状的花纹，真是件艺术品。煤油炉对住集体宿舍的工人们是很用的着的。一般师傅们做八根芯的煤油炉，手巧的师傅做十二根芯的。下面是一个盛煤油的罐子，连着八根或十二根管子，管子中有棉纱的穗子，把煤油吸上来。调节棉纱穗子的长短就能控制火势。管子顶部是放锅子的一个圆盘，制作十分精巧。班组几乎每个师傅都做。材料当然是就地取材。用师傅们的话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最让我们不习惯的，是师傅们对两性关系的公开的热烈的兴趣。尤其是我们所在的全是和尚的钳工班组，师傅们津津乐道起来更是肆无忌惮。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词汇和联想力异常丰富，几乎能把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任何事情和性联系起来。常让我们这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不知所措。一位师傅看出了我们的窘迫，告诉我们说，“阿拉是‘一天不谈R，日子过不完。一天不谈B，太阳不落西’。” 耳濡目染，我们不久也出口成“脏”，念三字经口无遮拦。只是一直没有学到像师傅们在这个题目上那么健谈而已。
说了这些，不是对工人师傅们的批评。只是要告诉各位在从学堂到社会、从书本到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所经历的心理冲突。事实上，和师傅们处久了，我是越来越喜欢他们，视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和我更是心无芥蒂无话不可谈。比如我曾问起过师傅们什么时候是他们过得最顺心的时候。这在当时可是个敏感话题。可是一位钳工师傅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生活最顺心的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那几年。老板生意好做，工人也就赚得多。公私合营后就不行了。我问他，“老板不剥削你们吗？” 他说，“你有本事老板巴结都来不及，哪里敢得罪？” 我想可能因为他是技术大拿，感受不同于底层的工人。于是又问一位以前蹬三轮转业当辅助工的李师傅。他的答案是一样的。以前自己有三轮车，早上起来先美美地吃过大饼油条豆浆再出工，开工收工全在自己。不想干了找个阴凉地方，草帽遮颜打个瞌睡，很像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他也说，行业合作化后收入少得多。再转业进了厂当了产业工人，名气虽是好听了，可是一个月才赚五六十块钱，生活远不如前了。这些话，若不是和我推心置腹，师傅们是不会说的。这又让我想到，如果进厂是为了让我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的话，那这再教育的宗旨和结果真是背道而驰了。
师傅们大多很直爽，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大多念书不多，却对我们这样的半吊子的“知识分子”爱护有加。知道我想念书，在厂里这些年里一有机会， 他们就推荐我去念书。虽然没有成功，我对他们一直是心存感激。离厂以后。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一直到我出国。后来回国还去看望过他们。
我所在的总装班组，负责把经过机床加工的零件组装起来。咋一听，零件都加工过了，这道工序应该不难。但这却是最费力的一道工序。简单地说，一台车床由一个车头箱，一个床身，和大中小三块拖板组成。车头箱产生动力旋转加工部件，车身让刀具沿床身的轨道移动切削加工零件，大拖板管刀具的横向运动，中拖板管纵向运动，小拖板管斜向运动。所有这些拖板之间及拖板与床身的接触面，无论机加工多么精细，都达不到设计的精度和对接触面的要求，都需要钳工师傅用手工精雕细琢。加工靠的是钳工师傅手上一把“飞刮刀”。现在想来，所谓“飞刮”，很可能是“Fit刮”。钳工师傅以前被称为“外国铜匠”，是中国第一代接触外来机器加工业的工人，所以在他们的专业术语里有很多英文单词。飞刮刀的功能，就是让两个零件的表面Fit得好。
师傅们用一把锉刀（最好是瑞士产的，钢火好）送到锻工车间，锻打成一根约50 厘米长、2厘米宽、2毫米厚的钢条。锉刀的手柄部装上圆形的柄， 就成了飞刮刀。虽说叫“刀”，但顶部平钝。师傅们把圆柄抵住大腿根，双手握紧刀柄，硬是一刀一刀地用下半身的力量把铁屑从铸件的表面铲下来。确是个力气活。年长日久，他们大腿跟处都磨出茧子来。师傅们还用飞刮刀在车床轨道上雕出花来。在推动飞刮刀的同时，一手稍稍用劲一扭动，就在轨道上留下漂亮的花纹。有波浪形的，有燕子形的。这些花纹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有储油的功能，以润滑拖板在车床轨道的移动。一到总装班组，我和师弟就为这飞刮的技术迷住了，一有空就练习。没多久就学会了，上手干了起来。有人帮着干活，师傅们何乐而不为，放手让我们飞刮并在床身上雕花。
怎么知道两个平面fit得好不好呢？师傅们在铲过的铸件接触面上涂一层用油和红色粉末混合成的“红菱粉”，然后让两个平面摩擦。摩擦十几下后取下，接触面呈黑色。师傅们用飞刮刀把黑色的地方铲去，涂上红菱粉，再摩，再铲。刚开始学飞刮的时候，师傅们对我们说，“一直铲，铲到看不到黑色了，就好了。” 我们铲了才知道，黑色的部分是高出平面的部分，把高出的部分铲去了，接触面就增大了，黑色的部位更大了。就这样，越铲黑色的部位越大。几个或十几个回合下来，拖板的接触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绿豆大的黑点。黑色部分呈点状接触，红色不接触的地方储油，这是平面接触的最佳状态。看着真令人悦目赏心。时至今日，我仍是不能忘怀每次努力之后看到这样理想状态的满足感，
作为辅助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师傅们飞刮时，帮他们摩擦机件平面，做出黑点来。这事听来轻松，可是一块大拖板一百来公斤，用行车吊起，放在床身上后，我和师弟一人一边，要在车床身上来回拉十几次，再用行车吊下，才能让师傅铲一次。如此反复，直到接触和精度都达到要求。这时候钳工师傅的水平就显出高低来了。这大拖板和床身有两个接触面。一个是平面的，很容易搞定。 另一个是三角形的，有两个棱面。师傅们不但要让这些棱面和床身有最佳接触状态，而且要用这两条棱面调节拖板与车头的轴向平行度。水平高的师傅兼顾两个目标，几个回合下来，接触面好了，平行也校正了。水平差一点的只能顾一头，而且校正平行度时不是不足就是过头，来回折腾，要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上下，才能完成一台。
那时全国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大庆的精神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后来改良了的口号。）遇上行车出了故障或一时调度不过来，有些爱咋呼的钳工师傅就嚷嚷道，“扛起来！扛起来！” 于是我们就要把几十公斤重的拖板搬上床身，拉过后再扛下来让钳工师傅飞刮。
总装班组的工作还有个特点，忙闲不匀。月初的时候零件都还在机加工阶段，钳工师傅们基本没活干，我们辅助工则要抽调到车间的其他班组帮忙。从月中开始，零件逐渐送到，我们就开始忙起来。到月底那几天，更是忙得人仰马翻。用师傅们的话说，“来月经了。” 五六位师傅同时飞刮，我们从早上七点半上班直到下午四点半下班，马不停蹄地又走又拉。那时若有手机记步，一天起码几万步。下班时累得只想躺下。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这时才领会那是什么感觉。
厂里还不时搞“会战”，要求车间为政治原因提前完成生产任务。记得为庆祝中共九大的召开，厂里要求各车间提前半个月完成当月任务，于是加班加点。二十四小时不睡是最起码的。我那次是四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车间的最高记录是五十三个小时不睡。其实这样的会战除了打乱生产秩序，对提高生产效率没有一点意义。本月的生产任务完成了，下个月的零件加工还没有开始。下游的工序，如我们总装，只能干等。
文革期间，工厂的管理混乱，安全教育形同虚设，安全生产更是各凭运气。小工伤是时有所闻，大家也不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出了大事。
那天上班，我们辅助工班组按惯例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敬祝“万寿无疆”后，大家就各就各位了。我刚到二跨，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就听见有工友喊，“五跨出事了！五跨出事了！” 我连忙赶过去，受伤的工友正被抬出去，是同时进厂的师弟辅助工小姚。那天小姚要起吊一个一吨重的床身，他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在他的一边是垒到齐胸高的三个床身，另一边是一个单放的床身，他站在两者的中间。开行车的女工有近视，可是不爱戴眼镜，模糊操作。这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她一面把行车开到要吊起的床身的上空，一边往下放吊钩，吊钩上还挂着用来挂住工件的钢丝绳挂钩。这又是两个致命的错误：吊钩应该在前一天下班时取下，而且她应该到了吊件上空才下放吊钩。所有这些错误凑在一起，惨剧发生了。钢丝绳下端的挂钩正钩住了垒起的最上面那个床身的边沿， 把床身拉了下来。小姚见势不好，连忙想从另一边那个单个的床身上跨出去。一条脚跨过去了，另一条脚没来得及，被滑下的床身在单个床身的床沿上切断了，只有皮肉连着。
工友们抱起小姚往外跑。一位托着断腿的工友小李突然发现他手中的腿可以任意转动，吓得几乎昏厥过去。大叫道，“接一把，接一把。我不行了。” 其他人接了过来，到车间门口，正好有一辆外厂送货来的三轮摩托，载上小姚直奔闵行中心医院。自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陈中伟医师为工人王存百成功施行断肢再植手术，人们遇到这样病例的第一反映是快送六院。正好当时进驻六院的”工宣队“是我们厂派出的，所以小姚马上被转去了六院。
医院一开始的决定是截肢。因为小腿的一截被碾碎了，即使能接上，两腿的长短会有十几厘米的差距，不会有实际的功能。可是工宣队的意见是尽力抢救。最后提高到对阶级弟兄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的高度，医生们自然无话可说，做了断肢再植的手术。当晚，我们都在车间等消息。八点左右，厂广播室的高音喇叭响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姚的腿经过六个小时的手术，已经成功地接活了。断肢有体温了！” 车间里是一片欢腾。却不知道这是小姚噩梦的开始。
断肢虽然接上了，但是中间被碾碎的那段却怎么也长不起来。医院的治疗方案是“挖肉补疮”。在小姚的肚子上缝出一条肉，几次手术后把它移到腿上，补到伤口上去。小姚后来告诉我们，他为了这个方案做了十次手术，可是最后失败了。小姚是痛不欲生，要求截肢。可是现在是医院不同意截肢了，因为再植手术没有完全失败，接上的脚仍有血液循环。几经交涉，最后还是工宣队开后门，把小姚转回到闵行中心医院做了截肢手术。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神色凄惨地说，“我的脚埋在医院的后花园里。”
回想起来，我也有过两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次发生在车床出厂前作最后检验的时候。有一个要检验的精度是中拖板和车头的垂直度。在车头上旋上一个圆形铁饼，检验师傅从铁饼的边缘切割到圆心，误差不能超过七丝。铁饼很重，装上卸下都是靠行车。卸下时，我们辅助工先用一根钢丝绳把铁饼吊紧了，检验师傅让车头反转，把铁饼松下。钢丝绳的松紧靠我们辅助工决定。这钢丝绳由细钢丝编成，中间有一条浸了油的棉纱芯条。我的辅助工师傅告诉我，如果钢丝间有油珠沁出，说明钢丝绳太吃重，要断。那天我帮着检验师傅卸铁饼。我觉得钢丝绳已经紧了，就示意开行车的师傅停车。可是她可能出于习惯性动作，又往上提了一次。我看着有油珠从钢丝间沁出，暗叫“不好”，连忙把头一歪。小拇指粗细的钢丝绳被拉断了，抽打在我的右耳和背上，把耳朵打出血来。幸好无大碍。
又有一次，我和师弟帮一位镗床师傅上一个大工件。我犯了和小姚同样的错误，站在两个工件之间。正常的操作是我们指挥行车开到工件的正上方，把钢丝绳末端的钩子挂在工件上后，才指挥起吊。那天开行车的师傅性急，我们刚挂上钩子，行车还没有调整到工件的正上方，她就把工件提了起来。那几百公斤的工件如秋千一般向我撞来。工件很长，已经来不及跑出去了。我一时“狗急跳墙”，跳到那吊起了撞过来的工件上。“咣”的一声巨响，车间里师傅们都把机床停下来，跑来看出了什么事。开镗床的师傅是我们篮球队长，一把抱住我的腿：“老师兄啊，两条腿差一点就报销了。” 我的师弟则指着脸色吓得煞白的行车师傅，破口大爆三字经。
在厂里这十年，皮开肉绽的，伤筋动骨的大大小小的工伤见了不少。我离开工厂后，我熟识的一位镗床师傅戴着手套操作，手套被卷入刀具，被从镗床一边甩到另一边摔死了。他的妻子也因此精神失常。这些经历，让我至今对造成工伤的潜在因素心有余悸。有时在电视剧中看到女工们梳着长辫子操作车床，我就会联想到头发卷入车床，头皮被拉下的惨烈场景而不忍卒睹。
